再版後記

《蒲橋集》能夠再版，是我沒有想到的。去年房樹民同誌跟我提過一下，說這本書打算再版，我當時沒有太往心裏去，因為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不料現在竟成了真事，我很高興，比初版時還要高興。這說明有人願意看我的書。有人是不願意有較多的人看他的書的，他的書隻寫給少數有高度藝術修養的人看。日本有一位女作家到中國來，作協接待她的同誌拿了她的書的譯本送給她，對她說：“很抱歉，這本書隻印了兩千冊。”不料她大為生氣，說：“我的書怎麽可能印得這樣多！”她的書在國內，最多的隻印七百本。中國古代有一個文人，刻了集子，隻印了兩本。我沒有那樣的孤高。當然，我也不希望我的書成為“暢銷書”。

讀者不會是對我一個人的散文特別感興趣，我想這是對散文的興趣普遍地有所提高。這大概有很深刻、很複雜的社會原因和文學原因。生活的不安定是一個原因。喧囂擾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變得很浮躁，很疲勞，活得很累，他們需要休息，“民亦勞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點清涼，一點寧靜，或者像我以前說過的那樣，需要“滋潤”。人常會碰到不如意的事。有不如意事，便想尋找可與言人。他需要找人說說話，聊聊。聽人說說，自己也說說。我始終認為讀者讀文章，是參與其中的。他一邊讀著，一邊自己也就隨時有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看法。閱讀，是讀者和作者在交談。當然，散文的作者最好不是“語言無味，麵目可憎”的角色。也許這說明讀者對人，對生活，對風景，對習俗節令，對飲食，乃至對草木蟲魚的興趣提高了，對語言，對文體的興趣提高了，總之是文化素養提高了。果真是這樣，那麽這才是真正值得高興的事。

上個月，有一個很年輕的從上海來的女編輯來訪問我。她說我是文人文學或學者文學的一個代表。這大概是上海文藝界一部分同誌的看法。在北京，我還沒有聽到有人這樣說過。過去我隻知道有“學者小說”、“學者散文”，還沒有聽說過籠統的“學者文學”。“學者小說”是小說中的一支，作者大都是大學教授，故亦稱教授文學。這類小說的特點是在小說中談學問，生活氣息較少，不用方言俗話，語言講究而往往深奧難懂。海明威、福克納、斯坦因貝克……的小說是不能叫做“學者小說”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大概可以算是“學者小說”。那是我讀過的最難讀的小說。我的小說大概不是“學者小說”。“學者散文”的名聲比“學者小說”要好一些。英國的許多Essay都是“學者散文”。法布爾的《昆蟲記》可以說是“學者散文”，因為談的是自然科學而文筆極好。中國的許多筆記，是“學者散文”，魯迅的《二十四孝圖》是“學者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學者散文”。朱自清的《論雅俗共賞》等一係列論學之作，都可作很好的散文來讀。“學者散文”在中國本來是有悠久傳統的，大概在四十年代的後期中斷了。唐弢同誌在十多年前就說過中國現在沒有“學者散文”，以為是一缺陷，這是具有曆史眼光的見識。我願於此少留意焉，然而未能至也。我沒有學問。近年來我痛感讀書太少，不係統，沒有精思熟讀，隻是雜覽而已，又不做劄記，看過便忘。有時為了找一點材料，翻箱倒櫃，好不容易找到了，有用的不過是兩句，真是“所得不償勞”。有時想用一個成語，一個典故，大體的意思是知道的，但是這出於何書，這句話最初是誰說的，就模糊了，正如宋朝人所說：“用即不錯，問卻不會”。——連這句話是誰說的，我也記不清了，大概是洪邁。我倒樂於接受“學者散文作家”這樣一個桂冠的，可惜來不及了。我已經七十歲，還能讀多少書？

我在這本書的自序裏強調了散文接受民族傳統，這是不錯的。但我對新潮或現代派說了一些不免輕薄的話。我說：“新潮派的詩、小說、戲劇，我們大體知道是什麽樣子，新潮派的散文是什麽樣子呢，想象不出。新潮派的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到了他們寫散文的時候，就不大看得出怎麽新潮了，和不是新潮的人寫的散文也差不多。這對於新潮派作家，是無可奈何的事。”最近我看了兩位青年作家的散文，很湊巧，兩位都是女的。她們的散文，一個是用意識流的方法寫的，一個受了日本新感覺派的影響，都是新潮，而且都寫得不錯。這真是活報應。本來，詩、小說、戲劇都可以新潮，唯有散文不能，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這反映出我的文藝思想還是相當的狹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我想和我一樣狹窄的人，甚至比我還狹窄的人還有。在文藝創作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誰也不要以權威自命。不要對自己看不慣，不對自己口味的作品隨便抓起朱筆，來一道“紅勒帛”，“秀才辣，試官刷”。至於有的把一切現代派、新潮的作品，無論是詩、小說、戲劇一概視為異端，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大人物，則宜另當別論。

校閱了一遍初版本，發現錯字極少，這在目前的出版物中是難得的。於此，我要對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潘靜同誌，責任校對馬雲燕、華沙同誌深致謝意。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