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
初中全名是高郵縣立初級中學，是全縣的最高學府。我們縣過去連一所高中都沒有。
地點在東門。原址是一個道觀，名曰“讚化宮”。我上初中時，二門楣上還保留著“讚化宮”的磚額，字是《曹全碑》體隸書，寫得不錯，所以我才記得。
讚化宮的遺物隻有：一個白石砌的圓形的放生池，池上有石橋。平日池幹見底，連日大雨之後有水。東北角有一座小樓，原是供奉呂祖的。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呂祖樓的對麵有一土阜。阜上有亭，倒還結實。亭子的牆壁外麵塗成紅色。我們就叫它“小亭子”。亭之三麵有圓形的窗洞。拳起兩腳，坐在窗洞裏，可以俯看牆外的土路。小亭之下長了相當大一叢紫竹。紫竹皮色深紫，極少見。我們縣裏好像隻有這一叢紫竹。不知是何年，何人所種。小亭子左邊有一棵楮樹，我們那裏叫“殼樹”。楮樹皮可造紙，但我們那裏隻是采其大葉以洗碗。因為楮葉有細毛，能去油膩。還有一棵很奇怪的樹，叫“五穀樹”，一棵結五種形狀不同的小果子，我們家鄉從哪一種果子結得多少，以占今年宜豆宜麥。
初中的主要房屋是新建的。靠南牆是三間教室，依次為初一、初二、初三，對麵是教導處和教員休息室。初三教室之東，有一個圓門，門外有一座樓，兩層。樓上是圖書館，主要藏書是幾櫥萬有文庫。樓下是“住讀生”的宿舍。初中學生大部分是“走讀”，有從四鄉村鎮來的學生，城區無親友家可寄住，就住在學校裏，謂之“住讀”。
初中的主課是“英（文）、國（文）、算（數學）”。學期終了結算學生的總平均分數，也隻計算這三門。
初一、初二的英文沒有學到什麽東西，因為教員不好。初三卻有一門奇怪的課：“英文三民主義”。不知道這是國民黨的統一規定，還是我們學校裏特別設置的。教這一課的是校長耿同霖。耿同霖解放後被槍斃了，不知道他有什麽罪惡，但他在當我們的校長時看不出有多壞。他有一個習慣，講話或上課時愛用兩手抹煞前胸。他老是穿一件墨綠色的毛料的夾袍。在我的想象裏，他被槍斃時也是穿的這件夾袍。
初一、初二國文是高北溟先生教的。他的教學法大體如我在小說《徙》中所寫的那樣。有些細節是虛構的，如小說中寫高先生編過一本《字形音義辨》，實際上他沒有編過這樣一本書，他隻是讓學生每周抄寫一篇《字辨》上的字。但他編過一些字形的歌訣，如：“戌橫、戍點、戊中空”。《國學常識》是編過一本講義的，學生要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他講書前都要朗讀一遍。有時從高先生朗讀的頓挫中學生就能體會到文義。“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他講書，話不多，簡明扼要。如講《訓儉示康》：“……‘廳事前僅容旋馬’，閉目一想，就知道房屋有多狹小了。”這使我受到很大啟發，對寫小說有好處。小說的描敘要使讀者有具體的印象。如果記錄廳事的尺寸，即無意義。高先生教書很嚴，學生背不出書來，是要打手心的。我的堂弟汪曾煒挨過多次打。因為他小時極其頑皮，不用功。曾煒後來發憤讀書，現在是著名的心髒外科專家了。我的同班同學劉子平後來在高郵中學教書，和高先生是同事了。曾問過高先生：“你從前為什麽對我們那麽嚴？”高先生歎了一口氣，說：“我現在想想，真也不必。”小說《徙》中寫高先生在初中未能受聘，又回小學去教書了，是為了渲染高先生悲愴遭遇而虛構的，事實上高先生一直在高郵中學任教，直至壽終。
教初三國文的是張道仁先生。他是比較有係統地把新文學傳到高郵來的。他是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的。我在寫給張先生的詩中有兩句：“汲源來大夏，播火到小城”。一九八六年，我和張先生提起，他說他主要根據的是孫俍工的一本書。
教初二代數的是王仁偉先生。王先生少孤。他的父親曾遊食四方。王先生曾拿了一冊他的父親所畫的冊頁，讓我交給我父親題字。我看了這套冊頁，都是記遊之作。其中有驢、騾、駱駝，大概是在北方的時候多。王先生學曆不高，沒有上過大學。他的家境不寬裕，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還要在家裏為十多個學生補習，夠辛苦的。也許因為他的脾氣不好，多疑而易怒，見人總是冷著臉子。我的代數不好，但王先生卻很喜歡我。我有一次病了幾天，他問我的堂哥汪曾浚（他和我同班）：“汪曾祺的病怎麽樣？”我那堂哥回答：“他死不了。”王先生大怒，說：“你死了我也不問！”
教初三幾何的是顧調笙先生。他同時是教導主任。他是中央大學畢業的，中央大學是名牌國立大學，因此他看不起私立大學畢業的教員，稱這種大學為“野雞大學”，有時在課堂公開予以譏刺。他對我的幾何加意輔導。因為他一心想培養我將來進中央大學，學建築，將來當建築師。學建築同時要具備兩種條件，一是要能畫畫，一是要數學好，特別是幾何。我畫畫沒有問題，數學——幾何卻不行。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多工夫，沒有效果，歎了一口氣說：“你的幾何是桐城派幾何！”桐城派文章簡練，而幾何是要一步步論證的，我那種跳躍式的演算，不行！顧先生走路總是反抄著兩手，因為他有點駝背，想用這種姿勢糾正過來。他這種姿勢顯得人更為自負。
教美術的是張傑夫先生。“夫”字的行草似“大人”兩個字合在一起，學生背後便稱之為“傑大人”。他不是本地人，是鹽城人，上海藝專畢業。他畫水彩，也畫國畫。每天寫大字一張，臨《禮器碑》。《禮器碑》用筆結體都比較奇峭，高郵人不欣賞。他的業績是開辟了一個圖畫教室，就在呂祖樓東邊的一排閑房裏。訂製了畫架，畫板（是銀杏木的）。我們這才知道畫西洋畫是要把紙釘在畫板上斜立在畫架上畫的（過去我們畫畫都是把紙平放在桌子上畫的）。三年級以後，畫水彩畫，我開始知道分層布色，知道什麽叫“筆觸”。我們畫的次數最多的是魚，兩條魚，放在瓷盤裏。我們最有興趣的是倒石膏模子。張先生性格有點孤僻，和本地籍的同事很少來往。算是知交的，隻有一個常州籍教地理的史先生。史先生教了一學年，離開了。張先生寫了一首詩送他：“儂今送君人笑癡，他日送儂知是誰？”這是活剝《葬花詞》，但是當時我們覺得寫得很好，很貼切。大概當時的教員都有一點無端的感傷主義。
教音樂的也是一位姓張的先生，他的特別處是發給學生樂譜不是簡譜，是五線譜；教了一些外國歌。我學會《伏爾加船夫曲》就是在那時候。張先生鬱鬱不得誌，他學曆不高，薪水也低。
東門外是刑場。出東門，有一道鐵板橋，腳踏在上麵，咚咚地響。橋下是水閘，閘上閘下落差很大，水聲震耳，如同瀑布。這道橋叫做“掉魂橋”，說是犯人到了橋上，魂就掉了。過去刑人是殺頭的。東門外南北大路也有四五個圓的淺坑，就是殺人的遺跡。據說，犯人跪在坑裏，由劊子手從後麵橫切一刀，人頭就落地了。後來都改成槍斃了，我們那裏叫做“銃人”。在教室裏上著課，聽著淒厲的拉長音的號聲，就知道：銃人了。一下課，我們就去看。犯人的屍首已經裝在一具薄皮棺材裏，抬到城牆外麵的荒地裏，地下一灘泛出藍光的血。
東門之東，過一小石橋，有幾間瓦房。原來大概是一個什麽祠，後來成了耕種學田的農民的住家。瓦房外是打穀場。有一棵大桑樹。桑樹下臥著一頭牛。不知道為什麽，我一想起桑樹和牛，就很感動，大概是因為看得太熟了。
城牆下是護城河，就是流經掉魂橋的河。沿河種了一排很大的柳樹。柳樹遠看如煙，有風則起伏如浪。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麽是“煙柳”、“柳浪”。感受到中國語言之美。可以這樣說：這排柳樹教會我怎樣使用語言。
往南走，是東門寶塔。
除了到打穀場上看看，沿護城河走走，我們課餘的活動主要有：爬城牆、跳河。
操場東麵，隔一道小河，即是城牆。城牆外壁是磚砌的，內壁不封磚，隻是夯土。內壁有一點坡度，但還是很陡。我們幾乎每天搞一次登山運動。上了陡坡，手扶垛口，心曠神怡。然後由陡坡飛奔而下，這可是相當危險的，無法減速，下到平地，收不住腳，就會一直竄到河裏去。
操場北麵，沿東城根到北城根，雖在城裏，卻很荒涼。人家不多，很分散。有一些農田，東一塊，西一塊，大大小小，很不規整。種的多是雜糧，豆子、油菜、大麥……地大概是無主的地，種地的也不正經地種，荒穢不治，靠天收。地塊之間，蘆荻過人。我曾經在一片開著金黃的菊形的繁花的茼蒿上麵（茼蒿開花時高可尺半）看到成千上萬的粉蝶，上下翻飛，真是叫人眼花繚亂。看到這種超常景象，叫人想狂叫。
這裏有很多野薔薇，一叢一叢，開得非常旺盛。野薔薇是單瓣的，不耐細看，好處在多，而且，甜香撲鼻。我自離初中後，再也沒有看到這樣多的野薔薇。
稍遠處有一片雜木林。我有一次在林子裏看到一個獵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獵人。我們那裏打魚的很多，打獵的幾乎沒有。這個獵人黑瘦黑瘦的，眼睛很黑，他穿了一身黑的衣褲，小腿上纏了通紅的綁腿。這個獵人給我一種非常猛厲的印象。他在追逐一隻斑鳩。斑鳩已經發覺，它在逃避。斑鳩在南邊的樹頭枝葉密處，獵人從北往南走。他走得從容不迫，一步，一步。快到樹林南邊。斑鳩一翅飛到北邊樹上。獵人又由南往北走，一步，一步。這是一種無聲的緊張，持續的意誌的角逐。我很奇怪，斑鳩為什麽不飛出樹林。這樣往複多次，斑鳩慌神了，它飛得不穩了。一聲槍響，斑鳩落地。獵人拾起斑鳩，放進獵袋，走了。他的大紅的綁腿鮮明如火。我覺得斑鳩和獵人都很美。
這一片荒野上有一些縱橫交錯的小河。我們幾乎每天來比賽“跳河”。起跑一段，縱身一跳，跳到對岸。河闊丈許，跳不好就會掉在河裏，但我的記憶中似沒有一人慘遭滅頂。
跳河有大王，大王名孫普，外號黑皮。他是多寬的河也敢跳的。
讚化宮之外，有一處房屋也是歸初中使用的：孔廟。孔廟離讚化宮很近，往西三分鍾即到。孔廟大門前有一個半圓形的“泮池”，常年有水，池上圍以石欄。泮池南麵是一片大坪場，整整齊齊地栽了很多鬆樹，都已經很大了。孔廟的主體建築是“明倫堂”，原是祭孔的地方，後來成了初中的大禮堂。至聖先師的牌位被請到原來住“訓導”、“教諭”的廂房裏去了，原來供牌位的地方掛了孫中山。明倫堂的東西兩壁掛了十六條彩印的條幅，都是民族英雄，有蘇武牧羊、聞雞起舞、班超投筆、木蘭從軍……其餘的，記不得了。為什麽要掛這樣的畫？這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全國上下抗戰救國情緒高漲。我們的國文、曆史課都增加培養民族意識的內容，作文也多出這方麵的題目。有一次高北溟先生出了一道作文題：“救國策”，我那堂哥汪曾浚辟頭寫道：“國將亡，必欲救，此不易之理也”。他的名句我一直記得。他大概讀了一些《東萊博議》之類的書，學會了這種調調。這有點可笑，一個初中學生能拿出什麽救國之策呢？但是大敵當前，全民奮起，精神可貴。我到現在還覺得應該教初中、小學的學生背會《木蘭詞》，唱“蘇武留胡節不辱”。這對培養青少年的情操和他們的審美意識，都是有好處的。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