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老

範泉先生：

捧接來書，真同隔世。你曆盡坎坷，重返故地，仍理舊業，從來信行文及字跡看，流利秀雅，知身心並甚健康，深可欣慰。承囑為文談老年心態，自當如命，但恨隻能作泛泛之談，無深意耳。

糊裏糊塗，就老了。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別人對我的稱呼從“老汪”變成了“汪老”。老態之一，是記性不好。初見生人，經人介紹，很熱情地握手，轉臉就忘了此人叫什麽。有的朋友見過不止一次，一起開會交談，卻怎麽也想不起該怎麽稱呼。有時接到電話，訂了約會，自以為是記住了，但卻忘得一幹二淨。但是一些舊事，包括細節，卻又記得十分清楚。這是老人“十悖”之一，上了歲數，都是這樣。另外一方麵，又還不怎麽顯老，眼睛還不老。人老，首先老在眼睛上。老人眼睛沒神，眼睛是空的，說明他已經失去思想的敏銳性，他的思想集中不起來。我自覺還不是這樣。前幾年《三月風》雜誌請丁聰為我畫了一張漫畫頭像，讓我寫幾句話作為像讚，寫了四句詩：

近事模糊遠事真，

雙眸猶幸未全昏。

衰年變法談何易，

唱罷蓮花又一春。

人總要老的，但要盡量使自己老得慢一些。

要使自己老得慢一點，首先要保持思想的年輕，不要僵化。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是和年輕人多接觸。今年五月，我給青年詩人魏誌遠的小說集寫了一篇序，說：

去年下半年，我為幾個青年作家寫過序，讀了一些他們的作品。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經驗，都是對我的衰老的一次衝擊，對我這盆奇形怪狀的老盆景下了一場雨。

…………

誌遠這樣的作家是不需要“導師”的（誌遠是我在魯迅文學院所帶的研究生，我算是他的導師），誰也不能指導他什麽。任何一個作家都不需要什麽導師。我不是誌遠的導師，是朋友。因為年輩的相差，可以說是忘年交。凡上歲數的作家，都應該多有幾個忘年交。相交忘年，不是為了去指導，而是去接受指導，或者，說得婉轉一點，是接受影響，得到啟發。這是遏製衰老的唯一辦法。

我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不是矯情。但這對一些人是不適用的。

要長葆思想的活潑，得常用。太原晉祠有泉曰“難老”，有亭，亭中有小豎匾，匾是傅青主所寫，曰“永錫難老”。泉水所以難老，因為流動。人的思想也是這樣，常用，則靈活敏捷；老不用，就會遲鈍甚至癡呆。用思想，最好的辦法是寫文章。平常想一些事情，想想也就過去了。倘要落筆寫成文章，就得再多想想，使自己的思想合邏輯，有條理，同時也會發現這件事所蘊藏的更豐富的意義。為寫文章，尤其是散文，就要讀一點書。平常讀書，稍有發現，常常是看過也就算了。到要寫一點什麽，就不同了。朱光潛先生說為寫文章而讀書，會讀得更細致，更深入，這是經驗之談。文章越寫越有，老不寫，就沒有。莊稼人學種地，老人們常說“力氣越用越有”，寫文章也是這樣。帶著問題讀書，常常會旁及有關的材料。最近重讀《閱微草堂筆記》，原來是為印證魯迅對此書的評價（我曾經認為魯迅的評價偏高），卻從書中發現紀曉嵐的父親紀姚安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的思想非常通達，因寫了一篇散文《紀姚安的議論》，這是原先沒有想到的。我因此又對乾嘉之際的學者的思想產生興趣，很想讀一讀戴東原、俞理初的書，寫文章引起讀書的興趣，這是最大的收獲。寫作最好養成習慣。老舍先生說他有得寫沒得寫，一天至少要寫五百字，因此直到後來，筆下仍極矯健。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是生命狀態最充盈，最飽滿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孫犁同誌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我有同感。筆耕不輟，乃長壽之道。隻是老人寫作，譬如登山，不能跑得過猛。像年輕人那樣，不分日夜，一口氣幹出萬把字，那是不行的。

一個弄文學的人，倘不願速老，最好能搞一點現代主義，接受一點西方的影響。上個月，應台灣《聯合日報副刊》之邀，寫了一篇小文章。文章小，題目卻大：《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我認為本世紀中國文學，顛來倒去，無非是兩個方向的問題：一個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問題；一個是繼承民族傳統與接受外來影響的問題。前幾年，在北京市作協舉行的討論我的小說的座談會上，我於會議將結束時作了一個簡短的發言，題目是《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好像這是我的文學主張。所以說“回到”，是因為我年輕時接受過西方現代派的影響（範泉先生大概還記得我在《文藝複興》和《文藝春秋》上發表的那些作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我覺得現實主義是仍有生命力的；一個人，不能脫離自己本土的文化傳統，否則就會變成無國籍的“懸空的人”，——我曾用這題目寫過一篇散文，記幾個美國黑人學者的心態，他們的沒有自己的文化，沒有曆史的深刻的悲哀。所謂“祖國”，很重要的成分是祖國的文化。為了怕引起誤會，我後來在別的文章裏作了一點補充：我所說的現實主義是能容納一切流派的現實主義；我所說的民族文化傳統是不排斥外來影響的文化傳統。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可以融合的；民族文化和外來影響也並不矛盾，它們之間並非涇渭分明，作家也不必不歸楊則歸墨，在一棵樹上吊死。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可能是既是更加現實主義的，也是更加現代主義的；既有更濃厚的民族傳統色彩，也有更鮮明的西方文學的影響。針對中國大陸文學的現狀，我以為目前有強調對現代主義、西方影響更加開放的必要。人體需要接受一點刺激，促進新陳代謝。現實主義如果不吸收現代主義，就會衰老、幹枯，成為木化石。

“衰年變法談何易”，變法，我是想過的。怎麽變，寫那首詩時還沒有比較清晰的想法。現在比較清楚了：我得回過頭來，在作品裏溶入更多的現代主義。

不一定每篇作品都是這樣。有時是受所表現的生活所製約的。比如我寫的《天鵝之死》，時空交錯，有點現代派；最近為《中國作家》寫的《小芳》，就寫得很平實，初看，看不出有什麽現代派的影子。說要溶入更多的現代主義隻是一個主觀追求的傾向。

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都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作家不要自我設限，如孔夫子所說：“今汝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給我看過相的都說我能長壽。有一位素不相識的退休司機在一個小酒館裏自薦給我看一相，斷言我能活九十歲。我今年七十一，還能活多久，未可知也。我是希望能多活幾年的，我要多看看，看看世界的變化，國家的變化，文學的變化。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