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四十年代的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三個時期，也稱“四十年代文學”，時間上指1937年至1949年。這是一個以戰爭為主的曆史時期，因此，這一階段的文學呈現出與前兩個時期大為不同的情形。其特點可以概括為：

一、文學在戰爭環境中艱難發展。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9月武力侵占中國東北三省之後，其妄圖吞並中國的野心不斷膨脹，幾年間不斷以武力頻頻挑起事端，終於在1937年發動了全麵侵華的戰爭。由於敵強我弱，大片國土相繼淪陷，數百萬民眾遭到屠殺，財產損失不計其數。麵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中國人民空前團結，同仇敵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頑強鬥爭，終於在1945年8月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殘酷的戰爭環境改變著文學，作家們的文學觀念和創作傾向也發生了極大變化，文學變為戰鬥的武器。宣揚民族意識、振奮民眾精神、謳歌抗戰英雄、揭露侵略者的罪惡等，成為文學的主導潮流和絕大多數作家的創作追求。因此，為廣大民眾所喜愛的藝術形式和藝術類型有了較大發展，比如戲劇、電影、朗誦詩、特寫、報告文學等。

二、文學的區域化狀態。這一時期，文學在國民黨統治區（“國統區”）、共產黨統治區（“解放區”）和日本侵略者占領區域（“淪陷區”）三個區域形成各自不同的特點。國統區集中了當時大多數作家，形成了重慶、桂林、香港、昆明等幾個文化中心。作品多以突出民族意識、鼓舞民眾抗戰和揭露現實弊端、批判民族劣根性等內容為主，曆史劇、街頭劇、長篇小說和雜文等取得較大成就。解放區在1942年5月之後，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下，文藝全力向大眾化、普及化發展，作品多以表現解放區工人、農民和士兵的敵後抗戰、生產勞動、民主建設和移風易俗等為主，總體呈現出昂揚、樂觀的風貌。以秧歌劇為主的戲劇、民歌風味的詩歌和以通俗明快為主調的小說等，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淪陷區文壇亦有收獲，張愛玲可謂代表。抗戰時期的“孤島文學”是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

三、文學創作的“力”的追求。由於戰爭環境的殘酷動**，民族淪亡的威脅，作家們的首要任務是和廣大民眾一起反擊侵略、保家衛國，創作具有現實直接作用的作品就成為作家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任何與時代無關的吟風弄月，在當時都被視為藝術上的墮落行為。這是在民族危亡時期一個富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作家的唯一正確的選擇。通俗而有力的審美追求，成為此時期文學總體格調的必然，其粗糙也正與此相關。

40年代的小說依然是這一時期總體文學成就的重要部分。在國統區，一批在30年代的小說創作方麵已取得明顯成績的作家，這一時期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顯示了新的藝術追求。比如茅盾的《腐蝕》、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沈從文的《長河》等，都是有特色的作品；沙汀以長篇“三記”（《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聞名，作品對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社會腐敗和人性劣跡的細致揭示，顯示了作者對現實的認識深度，其隱在的批判性是其特色。比較醒目的小說流派是“七月派”，路翎的創作可謂之代表。絕望中的反抗與知識分子的心理搏鬥，是路翎小說所執意關注的側麵，因而具有雄強、冷峻的氣息。但是，作品敘述的滯澀感，使人常有不堪卒讀之累。此外，艾蕪、徐訏等，也是這一時期小說創作方麵有特色的作家。解放區的小說代表作家首推趙樹理。他在《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中，把中國傳統小說藝術、民間評書因素與現代小說因素結合起來，創造出與五四以來歐化小說風格全然不同的新的小說類型。以通俗而新穎、明快而雅致的筆墨，反映了解放區人民在反抗日寇、爭取民主鬥爭中的覺醒過程，成為現代文學史上在文藝大眾化方麵取得突破的重要作家。孫犁的創作代表了解放區小說的另一種風格，以《荷花澱——白洋澱紀事》為代表的作品，體現出對於女性美德的民族化描寫和鮮明的抒情傾向。張愛玲、錢鍾書是淪陷區有代表性的小說作家。前者把西方的象征手法熔融在傳統敘事筆法之中，營造出冷酷而又蒼涼的舊中國都市人生境況；後者則在長篇小說《圍城》中，通過大量精妙的比喻，形成鮮明的戲謔諷刺風格。

40年代詩歌的代表詩人有穆旦、田間、李季等。穆旦是“九葉詩派”的代表詩人，“九葉”是指九位詩人——穆旦、鄭敏、袁可嘉、杭約赫、辛笛、陳敬容、唐祈、唐湜、杜運燮。他們所共有的西南聯大學生身份，使得他們的詩歌創作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現代以來的詩歌觀念和詩藝技巧，其特點是追求現實與象征的結合，力求詩歌能具有超越性與多種意會的可能性。“七月詩派”是與抗戰一起誕生的詩歌流派，田間、綠原是其代表，包括阿壟、冀汸、牛漢、魯藜等。質樸、奔放、抒情是這一流派的共同特征。政治抒情詩在這一流派的創作中有較大發展。田間的《給戰鬥者》《義勇軍》、阿壟的《孤島》、魯藜的《泥土》均是佳作。李季作為解放區詩歌創作的代表詩人，其詩歌的民歌風味鮮明，這得益於詩人自覺學習民歌、民謠，繼而加以改造轉化的創新實踐。敘事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集中體現出簡明而質樸的詩風。

戲劇文學的成就，在這一時期主要體現在曆史劇和諷刺戲劇兩個類型創作方麵。郭沫若、陳白塵、吳祖光等是本時期值得注意的作家。集詩人、曆史學家和劇作家為一身的郭沫若，在這一時期連續創作了《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等作品。其曆史劇創作在選材上注重曆史與現實的關聯性，在曆史事實的基礎上融進合理想象與適度誇張，讓曆史帶著現實的氣息，借助於抒情性表達對現實的認識，《屈原》是其代表作。陽翰笙、歐陽予倩等也是本時期值得關注的曆史劇作家。諷刺戲劇的代表作家陳白塵，以誇張性諷刺和隱喻性地表現社會醜惡現象的《升官圖》，顯示了五四以來喜劇藝術的發展。解放區的戲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在1942年5月之後興起的“新秧歌劇”創作**中，出現了不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歌劇《白毛女》就是這類戲曲類型的代表作品。

40年代散文領域，雜文是主要類型。本時期值得注意的作家有梁實秋、馮雪峰、聶紺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