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曆史(下)

試論明朝奸臣嚴嵩的兩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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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嵩(1480-1565)字惟中,號勉庵、介溪、分宜等,漢族,江西新餘市分宜縣人,他是明朝重要權臣,擅專國政達20年之久,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少師、華蓋殿大學士。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權臣之一。嚴嵩為官專擅媚上,竊權罔利,並大力排除異已,還吞沒軍餉,廢弛邊防,招權納賄,肆行貪汙,激化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晚年,為明世宗所疏遠,抄家去職,兩年而歿。

《明史》稱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 筆者看來,這個結論概括出相當一部分事實,但不是全部。嚴嵩在執政期間,擅專國政達20年之久,確實幹過許多不齒之事,當過執政不屑之人,被定義為奸臣可謂是名副其實。但看問題,我們不能一概而論,不能以偏概全。實事求是地說,他一方麵,並非一意媚上,嚴嵩得罪世宗之處也不少;另一方麵,他對政事頗多議論,特別是對正德年間的政治有所批評,並非都是一派胡言。這兩方麵也都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嚴嵩此人,到底是怎麽樣的一個人,在這裏三言兩語肯定是說不清道不明。我想僅就他的複雜人生凸顯的兩麵性,做點粗淺分析探討。

分析嚴嵩做官,一般認為其秘訣有三。第一個就是“媚主固寵”,換句話說就是平時拍領導馬屁,喝酒替領導賣力,逢年過節多孝敬厚禮。在他政界地位尚不夠鞏固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可以說,就是依靠“勤勉加上溫順”,嚴嵩才博得了世宗的好感,一步步地爬上了顯赫高位。第二個手段是“上陣父子兵”。嚴嵩有個兒子,叫嚴世藩,人情練達,世故精通。嚴嵩做宰相後,嚴世藩晉職工部侍郎,官不雖大,卻秉掌印之責,頗有實權。平日裏嚴嵩穩坐中軍帳,大小事都交給嚴世藩。兒子在前運作,老子在後撐腰,一攻一守,天衣無縫。即使兒子犯了錯,有老子在上頭罩著,試想有幾個人膽敢“老虎頭上拔毛”?第三個秘訣是培植親信,組成複雜龐大的權力關係網。平日裏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有事互相幫襯、互相呼應、互相支持,真如鐵打屏障,風刮不進、雨打不著。這顯然就是現代社會盛行的“圈子”“站隊”的古代表現形式。

透過史料,我們還可以看出,嚴嵩由於深懂深諳“關係學”,善於籠絡世宗親信。他常常兩麵三刀,委罪於人;能伸能屈,使用苦肉計。從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時間內,嚴嵩先後在宜春、分宜兩縣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橋:宜春秀江上的廣澤橋,下浦的廣潤橋(上浦、下浦各一座的總稱),分宜清源河上的萬年橋,共花三四萬兩銀子。同時還出資修葺了分宜縣學等等。這些錢,雖刮自人民的血汗,建橋、辦學又有狹隘的鄉土觀念和光宗耀祖的思想,但畢竟直接或間接地給當地百姓辦了好事實事。故而,在嚴嵩故裏,時至今日,依舊時常可以聽到對他的不同評價之聲。

嚴嵩之奸是有目共睹的,嚴嵩之貪也是毋庸置疑的。當年在查抄嚴嵩家時,一共查出來3萬多兩黃金,200多萬兩白銀。但僅僅說他奸或貪似乎是不夠的,嚴嵩是一個極複雜的人。他的書法成就很令人敬佩,相傳“六必居”三個字是他寫的,建國後經學者鄧拓考證並非如此,但這也足以說明他的書法在當時是公認不錯。什刹海、景山公園、北海、故宮等地都有他的書法作品,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也是他的手筆。嚴嵩的文學成就也很高,不少欣賞者稱道其詩詞“清麗婉約”。

我很讚同有學者對嚴嵩的這段評價:世宗之初,對百年積弊和朝政是頗多革新的。談遷在《國榷》(卷64)中予以很高評價:“世廟起正德之衰”,“厘正諸儒,嚴迪德之選;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禮之柄用,┅┅”朝政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過於果斷革除鎮守中官,正如《明史·張忠傳》所言:“(世宗)盡撤鎮守內臣及典京堂倉場者,終四十年不複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嘉靖十年行“一條鞭”法,變革賦稅,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如果說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麽,與世宗廝守了十五乃至二十餘年的嚴嵩,豈能無守成之功?(作者注:盡管實行“一條鞭”法的功勞,不能全算在他頭上)。

當然,我們說嚴嵩並非一無是處,不是想為他鳴冤叫屈,更不是想替他翻案,蓋棺定論的結論肯定有道理、有依據,應當承認。在這裏筆者之所以提出這些看法,僅希望讓大家看到嚴嵩此人並不簡單。他的兩麵性,應該成為我們分析研究嚴嵩時加以考慮的因素,不能一味認為非白即黑,或要麽全黑要麽全白。

嚴嵩的悲慘結局,是他為非作歹多年後咎由自取。在他晚年時,其傲慢態度在世宗麵前漸有顯露,引起了皇帝極度不滿。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書吳鵬致仕,嚴嵩指使廷推他的親戚歐陽必進。世宗厭惡此人,見名單大怒,擲之於地。嚴嵩上密啟,“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國,以慰老境”。世宗礙於情麵,答應了他。嚴嵩密啟的內容傳出,許多官僚大為吃驚,有人說他“與人主爭強,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幾個月後,世宗命歐陽必進致仕,是對嚴嵩的嚴重警告。此時嚴嵩已經82高齡了,神智、思維和執政能力已大不如前。

後來,一次道教活動決定了嚴嵩的命運。世宗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常使預卜禍福。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5月,嘉靖問道士:今天下何以不治?道士答:隻因賢未進,不肖未退。嘉靖追問,“不肖”指的誰?道士說:嚴嵩。嘉靖歎口氣,不作聲了。兩年後,嚴世藩死刑,嚴嵩罰沒家產,黜為平民。此時的嚴嵩身無分文,在祖父的墳邊搭了個草棚子安身,後來淒涼地死去。

做官為啥?當官做啥?曆來是仕途人需要用言語和行為回答的問題。若僅為賺錢,就可能落入可惜“一生聚財無限多,聚到多時全沒了”的怪圈和悲劇。《紅樓夢》裏說的好,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就是提醒各位為官者,假如身居高位不老實不本分,早晚一場空。如今的官是組織任命的官、是人民推薦的官,做官時節不多為江山社稷著想,不多為黎民百姓打算,焉能有好下場?

當高官在身、大權在握時,該拿的拿了,不該拿也拿了;該做的做了,不該做的也亂做了。這種典型的為官兩麵性做法,被人識破看透後,會不會有一天,突然有人也“風輕雲淡”地來一句:當今天下,何以不治?待到那時,嚴嵩就不僅僅是前車之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