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阿爾弗烈德大帝的文化學術活動及其影響
一、阿爾弗烈德大帝生平概述
阿爾弗烈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49—899年）是9世紀英格蘭南部威塞克斯公國國王阿特伍爾夫（?thelwulf）五個兒子中最年幼的一位，也是最具曆史功績、產生了深遠曆史影響的一位。由於阿爾弗烈德在位期間對統一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對英格蘭的完整所做出的曆史貢獻，所以他被後人尊稱為“大帝”，這也是英國曆史上唯一一位被稱為大帝的國王。目前，學術界對阿爾弗烈德的研究存在著很大的爭議，這主要是由於現有的有關阿爾弗烈德的曆史材料極其稀少，以前學術界奉為經典的最早的研究史料是9世紀時阿爾弗烈德的宮廷學者阿塞爾（Asser）所撰的《阿爾弗烈德的一生》（The Life of Alfred）和阿爾弗烈德組織編撰的《編年史》（Chronicle）。但近年來學術界對這些材料的研究發現存在許多疑點，因而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受到懷疑。對此，英國學者史密斯在1995年出版的《阿爾弗烈德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一書中對相關疑點進行了仔細的清理，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觀點。鑒於此，本研究將結合以上兩方麵的史料，對阿爾弗烈德的文化學術活動做出一個客觀的評價。
阿爾弗烈德的一生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出生到他繼承王位的早年階段（849—871年）；第二階段是抗擊丹麥入侵者的戰鬥階段（871—878年）；第三階段是阿爾弗烈德的文化建設階段（878—892年）；第四階段是他的晚年階段（892—899年）。這四個階段除早年階段外，其餘三個階段是根據《編年史》中對阿爾弗烈德的階段性記述加以劃分的。
關於阿爾弗烈德的早年階段，無論是阿塞爾的《阿爾弗烈德的一生》還是《編年史》都沒有明確的記載。阿塞爾認為阿爾弗烈德出生於849年，而史密斯根據阿爾弗烈德在位時編撰的最早的《西撒克遜譜係》（The West Saxon Genealogy）的記載：阿爾弗烈德在23歲時繼承了王位，而登基的時間是871年。據此，史密斯認為阿爾弗烈德應出生於847年或848年。[127]關於阿爾弗烈德早年情況的記載在《編年史》中隻出現過兩次：一次是853年他隨父親到羅馬朝聖，一年後返回威塞克斯，根據阿塞爾的模糊記述，阿爾弗烈德似乎曾兩次到羅馬，現已無據可考；另一次則是868年，他隨其兄阿特爾雷德一世（?thelred Ⅰ）遠征諾丁漢（Nottingham）。此外，阿塞爾曾在傳記中記載了當阿爾弗烈德10～11歲時，阿爾弗烈德父去世，後其兄阿特爾雷德成為他的監護人。正因為如此，當阿特爾雷德於871年去世後，阿爾弗烈德方取代了阿特爾雷德那些年幼的子女而成為國王。關於阿爾弗烈德早年受教育情況和其他方麵的情況，阿塞爾認為阿爾弗烈德早年並沒有受過係統的教育訓練，出使羅馬的經曆使他具有了極為初步的拉丁文知識；並且阿爾弗烈德一生為疾病所困擾。這種觀點明顯和阿爾弗烈德後來在文化學術領域的巨大成就相矛盾，對此許多學者提出了疑問。其中，史密斯推斷，阿爾弗烈德雖然早年所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其早年教育已為其以後對學術文化的關注奠定了基礎。不過這些觀點也僅僅限於推論而已，由於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撐，所以關於阿爾弗烈德的早期教育情況已成為一段曆史懸案。
阿爾弗烈德於871年即位後，直到878年一直都在和丹麥入侵者進行軍事上的鬥爭。據史載，8年間，大大小小的戰鬥共進行了50多次。僅在871年，阿爾弗烈德就進行了規模不等的9次戰鬥，《編年史》對其中的6次進行了詳細的記載和描述。[128]因而這一階段也可看成是阿爾弗烈德軍事上的抗爭階段。該階段有兩次戰鬥具有重大的意義。這兩次戰鬥都發生在878年。878年1月，在威爾特姆郡的奇特納姆，阿爾弗烈德的軍隊被丹麥軍隊大敗。丘吉爾在《英語國家史略》中說道：“878年1月，阿爾弗烈德的運氣出現了驚人的逆轉……許多人被殺死，大部分人溜回家裏，有相當一部分人逃往海外……隻有極少數軍官和隨員跟從阿爾弗烈德……這是阿爾弗烈德最困難的時期。”[129]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同年5月底，在伊桑敦，阿爾弗烈德集合舊部大敗丹麥軍隊，並活捉其首領格洛斯姆，從而一舉扭轉了不利局麵。活捉格洛斯姆後，阿爾弗烈德親自充當教父為格洛斯姆及其部眾洗禮，使他們皈依基督教以永息幹戈。這雖然收效甚微，但充分體現了阿爾弗烈德的寬大胸懷。丘吉爾對此給予了至高的評價，他說：“阿爾弗烈德具有一種崇高的力量，能夠使感情不受環境的支配，在大戰或慘敗中仍然保持公正的看法，不為艱苦的逆境而氣餒，也不因命運的好轉而得意忘形，並且對於屢次失信的人仍然信賴。由於這一切，他的形象遠遠高於同野蠻人進行鬥爭的動**不定的戰爭舞台，在榮譽的頂峰放射著永恒的光華。”[130]伊桑敦戰役結束後，威塞克斯王國得以有了一段較長時間的和平。盡管據史載這種和平是阿爾弗烈德用重金買下的和平，但這段和平時光成就了日後完整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共同體和民族統一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曆史意義。
878—892年是阿爾弗烈德實行初步政治軍事改革和文化學術複興的時期。在軍隊組成上，阿爾弗烈德采取輪換製，即讓一半人在家從事農業耕作，一半人參軍以抵禦丹麥人的進攻；並且這兩部分根據一定的時間相互交換，這樣既保證了軍隊的戰鬥力，又保證了農業生產。同時，從威塞克斯軍隊組成的實際出發，阿爾弗烈德在英格蘭曆史上第一次組建了海軍。盡管海軍實力並不強大，但“英格蘭海軍的誕生仍將永遠和阿爾弗烈德國王的名字連在一起”。在政治上，據丘吉爾所載，“在南到英吉利海峽，北到泰晤士河穀的全國廣大地區，阿爾弗烈德國王都建立了自治市，並且劃給每個市一部分附屬地區，使它有足夠的人守衛城牆，維修工事”[131]，從而加強了整個王國的防禦力量。這一時期使阿爾弗烈德名垂青史的是他對文化學術活動的扶持和參與，這為他贏得了“英格蘭的查理曼”的稱號。
阿爾弗烈德的晚年時期是他最後一次抗擊丹麥軍隊的入侵、鞏固社會文化改革的時期。從892年秋天開始，丹麥軍隊分三路入侵西塞克斯，其中以黑斯廷為首的一支較為有名。這時期西塞克斯軍隊在阿爾弗烈德指揮下，由他兒子愛德華和女婿埃特爾烈德輔助，取得了抗擊丹麥入侵者的徹底勝利。這次戰爭持續到896年，以丹麥軍隊的失敗而告終。《編年史》在總結這次戰爭時感歎地寫道：“感謝上帝！這支軍隊（丹麥軍）並沒有給英格蘭人造成太大的創傷。”3年後，即899年，阿爾弗烈德帶著一生的榮耀去世。關於阿爾弗烈德的身後影響，丘吉爾曾做出高度的評價，“他的血緣為英格蘭人造就了許多偉大的統治者，他的鼓舞作用為基督教軍隊頻傳捷報提供了動力”[132]。由此不難看出阿爾弗烈德作為英格蘭曆史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以及他作為教會保護者的偉大曆史地位。
二、阿爾弗烈德的學術文化政策和活動
阿爾弗烈德深受查理曼文化複興的影響，在保衛民族生存的同時，他對精神生活的培養超過了同時代的大多數統治者。對此，道森指出：“在他同時代的統治者中間，隻有他意識到了精神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並且，他在恢複基督教文化的傳統上花費的精力，並不比他在保護民族生存上花費的精力少。”[133]由於北歐異族入侵對發達的愛爾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破壞，所以阿爾弗烈德的文化重建工作所麵臨的基本上是一片文化荒漠。關於當時的文化學術狀況，他在《司牧訓話·緒言》（Pastoral Care）中說道：“在英國，學術的低落如此之普遍，甚至在亨伯河的這邊，能懂英文禮拜或把一個拉丁字譯成英文的人已經極為稀少；我相信在亨伯河的那邊也不多。事實上，當我即位時，他們是如此之少，以致現在連一個在泰晤士河以南的也記不起了。”這種文化荒野的現狀與以往文化昌盛時代產生了鮮明的對比，這使得阿爾弗烈德對已逝的文化時代產生了向往。他說：“我常想起從前全英國教會內外有過多麽博學的人……那時統治國家的國王如何服從上帝和上帝的宣教師；他們如何在國內維護和平、道德和秩序……他們在軍事與學術方麵是如何成功；還有奉聖職的人是如何熱心於教導與學習以及對上帝的一切禮拜……”[134]昔日的文化繁榮與阿爾弗烈德所處的文化衰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種反差構成了阿爾弗烈德致力於學術文化活動的巨大內驅力。他的所有的文教學術活動提綱在《司牧訓話》前言中均有著較為鮮明的體現，主要包括對拉丁文作品的翻譯，組織編撰《編年史》，招賢納士開辦宮廷教育和注重對教會教育的改革等。因此，《司牧訓話》前言一文也被史密斯稱作阿爾弗烈德學術文化活動的計劃與藍圖[135]，充分展示了阿爾弗烈德的學術文化政策與實踐。
（一）對古典拉丁文作品的翻譯
翻譯活動是阿爾弗烈德確立自身學者型領導者的一個重要的標誌。翻譯實踐的出現也是當時文化現狀與社會的文化需求二者脫節的必然產物。對此，阿爾弗烈德在《司牧訓話》緒言中詳細闡明了翻譯拉丁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動機，他說：“我憶起曾經怎樣地看到我國在全被焚掠以前的情景；遍布於英國的教會是怎樣地充滿珍寶與圖書。盡管也有一大批上帝的仆人，但他們不懂這些書，因為這些書並不是用本國文字寫的，這就使他們根本無法理解。”“當我回憶這一切時，我極為奇怪，為什麽從前遍於英國的博學多能的人既然讀懂一切書籍，而不想把它們譯成本國語言。”這是與當時其他文化的做法背道而馳的。當時，“其他一切基督教國家也把它的一部分譯成自己的語言”。基於英格蘭這種隻會英語而不懂拉丁文的文化現狀，阿爾弗烈德提出：“最好我們也把那些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書譯成我們都能懂的語言。”[136]這裏提出的“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書”實際上是指阿爾弗烈德的具體的選材範圍，即選取一些適應需要的經典的拉丁作品作為對象。從現已確定的阿爾弗烈德的翻譯作品來看，其選材範圍涉及曆史、法律和哲學等。史密斯曾就阿爾弗烈德所譯的《司牧訓話》一文做出詳細的探究，他認為阿爾弗烈德之所以關注格裏高利的作品，主要是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對世俗統治者所提出的建議以及包含的神學思想吸引了阿爾弗烈德。[137]這基本上反映出阿爾弗烈德的一個重要的選材標準，即“有用”或“需要”的標準。在這一標準下，阿爾弗烈德親自翻譯了格列高利的《司牧訓話》、波伊提烏的《哲學的安慰》以及奧古斯丁的《對白》。阿爾弗烈德的翻譯作品存在著兩種情況：一種是由阿爾弗烈德本人獨立完成的；一種則是阿爾弗烈德組織，由學者完成的。由於史料缺乏和年代久遠，這兩種情況常被混為一談，所以關於哪些作品是阿爾弗烈德本人親自翻譯的，至今尚存有較大的爭議。例如12世紀時，馬爾姆斯伯裏的威廉（William of Malmisbury）就曾認為比德的《英吉利教會史》為阿爾弗烈德所譯；後又有一些學者認為奧納修斯（Orosius）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為阿爾弗烈德所譯等。對此，史密斯通過對這些涉及的作品內容、時間及翻譯風格等方麵的考證，認為真正由阿爾弗烈德獨立翻譯的作品隻有三部，即《司牧訓話》《哲學的安慰》和《對白》。本文作者采用史密斯的觀點。
翻譯，必須要有嫻熟的語言知識作為文化支撐。從阿爾弗烈德所譯作品的情況來看，他無疑具有很高的拉丁文水平，並且熟悉英語中的一些習慣表達方式。然而，根據阿爾弗烈德的傳記作家阿塞爾的記載，阿爾弗烈德在39歲（由於阿爾弗烈德出生時間的錯誤，所以阿塞爾誤認的39歲應為40歲）時才開始接觸拉丁語。在《阿爾弗烈德的一生》中，阿塞爾說道：“887年11月11日的聖馬丁節，在阿塞爾的幫助下，阿爾弗烈德開始閱讀拉丁文作品，並進行相關翻譯。”這時阿爾弗烈德剛好40歲。同在該書中，阿塞爾又提出阿爾弗烈德及其學者們的翻譯活動主要集中在890—899年。也就是說，阿爾弗烈德學習拉丁語3年後，他便能獨立完成一些古典作品包括深奧的哲學著作的翻譯。這種情況為後來的學界留下了諸多困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能否完全掌握一門較為深奧的語言，並能熟練應用，對此許多學者對阿塞爾的記述提出了質疑。質疑的結果是認為阿爾弗烈德開始拉丁語學習的時間會更早，甚至可以追溯至他7歲時到羅馬的朝聖經曆。這種解釋較阿塞爾的記載似乎更為符合曆史的事實。由於阿爾弗烈德語言能力的限製，更因為其所處時代文化的落後，很難說阿爾弗烈德在翻譯中很好地理解了奧古斯丁和波伊提烏等人的哲學思想。但為了使其翻譯的作品能為英語社會所接受，他采取了較為豐富的翻譯技巧，較為簡明地傳達原作的思想觀念。從阿爾弗烈德所翻譯的作品來看，它們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麵的技巧：一是較為樸實的翻譯，即采取逐字逐句的翻譯方式，這能保證忠實於原作，這種技巧主要體現在他對《司牧訓話》一文的翻譯之中；一種技巧則是采取意譯的方法，通過有所選擇的綜合以及對原作裏的材料進行重新安排，按照英語的語言習慣進行翻譯，這種方法主要運用於對《哲學的安慰》和《世界史》等艱深著作的翻譯；在翻譯中，阿爾弗烈德在修辭手法上較多地采用了隱喻的修辭手法，這種隱喻大多以船或航海為喻，這種隱喻手法的運用無疑是受格裏高利《司牧訓話》影響的結果。綜觀阿爾弗烈德所譯的作品，不能不驚歎他對拉丁語和英語二者融合的熟練駕馭。對此，史密斯評價道：“阿爾弗烈德的翻譯技巧至少部分反映出他對方言表達方式的熟練與熱愛，更反映出他融合外來文化因素於英語文化體係的願望和努力。”[138]這也正是作為學者的阿爾弗烈德為英國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他的翻譯，一方麵引進了先進的大陸文化，在一片文化荒漠中燃起了文化複興的希望，為英語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麵則推動了語言特別是書麵語言的本土化進程，促進了英語的規範化和係統化，為後來英格蘭民族統一體的最終形成提供了統一的工具性語言。這種語言的本土化帶來的必然是文化的本土化，這就為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日後興起提供了條件和可能。在此意義上，作為學者的阿爾弗烈德對於英語文化而言具有深遠的曆史影響。
（二）組織編撰《編年史》
《編年史》也稱《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這種按年代順序進行的曆史記載體裁並非阿爾弗烈德本人的首創。早在六七世紀比德時期便有了編年體裁的出現，隻不過那時的編年史是用拉丁語而不是英語記述的；而阿爾弗烈德則開創了用英語進行英國編年史編撰的先例。目前，學術界關於《編年史》究竟是由阿爾弗烈德本人編撰，還是在他主持下由宮廷學者加以編撰的還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多數學者認同後一種觀點。《編年史》的時間跨度較大，覆蓋了從最早的英國外來入侵直到1155年。也就是說，《編年史》最早記載的事件是公元前60年愷撒（Caesar）入侵不列顛。自此以後英國發生的較大曆史事件都有著或詳或略的記載。從《編年史》的內容構成來看，它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寫作風格上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一是阿爾弗烈德871年繼位以前的記述，這些記述都較為簡略，文風粗疏，與後麵的記載風格形成鮮明對照；接著便是871—896年的記載，這部分對曆史事件特別是與阿爾弗烈德有關的曆史事件記載尤為詳細，但這部分在878—891年出現了斷裂，隻有零星之處提到西塞克斯王國和不列顛的曆史事實，更多的篇幅是用於介紹丹麥軍隊在歐洲大陸的行動；896—1155年構成了編年史的第三部分，這一部分除沿襲了阿爾弗烈德時代的風格外，從語言表達曆史敘述和評價方麵都較前兩部分更為成熟，這也是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編年史》內容構成上的這種階段性特征從一個側麵說明了英語《編年史》的編撰是從阿爾弗烈德開始的。對此，丘吉爾在《英語國家史略》中也做了相應評價，認為“編纂《撒克遜編年史》[139]的工作就是由他開始的”，因為“開頭的條目都很零散，可見沒有經過編纂者的運筆。從阿爾弗烈德的時代起，條目都很確切，內容往往很豐富，而且有時文筆流暢，並能寫出某些事件的曆史意義”[140]。史密斯也指出，從《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141]的記載內容來看，871年是個明顯的分界線，從這一年開始，有關阿爾弗烈德和丹麥入侵者的內容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而以前對丹麥軍隊行動的記載則是較為簡略的。這反映出編纂者有意把871年即阿爾弗烈德登基的年份，作為《編年史》的“起點”。據此史密斯認為《編年史》的編撰是在阿爾弗烈德統治時期。[142]同時，《編年史》所體現出的曆史意識和對語言本土化的追求無疑又符合了阿爾弗烈德的個人興趣。從這個意義上講，《編年史》是在阿爾弗烈德指示下由相應的學者組成的編撰機構編纂而成的。史密斯認為：“有兩組學者同時開始編撰《編年史》。一組學者負責收集從愷撒到834年的材料；而另一組學者則負責撰寫阿爾弗烈德家族開始統治西塞克斯王國的部分，主要集中於阿爾弗烈德繼位以後。”[143]也有學者認為《編年史》的第一部分是阿爾弗烈德組織學者對拉丁文《編年史》所做的初步的翻譯。這兩種觀點在此似乎並不矛盾，因為收集材料的過程必然涉及借鑒；又由於以前的材料均為拉丁文，所以對現成材料的翻譯更是順理成章之事。總之，無論阿爾弗烈德在《編年史》的編撰中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這一行動本身開創了對本民族曆史的關注與重視。同時，《編年史》重現了古典英國曆史的基本構架；作為一種體裁，《編年史》也為曆史闡釋和陳述方麵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基本的研究模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編年史》豐富了英國曆史的研究，完善了曆史研究的理論體係，是曆史研究領域方法論上的一次進步。
（三）宮廷學者和宮廷學校
關於阿爾弗烈德統治時是否如查理曼時期有著統一的宮廷教育機構，現在還存有極大的爭議。從他的《司牧訓話》緒言中所體現出的情況來看，這一時期阿爾弗烈德較為注重貴族青年的教育，並且吸引了一批威塞克斯以外的學者到宮廷服務，成立了“知識之家”（House of Knowledge）的機構。但據現有史料還很難判斷這些學者所發揮的作用能與阿爾琴等人在查理曼宮廷中發揮的作用相提並論。阿塞爾的傳記中所記載的相關情況幾乎是查理曼宮廷學校曆史的翻版，所以很多學者對此持極大的懷疑態度。
阿塞爾在傳記中曾記載阿爾弗烈德從默西亞（Mercia）邀請了四名學者到宮廷，以輔助阿爾弗烈德學習。這四位分別是沃爾思特主教威爾弗特（Waerferth，bishop of Worecester）、普利門德大主教（archbishop St. Plegmund of Canterbury）、教士埃特爾斯坦（Priest ?thelstan）和牧師沃爾伍爾夫（Chaplain Waerwulf）。此外還有從法國高盧來的修道士格林保爾（Grimbald）和彌撒牧師約翰。阿塞爾在傳記中則自稱是被阿爾弗烈德大帝從西威爾士召集而來的，作為阿爾弗烈德的老師。這七個人共同組成了當時阿爾弗烈德的學者群體，輔助阿爾弗烈德的自學。這也得到了阿爾弗烈德本人的證實，他在《司牧訓話》緒言中曾提到這些學者曾幫助他學習拉丁文。他說：“我在國事紛忙中，開始把拉丁文名為Pastoralis的著作譯為英文……這是我從我的大主教普利門德、我的主教阿塞爾、我的彌撒牧師格林保爾、我的彌撒牧師約翰學得的。”[144]這些宮廷學者被稱為Witan，即“智者”“賢人”（a wise man）。他們除了幫助完成阿爾弗烈德的翻譯計劃外，還承擔著相應的教育職責，但沒有證據能顯示他們是宮廷的專職學者。史密斯的研究表明，這些學者似乎並不常住宮廷，而是在阿爾弗烈德需要的時候被宣召進宮。因此，他們同時也負有進行教會管理和從事世俗事務的職責。對此，史密斯以普萊格蒙德和沃爾夫特為例加以證明。他認為“他們不僅隻限於幫助阿爾弗烈德完成其翻譯計劃，而且有大量的證據表明：他們參與了沃思特的抵禦丹麥軍隊入侵的保衛戰和參與了898年倫敦的重建工作；同時負責各自所轄教區的宗教事務”[145]。可見這些宮廷學者的角色定位是多元化的，這也是與當時戰爭環境是相吻合的。
宮廷學者角色定位的非確定性，使得宮廷學校存在的師資因素出現不確性，因而學術界對阿爾弗烈德時期是否存在正規的宮廷學校有著相當的質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阿爾弗烈德極為注重教育，並且在宮廷中確實存在過相應的貴族子弟的教育機構。他的著作和翻譯作品曾多次談到與教育有關的問題。他在《司牧訓話》緒言中對教育對象做了界定，他說：“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安靜、和平，就可容易做到讓現在英國出身於自由人家庭並有足夠從事學習的財力的青年，在他們還不適合於其他任何職業以前，專心學習。”[146]這表明阿爾弗烈德所主張的教育是一種貴族教育，在當時的情況下也隻有王室子弟和貴族子弟能負擔起學習的費用。在此意義上存在相應的宮廷教育機構是與他對教育對象的界定相符的。博伊德和金據此認為該機構的教育目的在於“使全民得到提高”[147]。他在《對白》緒言中對這種思想也有相應的論述。他堅信：“一個人在其一生中獲得的智慧和教育越多，那麽他（她）提高自身水平和在來世獲救的機會就會越好。”[148]因而出於全民提高的目的，他要求注重教育。為此目的，他從經費上給予了大力支持。阿塞爾在傳記中曾記載阿爾弗烈德用收入的1/8來資助宮廷學校的建設。在教學內容方麵，阿爾弗烈德也做了相應的論述，他認為教學內容主要應包括英語學習和拉丁語學習兩部分，其中英語學習是基礎，而拉丁語學習則是提高階段的學習。他在《司牧訓話》緒言中說道：“在他們還不適於其他任何職業以前，專心學習，一直到他們把英文讀好。對於那些繼續學習的，以後再教以拉丁文，並提拔他們升等。”[149]在此，阿爾弗烈德通過“提拔”“升等”把教育同前途聯係起來，無疑會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人們學習的熱情和積極性，有利於教育社會地位的提高和教育整體水平的發展與提高。同時他認為拉丁語的學習並不在於學習本身，而在於通過學習達到應用的目的，即達到人們能夠閱讀和理解拉丁語著作的目的。這實際上是實現文化本土化的一個重要途徑。阿爾弗烈德對教育的關注一方麵源於英國文化衰敗的現狀，另一方麵則出於他自身對知識和智慧的熱愛。盡管宮廷學校的存在與否尚待進一步的論證，但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和對教育的關注無疑是英國後世教育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起點。在此意義上他又被後世學者譽為教育的“庇護者”（Patron）。
此外，阿爾弗烈德還編訂了法典（Law Code）。史密斯認為：“阿爾弗烈德法典並不是西撒克遜習慣法的簡單匯集，而是在他指導下的對幾個盎格魯—撒克遜王國司法實踐進行綜合、提煉的產物。”[150]他一方麵在法典中將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與摩西傳統、基督教原則和日耳曼習慣相融合；另一方麵又借鑒了《聖經·新約》中的一些原則並做相應修改以為他所用。他曾對法典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原則發表評論說：“法官如能牢記這一原則，就可以普施正義，而不需要其他法典了。法官應設身處地替原告著想，考慮怎樣判決才能使他滿意。”同時，他還經常參與司法實踐。阿爾弗烈德法典後經曆代國王的不斷修正和完善，最終為聖愛德華法典所繼承，成為英國憲法的基礎。在此意義上，阿爾弗烈德開創了英國司法製度的先河，為英國法律體係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礎。這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曆史意義。
阿爾弗烈德作為一位處於時代更迭期的傑出君王，一方麵以不屈的人格力量抗擊著異教徒對基督教文化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文化的毀滅性打擊，保存了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的獨立存在，正是在此意義上，西方許多學者對阿爾弗烈德做出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他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史上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曆史人物，他不僅挽救了英格蘭，甚至挽救了整個西方基督教文化。[151]這種評價不乏溢美之詞，但把阿爾弗烈德看成民族英雄和教會的庇護者則是一致的；同時他在戰爭中所體現出的對異教徒的寬厚胸懷，更為他贏得了崇高的曆史讚譽。另一方麵，阿爾弗烈德在文化荒漠中對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複興與重建使他贏得了學者和文化保護人的聲譽。這也是他對後世英格蘭民族影響至為深遠之處。對此道森曾評價道：“阿爾弗烈德王的所有成就，都沒有他在其最後幾年中致力於追求知識，以便為其臣民恢複已經失去的基督教文化的傳統這一決斷，更富有英雄氣概的了。”“他普及當地基督教文化的質樸計劃，或許比查理曼帝國的神權政治泛世主義更適合於時代的真正需要。”[152]正是他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他作為民族英雄以及作為文化傳人的特定曆史地位，為他贏得了不列顛曆史上唯一的“大帝”稱號。如果考慮到他所處的特定曆史背景，考慮到他的行為所產生的深遠曆史影響，這一稱號於他是恰如其分和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