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吉爾伯特的教育活動及其思想
一、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動
吉爾伯特（Gerbert），又稱西爾維斯特二世（Sylvester Ⅱ，938—1003年）。他是教會史上第一位法國教皇，10世紀時著名的學者、政治家，對10世紀德國國王奧托三世（Otto Ⅲ）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並且在法國朱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的興起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關於他的材料，除他自己所編的《書信集》以外，還有他的學生裏歇（Richer）在《法蘭西史》中對他的實踐及思想的十分詳盡的描述。
吉爾伯特出生於現在法國中部的奧裏亞克城（Aurillac），關於其出生的具體日期目前尚存有爭議[153]，人們隻知道他在很小的時候便被送進了附近的聖·傑拉爾修道院（Saint Gerald）。裏歇認為他是“一個阿基坦人，因為他生在那兒”。奧裏亞克的地方誌和他本人的敘述表明他“出身微賤”，“既沒有財產，也沒有高貴的血統”。在修道院裏，他打下了語法學方麵的紮實的基礎，這不能不說與當時聖·傑拉爾修道院濃鬱的學術精神有密切的關係。聖·傑拉爾修道院是當時克呂尼精神複興的中心之一，其修道院院長奧托（Odo）後來成為克呂尼修道院院長。吉爾伯特曾受業於奧托和另一位接替奧托成為院長的雷蒙（Raymond），二者都是當時知名的修道院學者。因此，可以說吉爾伯特在早期便身處一個那個世紀最好的修道院之中，受教於當時兩個有名的學者。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吉爾伯特思想中偏重於古典人文知識了。這種對古典人文知識和修道院內克呂尼改革精神的繼承成為吉爾伯特思想的兩大來源。除此之外，吉爾伯特思想還帶有10世紀時期西班牙穆斯林的學術特色，如對自然科學的偏愛等。這三者的有機結合，共同構成了吉爾伯特的思想體係。吉爾伯特思想中的阿拉伯來源與他在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生活經曆有關。在這裏他接觸到了大量的阿拉伯學者，熟悉了被加洛林“文化複興”影響下的歐洲地區所忽略了的“四藝”科目，裏歇對此曾有記載：“在比克的奧托主教的指導下，吉爾伯特對數學進行了深刻而有意義的研究。”[154]同時他在這裏還接觸到了阿拉伯的天文學知識，這些都成為他以後自然科學研究的主要思想來源。11世紀編年史家夏巴納的阿德埃瑪曾斷言他到過科爾多瓦，這無疑為吉爾伯特的阿拉伯思想來源提供了又一個有力的證明。
970年，吉爾伯特隨加泰羅尼亞主教到羅馬，他以其廣博的智識受到教皇的重視與賞識。裏歇寫道：“教皇馬上注意到這位年輕人非凡的才智和求知的欲望。由於在意大利很少有人懂得音樂和天文學，他馬上派人去告訴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國王奧托，有一個通曉數學足以當他們老師的年輕人已經來到了羅馬。國王立即要求教皇介紹一下這個年輕人的詳細情況，並想方設法別讓他回國。”[155]從此以後，吉爾伯特便與奧托家族建立起了深深的聯係，使他卷入了10世紀的政治激流和旋渦之中。這種聯係既給他帶來了榮譽，使他達到權力的頂峰，於999年成為教皇，同時也為他帶來了許多沉浮與苦悶。也可以說，從此以後，他便再也沒有重新走回靜心求學的軌跡之上。971年，吉爾伯特拒絕了奧托一世讓他擔任奧托二世家庭教師的請求，主動放棄了羅馬的舒適生活，隨蘭斯（Rheims）副主教嘎爾姆努斯（Garamnus）回到蘭斯，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向以邏輯學著稱的嘎爾姆努斯學習邏輯。這種行為使吉爾伯特在當時贏得了崇高的聲譽。他一邊向嘎氏學習邏輯知識，同時也向嘎氏傳授數學、音樂等方麵的知識以作為回報。當時的蘭斯大主教阿達爾伯諾（Adalbero）正進行教會改革，他以教會學校的改革為突破口，希冀以培養人們對知識的熱愛來帶動教會複興。但這種學校的改革缺少一位淵博的能擔當領導責任的學者。此時吉爾伯特的出現無疑成為阿達爾伯諾的希望。對此裏歇這樣說道：“正當他（指阿達爾伯諾）苦惱不知如何提高他學校的地位與質量的時候，上帝給他派來了吉爾伯特。”[156]因此，在阿達爾伯諾的請求之下，吉爾伯特於972年成為蘭斯主教學校校長直到989年，從此開始了給他帶來巨大榮耀和光輝的教學生涯。中間除983年被任命為博比奧（Bobio）修道院院長以外，吉爾伯特的教學生涯共持續了16年之久。其間，他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設計和製造了許多超越時代水平的教學用具、儀器等，形成了獨特的以實用為目的的教育思想。正是這段經曆而非他的教皇生涯為他在曆史上爭得了一席之地，他被美國學者達林頓（Darlington）稱為“最偉大的教師之一”。989年，他離開蘭斯學校與奧托三世結盟，並在後者的支持下於999年成為羅馬教皇。但隨著奧托三世在暴動中於1002年去世，吉爾伯特在屈辱中也於1003年5月離開人世。
關於吉爾伯特的政治、宗教和哲學等方麵的思想，學術界已有了較為詳細的研究，並於1938年法國舉行的吉爾伯特誕辰1000年紀念會上，出版了相關的論文集和傳記作品。但是作為教師的吉爾伯特的有關資料則發掘不夠，他的教學方法、教學輔助設備——教具以及產生的教育影響所蘊含的價值尚不為人所真正了解。美國學者達林頓認為吉爾伯特的教育思想使他有資格被稱為曆史上最為偉大的教師之一。[157]所以對吉爾伯特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挖掘，無疑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10世紀時期的教育，同時也有助於加深我們對吉爾伯特思想的全麵、係統的認識。
二、吉爾伯特的教育思想
吉爾伯特由於受其三大思想來源的影響，在教育思想上體現出鮮明的古典人文主義特色和阿拉伯學術特色。阿拉伯特色具體表現為對科學知識的重視。所以吉爾伯特的教育思想就包括古典人文主義和自然科學教育思想兩部分。
（一）教育目的論
吉爾伯特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實用，而不在於作為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或依附。他在984年寫給圖爾主教埃伯拉爾（Ebrard）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道：“我不像盤尼修斯（Panetius）要把知識的有用性與知識的點綴性二者分離，恰恰相反，在此我和西塞羅一樣，總是盡力使這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158]這就充分表明吉爾伯特注重的是知識的實用價值，而反對僅把知識看成是點綴和裝飾的觀點。但他並不否認知識具有提高人修養的價值，認為這種價值的實現必須是建立在實用前提下的一種豐富。因此，吉爾伯特的這種教育實用論在很大程度上衝破了中世紀以前人們為知識而知識的教育目的論，從而把教育同個人的實踐以及社會現實聯係在一起。這不能不說吉爾伯特的思想具有極鮮明的現代特色。他這種教育目的論具體表現在他對修辭學科的教授之上。他從他自身的政治經曆和政治實踐出發，認為“雄辯對於那些不關心社會公共事務的人來講，唯一目的隻在於作為一種裝飾和點綴；而這對於那些卷入公共事務中的人則不適合，他們必須要有雄辯的才華以阻止那些具有暴力性精神的危害。在這種意義上，會說可以說是處理公共事務最為重要的一種手段。”[159]因此，他認為修辭教學的真正目的在於培養能熟練運用辯論技巧和修辭知識的雄辯家，要使他們在辯論時對這些理論知識的運用達到自如的境界，以至於上升到一種無藝術（artlessly）的境界。這就充分表明了吉爾伯特最終的目的還是落腳於知識的運用。同時，這種目的論也體現在吉爾伯特對科學知識的傳授之上，例如，他對天文學、醫學、珠算等知識內容的傳授無疑都具有極強的實用色彩。
（二）古典人文主義教育思想
吉爾伯特雖身為教會統治居於主導地位時期的教皇，但他卻是一個典型的古典人文主義者，他直接繼承了加洛林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精神，同時又融入其所處時代的特有的見解和偏好，二者共同形成了其豐富的人文主義思想體係。對此美國學者達林頓這樣評價道：“吉爾伯特盡管生活在中世紀最為黑暗的曆史時期，但他的思想更像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思想，而不是中世紀時期的思想；他更多的具有文藝複興時代教皇的特征，而不像是一個中世紀時期的教皇，他的思想更適合於15世紀後的文藝複興時代。”[160]這表明吉爾伯特思想中人文主義成分的重要地位。同時，這種人文主義特征也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之上，使他形成了有別於這個時代的獨特人文主義教育思想。
1.重視古典人文典籍的收集和傳授
吉爾伯特繼承了加洛林時代圖書館建設精神的傳統，從當時書籍匱乏的實際出發，大量收集各種古典人文書籍，試圖建立起蘭斯修道院學校的圖書館。當他983年出任博比奧修道院院長時，那裏有著十分豐富的藏書，包括大量古代詩人、雄辯家、哲學家的著作。當他離開這裏回到蘭斯時，他私下收買了一個修士以獲得他所需要的書籍。他曾經說道：“你知道，我是多麽急切地在尋找各地的書籍；……你不要讓別人知道，快去幫我搞一些曼利烏斯（波伊提烏）的天文學抄本、維克托裏的修辭學抄本和德摩斯梯尼（菲拉列特）論述眼疾的抄本。”[161]這段話較為充分地表明了吉爾伯特對書籍的渴求和他所收集的藏書的大致範圍，主要集中於古典“七藝”書籍。在所保留下來的吉爾伯特書信中，關於他對書籍的收藏對象沒有一次被提到是與宗教有關的，而都是對古典人文書籍的渴求。
吉爾伯特這種對古典人文書籍的重視在教育上則表現為對這些相關知識的傳授。吉爾伯特在教學過程中對許多拉丁詩人的原作進行講授，其中包括維吉爾、賀拉斯（Horace）、斯塔裘斯（Statius）、德倫西（Terrence）、佩爾西烏斯（Persius）和朱維納裏斯（Juvernalis）等人的作品。和同時代的其他修道院學者不同，吉爾伯特並不過分在意去刪除那些關於迷信和靈魂不朽的與正統基督教教義相抵觸的內容，而是盡量讓學生學習原著。他認為這是學習修辭和辯證法，特別是鍛煉、培養人的雄辯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基礎。裏歇曾記載道：“隻有在他的學生熟悉和掌握了這些人的作品及風格之後，他才讓他們涉及修辭方麵的學習。”[162]在這些古典拉丁學者詩人中，吉爾伯特尤為注重對西塞羅著作的學習和傳授，他認為“西塞羅的著作是羅馬雄辯術的代表和先驅”。考慮到他對學生雄辯能力培養的需要，因此他對西塞羅的關注則不足為奇了。吉爾伯特曾公開聲稱：“在所有的人類文物中，沒有什麽比那些包含在著名學者眾多著作中的思想、智慧更值得推崇與尊重的了。”吉爾伯特這種對古典作家的偏好遭到當時許多正統修道院學者的攻擊，史載有一次當他指責羅馬人愚昧無知時，教皇使者毫不客氣地回敬他：“自從開天辟地以來，上帝就已經選擇了村夫野漢，而不是雄辯者和哲學家。”[163]不難看出，吉爾伯特是一個超越其時代的古典人文主義者，他的思想更接近於文藝複興時期的思想。美國學者沃爾夫曾這樣評價吉爾伯特，他說：“甚至16世紀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們，也沒有像他那樣貪婪地尋找書籍。”[164]這一方麵肯定了吉爾伯特人文主義者的身份，另一方麵又反映出吉爾伯特對建立圖書館的不屈信念和其教育思想中的古典人文特色。
2.注重對傳統“三藝”學科的傳授
吉爾伯特作為一個古典人文主義者，充分繼承了古典教育中注重教授“三藝”的傳統，但和加洛林時代不同，他並不主要是一位語法學家，而更多的是著重於傳授“三藝”中的邏輯（辯證法）與修辭學科。在這三種學科的關係上，他認為學習文法是基礎、前提。所以他在教學中十分注重對拉丁古典詩人學者作品的傳授。這項基礎性的工作主要由蘭斯修道院學校的普通教師承擔，他則對邏輯學和修辭辯論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他對邏輯學的教育往往是通過對一些作品的講解來進行的，這些作品包括《波菲利》（Poorphyry）的序言、亞裏士多德的《範疇篇》以及波伊提烏的一些作品。在教學過程中，主要由他閱讀這些作品，在閱讀過程中穿插一些講解，講解的觀點大多來自古典學者的觀點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通過這種方法讓學生能理解和把握這些作品的思想內涵，並在此基礎上組織一些必要的討論，以加深和鞏固他們對這些作品的理解。這種教學方法直到13世紀時還被人們普遍地采用。吉爾伯特教授修辭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能自如運用修辭知識、理論進行辯論的雄辯家。因此，他的修辭教學就帶有極強的係統性和實用性。首先，在理論學習上，他把修辭課程所涉及的所有材料都歸納成一張表，便於學生係統地學習這些基本的修辭原理。其次，他讓學生把這些學到的知識運用於辯論的實踐中去。裏歇曾記載吉爾伯特在教學過程中“曾讓詭辯家帶領學生進行辯論的實踐”。這種方式使學生能夠實現理論與實踐二者的結合，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吉爾伯特已經超越了傳統經院教學中刻板、僵化模式的限製，無疑具有與其時代相較而言的進步意義。
（三）自然科學教育思想
吉爾伯特由於受阿拉伯文化的影響，其思想體係中與“四藝”學科相關的自然科學的思想十分豐富，這是他有別於他所處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特別是他在自然科學教育方麵所設計的教具，采取的教學方法以及積累的相應研究性知識，都使得他成為10世紀文化“蒙昧”狀況下的特殊的例外。
關於“四藝”學科的教學，吉爾伯特采用了直觀性的教學方法，他通過自己的研究，設計出了有助於學生理解深奧知識的教學輔助設備。但是他和後來的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等人不同，他設計這些儀器、設備的真正目的並不在於進行科學研究和發掘新的科技知識，他的真正且唯一的目的在於為教學所用，在於使學生能通過這種直觀的教學形式鞏固和理解那些複雜深奧的知識原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吉爾伯特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教師，但同時他的這些設計在客觀上也推動了相應科技因素的萌芽，打破了中世紀基督教世界人文學科一統文化的局麵，這對於後世科技思想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奠基作用。吉爾伯特這種科技思想在數學、幾何、天文學等學科上都有積極的成果體現。
吉爾伯特十分注重數學的教學，他認為數學是所有科學的基礎。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他在數學學科的研究和教學上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績，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他設計製作了一個算盤，對此裏歇曾做了詳細的記載：“為了啟發學生，他要一個軍械師為其製作了一個算盤。這事實上是一塊木板，其中分出一些格子來。它的縱向被分成了27個部分，熱爾貝[165]想借此用他的9個數碼來表示所有的數字。除此之外，他還做了1000個角狀符號，它們代表著這9個數碼。把這些符號在以上27個格子中來回調換位置，就可以進行許多數字的乘法和除法運算。這樣，運算比過去簡便多了，隻要花很少的時間通過心算就可以完成。”[166]吉爾伯特製作算盤所采用的原理實質上是印度發明的掐值法，即通過明確數的序列位置如個、十、百、千、萬等來進行計數，這樣就易於使人們能快速準確地對較大的數據進行處理。這種方法首先從印度傳到阿拉伯世界，吉爾伯特無疑受益於阿拉伯且將這種原理以一種更為形象和直觀的方法傳播給了西方世界。除此之外，吉爾伯特還解決了當時數學學科的難題即除法問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總結出了“差額”除法，其計算過程包括一係列的化簡[167]，轉換成現代的公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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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伯特的這一發明開辟出了一個廣闊的數學領域，為數學研究走向深入和數學知識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曾著有《論幾何學》一書，雖然這本書究竟是否是他本人所著猶存爭議，但書中所體現出的思想表明他對歐幾裏得和畢達哥拉斯的相關知識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了10世紀時數學科學的發展水平，以及社會逐漸開始注重加強對數學學科的教授和研究。
吉爾伯特以其紮實、雄厚的數學知識為基礎，在天文學領域特別是在天文儀器的設計、製造方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沃爾夫認為“正是由於這些工作，裏歇及同時代人才對他表示出如此的敬仰”。吉爾伯特曾親自設計和製造了木質球儀、空心球儀和渾儀。木質球儀上畫著各個星座，並且可以圍繞兩極旋轉；空心球儀上裝著一些望遠鏡，指向兩極和一些精確的方位；渾儀則可以顯示出緯線（赤道、回歸線和極線）和黃道，在黃道麵上通過“一個十分精巧的機構”“懸掛著各大行星的軌道”。此外，他還製作了一個星盤，用來繪出宇宙的球極平麵映射圖，同時還可以作為測向儀。整個儀器可以通過一個小環很方便地握在手上。對於觀察者來說，隻要知道了天空中某一點相對於自己的位置，就可以通過這個星盤得到宇宙在任一給定時刻的完整圖景。這實際上將整個天體運行加以平麵化，使之更為直觀，更易於學生了解天體運行的情況。關於這些儀器的具體製作過程，裏歇在《法蘭西史》中均有較為詳細的記載[168]；同時吉爾伯特在他留下來的書信中也有一些記載，例如，他曾寫信給邁斯（Micy）主教康士坦丁尼（Constantine）談到如何製作球儀的問題。由於這些儀器的發明更多的是出於教學的目的而設計的，所以更有利於教學的具體進行，因而取得的教學效果是十分明顯的。裏歇曾說道：“使人大為吃驚的是，他通過一些儀器，成功地使這門幾乎無法進入的學科變得十分明了……即使你一點也不懂這門科學，你隻要了解了其中一個星座，你就馬上可以通過這一球儀而識別其他所有的星座，不再需要老師的幫助。”[169]應當說裏歇以一個學生的身份對吉爾伯特的直觀教學做出的評價是公允、客觀的，這也反映出吉爾伯特作為一個以抽象思維為主的社會中的教師，以其卓越的形象直觀教育方式為當時的教育帶來的新的衝擊，這也為後世的教學方法、教學思想體係提供了素材。
吉爾伯特除對上述學科有獨到的研究以外，他還在音樂和醫學方麵有著很深的造詣。在教學中，他把音樂看成是繼數學之後的一門十分重要的學科。然而，當時音樂在高盧地區基本上已經不再流行，所以這給他的教學帶來極大的困難，為此他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並且把其研究成果運用到教學中，使音樂重又成為學校教學的主要內容之一。他音樂方麵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寫給修士康斯坦丁的一篇小論文中。裏歇曾講道：“他可以在單弦琴上清楚地彈出各種不同的音調，把和音與諧音分解成半音、全音、大三度和升半音等，並按照某種方法把音調分離成聲音。”[170]這表明吉爾伯特自身的音樂素養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吉爾伯特對音樂學科的重視一是吉爾伯特人文主義的古典氣質使然，一是從其本身立場即教會需要的角度出發，要求他重視對音樂知識的傳授。他對醫學的研究則不同，既非出於教學的需要，也不是宗教環境的結果，而是一種對醫學研究的興趣使他在這方麵有所成就。但吉爾伯特醫學研究的興趣並沒在裏歇的《法蘭西史》中得以體現，裏歇自己則對學醫具有濃厚的興趣，他曾從蘭斯到夏爾特爾（Chartre）向一位精通醫術的修士求教，這二者之間似乎存在一種反差和悖論。要解釋這種反差的唯一的原因在於吉爾伯特並沒有把醫學作為教學的一部分。這在吉爾伯特寫給他的一位朋友阿達爾伯諾的一封信中已有所體現。當阿達爾伯諾向他征詢建議時，他說道：“你不要希望我能給出那屬於醫學實踐中權威性的建議，我所追求的隻是一種科學的知識，而避免將它與實踐相聯係起來。”[171]這也表明吉爾伯特的主要興趣在於醫學的學術性探討，而不是進行醫學實踐。出於強烈的興趣，吉爾伯特收集了大量的醫學書籍，並且也曾抄寫過一些醫學手稿。這些都是和他所處時代所關注的重點是不同的，在這個意義上也體現出他超越時代的一麵。
吉爾伯特的教育思想特別是他對古典人文學科的重視，直觀教學方法的熟練運用，大量教學輔助設備的設計與製造以及他專心致力於教育的精神和他的實用的教學目的論，都無疑使他的思想具有了超時代的意義，使他成為一位卓有成效的傑出的教師之一。作為教師，“他的知識之完全，造詣之精深及個人體驗之豐富都是阿爾克溫（阿爾琴）這樣的人所無法比擬的。他具有十分全麵的知識和教學的才能”[172]。同時，作為教師他還具有一種執著和專一的精神，並且具有一切優秀教師都應具備的教學相長的精神，他曾說：“我教我所知的一切，學我所不知的一切。”所有這些無疑都給後世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並且由於他在教學上的傑出貢獻，通過他所培養的眾多的學生的作用，吉爾伯特間接影響了十一二世紀的政治、宗教事務，間接導致了11世紀德國和意大利境內的修道院改革運動的興起。所以他的曆史影響是至為深遠的。總體上講，他是文藝複興以前的一個人文主義者，其所有的思想與影響都是與他的人文主義的特質緊密相連的。因此，西方有些學者從這種意義上把吉爾伯特時代稱為10世紀的文藝複興時代。[173]
[1]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戚國淦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8頁。
[2] 伏爾泰：《風俗論》（上冊），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25頁。
[3]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13頁。
[4]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鄭宇健、顧犇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5頁。
[5]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4頁。
[6]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7頁。
[7]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9頁。
[8]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13頁。
[9]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279頁。
[10]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9頁。
[11]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28頁。
[12]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6.
[1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98～99頁。
[14] 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327頁。
[15]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64頁。
[16]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6頁。
[17]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5頁。
[18]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9頁。
[19]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28頁。
[20]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28頁。
[21]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46頁。耶羅姆，也譯作哲羅姆，和奧古斯丁同為羅馬末期的著名學者。
[22]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沅芷、伊信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94頁。
[2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7頁。
[24]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78頁。
[25]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20頁。
[26]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1頁。
[27]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34頁。
[28]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6頁。
[29]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8頁。
[30]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陶鬆壽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77頁。
[31] Christianity，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1，p.220.
[32]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31頁。
[33] 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342頁。
[34]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36頁。
[35]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59頁。
[36]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49頁。
[37]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34頁。
[38]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63頁。
[39]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0頁。
[40]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40頁。
[41]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41頁。
[42]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51頁。
[4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3～114頁。
[44]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3～114頁。
[45]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41頁。
[46] 這裏是指796年阿爾琴任院長的圖爾修道院。
[47]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49頁。
[48]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36頁。
[49] 以上引文均出自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43、44頁。
[50]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86頁。
[51] 伏爾泰：《風俗論》（上冊），第350頁。
[52]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第20頁。
[53]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92頁。
[54]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302頁。
[55]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302頁。
[56] 恩地（Precaria）是由於請求而賜予的土地，即一種有條件的占有地。
[57]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65頁。
[58]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32～33頁。
[59]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64頁。
[60]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07頁。
[61]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9.
[62]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64.
[6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8頁。
[64]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154頁。
[65]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New York，1966，p.51.
[66]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54.
[67]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168頁。
[68]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156頁。
[69]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8頁。
[70]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176.
[71]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177.
[72]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33～34頁。
[7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9頁。
[74]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59頁。
[75]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170頁。
[76]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76頁。
[77]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56頁。
[78]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p.51～52.
[79]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59.
[80] 阿爾琴：《約克郡教會中的主教和聖徒》（第二卷），弗羅本版1777年，第256頁。
[81]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169頁。
[82]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53頁。
[83]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197.
[84] W. J. McCallister，The Growth of Freedom in Educati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imited，1931，p.311.
[85]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8頁。
[86]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0.
[87]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53頁。
[88]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167頁。
[89]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34.
[90]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169頁。
[91] 轉引自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43.
[92]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169頁。
[93]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42頁。
[94] Eleanor Shipley Duckett，Alcuin，Friend of Charlemagne：His World and His W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1，p.112.
[95]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180頁。
[96] F. V. N. Painter ed.，Great Pedagogical Essays，American Book Company，1905，p.269.
[97] F. V. N. Painter ed.，Great Pedagogical Essays，p.268.
[98] F. V. N. Painter ed.，Great Pedagogical Essays，p.270.
[99] F. V. N. Painter ed.，Great Pedagogical Essays，p.276.
[100]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09頁。
[101] 彭彼得：《基督教思想史》，上海廣學會1939年版，第226頁。
[102] 關於伊裏傑納如何在希臘語消失的時代學習希臘語，學界比較認同的觀點是：伊裏傑納是通過到東方旅行而學習希臘語的，伍特的《曆史和古代大學》中提到：“凡是哲學家們常去寫作或存放他們的秘密著作的地方或廟宇，我沒有不加檢查而放過一處的，凡是可能被認為知道一些哲學著作的學者們，沒有一個人我不曾去詢問過。”同樣，伯納德（Bernard）在《中世紀外語研究》一書中也認為：“最令人信服的解釋就是他在希臘語盛行的國家學習了希臘語，有可能是西西裏（Sicily）、南意大利，甚至還有可能曾在拜占庭（Byzantium）學習過。”這兩種觀點與當時西歐希臘語喪失的文化背景相符，因而具有一定的確證性。
[103]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11頁。
[104]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32頁。
[105]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96頁。
[106]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13頁。
[107] 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幼獅翻譯中心編譯，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5年版，第87頁。
[108]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21～322頁。
[109] 葉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第412頁。
[110]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25頁。
[111]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25頁。
[112]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25頁。
[113] 轉引自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25頁。
[114]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15頁。
[115]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15頁。
[116] 葉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第402頁。
[117] 金陵神學院托事部：《基督教曆代名著集成》（第1部，第14卷），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第161頁。
[118] 金陵神學院托事部：《基督教曆代名著集成》，第147頁。
[119] 葉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第412～413頁。
[120] 轉引自彭彼得：《基督教思想史》，第228頁。
[121] 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87頁。
[122] 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二卷），第312頁。
[123]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23.
[124] 《論自然的區分》，見金陵神學院托事部：《基督教曆代名著集成》，第145頁。
[125] 《論自然的區分》，見金陵神學院托事部：《基督教曆代名著集成》，第146頁。
[126] 《論自然的區分》，見金陵神學院托事部：《基督教曆代名著集成》，第152頁。
[127]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3.
[128]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37.
[129] 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上卷），薛力敏、林林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114頁。
[130] 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上卷），第117頁。
[131] 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上卷），第118頁。
[132] 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上卷），第127頁。
[133]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94頁。
[134] 郭守田：《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57頁。
[135]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242.
[136] 郭守田：《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第58～59頁。
[137]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221.
[138]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569.
[139] 即指《編年史》。
[140] 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上卷），第121頁。
[141] 即指《編年史》。
[142]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482.
[143]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521.
[144] 郭守田：《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第59頁。
[145]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239.
[146] 郭守田：《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第59頁。
[147]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21頁。
[148]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575.
[149] 郭守田：《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第59頁。
[150]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238.
[151] Albert Tucker，A History of English Civilization，Harper & Row Publisher Inc.，1972，p.43.
[152]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59頁。
[153] 關於其出生，目前存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吉爾伯特出生於938年，大部分法國學者持這種觀點，但這種觀點與吉爾伯特自己的敘述有許多矛盾之處；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他應該是在940—945年出生的，但具體哪一年無法確定，美國學者達林頓（Darlington）持這種觀點。
[154]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149頁。
[155]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150頁。
[156]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47，52（3），p.463.
[157]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p.456～457.
[158]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5.
[159]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5.
[160]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6.
[161]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155頁。
[162]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5.
[163]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158頁。
[164]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155頁。
[165] Gerbert的另一種譯法。
[166]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160頁。
[167] 詳細運算過程可參見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161頁。
[168] 可參見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中的相關部分。
[169]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9.
[170]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p.466～467.
[171]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73.
[172]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157頁。
[173] 英國學者菲利普·沃爾夫並不讚同這種觀點，參見《歐洲的覺醒》，第1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