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意大利晚期人文主義教育思想

第一節 16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社會背景

進入16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轉向，這種轉向是意大利社會政治、文化、宗教等領域的變化所引致的。

一、君主時代的來臨與城市人文主義的衰落

在意大利，君主和君主國並不是到16世紀才產生的，正如曆史學家哈伊所指出的，“十四世紀時，意大利北部出現一種明顯的從自由城市過渡到個人和家族的君主製趨勢”，但是，“十四世紀總的來說，佛羅倫薩、盧卡、錫耶納在整個時期是真正的共和國。它們的政府是人民的，貴族被排斥在權力之外”。[1]從14世紀到15世紀，意大利呈現出君主國與共和國共存的局麵，米蘭和那不勒斯就是典型的君主國，而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則是典型的共和國。14世紀米蘭變成君主國，“‘市民’這個詞匯已被‘臣民’這個新的詞匯所代替”，“人民”這個詞被禁止使用，因為它具有顛覆性的意義。“公爵”成為一個萬能的統治者形象，成為君主的代名詞，“會見公爵，必須經過一定的宮廷儀式。這樣，由於宮廷儀式的需要，便產生了宮廷侍臣這一在曆史上持續很久的現象”[2]。這裏的宮廷侍臣即16世紀時卡斯底格朗所論及的“宮廷人物”。如同公民是共和國裏重要的社會角色一樣，宮廷侍臣則是君主國裏重要的社會角色。君主和宮廷侍臣的培養對君主國的重要性，就如同公民的培養對共和國的重要性一樣大。但由於14世紀、15世紀意大利文藝複興的領頭羊是佛羅倫薩，佛羅倫薩又是共和主義政治背景，這就使得在人文主義教育思想中“公民”的培養成為論述的主題，而君主和侍臣的培養問題並未受到人文主義者充分的重視。到了16世紀，隨著意大利君主時代的到來，這種局麵改變了。

在16世紀，除威尼斯仍是共和國製外，君主製在意大利占據了統治地位。政治形勢的這種變化對意大利社會狀況、對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

第一，以市民人文主義為特征的共和主義價值觀被君主主義價值觀所取代。君主製受到推崇，並被認為優於共和製，公民、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共和主義等受到貶抑。君主們並不否定古典文化，並且常常保護文人，但同時把這些文人變成自己的附庸和歌功頌德的工具，文藝複興的成就被用來為君主服務，“城市生活和市民道德的發源地佛羅倫薩也出現了窒息自由的形勢”，美第奇家族“不能容忍在文學中出現的共和主義思想”[3]，自由的天空烏雲密布。

第二，積極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有為”原則被拋棄，退隱生活受到青睞。對於市民人文主義者如布魯尼等人而言，“有為”或參與市政事務的觀念反映了人類生活最理想的境界。然而，在君主製下，15世紀早期人文主義者表現出來的那種對政治的興趣日益被人們認為是低級的，甚至是粗俗的思想願望。對於皮科、費奇諾和15世紀後期以後的其他主要哲學家來說，休閑自適或退隱沉思的生活是最值得向往的，學術遠離了政治，學術不再為政治的純粹和升華做實質性的貢獻，剩下的隻是閉門靜思或為君主服務，公民個人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和熱情被壓抑了。人文主義者皮科在《關於人的尊嚴的演說》中明顯地反映了這種態度，他在書中不斷嘲諷那些為了“利益和野心”不顧一切的人，並誇耀自己已“摒棄了對私人與公共事務的一切興趣”，使自己“完全處於沉思的閑暇中”。拋棄“有為”原則所引起的一個更根本的後果是，以有意義的方式參與政府事務這種觀念似乎終於消失。積極進取的市民人文主義精神已風采不再，市民人文主義衰落了。學者們對社會生活的參與大大減少了。

第三，君主形象受到關注，湧現出一批專門為君主出謀劃策而寫作的學者。早期的市民人文主義者在寫作時包括在寫作教育著述時，一般以共和製為背景，向全體公民提出忠告和勸誡，而意大利文藝複興後期的人文主義者在寫作時總是預先設定一個君主統治的背景，如馬基雅弗利和帕特裏齊，他們本人明顯地傾向於共和製，但在寫作時卻總是以君主製為背景。結果便是，過去受重視的作為公民的個人形象被忽視，而集中注意威嚴且更有影響的君主形象。

為君主出謀劃策而寫作並不是始於16世紀，早在1394—1405年弗吉裏奧就寫了未完成稿《論君主》，此後不久，米蘭的人文主義者為米蘭君主寫了一係列歌頌君主統治功績的頌詞。但這些在當時並不十分突出。隻是到了15世紀後期和16世紀，這類頌詞和獻策著作的出現才達到**。例如，薩奇（1421—1481年）在1471年為曼圖亞的一位貢查加公爵寫了《論君主》的短文；龐達諾（Giovanni Pontano，1426—1503年）1468年把一篇論君主的文章呈獻給那不勒斯國王；迪奧梅德·卡拉法（1407—1487年）在15世紀80年代為那不勒斯國王寫了關於“優秀君主的職責”的文章；帕特裏齊在16世紀20年代將其精心之作《王國與國王的教育》獻給教皇西克圖斯四世。在獻策著作中最著名的是馬基雅弗利於1513年年底寫成的《君主論》，本章第三節會對其予以分析。文人學者為何要寫這類著作呢？一個重要原因是想獲得君主的賞識，進而獲取一個職位。如龐達諾就是因為他寫了論君主的文章才引起了那不勒斯國王的注意並進而受重用達20年之久。馬基雅弗利在《君主論》寫就約2年後將之題獻給佛羅倫薩的統治者美第奇家族，實為一種自薦的方式，意欲獲得一個政府職位。

這些關於君主的著述，它們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君主應具有哪些素質？如何培養教育君主？而這正是教育問題。

第四，與君主時代的來臨相一致，一些為廷臣而寫的文章開始出現，這些文章旨在指導廷臣去獲得適當的教育，克製自己的言行和妥善處理與君主的關係，如卡拉法寫過有關“完美的廷臣”的短文。這類著作中最有名最具影響的是卡斯底格朗於16世紀初寫的《宮廷人物》，本章第二節將會對之予以分析。

隨著君主時代的到來，君主和朝臣的培養問題便成為學者們關注的一個問題，這種關注直接導致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轉向，培養公民的教育理想被培養君主和朝臣的教育理想所取代了。

二、文藝複興運動的進一步深化

15世紀末到16世紀，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的進一步深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古希臘文化尤其是古希臘哲學的進一步複興；二是藝術的複興與藝術創作的繁榮。這二者對16世紀的教育思想皆產生了深刻影響。

因為語言的障礙，古希臘文化的複興較古羅馬文化的複興難度要大得多，因而較後者滯後。到15世紀末時，對希臘文化的研究才達到了較深入的地步，“到1470年，對於希臘的探索在意大利已經達到相當的發展程度，雖然在那時候，關於希臘的知識還沒有像人們所想的那樣普遍流傳”[4]，希臘語教師匱乏，學習的工具如語法書、辭書也奇缺，一些古希臘的著作也未被譯成拉丁文，已有的一些譯本多是中世紀傳下來的，譯文和注釋多有訛誤之處。在意大利複興古希臘文化的過程中，拜占庭曾起過積極作用，如克裏索羅拉在意大利教授希臘語就是一例。15世紀時，土耳其人征服了希臘世界，難民成群結隊湧入意大利，其中許多是有才華的學者，他們渴求在當時興盛的以研究古希臘哲學為中心的學園裏謀個職位。這些人對意大利的希臘文化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教師匱乏的問題。15世紀末，希臘語已成為大學裏認可的課程，難民中的有用人才被聘到大學和其他學校去教課，其中一些人與意大利的希臘學者一道並肩從事教學工作。15世紀末以前，人們普遍感到缺乏學習希臘語的有效工具，就連波利蒂安和皮科在學習希臘語時都不得不使用兩種語言對照的教科書，因為沒有合適的語法書和辭典。不過這種缺憾在15世紀末已得到解決，1478年左右喬瓦尼·克雷斯托內所編的希臘–拉丁辭典出版，1497年烏爾巴諾·博爾紮尼奧用拉丁文所寫的希臘語法出版，這都是古希臘文化複興過程中劃時代的大事。另外，由於印刷術的使用，希臘語著作比較容易得到，不再像過去那樣依賴數量很少的手抄本，米蘭、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地的出版社能夠刊印希臘的主要古典作品。一些重要著作也被譯成拉丁文，如《柏拉圖全集》由費奇諾（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譯出後，1484年在佛羅倫薩出版，這極大地促進了對柏拉圖哲學思想的研究，使柏拉圖研究成為當時學術界的顯學。

對古希臘文化研究的深化，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在古希臘哲學的促進下意大利哲學研究有了可喜的進展。對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研究達到相當深度，並湧現出一批哲學家。柏拉圖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費奇諾和皮科。費奇諾建立的柏拉圖學園是柏拉圖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費奇諾將人文主義成就與柏拉圖的世界觀相結合，提出了一個與柏拉圖不同的宇宙觀，他把宇宙視為一個博大的等級體係，每一種存在物都各據其位，各有不同程度的完美性，但費奇諾修改了柏拉圖的圖式，將圖式的中心這一特權地位給予人的靈魂，從而為他的關於人的尊嚴的學說提供了一種形而上學的依據，高揚人的尊嚴是他從人文主義前輩那裏繼承下來的思想。他認為人的靈魂把它的思想和愛擴展到從最高到最低的萬事萬物中，於是靈魂就成為宇宙的中心，靈魂是自然中最偉大的奇跡，它把萬事萬物結合在一起，它是萬事萬物的中心。對靈魂的重視導致他重視以內在經驗為基礎的精神生活和沉思生活。他認為感官的世界是變動不居的，是令靈魂**不安的，靈魂為了從外在事物中把自己純化出來，就得進入沉思生活，進入非現象的世界，沉思的生活使人的靈魂不斷向真理和存在的更高等級攀升，直至最後直接認識和洞見上帝。

皮科比費奇諾年輕30歲，他的主要目標是要把柏拉圖主義和亞裏士多德主義以及其他的哲學現實調和起來，認為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理論雖然在措辭和外表上有所不同，但在根本上卻是一致的。他比費奇諾更加高揚人的尊嚴，與費奇諾不同的是，“他不是在宇宙等級體係中給人指定一個固定的、特權的地位，而是使人完全脫離這個等級體係。他斷言，人按照自己的選擇，能夠占據從最低到最高的任何生活的等級。正像他說的那樣，上帝對亞當說：你既沒有固定的處所，也沒有自己獨有的形式，我們也沒有給你唯你獨有的功能，亞當，你最終按照自己的判斷便能具有和占有你自己希望要的處所、形式和功能。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誌，不受任何強迫，我已把你放在自由意誌的手裏，你注定要受自己本性的限製。你有力量墮落到生命的更低形式，像野獸一般。由於靈魂的判別，你也有力量獲得再生，進入更高的形式，即神的形式”[5]。皮科鮮明地闡明了人所具有的力量，“皮科在讚揚人及其尊嚴時，總結了幾代學問淵博的人文主義者的期望，並補充了他們尚不能提出的一種形而上學的關係域和一種哲學的意義”[6]。哲學的複興與發展為人文主義提供了新的論證手段。

亞裏士多德主義的代表人物是彭波那齊（Pietro Pomponazzi）。亞裏士多德哲學在中世紀就很興盛，但彭波那齊的亞裏士多德主義與中世紀不同，他試圖恢複亞裏士多德哲學的本來麵目，使哲學與神學分開，清除中世紀教會籠罩於亞裏士多德身上的宗教迷霧。這種研究方法是人文主義的。

除柏拉圖主義和亞裏士多德主義外，16世紀的意大利還產生了以特勒肖（Bernardino Telesio，1509—1588年）、帕特裏齊和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為代表的自然哲學，自然哲學與科學的進步同時發展起來，“他們企圖用獨創的、獨立的方法而不是在已經建立起來的傳統和權威的框架之內去探求自然界原理。他們試圖構成一些新穎的理論，以不受古代哲學權威，特別是亞裏士多德——他曾經統治了哲學的思辨，尤其是統治了自然科學，長達許多世紀——的影響而自豪”[7]。他們的創新精神是充沛的，但創新度卻是有限的，“把他們與早期現代科學家、與把新科學作為前提的十七世紀哲學家區分開來的是，他們沒能找到一種堅實而有效的探索自然的方法，尤其是沒有認識到數學在這種方法上的根本重要性。正是為了這個理由，而不是因為那些過時傳統的重負，才使得他們的卓越並給人深刻印象的理論陷於或多或少的孤立之中，而不能贏得一大批追隨者，也不能對那些仍然受到亞裏士多德信徒控製的大學的自然哲學教學產生影響。人文主義者或柏拉圖主義者的外部攻擊、自然哲學家富有啟迪性的理論都未能推翻亞裏士多德自然哲學的傳統。隻是到十七世紀及以後，伽利略的新科學以及他的後繼者才得以在牢固地建立起來的、優越的方法的基礎上來處理這個問題，此時，亞裏士多德的自然哲學傳統才退出曆史舞台”[8]。自然科學和自然哲學的這種發展狀況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自然科學不是同人文主義同步發展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課程中沒有或少有自然科學的內容一點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該時期的哲學研究有一個明顯的趨向，想使哲學脫離神學，想使科學脫離哲學。這意味著知識的進步和分化，為以後教育內容的分化和豐富奠定了基礎。

哲學研究對該時期教育思想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教育目的和教育內容兩個方麵。追求沉思的生活，追求靈魂的升華，成為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將個人發展與共和政治合一的教育追求已過時了。在教育內容方麵，古希臘哲學成為重要的教育內容，西塞羅著作的地位下降了，而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著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在哲學的發展之外，該時期文藝複興的另一項成就是藝術的繁盛，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藝術的發展真正進入了大師輩出的黃金時代。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喬爾喬涅（Giorgione，1477—1510年）和提香（Tiziano Vecellio，約1489—1576年）等都是當時具有非凡藝術成就的大師，他們的藝術成就至今仍令世人景仰。當時的藝術成就表現在建築、雕刻、繪畫和藝術理論等方麵，每個方麵都成就斐然。這些藝術形式所表現的題材主要是宗教性的，那種認為文藝複興產生了一種以世俗性為主的藝術的看法，是一種錯誤的看法。文藝複興藝術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一種宗教藝術。但這種宗教藝術卻具有不同於中世紀的新內涵，“藝術家們給宗教的題材賦予一種富有人性味的、理想化的特質，一種把神變成人的崇高的想象，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獨一無二的”[9]。在藝術中就像在整個文藝複興運動中一樣也有布克哈特所說的“人的發現”。拉斐爾、達·芬奇和提香的繪畫都表現了關於人的新概念——溫和、高尚、有尊嚴，人物的舉止優雅、衣飾修整、性情沉穩。拉斐爾的《卡斯底格朗像》、達·芬奇的《蒙娜麗莎》都具有濃厚的人文精神。

藝術在其發展中也深受當時哲學發展的影響。藝術作品既反映當時的哲學發展現狀，例如，拉斐爾的《雅典學派》以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為主題來表現當時意大利思想領域裏存在的柏拉圖主義和亞裏士多德主義的爭論；同時藝術作品也體現了哲學思想本身，這說明藝術作品已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如在建築中，建築家們認為，一個建築物的各部分必須像人體的各器官一樣，既相互依賴，又聯合成為整體。這種看法反映了柏拉圖主義的影響，柏拉圖主義認為：人體的完美的比例反映出某種宇宙的和諧。因此，當時的建築家們把人體的比例作為人工建築物的標準，一個建築物的所有細部以及一個建築群的所有建築物都結合成在度量上互相關聯的有機體。然而，提香的《神聖的愛和世俗的愛》（約作於1515年）則體現了柏拉圖式的愛的觀念：“**的維納斯代表較高的原則；因為天堂的美，即永恒不變的美，是像真理一樣**裸的。而與她相對的另一個維納斯，則具有人間的一切魅力，代表著可見、可觸而且轉瞬易逝的地上的美的原則。但是，這兩種柏拉圖式的美的形象概括地代表基督教的愛的兩條意旨——愛上帝和愛你的鄰人，二者加在一起，就成為基督教的最高品德：‘仁愛’。”當時的許多作品表達了文藝複興女性美的理想：“一種崇高、尊貴和無限優雅的美，而如果沒有新柏拉圖主義者幾乎像信仰般的對美的靈魂寓於美的身體的渴求，就不可能發展起來這樣的美。”[10]這些藝術作品同哲學一樣都表達出“人的高貴與尊嚴”這一主題。

經過藝術家們的努力，藝術的地位提高了，藝術不再像過去那樣是一種手工藝，而成為一種高雅的東西了；藝術家們的社會地位提高了，他們的才能也受到了高度的尊重，這與15世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藝術的社會地位的提高使藝術在課程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一些學者在其教育思想中明確將繪畫、雕刻等列為正式的學習內容，而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三、人文主義者社會地位的下降

自14世紀以來，人文主義者人才輩出，他們既是知識的占有者，又在政治事務中處於較高地位，可謂風頭出盡。然而到了16世紀，人文主義者這一階層的社會地位遠不如往昔了，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數端。

其一，印刷術的出現。人文主義學者是古典文化的擁有者和傳播者，人們要獲得古典文化知識，就必須非常依賴這些學者。然而，古代經典著作的印刷本和編纂得很好的參考書和字典的流傳，大大減少了人們和人文主義者交往的必要性。

其二，泥古不化使人文主義者自身受到損害。一些人文主義者教條地理解古典的東西，把它視作一切思想、行動的典範，置現實與時代需要於不顧，遂使人文主義學術失去生命力。

其三，一些人文主義者品行上的缺陷也使得他們不受歡迎。自高自大、**不羈使人文主義者的整體形象大受影響。“在十五世紀裏，巴蒂斯塔·曼托萬諾在談到七種怪物時，把人文主義者和許多其他的人一起，列在‘傲慢鬼’項下。他描寫他們怎樣自認為了不起，是阿波羅的子孫，以一種矯揉造作的嚴肅姿態和繃著一副陰鬱難看的臉子走路，有時顧影自憐，有時在盤算著他們所追求的嘩眾取寵，像仙鶴在覓食一樣。但是，到了十六世紀，這種攻擊就全麵展開了……指責他們的內容包括憤怒、虛榮、固執、自我欣賞、**的私生活、各種各樣的不道德行為以及異端和無神論；此外還有：信口開河的習慣、對國家的不良影響、賣弄學問的演說、對於師長的忘恩負義，以及對於初則使之受寵若驚繼則使之忍饑挨餓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諂媚”[11]。並不是所有的人文主義者都是這副樣子，但多數是這副樣子。人文主義者作為知識分子階層，其固有的依附性加上當時動**不定的社會狀況也易使他們滋生這些讓人看不起的品行。

其四，反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宗教改革運動興起後，天主教勢力隨之興起了反宗教改革運動，在加強天主教會內部自身革新的同時也加強了對思想的控製。人文主義者以複興傳播古典文化為己任，而古典文化中又多有一些異端色彩，於是反宗教改革勢力就給人文主義者加上輕視宗教的罪名。教皇保羅二世還發動了對人文主義者的迫害以打擊人文主義思想中的異端成分。反宗教改革運動抑製了意大利人文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也使得人文主義者的社會地位下降了。

四、社會的持續動**

1494年是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社會狀況的一個重要分界線。1494年以前是和平與繁榮的時期，尤其1454—1494年這40年可視為意大利文明的鼎盛時期。1454年佛羅倫薩和米蘭之間經年不息的衝突結束了，並簽訂了洛迪和約，從此時到1494年法國入侵意大利，“四十年來意大利統治者致力建設國內和平與秩序，並與鄰國發展友好關係。與把各個國家團結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比，它們之間的爭執僅居次要地位。小規模的戰事不足以對他們追求富裕和扶植藝術造成嚴重的障礙。雖然當時對意大利的商業優勢的挑戰已十分激烈，商人們仍有錢財用於繪畫、圖書和建築，而王公貴族更以他們充任雇傭兵首領的收入，把他們的都城裝扮成文藝複興的藝術和學術中心。各個國家（指意大利內部各小國——引者）在它們還享有獨立與和平的時候對人類文明作出的貢獻，在十六世紀初結出了光輝燦爛的碩果”[12]。前麵提到了意大利在16世紀初的哲學和藝術成就就屬於“光輝燦爛的碩果”。

不幸的是，戰爭和由戰爭引起的社會動**卻使意大利文藝複興的發展失去了和平穩定的社會條件。意大利繁榮富庶，又是一個藝術寶庫，然而它四分五裂，軍事力量薄弱，易受國外列強的覬覦。然而，意大利統治者又有一個惡習，那就是當其內部各小國發生爭端時，總是尋求法國支持，希望由法國來出麵解決其問題。這說明意大利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結果隻能是引狼入室。1494年法國國王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帶軍隊入侵意大利，迫使佛羅倫薩和羅馬降服，並於1495年占領那不勒斯。查理八世的繼承者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又發動了三次侵略，一再攻伐米蘭，在整個意大利境內到處挑起混戰。到了16世紀初，當時歐洲的另一個強國西班牙也開始介入意大利國內事務。16世紀20年代初，法國和西班牙爭奪對米蘭的控製權，將意大利北部地區拖入持續30年的戰火之中，意大利成為歐洲兩大列強逐鹿的戰場，使意大利的獨立遭到嚴重破壞。意大利不能抵禦入侵的原因，首先不是其軍事力量的強弱，而是造成意大利內部諸國四分五裂的極端地方主義，各小國之間各自為政隻關心自己的區域性利益而置他國、置整個意大利的利益於不顧。強敵的入侵使這種地方主義傾向更趨嚴重，意大利各國設法在兩強之間挑撥離間，坐收漁利，從而為自己謀取一定的生存空間。意大利各國之間的畏懼和懷疑傾向也較之過去的和平時期大為增強。

在這樣一個君主的時代、一個四分五裂的戰爭時代，政治、戰爭、外交成為突出的首要的問題，教育問題及其人們對教育問題的思考不能不打上時代的烙印。在一個戰亂頻頻的年代，君主應具有哪些素質才能使其國家免受戰亂之苦？侍臣應具有哪些素質才能更好地輔佐君主麵對亂世？在一個爾虞我詐的年代，人文主義者崇尚的美德到底有多大的現實力量？美德能戰勝厄運嗎？能消弭戰亂嗎？人文主義者的教育理想能經得住亂世的考驗嗎？教育在亂世應有何作為？

卡斯底格朗、馬基雅弗利和薩多萊托等人的教育思想所應對和回答的就是上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