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阿格裏科拉的教育思想

阿格裏科拉（Rudolph Agricola，1444—1485年）的曆史地位比較特殊，他的實踐活動與胡騰、路德等人相比毫無驚世駭俗之處，他的文學作品的重要性很難與伊拉斯謨等人相比，他不像維多裏諾和赫吉亞斯那樣是偉大的人文主義教師，不像梅蘭希頓那樣是一位優秀的學校管理者，也不像羅伊希林那樣是文化論戰的英雄，總體看來，他並無顯赫的業績，然而他卻備受讚譽，赫吉亞斯、溫斐林、梅蘭希頓、伊拉斯謨等當時的文化教育名人一致認為，阿格裏科拉是將意大利人文主義新學引入北歐的主將。梅蘭希頓認為阿格裏科拉是“德國人文主義新教育的創建者”，認為他恢複了亞裏士多德的本來麵目，摒棄了陳腐的經院主義方法，為探索新知開辟了一條新路。梅蘭希頓指出，除伊拉斯謨外，對其人文主義思想影響最大的就是阿格裏科拉。伊拉斯謨對阿格裏科拉更是褒揚有加，認為他博覽古典著作，學識淵博，用拉丁語寫作風格簡潔有力，可與昆體良媲美。阿格裏科拉的一個好友在給梅蘭希頓的一封信中有這樣一句：“伊拉斯謨曾當麵給我說過，不論在演說方麵還是在學問的每一個領域，他都不如阿格裏科拉。”顯然，伊拉斯謨之言是謙辭，但足以說明阿格裏科拉在當時的地位之高。

一、生平

阿格裏科拉1444年2月17日生於荷蘭北部的巴佛羅（Bafflo），兒童時代就顯示出藝術才能，擅長音樂、繪畫、木刻。12歲以前他在巴佛羅附近格羅寧根（Groningen）的一所學校上學，因天資聰穎，將其同學遠遠甩在後麵。尚不能確定他曾就學於共同生活兄弟會的學校，也不能確定他受過兄弟會的影響。1456年他進德國埃爾富特（Erfurt）大學學習，兩年後到盧萬（Louvain）大學（在今比利時）學習。在這兩所大學他分別取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盧萬大學在北歐大學中是開風氣之先的，其人文主義色彩較其他大學要濃厚，他在盧萬大學受到人文主義的初步影響。主修的科目是數學和哲學，同時還向來自法國的學生學習了法語。1462年5月他來到學術空氣非常保守的科隆大學任神學課教師，他對經院神學不感興趣，認為用經院主義方法研究神學是浪費他的時間，萌生了用人文主義方法研究神學的興趣，這種興趣終其一生，它的本質是基督教人文主義，在科隆期間，他還短期去過巴黎，在那裏與羅伊希林結為終生好友。

約在1468年或1469年，他來到意大利，這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在意大利的歲月使他收益多多。他先到帕維亞學習羅馬法，後生厭惡之心而傾全力於古典文化，因感到在帕維亞無法使其希臘語大有長進，他又來到費拉拉。在費拉拉他成為巴蒂斯塔和伽查的學生，巴蒂斯塔是格裏諾的兒子，而伽查則是維多裏諾在曼圖亞教書的同事，兩人皆為當時教授希臘語和希臘文化的名師。費拉拉的名氣在當時如日中天，吸引了許多外國學者來此，阿格裏科拉到此深感如魚得水，遂潛心學習和研究希臘語和希臘文化，對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對普林尼的《自然史》有深入的鑽研，頗有心得。同時他還研究拉丁作家的著作。與伊拉斯謨等當時一些人文主義者不同，他並不小視民族語言，除了古典語言和他的母語外，他還認真學習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他認為隻有掌握了這些活生生的語言才能了解時代的新精神。

阿格裏科拉的精神世界與行為舉止是和諧統一的，他不僅學識淵博，而且風度優雅，在費拉拉上流社會中是一個十分出眾的人物。他體魄強健，神采奕奕，一舉一動給人以尊嚴之感。他精通軍事技能和各種運動技巧。他還是一個音樂家，唱歌很有技巧，能演奏風琴、長笛、小提琴等樂器，在音樂理論方麵也頗有貢獻，在文藝複興時期的音樂史上他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美術才能在意大利也得到長足發展，他在美術方麵傾注了大量精力，他有驚人的形象記憶力，可以憑記憶將一個人的肖像準確無誤地畫出來。

他的個性的充分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教育現象。他的充分發展，既有天賦的作用，也與他在意大利所受的教育影響有關，他被稱為“意大利文藝複興的精神產兒”[21]，是意大利人文主義使其精神世界繁盛充實起來。不能僅把他看作一個把希臘和拉丁文化傳播至德國的語法學家，這樣就貶低了他的形象。他不是一個一般定義上的人文學者，他是北歐教育和意大利人文主義教育成果在北歐人身上的具體體現，他的存在，使一向把北歐人視為“野蠻人”的意大利人不得不改變成見。在北歐人文主義發展的初期，他的成就和形象是北歐人的驕傲，也是北歐人的楷模，同時代的北歐人中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發展得如此全麵而充分。

阿格裏科拉並不是一個隻顧個人發展的人，他有著強烈的責任感，他認為意大利人視北歐人為野蠻人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他感到他有責任將所學到的新知識傳播到北歐去。

在意大利待了10年左右，他於1479年回到北歐，此時的他已和10年前大不一樣了，10年前是去學習人文之學，現在則是回來傳播人文之學。他拒絕了兩個職位：一個是在安特衛普，他被邀請去負責一所拉丁學校的改造；一個是在宮廷做官。他認為純粹做一個教書先生太過於乏味單調，而做一個官員又太受官場束縛，更重要的，他想傳播人文主義新文化，而這兩個職位對他達到這個目的並不十分有助益。1479年他從意大利回到荷蘭，這一年他從事什麽職業尚不能確定。1480—1484年他在荷蘭格羅寧根市政委員會任職，這個職位不會占用他很多時間，所以他樂於接受。其間馬克西米利安皇帝還派他四處巡視政務，他有機會參觀學校，會見學者和教師，激發他們對新學的熱情。在居留格羅寧根期間，他於1482年去海德堡訪問過一次，海德堡大學邀他次年到該校任教，他也接受了邀請。但直到1484年3月他才得以成行。途中經過德文特時，與赫吉亞斯和伊拉斯謨相見。1484年5月2日到達海德堡。

到達不久後，阿格裏科拉便開始了大學教學生涯，梅蘭希頓是他的學生，後來梅蘭希頓成了著名的新教教育家。在海德堡期間，在海德堡主教的陪同下阿格裏科拉去過沃爾姆斯，在此做過多次關於古典文化的講座。

北歐文藝複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學者們都比較重視神學和希伯來文化的研究，阿格裏科拉亦不例外。1494年他一到海德堡就跟從一個有學識的猶太人學習希伯來語，目的是想借助於這種語言深入研究《聖經》和希伯來文化。他認為人文主義和宗教並不矛盾，同後來的羅伊希林和伊拉斯謨一樣，他認為人文主義的方法有益於對基督教的起源進行深入全麵的探討。

阿格裏科拉在海德堡任教不久就說他並不適宜於做教學工作，主要原因是他在精神上是個不安分的人，有那麽多的新學問新知識需要去學習和探索，而教學工作比較單調，涉及的知識範圍也比較狹窄，他想自由自在地探索新知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傳播已知。不久他又有了一個新機會。1484年8月教皇西克圖斯六世去世，德國七大選侯之一的海德堡主教被選為新教皇，阿格裏科拉是新教皇的密友，於是就做了教皇的秘書。由於身體原因，1485年10月27日阿格裏科拉辭世，年僅41歲。

二、教育思想

阿格裏科拉英年早逝，他留下的文字並不多，就像維多裏諾一樣他並不喜歡多寫而是喜歡多學多做，他的個人發展本身就是一個留給世人的活教材。阿格裏科拉並無專門的教育著作，1484 年在海德堡他給一位朋友寫了封信，其中部分內容涉及他對教育的看法。

他批判中世紀經院主義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認為經院方法有時會把人帶人荒謬可笑的兩難之境，不能使人獲得切實的知識，他以輕蔑的態度看待經院教育。他要求更新教育的內容和方法，他提出教育的內容可分為三個大的方麵，即道德哲學、自由學科和雄辯術。

道德哲學涉及道德問題，為人的行為提供準則。他將道德置於知識之上，但同時又認為道德與知識是不可分割的，古代的偉人在為人處世方麵為後人樹立了偉大的榜樣，他們的著作中包含著許多道德信條，其懿行嘉言對今人德行之長進大有助益。不僅亞裏士多德、西塞羅、塞涅卡等倫理學家的著作可對人的行為予以指導，而且許多曆史學家、演說家和詩人的作品也有益於人的品德的進步，它們會告訴你在生活中哪些行為值得做，哪些行為不值得做。

阿格裏科拉認為自由學科包括自然、曆史、文學、政治學等學科。自然（nature）包括地理學和自然哲學，但他講的“自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受格裏諾的影響，他所說的地理是指古希臘斯特拉博（Strabo）的地理學，自然哲學是指古希臘和亞裏士多德等人的自然哲學，尚未超過古人的研究廣度和深度。自由學科的教學以古典著作為主要內容。阿格裏科拉對古典文化和古代作家推崇備至，而對經院主義深惡痛絕，這都是當時人文主義的典型特征。同許多人文主義者一樣，他還將自由學科與職業性學科對立起來，認為法律、神學和醫學都屬於職業性學科，這些學科地位低於自由學科，不在自由學科的範圍之內。

他認為雄辯術是一種表達的藝術，擅長說話和演講是一種重要的能力，而並非一件“博學”的飾物。描述一件事物、說明一個道理、在法庭上辯論、勸說他人等皆離不開雄辯術。演說或說話有三個重要因素不可忽視，一是談話者，二是所談內容，三是聽講者。成功的演說或講話有三點要求：說的人說得通俗易懂；所談內容有條理；聽眾愛聽。要做到第一點，演說人應學好語法；要做到第二點，演說人應學好邏輯學，這樣才能將事實清楚地表達出來；要做到第三點，演說者應學好修辭學，這樣才能使演說有感染力，從而感染聽眾，使他們愛聽。

此外，阿格裏科拉認為一個有教養的人還應該學習建築和繪畫，這顯然也是受意大利人文主義的影響。

從這裏所陳述的阿格裏科拉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阿格裏科拉的教育思想有濃厚的意大利色彩，有明顯的移植的痕跡。還應指出的是，阿格裏科拉並沒有將他關於教育的全部看法付諸文字，因此不能僅憑他的一封信就認為其教育思想隻止於此，好在他的生平有助於增進人們對其教育思想的體認。

[1]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79.

[2]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ume Two，p.283.

[3] G. R. 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59～60頁。

[4] 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69頁。

[5] 威利斯頓·沃爾克著：《基督教會史》，第321～322頁。

[6] 有的學者認為“共同生活兄弟會”是在格魯特死後不久由其學生弗洛倫薩烏·拉德溫（1350—1400年）創建的。參見《基督教會史》第322頁。

[7]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改革史》（上冊），第49頁。

[8] G. R.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90頁。

[9] 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70頁。

[10]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87.

[11] 劉明翰主編：《世界史·中世紀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484頁。

[12]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改革史》（上冊），第57頁。

[13]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改革史》（上冊），第56頁。

[14] G. R.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64頁。

[15]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改革史》（上冊），第54頁。

[16]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改革史》（上冊），第61～63頁。

[17]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改革史》（上冊），第65頁。

[18]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改革史》（上冊），第65頁。

[19] G. R.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70頁。

[20]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改革史》（上冊），第72～73頁。

[21]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