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英國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社會背景
英國人文主義教育的發展可以以英國1534年宗教改革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人文主義教育具有較強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色彩，比較強調虔敬和道德；第二個階段的人文主義教育則具有更強的民族主義、現實主義和科學主義色彩，更能符合英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更能體現整個歐洲教育思想發展的趨向。
—、英國宗教改革前的人文主義教育
英國的人文主義運動興起於15世紀末。15世紀末以前，整個文化的取向是前人文主義的。在宗教方麵，盡管大眾對天主教會有不滿情緒，但他們依然虔信天主教，經院主義依然在大學裏占據統治地位，教皇依然是英國的精神領袖；在文化方麵，宗教文化和騎士文化依然是主流，出版的書籍中一半以上是宗教著作，在英國“對宗教文學的愛好十分明顯，讀者對宣傳宗教信仰的無數通俗小冊子的興趣永無滿足之時。在一個不論是文學和藝術方麵實際都比大陸更具有中世紀色彩的國家，出現這種情況，並不足為奇”[1]。盡管騎士因封建經濟製度的瓦解，在15世紀已喪失其中世紀的身份地位而融入其他社會階層，但騎士文學依然盛行，英國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頓在15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興辦英國印刷業時，他所出版的書籍的重點，除了英國中世紀作家喬叟的中世紀文學作品外，就是大量印行騎士文學作品，這些騎士文學作品涉及的是經過美化的騎士的故事，歌頌騎士的“氣概、禮貌和仁義”。在教育方麵，15世紀英國的文法學校發展迅猛，到15世紀末，過去由修道院所承擔的學術研究和教育的職能已基本由文法學校和大學取而代之了，然而大學依然被經院神學所主宰，文法學校依然體罰盛行且絕大部分學校水平低劣；[2]英國的“學術和教育依然遵循中世紀的模式” [3]。
15世紀末以前，英國與意大利也有一些文化上的接觸，但這些接觸並不足以促成一場人文主義運動。到意大利留學尚未成為士紳子弟或商業貴族子弟教育的組成部分。1490年以前，英國到意大利去的人一般是傳教士或奉國王之命執行公務的官員。盡管這些人把人文主義者的手稿和對新著述的熱情帶回了國內，但他們並不理解這些東西的真正價值，因此，他們回到英國並沒有發起新文化運動，也沒有建立反對經院哲學的團體。但在他們的鼓吹下，一些貴族延聘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來英國當秘書或教師，英國的一些圖書館裏增添了相當數量的人文主義著作的手稿，一些文法學校和大學增加了一些希臘語的課程。然而，總體來看，這些隻是點綴，人文主義尚不成氣候。意大利人文主義尚未能對英國社會產生真正的影響。
英國社會是一個君主製和宗教色彩濃厚的社會，意大利以古典文化為特征的人文主義若要對英國社會產生深刻影響，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能滿足君主製的要求；其二，能滿足宗教方麵的要求。15世紀末以前的意大利人文主義是以共和世俗主義為基本取向的，它不能符合英國社會的文化要求，因此不可能對英國社會產生深刻影響。到15世紀末，意大利的人文主義發生了轉向，意大利社會走向了君主時代，一些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在新柏拉圖主義的框架下，開始用人文主義的方法對宗教問題進行研究，開始將古典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糅合起來，這種做法實際上為北歐的人文主義開了先河。例如，瓦拉批判性地校訂《新約聖經》，皮科以基督教初期宗教文獻為基礎力圖建立一種新的神學，薩沃納羅拉在佛羅倫薩的傳教活動提高了人們對宗教的興趣，到15世紀末，意大利文藝複興的宗教色彩顯然增強。這時，意大利人文主義對英國產生深刻影響的條件就成熟了。
格羅辛、科利特、林納克和莫爾等人是英國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都去過意大利，都親身領受過意大利人文主義的影響。他們組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在歐洲沒有誰可與之匹敵的人文主義團體，甚至連伊拉斯謨也受到了這個團體的影響。
格羅辛極端討厭著書立說，寫的東西很少，但對同時代人影響卻很深，科利特、林納克、莫爾都得到過他的很多教導，伊拉斯謨對其在學術上的造詣也肅然起敬。格羅辛在意大利深入鑽研古典文化，回國後在牛津大學極力促進希臘語教學。他還很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他以人文主義的方法開展對宗教問題的研究，並批判經院神學的研究方法。
科利特遠遠走在了格羅辛的前麵，他在意大利學習時吸收了費奇諾和皮科的學說，回國後他把人文主義的學問應用於宗教研究上，並對伊拉斯謨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他還通過辦學推行其基督教人文主義的教育理想。科利特的教育思想將列專節闡述。
林納克的主要興趣不在神學研究而在醫學和古典文學，1485年他赴意大利學習醫學和古典文學，1494年回國後先在牛津大學教授希臘語，其後又做英國王室的教師。林納克的主要成就是在醫學方麵，他還把古希臘醫學家蓋倫的一些著述譯成拉丁文。
莫爾是英國人文主義者當中最顯著的人物。他雖然是個世俗人士，但他關心用新方法研究神學，他中意於新柏拉圖主義；他支持皮科的學說，曾把皮科的一些著述譯成英文；他支持英國一些大學對希臘文化的研究；他擁護伊拉斯謨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學說。莫爾的人文主義思想在本質上也是基督教人文主義的，他最後還為此而丟掉性命。莫爾的代表作是《烏托邦》，內含豐富的教育思想，將在後麵列專節論述。
在格羅辛、科利特、林納克、莫爾等人的推動下，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人文主義在英國已蔓延開來，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文化運動，人文主義在英國已站穩了腳跟。
人文主義的傳播對英國宮廷也產生了影響。國王們都支持人文主義，一些人文主義者也進入宮廷為國王服務，或充任拉丁文秘書，為國王草擬發往國外的信件；或充任使者，以其能言善辯為國家效力。為博得國王的青睞，許多學者向國王或向國王的近臣獻詩或文章，歌功頌德以討得歡心。這種宮廷式的人文主義主要是講究修辭的，隻限於歌頌功德，正式演說以及寫辭藻優美的拉丁文書信，在學術上無多少建樹，隻是一種實用性、功利性的人文主義。大學裏的人文主義則具有較強的學術性質，且不乏爭論和衝突。經院主義研究神學的方法與人文主義研究神學的方法針鋒相對，經院神學家把希臘語著作看作異端邪說的語言，於1518年在牛津掀起了猛烈的反對行動。莫爾在這場爭論中熱情支持希臘語的教學和研究。另外，羅徹斯特主教費希爾（John Fisher）和溫徹斯特主教福克斯（Richard Fox，1448—1528年）都積極致力於在大學開設希臘語課從而促進用人文主義的方法研究神學。
費希爾通過走上層路線得到了英王亨利七世的母親瑪格麗特夫人的支持。他以為，若要深入開展神學研究，大學應該教授和研究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在瑪格麗特夫人的支持下，他通過設立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選修生獎學金的方式，極力促使劍橋大學的聖約翰學院成為教授三種語言的學院；他還促使瑪格麗特夫人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設立了基督教人文主義性質的神學講座。福克斯在牛津大學仿效費希爾，於1517年建立聖體學院，使牛津有了一個古典文化尤其是希臘語占據崇高地位的地方，他希望通過古典文化和希臘語的學習和研究，給神學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
綜上可見，從格羅辛、科利特、莫爾到費希爾、福克斯，他們的思想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主張用人文主義方法開展神學研究，他們都信奉基督教人文主義。基督教人文主義是英國宗教改革前英國人文主義的基本特征，這種特征在科利特和莫爾的教育思想中都有充分的表現。
二、英國宗教改革後的人文主義教育
在文藝複興時期的北歐諸國，王權的加強對於鏟除舊的封建秩序，對於國家的統一都是必要的。在中世紀，王權一般受到來自兩個方麵的威脅，一是封建貴族，一是羅馬教廷。1455—1485年英國的紅白玫瑰戰爭使封建貴族自相殘殺，幾近滅絕，貴族權力對王權的限製得以消除。然而，以羅馬教廷為首的天主教會依然對英王的王權統一構成障礙。教會是超國界的世界性組織，教皇則是這個組織的首腦。教會的權力表現為，對所有天主教國家征收什一稅的權力和對涉及教會的人和事的司法權力。國王隻是世俗政權的首腦，但不是教會的首腦。
在德國宗教改革的影響下，丹麥和瑞典於1527年進行宗教改革，剝奪教會的傳統權力。英國也緊隨其後，醞釀宗教改革。1529年英國下議院開會時，自發地產生了反對教會貪得無厭的掠奪行為和整個宗教司法製度的抗議活動。1534年英國通過《至尊法案》，宣布亨利八世及其繼位人是“英格蘭教會在世間唯一最高首腦”，從而建立起民族教會——國教會，國王的權力範圍從僅管理世俗事務擴大到亦管理宗教事務，教會權力對王權的限製也得以消除，具有曆史進步意義的專製王權得以建立起來，國家達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和統一，國王成為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
宗教改革對英國的學校教育和教育思想都產生了影響。不過總體看來，對學校教育的影響不是很大。原來的天主教會辦的教育因宗教改革中天主教會的財產權力受到限製等因素而遭到一定程度的毀壞，不過英國國王又用從天主教會那裏得到的財產興辦了新的學校。教育依然由教會控製，不過由效忠於國王的英國國教會替代了原來效忠於教皇的天主教會。新教會對教育事務所行使的職責與舊教會一樣，包括審定教師執教的資格，對學校教學進行檢查監督，偶爾對教材做些規定等。比較顯著的一個變化是，君主作為教會的首腦直接插手學校事務，加強了對教師思想的控製，力圖使教育成為推進國教的工具。1559年王室法令規定，除非經過嚴格的品格和思想考察並由主教發給許可證，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教學工作。1604年的法令規定，任何人若想在學校或他人家庭裏從事教學工作，都必須宣誓承認國王為教會的首腦，承認國王的至尊地位。1662年英國國教統一法令要求教師宣誓忠君尊教，遵奉已確立的國教會的禮拜儀式，要求教師在從教前應取得特許狀，不遵守這些規定者要受到監禁或罰款的處罰。學校的課程除增加了一些國教會的宗教教義外，仍以文法和修辭學為主要教學科目，與宗教改革前人文主義者所確立的科目一樣。學校裏的人文主義教育並未受到宗教改革的破壞，依然平穩地向前發展。
英國宗教改革對教育思想的影響有兩個對立的方麵，它既帶來了思想的控製，又帶來了思想的解放。
英國宗教改革直接起因於英王亨利八世與教皇的利益衝突。至於亨利個人的宗教觀點，除以他自己的權威取代教皇以外，全屬於天主教正統信仰，他信仰的隻是一種“沒有教皇的天主教”[4]，他所建立的國教因此既不同於、不能見容於天主教，也不同於、不能見容於新教。英國宗教改革後，英國的宗教勢力逐漸分化為三派，即否認教皇權威的國教派、想恢複天主教權力的天主教派和想引進大陸宗教改革的新教派（新教派因觀點差異又分為若幹教派），各派之間展開了長期的衝突與鬥爭。由於國教派擁有國家權力的支持，其他教派就處於受迫害的境地。這樣，宗教改革對思想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就是加強了對人們思想的控製，這種控製也抑製了英國基督教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莫爾和費希爾受迫害就是典型的表現。
莫爾和費希爾是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他們都主張改革教會的腐敗現象，但他們不否認教皇的權威，不否認天主教會存在的合理性。他們認為，教會和世俗政府的使命是不同的，教會是上帝的恩賜，而世俗政府則是大眾的創造物，將教會隸屬於世俗政府就危害了教會的司法權，否定了教皇的權力而不恰當地擴張了國王的權力。按照他們的宗教觀和政治觀，教會的獨立地位是不可侵犯的，國王對教會無“至尊”地位，他們拒絕承認國王是教會的領袖，“他們是最完全意義上的天主教徒”[5]。他們的基督教人文主義使他們站在天主教一邊而與國王對立，他們也因此而獲罪，於1534年被關進倫敦塔，並於次年被處死。這一事件表明基督教人文主義在英國已走到了盡頭，宗教改革前頗為引人注目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已告終結。
受到宗教迫害的遠不止莫爾、費希爾兩人，而是大有人在。這種宗教衝突在英國曆史上持續了很長時間，衝突各方逐漸認識到，誰也不可能吃掉對方，衝突對任何一方皆無益處，且世俗政權支持任何一個教派實施宗教劃一政策都會引起更多的教派的反對，都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世俗政權從切身利益出發唯一的出路就是實行宗教寬容。宗教寬容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政治妥協，這種妥協利於社會穩定，更重要的，它為以後的社會尤其是政治、文化和教育帶來了生機。宗教寬容在以後的歲月裏就演變為思想寬容，它意味著文化專製主義的覆滅。宗教寬容不僅給不同的宗教信仰帶來寬容，也為各式各樣的世俗思想帶來寬容，“有才能的人由於厭惡神學中的爭鬥，越來越把注意力轉到現世學問，特別是轉到數學和自然科學上”[6]。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就是一個典型，他因此而成為現代科學方法的鼻祖。因此，宗教改革導致的宗教寬容，最後將人們的思想從教條中解放出來，為思想的發展、知識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文化條件，也為教育實踐（課程的拓展、教育方法的變革）和教育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英國走向宗教寬容的道路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 1689年才頒布宗教寬容法，使清教徒國教派得以和平相處；直到1829年才解放天主教徒，賦予天主教徒任公職的權利。
宗教改革後，隨著基督教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衰落，一種新的人文主義精神滲入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其一，不再重點強**育的宗教和倫理價值，而是要培養身心都得到發展、具有良好風度的紳士，紳士教育成為教育實踐與理論的熱點，英國的教育目標發生了變化。其二，教育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實用性的學科如法語、意大利語、化學、繪畫等受到重視，體育被置於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三，民族主義精神大大加強，其典型表現是對英語教學的強調。英國文學迅速發展起來，莎士比亞的文學成就是英國文學的典範，也是英國的文藝複興對世界文化的一大貢獻。其四，現代科學方法開始對教育方法產生影響，培根的歸納法開創了人類認識的新紀元，也對教育教學方法的變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英國宗教改革後到16世紀末也湧現出一些教育家，他們的教育思想將在本章第五節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