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莫爾的教育思想
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年），作為16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在歐洲思想史中一直占有重要一席，被奉為“16世紀初期最富魅力的人物”和 “英國文藝複興時期三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是集學者、律師、神學家乃至殉教者於一身的人，其名著《烏托邦》，以對話的形式第一次提出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描繪了他設想的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至今仍廣為流傳；莫爾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名著《烏托邦》之中。
一、時代及生平
莫爾於1478年2月7日生於英國倫敦，他所生活的15世紀至16 世紀，正是西歐各國處於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也是英國大規模開展“圈地運動”，進入所謂資本原始積累的時期。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造成的大眾普遍赤貧化，使得英國社會生活的矛盾日趨激化；同時，英國王室與教會之間的矛盾鬥爭也十分激烈，宗教改革運動貫穿其中；與政治和宗教上的變動相呼應的是，開始於15世紀末期的英國文藝複興運動正方興未艾，人文主義思想盛行一時。莫爾一生的經曆及其著作和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這一時代的烙印。
莫爾的兒童時代是在倫敦當時最好的學校聖安東尼學校度過的，在那裏接受初等教育，學習拉丁文。莫爾的父親約翰·莫爾（John More，1530年卒）是著名律師（一說首任英國皇家高等法院法官），在小莫爾12歲時將其托付給坎特伯雷大主教約翰·莫頓（John Morton），在莫頓的府邸當侍從（給名人當侍從是當時的社會風氣）。莫頓是當時英國著名的開明政治家、外交家、學者，並一度當過大法官，他學識淵博，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對少年莫爾有很大影響，1492年，莫頓將14歲的莫爾送進了牛津大學坎特伯雷學院（後來的基督學院）學習。牛津大學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是英國研究人文主義的中心，格羅辛、林納克、科利特等人文主義幹將對莫爾的教導和影響都頗為深厚，莫爾在這裏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並對古典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於莫爾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法學家，他更希望莫爾能成為一名法官，而反對他對古典語言文學的向往。1494年（或 1495年），莫爾被迫從牛津大學退學，回倫敦入法律學校學習，1502年莫爾開始從事律師職業。莫爾精通英國法律，加上他為人正直，精明能幹，對訴訟案件處理公正，因此在倫敦法律界享有很高聲譽，但同時他一直沒有放棄對古代典籍的研究。
1504年，26歲的莫爾被選為國會下議院議員，同年結婚。在議院中，他聲望卓著，並勇敢地履行了議員的職責，否決了英王亨利七世為公主婚禮向國會索取巨額補助款項的議案。亨利因此遷怒於莫爾的父親，將其投入倫敦塔監禁，莫爾也被迫脫離政治活動，回到律師界。這時，他進一步研究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閱讀教父的著作及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人的著作。
1509年，亨利七世病故，亨利八世繼位，莫爾也重新回到政界，從事社會活動。1510年，莫爾被任為倫敦市行政司法次官，任職不久，就得到市民的擁戴。在此期間他對本國的經濟情況有了深刻的了解。1513年，莫爾寫成《國王理查三世的曆史》，從此享有盛名。要了解莫爾，也不能拋開伊拉斯謨這位16世紀初期歐洲最有名的文人。自1499年前後，他們便成為摯友，此後20年，伊拉斯謨從未間斷造訪莫爾家。1506年，他們曾合作翻譯盧契亞盧斯的著作，其中《冥間對話》一書對莫爾的《烏托邦》無疑是有啟迪作用的。1509年，在與莫爾相處的日子裏，伊拉斯謨撰寫了《愚人頌》；1518年，伊拉斯謨出版了莫爾的拉丁語詩歌，因為他認為“英國唯一的天才”本人沒有時間去幹這事。
1515—1516年，英王先後委派莫爾出使尼德蘭和加萊，調解英國同當地之間的商業糾紛。莫爾在長期工作中因認識到亨利八世不是“保護羊群防禦豺狼的牧犬”，而是豺狼，故以這種心情，以第二次出使經曆為背景，於1516年用拉丁文寫成名著《烏托邦》（Utopia），表述了他的社會理想。莫爾的博學和出色的政績，特別是《烏托邦》一書的出版，使他獲得了很高的聲望。亨利八世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於1518年召莫爾入宮廷任職。1523年，經大法官沃爾西提名當選為下議院議長，並在同年寫成《托馬斯·莫爾答馬丁·路德對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的誹鎊》，反對路德的宗教改革。隨後，莫爾又當選為牛津大學的司法幹事（1524年）和劍橋大學的司法幹事（1525年），被任命為蘭開斯特公爵郡大臣（1525年）。1528年，寫成《異端和宗教事務的對話錄》。1529年，沃爾西倒台，莫爾被指定為大法官。
莫爾雖然身居高官要職，但仍舊樸素、謙遜、和藹可親，在從事全部國務活動中完全獨立自主，從不肯附和別人。1528年，因為在國會中為國家預算案投票時，他沒有站在英王一方，使英王深為不滿，因此，莫爾遭到榮譽流放，即出使西班牙。從此，莫爾逐漸失寵於英王。
英王亨利八世是宗教改革的反對者，曾支持教皇，並授權莫爾著書攻擊路德，莫爾也讚成教皇製。後來，英王亨利八世由於與教皇發生矛盾而改變了對宗教改革的態度，並決定與教皇決裂，使英國教會獨立。莫爾對亨利八世為了擴大王權，掠奪教會財產，推行英國宗教改革的行為深為不滿，於是在1532年毅然辭去大法官的職務，以示對抗。這就進一步引起英王的不滿和怨恨。為此，莫爾後來被告犯叛國罪，但查無實據，乃宣告無罪。1533年，亨利八世迫使議院通過法令，宣布他是英國教會的首領，並要求全英國最傑出的人物，包括莫爾在內，都必須宣誓承認英王是教會的首領。莫爾不從，並由此而獲罪，1534 年被關進倫敦塔。
莫爾於1535年在倫敦塔中被處死刑。他不屈不撓，視死如歸，臨刑前還說笑話，終年57歲。
二、社會理想與普及教育的思想
《烏托邦》最早出於1516年，為拉丁文本，是莫爾就任王室宴務長官時出使尼德蘭期間完成的（先完成第二部分，回國後又完成第一部分）。其英文本直到1556年才問世，此時書中的主要論點已廣為人知並引起廣泛爭議。《烏托邦》這個書名原是由兩個希臘文名詞“烏”和“托邦斯”組成的，意為“寓意的虛無縹緲的地方”。1898年，我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和最早的傑出翻譯家嚴複將其譯成三個漢字“烏托邦”，兼有音譯和意譯之妙。從此，它也逐漸在我國流傳開來，成為“空想社會主義”的代名詞。
《烏托邦》分兩部，第一部是對君主專製國家的抨擊。莫爾之所以能提出社會主義的理想，首先在於他對封建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本身所具有的對抗性的認識。他深刻地認識到君主製國家的實質。他指出，那些赫赫大國為一夥貴族、富人所操縱。他們名義上代表國家，實則為他們自己打算，把國家變成保護其私財和奴役勞動者的機構。所謂法律不過是“把他們的陰謀規定成大家必須遵守的東西”，社會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麽正義。他在著作中寫道：“這豈不是一個缺乏公正和不知恩義的國家嗎？所謂上流紳士、金館老板等這般家夥，不事勞動，徒然寄生，追求無益的享樂，卻從國家取得極大的報償。相反，國家對於農民、礦工、一般勞動者、車夫以及木匠，卻絲毫不慷慨，而沒有他們就會是國將不國。這些人為國家浪擲了青春勞力之後，挨受老病的折磨，生活窮苦不堪，可是國家忘記他們沒有睡眠的長夜，忘記從他們的雙手勞動所取得的全部巨大利益，十分無情義地讓他們潦倒不堪而死，作為對他們的酬報。”[21]
莫爾目睹當時農民不僅要受封建地主壓迫，又要遭受資本原始積累摧殘的遭遇，提出“羊吃人”的觀點，深刻、形象地抨擊資本原始積累的“圈地運動”的罪惡。他借一個外國旅遊者希斯拉德的口說道：“你們的羊……一向是那麽馴服，那麽容易喂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凶蠻，以至於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成廢墟。”[22]莫爾把這些破壞地界的貪得無厭的人稱作“嘴饞而且貪狠的國蠹”，被他們逐出土地的農民無處棲身，到處流浪，如果不去偷竊便隻有餓死。莫爾在分析這些事實之後深刻地指出，造成社會的不公正、造成社會的種種罪惡的根源是私有製度。他認為，隻有完全廢除私有製度，財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分配，人類才能有幸福。如果私有製仍然保持下來，那麽，大多數人類，並且是最優秀的人類，會永遠被壓在痛苦難逃的悲慘的重負下。這就是莫爾對於數千年私有製社會的曆史所做的結論，他在曆史上第一個提出廢除私有製，根據平等原則來組織社會生產，建立一個公有製的民主和繁榮的國家。這種思想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很大。
在《烏托邦》的第二部分，莫爾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理想國的畫卷，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島上，那裏沒有戰爭、貧窮、犯罪、不公或其他社會病症，是一個人人勞動、機會均等的理想國度。
烏托邦徹底廢除私有製，甚至連住房也是每隔十年用抽簽的辦法重新分配一次。烏托邦以家庭為生產單位，每一家庭生產一種手工產品，家庭中如有某一成員喜愛其他種類的技術，便可以被寄養到他所喜好的職業的家庭。手工業生產是這裏的主要勞動形式。此外，每個公民還必須輪流從事農業生產，所有的人都必須到農村勞動兩年，這樣既保證了農業生產的需要，也使繁重的農業勞動不至於落在少數人身上。莫爾設想，烏托邦由於人人參加勞動，因而產品豐富，保證了每人之所需，甚至還有多餘產品接濟其他國家。烏托邦也重視對外貿易，以其多餘產品的七分之一接濟外部窮人，七分之六出售，換得大量金銀財富，主要用在國防建設上。烏托邦既消滅了私產，因而也就取消了商品和貨幣，因此，莫爾讓烏托邦人鄙視這種萬惡之源的金銀，把它們視為糞土，用它來製造溺器，鍛鑄成奴隸的鎖鏈和犯人頭上、耳上、項上的飾物。
烏托邦還保留著奴隸，但它不同於奴隸製社會中的奴隸，它是一種對罪犯的懲罰形式。它亦不把其他國家的奴隸看作奴隸，隻把本國的罪犯和其他國家的死囚當作奴隸。把本島上的罪大惡極的人罰作奴隸，其理由是：既然對他們施行過很好的教育，而他們終不免於作惡，這就加深對自己的罪行，就應嚴厲處罰。烏托邦大部分重體力勞動由奴隸承擔。這是莫爾為烏托邦人所開的解脫繁重體力勞動的藥方。
政治上，烏托邦實行民主製度，所有的官員都由人民選舉產生，任期一年。最高行政長官“王爺”，也是由選舉產生，雖是終身製，但可隨時撤換。最高權力機關是人民大會和元老院。每30戶居民選舉一名低級官員攝護格朗特，從每10名攝護格朗特中選一名高一級的官員持朗尼菩。家庭以最年長者為家長，由他指揮生活和生產。父母管教子女，老人受到尊敬。
這裏實行一夫一妻製。為了使婚姻美滿，擇偶時雙方**相見，這便可以避免由於衣服掩蓋了身體的殘疾，影響婚後的不和。烏托邦人認為，精神美固然至為重要，但形體美也不可忽視，形體美可以增加精神美。在莫爾之前，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首先提出婚前男女赤身相見的主張，莫爾可能是吸收了這種思想。與此同時，烏托邦對於褻瀆夫妻關係的人則處以重罰。
科學和教育在這裏受到極大的重視（其教育思想將在下文論述）。生產勞動與從事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是烏托邦人生活中的兩件大事，國家還專門選擇一部分有科學天才的人從事科學研究。烏托邦人學習知識不是為了裝飾，而是為了啟發心靈，使精神更加豐富。在烏托邦還保留著宗教，宗教在這裏是影響人民的重要手段，也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組成部分。在信仰什麽樣的宗教方麵，烏托邦人堅守民主的相互尊重的原則，不像天主教會那樣狹隘和對異教徒橫加迫害。烏托邦人把享樂和幸福作為生活的總目標，重視美育、娛樂、休息和身體鍛煉。總之，由於烏托邦廢除了私有製，有著健全的民主與法製，教育與科學受到極大的尊重，故而它成了人間的天堂，莫爾也因此成為空想社會主義的奠基人。值得一提的是，莫爾的“烏托邦”思想不僅是當時處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英國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反映了人們憎恨剝削和不平等的私有製、向往人人富裕和友愛的公正製度的幻想；同時還深深地受到前人的影響，“就文學角度而言，莫爾創作《烏托邦》並不是毫無基礎的，而是他對祖祖輩輩的經驗進行總結的結果”[23]。其中對其影響最大的便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但由於作者所處社會曆史時代的不同，柏拉圖所描寫的是一種典型的理想的奴隸製國家，奧古斯丁也隻是在“天國”中尋求自己的理想，把人在地上的生活看作罪惡的、暫時的，隻是為走向永久的“陰間”生活做準備；而莫爾則在《烏托邦》中著意設計一個沒有私有製、沒有階級對立和沒有暴政的完美的理想國，他決不鄙視塵世生活，而是滿腔熱情地希望所有被壓迫者和顛沛流離的人們都能夠享受到塵世生活的樂趣，成為力量、敏捷和美的化身。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莫爾隻是一個政治家和作家，但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他所思考和關注的領域非常廣泛，在其名著《烏托邦》以及他與友人的很多通信中都可以窺見其對教育的關注和思考，流露出很豐富的教育思想。此外，莫爾又是一位四個孩子的父親，他的家庭就是一個“學院”，妻子、孩子和友人都成了他的教育對象，其很多個人信仰都在這兒付諸實踐，成為家庭教育的楷模。
莫爾的《烏托邦》一書通篇都充滿教育意義，因為在這裏，莫爾是把教育問題與政治、經濟、社會、家庭等方麵的問題聯係起來考慮和研究的。莫爾所講的教育並不僅僅指狹義的正規學校教育（他在這方麵談得很少），而是包括男女老幼在內都要接受的感化心靈、提升道德、學習知識、和諧發展的一種開放型的社會教育（含家庭教育），是生活中的教育。在這裏，教育與生產勞動、國家的政治製度、人民的生活娛樂乃至宗教都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相互滲透，社會本身和生產本身就是教育的場所和大學校。因此，我們探討《烏托邦》中的教育思想，首先必須明白莫爾所指的教育的廣義性，他把教育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
正因為莫爾是一個政治家，所以他所說的這種廣義的教育實際上是為其理想的國家製度服務的，是其所構想的理想政治製度的社會製度的一部分。他同情窮苦的勞動人民，認為造成當時勞動人民“愚昧無知”“智力低下”的原因，一是由於剝削者的統治和壓迫，二是由於沒有受到教育。因此，他強**育的重要性。在烏托邦島上，國家通過立法，實行公共教育製度，“烏托邦憲法規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損害的範圍內，所有公民應該除了從事體力勞動，還有盡可能充裕的時間用於精神上的自由及開拓”[24]。這些思想無疑受到了柏拉圖《理想國》和《法律篇》中有關思想的影響，柏拉圖和莫爾都認為國家在教育立法上的作用至關重要，但柏拉圖隻暗示這有利於世界大同，而莫爾則視其為社會的根本；柏拉圖在很大程度上關心的是統治階級的教育，莫爾則高度重視生產者尤其是農業勞動者的教育。
莫爾所描寫的烏托邦人，把幸福和享樂作為生活的總目標，而要獲得幸福就必須開發智力、接受教育。“在《烏托邦》，一切都在國家控製之下……國家從不強迫人民做無謂的勞動，因為國家經濟的主要目的是盡可能使每個人擺脫體力重活而享受閑暇時間，隻要社會需求允許的話。如此，每個人都可以開發智力。這才是生活的秘訣。”[25]在這裏，莫爾探討了政治、經濟與教育之間的關係，認為經濟隻是人們生活的物質基礎，人的道德和心靈才智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教育理所當然是烏托邦島上最重要的事，經濟的發展隻是為了提供物質基礎，從而讓人有時間去學習和接受教育。
在烏托邦島上，教育是國家的事，是國家政治社會製度的一部分，國家實行普及教育。莫爾幾乎與路德同時提出普及義務教育的主張，是較早地論及普及教育的人文主義者之一，他說：“我承認隻有少數聰明的孩子應該成為學院的學生，但每個孩子應該接受基本教育，大多數成年男女應該在一生的閑暇裏進行自我教育。成年人可用自己的語言學習每一種知識，因為每一種知識都含有豐富的詞匯。”[26]因此，他的普及教育不是僅針對兒童，而是針對一切人。同時，普及教育的渠道也是多方麵的，既包括正規教育的學校，也包括非正規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如聽“公共講演”，自學有益的圖書，參加各種學術會議以及在生產勞動實踐中學習等。這種教育和學習方式，使兒童和青年不但能獲得廣博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而且還可培養他們愛學習、愛勞動的品質，普及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理想的人，並使所有的人獲得幸福。
為了普及教育，他提出通過本國語學習各科知識。他認為這種語言詞匯豐富，是表達思想的準確工具，且利於普及教育。
為了普及莫爾所提倡的這種廣義的教育，他認為，家長、教師和社會上的有經驗的學者以及生產技術人員，都有責任教育年青一代，把教育工作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方麵。他這種廣義的教育思想雖然是粗淺的、表麵的，但從發揮教育效能講是可取的，值得學習的。在這個方麵，他還強調了教士的作用和任務。他說：“教士負有教育兒童及青年的任務，把關心培養他們的品德和關心他們讀書求知看得同等重要。”[27]烏托邦普及教育的結果，“使島上未開化的淳樸居民成為高度有文化和教養的人”[28]。與普及教育的思想相聯係的，是莫爾對婦女教育、兒童教育的重視。在莫爾時代，婦女是被輕視的，更談不上受教育，而莫爾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則表現出了自己對婦女的尊重，他尤其關心女子教育問題，認為女子可與男子一樣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男女兩性應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他說：“依我之見，這兩種人同樣都能掌握發揮理性的學術；如果播下培育良好的種子，那就可能有所收獲，這就像在耕耘的土地上常見的那樣……應該讓女子參加崇高的學術活動，以便加倍開發她們的智慧。古代的聖人——他們不僅高瞻遠矚，而且還德高望重——也是這樣看的。”[29]同時他指出：“如果一個婦女在人人稱羨的美德中有一點學問，那麽，我看比克裏蘇斯之富和海倫之美還更可珍貴。”[30]此外，莫爾還極力主張婦女們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在經典著作與哲學領域。莫爾重視婦女教育的思想在其妻子和女兒身上都得到了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莫爾所說到的烏托邦島上的教育，不隻限於兒童和青年時期，而是終生不輟。“大部分公民，不分男女，總是把體力勞動後的剩餘時間一輩子花在學習上。”[31]莫爾的教育對象不分男女，不分長幼，是全民的教育；教育內容廣泛、全麵，方法多樣，是全麵發展的教育。莫爾的理想社會就是每個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知書識禮，學問與道德在每個人身上競相爭輝。人們把工作與學習、科研結合得如此自然，他們個個勤於工作，敏於思考；他們以正當的享樂為人生的目的，不僅僅享受精神上的快樂，而且享受物質上的快樂；他們既注意知識的修養、心靈的啟迪，也注意身體的鍛煉和休息；他們人人都是力量、敏捷與美的化身。這就是莫爾理想的社會、理想的教育，以及由這種社會與教育所培養出的理想的人。
三、勞動教育
莫爾所設想的烏托邦人是將教育與生產勞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烏托邦人生活中的兩件大事就是生產勞動和從事文化教育與科學研究工作。莫爾主張人人參加生產勞動，這在當時是很突出的，這種主張是受他的政治、經濟思想決定的，他說：“凡年齡體力適合幹勞動的男女都要參加勞動。”又說：“烏托邦憲法規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損害的範圍內，所有公民應該除了從事體力勞動，還有盡可能充裕的時間用於精神上的自由及開拓，他們認為這才是人生的快樂。”[32]“每當必要，他們都耐心參加體力勞動……對於從事智力探討，他們從不知疲倦。”[33]莫爾不僅重視體力勞動，而且也重視智力勞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結合起來了。這是一個創舉，隻有在消滅了私有製和在政治民主平等的思想基礎上，才能實現這種理想。這種思想與馬克思後來所說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思想有一脈相通之處。
烏托邦人的體力勞動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農業勞動；一類是手工藝勞動。
在農業勞動方麵，兒童“從小學農，部分是在學校接受理論，部分是到城市附近農莊工作實習旅行，有如文娛活動。他們在農莊裏不隻是旁觀者，而且是每當有體力勞動的機會，就從事實際操作”[34]。到年齡、體力適合勞動後，每人要在農村住滿兩年參加農業勞動。第一年，因缺乏經驗，要接受已在那裏住過一年並熟悉耕作的人的訓練。第二年，他再以已獲得的耕作經驗傳授新來者。在勞動實踐過程中，一個人在農業知識和技術方麵經曆學習和傳授的階段，並從中獲得經驗。這種輪換是以戶為單位進行的，每戶每年有20人往返城市和農村。
在手工藝勞動方麵，烏托邦人除務農外，還要學習一門手藝。這種專門手藝一般是子承父業，家庭是按專業組成的。假如某一家子女不喜歡自己家的行業，他可以寄養到他所喜歡的那種行業的人家。這是一種適應生產發展的學徒製的學習教學方式。
以上所述表明三點：一是每個人都參加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勞動，這說明從事生產勞動是每個人的義務和責任，是平等的；二是亦農亦工，在一定程度上把手工業和農業，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三是每個人在生產實踐中，理論聯係實際，學到了技術和知識，這些知識和技術又反轉來應用於生產實踐。莫爾把生產勞動和知識、技術結合起來，為後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在生產勞動中，男女因體力不同，所幹的工種也相應有所不同。婦女體力較弱，可做輕易活，如毛織和麻紡；男人體力較強，可操繁重活，如冶煉、土木工等。
烏托邦人每日隻安排6小時勞動（每當沒有必要幹6小時的工作時，國家就縮減工作時間），睡眠8小時，其餘時間除就餐外，大都用於智力活動。所以，烏托邦人既心情愉快地從事體力勞動，又心情愉快地從事腦力勞動。莫爾第一次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結合起來，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這種結合隻是一種初步的設想，但其包含的價值取向則是可貴的。
在烏托邦，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是每個人的責任和義務。雖然主管生產者的人可以豁免，但他們都不肯利用這個特權，仍然以身作則，參加勞動，並帶動群眾勞動。此外，還有少數人經過教士的推薦以及主管生產勞動的人的秘密投票也可以豁免，以便認真進行各種學術研究。這些人都是在業餘鑽研學問，成績顯著者。但這些人後來如果不能勝任，就仍被調回去做工。莫爾豁免一些有才之士的勞動，集中從事各種學術研究，這是由於工作的需要。在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基礎上有一定的分工，也是合理的。
四、科學研究與知識教育
莫爾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研究。在烏托邦，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是相提並論的一件大事，為了發展科學，國家選擇一部分具有科學天才的人，專門從事科學研究。他們是由教士推薦，由攝戶格朗特（烏托邦的基層官員，每30戶選出一名）選擇產生的。他們可以免除體力勞動，但必須對研究工作認真負責，盡心盡力，否則，如果辜負國家的重托，便要被免去科研職務，重新回到生產崗位。相反，如果一個工人能利用業餘時間進修科學，並獲得優異成績，也可以被提拔到科研機關，專門從事科學研究。人人參加勞動，使工作時間大大縮短，餘下的時間主要用於學習或從事科研。為了普及科學，探討學術，他們經常舉行講演會，科研人員必須參加，其他的人不分男女，也成群結隊來聽。不同的人可以出席不同的講座，有選擇的自由。
由於重視科研，烏托邦的科學達到當時最先進的水平。“在音樂、論證、算術以及幾何各個領域，他們的發現幾乎趕得上我們的古典哲學家”。他們“對星辰的運行、天體的運動，極有研究。而且他們巧於發明各式儀器，用於十分精確地觀測日月的運行及部位”，“他們從長期的實踐中所發現的確切征兆能預測風雨及其他一切氣候變化”。關於潮汐何以形成，海水何以含鹽，以及宇宙的起源和本質，他們的議論“部分地和我們古代哲學家的論點一致”。[35]莫爾將烏托邦的科學與古希臘相比，是因為在當時的歐洲，自然科學的成就並不比古希臘高出多少。
烏托邦島上的人民除了獨立地進行科研以外，還非常重視知識學習和同外界進行知識交流。烏托邦一接觸到古希臘作品就愛上了它們，有學問的烏托邦人隻用三年時間就可學會希臘文。他們從希斯拉德那裏得到了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西俄夫拉斯塔斯的植物書、普魯塔克以及呂西安的作品、荷馬的史詩、幼裏披底斯和索福克裏斯的悲劇、阿裏斯多芬的喜劇，還有史學家修昔底德、希羅多德的著作。此外還有古代的醫學著作，也有拉丁作家的詩和曆史著作。他們特別喜愛有關自然哲學的著作，靠看這些著作，他們便去進一步探索大自然的玄妙。烏托邦人熱愛知識，心胸開闊，因而不夜郎自大，不故步自封。他們善於學習外國的一切好東西。他們熱情好客，尤其歡迎有才能的人與一些經驗豐富、諳熟各國風土人情的人，他們渴望了解各個國家。烏托邦人由此也積累了豐富的知識，為青年一代的教育提供了充裕的學習內容。學校設置了廣泛的學科，如讀、寫、算、幾何、天文、地理、音樂、自然科學、本族語、當代外語等。
莫爾重視知識的學習，但他又認為學習知識不是為了裝飾，而是為了啟發心靈，使精神世界更加豐富，他認為，“世俗知識使人具備美德”，“學術不端才導致對道德的無知”[36]，充分說明了知識與美德之間的關係以及學問對美德的影響和作用。莫爾反對無知，也反對脫離實際的學問。他尖銳地諷刺了不學無術的神父，他寫道：
“保羅證明，你常說知識使人高傲，
但你不學無術，又有什麽東西可以驕傲？
你大腹便便，步履艱難，
噢，原來是愚昧無知使你高傲。”
“你——偉大的神父叫嚷‘字母把人害死’，
你沒完沒了的胡扯這一格言。
你倒是絕沒有被字母害死的危險，
因為你目不識丁。
你倒沒有白擔心字母會害死你，
因為你知道精神已複活不了自己。”[37]
五、道德教育與宗教教育
在烏托邦的教育中，德育占著最主要的地位。莫爾認為，在一切財富中，美德占首位，而學問居第二位。莫爾主張知識應該與道德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如果沒有道德，那麽知識就會成為罪惡的淵藪；隻有與道德聯係在一起的知識才更珍貴，甚至比國土的全部寶藏還珍貴。這是因為在崇高的學術研究中，主要的是汲取教養，而不是沽名釣譽，凡是從事學術而又沉醉於傲慢與虛榮中的人，就會利用學問來作惡。
烏托邦十分重視道德教育，並且隨時隨地進行。例如，在集體進餐時，他們精心安排座次，使青年人和老年人交叉相處，這樣，年長者可以隨時觀察青年人的舉止，“老年人的嚴肅而可敬的威儀，足以防止青年言行失檢而涉於**，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了在場老年人的注意”[38]。中餐和晚餐開始時，有人先讀一段書，勸人為善，但需內容簡短，不至於令聽者厭煩。接著是老人按這段書的提示，引出內容適當、格調高雅的話題；但老人並不總是長篇大論，而是樂於聽青年發言，甚至故意引出他們的話，以便在輕鬆的氣氛中考驗每一位青年流露出的才華及性格。
在烏托邦仍保留著宗教，宗教是影響人民的重要手段和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莫爾的很多道德標準與思想都與其宗教觀點息息相關。在烏托邦，人們可以信仰任何一種宗教，崇信日月星辰者有之；崇拜先祖中的英雄人物者有之；但大多數人，亦即那些明白事理的人隻相信一個神祇，這樣的神祇是不可知的，永遠存在的，在形體上和在威德上無往而不在。烏托邦人稱其為萬物之父，把萬物的起源、生長、發育、演化、老死，都歸之於他，認為至高無上的神所代表的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神威莊嚴而超乎萬物之上的“神”。莫爾認為神即自然，其宗教觀類似於自然神論，但與自然神論不同的是，他相信靈魂不死，相信“非自然力”的奇跡。莫爾從其宗教觀點出發，認為德行、理性應與自然統一起來，指出：“德行引導我們的自然本性趨向正當高尚的快樂，如同趨向至善一般……烏托邦人給至善下的定義是：符合於自然的生活……烏托邦人說，一個人在追求什麽和避免什麽的問題上如果服從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導。”[39]這充分說明了德性、理性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係，即德性要服從理性、遵循自然，同時德性又引導人們的自然本性趨向至善。因此，莫爾反對一切違反理性的自然的強權、剝削、奴役，反對天主教把人生看作罪惡的淵藪，反對禁欲主義，提倡人文主義的德行，認為主要的精神快樂就是來自德行的實踐和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識。
莫爾認為，自然號召人人互相幫助，不要在為自己謀利益的同時損害別人的利益，並認為低級快樂一定帶來痛苦的後果。所以他勸人“為善”“行善修德”“關心公眾的利益”，尖銳地揭露和批判自私、貪婪、野心和派係、說謊、虛榮心、追求名利、驕狂等不良道德行為。烏托邦人也十分重視仁慈、人道等道德觀念的培養。他們規定，屠宰牲畜一類的事情，隻有奴隸去幹，而且先在城外宰好，經過清水衝洗，然後運入城裏。烏托邦人不準自己的公民操屠宰業，認為這會逐漸消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惻隱之心。同樣，打獵活動也是被禁止的，因為殺牲取樂會養成人的殘忍性。對於戰爭，烏托邦人持反對態度，他們熱愛和平，喜歡安寧的生活，在國與國之間發生爭端時，主要是依靠和平的方法解決。但在祖國遭到侵略時，卻勇敢地投入戰鬥，從不貪生怕死、苟且偷生。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莫爾主張對他人要慈善、謙虛，大家“和諧友好”相處。官長不傲慢，不令人望而生畏，官長熱愛老百姓，老百姓也自願地尊敬官長。對老人、病人、喪失勞動力的人、有殘疾的人以及孤兒等，要關心照顧，特別教育年輕人要照顧老年人，服侍父母。莫爾還從其宗教觀出發，相信靈魂不死，為善者死後有賞，作惡者死後遭罰。因此，在葬禮中要為死者樹碑，講述死者的優良品質；對為國家建立功勳的偉人，為他在廣場上樹立雕像，紀念其崇高業績，鼓勵後人景仰前人而奮發上進。認為這樣紀念正直的品德，不但是鼓勵生者向往善行的最有效辦法，而且給予死者以敬意。莫爾說道：“我們行善修德，死後有賞；我們為非作惡，死後受罰。這些固然是屬於宗教的原則，然而烏托邦人主張，理性使人們承認這些原則。”[40]
烏托邦人對不良行為采取防患於未然的辦法。他們認為，某種不良行為一經在某人身上生根，那麽在他的頭腦中便會留下牢固的關於這種行為的快樂的謬見，就不能接受正確的良好行為或真正的快樂。烏托邦人給有善行者以榮譽，同時用刑罰阻止人犯罪。其精神是，處罰的目的是根除罪惡，挽救犯罪的人，使他們改過自新，以後立功贖罪。但是，烏托邦人對犯錯誤的人也不是無原則的寬恕。凡是嚴重的罪惡則要公開處分，使犯錯誤的人作為反麵教材教育別人，並且阻止別人犯罪，以利於促進社會道德的淳化。
六、自然美育觀
新的社會生產關係和新的道德觀念，形成了烏托邦人新的審美心理。莫爾認為，在美育中，音樂應占有特殊的位置。烏托邦島上的音樂，聲調優美，能準確地表達人們的感情，激發人們的熱情。烏托邦的樂器和聲樂如天籟一般，音調和意境能融合無間，表達任何一種情感的樂曲也都能恰到好處。音樂“觸動我們的官能，使它感到一種秘密的非常動人的力量，吸引住它”。音樂可以使人“不時感到一種快樂”[41]，為了享受生活之美，每到晚餐時都伴有音樂。進餐時他們焚上香，噴上香水，以使心情更為舒暢愉悅。
烏托邦人的審美觀十分獨特，服裝穿戴從不講究。樣式上，除了區別男女、已婚與未婚者以外，幾乎趨於統一。做工時穿的衣服是皮的，而且要穿七年；平時的衣服也要穿上兩年。衣料多用粗毛線織成或用麻布料。可見，烏托邦的衣著十分簡單，莫爾認為這樣才是美觀的，他對那些綾羅綢緞、金銀裝飾卻極為厭惡。莫爾讓烏托邦人鄙視萬惡之源的金銀，把它們視為糞土，用它們來製造溺器，鍛鑄成奴隸的鎖鏈和犯人頭上、耳上、項上的飾物；當身著五顏六色的華麗衣裝的外國人來到烏托邦島上時，他們稱之為“小醜”。所有這些都反映出，莫爾美學觀的最主要成分乃在於自然之美與精神之美，是一種自然美育觀，勤儉淳樸是這一美學觀的主要因素。
與這種自然美育觀相一致的是，莫爾認為健美的身體也是美育的一個重要方麵。他對健康格外關注，把健康看作最大的快樂和快樂的基礎。他說，“美觀、矯健、輕捷，這些都是烏托邦人視為來自大自然的特殊的令人愉快的禮品而高興地加以珍視”[42]，他抨擊禁欲主義者“鄙視美觀，損害矯健的體力，變輕捷為遲鈍，因節食而傷生，糟蹋自己的健康，以及摒絕大自然的其他一切恩典”的行為，認為“烏托邦人認為這種態度是極度瘋狂，是對自己殘忍而對自然忘恩負義的一種心境的標記……”[43]因此，莫爾十分重視娛樂、休息和鍛煉身體。出外旅遊和騎馬奔馳是烏托邦人最喜愛的活動，軍事訓練也是體育的重要內容，烏托邦人不分男女在固定的日子裏刻苦地參加軍事訓練，既可鍛煉身體，又可提高禦敵本領。
莫爾把身體的快樂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人能充分感覺到鮮明的愉快……是由於某種東西，它觸動我們的官能，使它感到一種秘密的非常動人的力量，吸引住它。這就是從音樂產生的快樂”。所以他設想烏托邦人在一天勞動後，在晚餐時必有音樂，一方麵可以解除一天勞動的疲勞，另一方麵也可以得到聽覺美的享受。莫爾不但注意音樂美的作用，而且還注意環境自然美的作用。他說，烏托邦人酷愛自己的花園，因為從花園中可以得到視覺美的享受，可以使人心情舒暢，忘掉煩惱和不快。於此，我們看到莫爾還注意了審美情操的培養。“另一類身體的快樂，按照烏托邦人的意見，在於身體的安靜以及和諧”[44]，這裏指每人應具有健康的身體，免於疾病。因為隻有身體健康，生活才能安靜舒適，否則，失去健康，就談不上快樂。因此，他反對一切有害於身體的低級快樂。莫爾的自然美學觀，不僅重視了精神上的享樂，而且也不忽視身體上的享樂，比柏拉圖完全貶低身體上的享樂、追求嚴峻單調的抽象美學觀無疑前進了一步。
七、家庭教育的楷模
莫爾在《烏托邦》中描繪出了理想的社會，構想了理想的教育和理想的人，在現實生活中，他也是一位模範的丈夫和父親，成為家庭教育的楷模，並在家庭教育中實踐了自己的很多教育思想。
莫爾一生結過兩次婚，前妻為他生了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但不幸死於1511年。考慮到孩子需要母親，莫爾很快又同比自己大七歲的艾麗斯·來德爾頓結了婚。艾麗斯脾氣暴躁且說話尖刻，但卻是孩子的好母親、家庭的頂梁柱，莫爾對此十分欣賞。莫爾在切爾西擁有一棟房子，全家上下一共21口人住在一起，還有不少其他人同住。莫爾單獨為自己建了一所房子，帶有小教室、圖書館和藝術陳列室。他的整個宅邸是一個教育試驗場。他教妻子和其他家人唱歌並演奏各種不同的樂器，教他們用拉丁文和英文（有時用希臘文）閱讀並討論哲學神學問題。莫爾在教育他的3個女兒和養女吉格斯（Magart Giggs）方麵，實踐了他的教育原理，使她們都受到了人文主義的教育。尤其是其長女瑪格麗特，她不但在品德、智慧方麵類似其父，而且學問造詣很深，她能口操流利的希臘語和拉丁語，她的文學成就曾轟動一時，為當時學者們所重視。莫爾對其繼室、脾氣暴躁的艾麗斯的教育也被人們傳為佳話，通過莫爾的精心教育，艾麗斯最終成為一個溫良、知書達禮、懂音樂的女人，莫爾家庭也被奉為“所有時代家庭幸福的楷模”[45]。
莫爾對子女的教育是與他對孩子的一腔熱愛之情分不開的，在《致最可愛的孩子們》一詩中，他親切地寫道：
一直在吻著你們，沒有半點打罵，
即便是體罰，掃在你們身上的也隻是孔雀尾巴……
我永遠溫柔地疼愛著親生的兒女，
教養你們一向本著寬厚仁慈的父親風度；
對你們的疼愛漫無止境地在由衷滋長；
就好像從前沒有把你們放在心上。
認真的研求，青年有力地煥發氣概；
在精神上，備受優越藝術，豐富學問的培栽；
在談吐上，流暢大方，風趣文雅，極其可愛；
不但擅長言辭，還有寶貴的思想存在；
這些，都使我衷心歡樂喜愛，
也正是我和你們心心相連成一塊，
好像不單純把你們當成我親身肢體來看待。
莫爾對其子女的教育和關愛，讓我們看到了《烏托邦》之外的莫爾— 一個真正的慈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