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歐的社會變遷
17世紀是西歐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期，英國的發展對西歐的影響尤大，且更具有典型意義。英國在15世紀末即開始了“圈地運動”，到16～17世紀，“圈地運動”猛烈發展。“圈地運動”的結果，使農民與土地分離，為工業資本主義提供了廉價勞動力，也促進了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發展以及新的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16世紀時，英國的呢絨業已發展成工場手工業，規模大的手工工場已有了數千名工人。行會中也出現資本主義因素。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又推動了外貿和金融業的發展。另外，在玫瑰戰爭中，英國舊的封建貴族為爭奪王位而相互殘殺，終於同歸於盡。這些被消滅殆盡的舊貴族的後裔已經是在另一種條件下成長的新的一代，他們的習慣和傾向已具有更多資產階級的色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Ⅷ）趁宗教改革之機，宣布脫離羅馬教廷而自立為英國國教會的首腦。稍後，英國國教會又通過法案，封閉了700多所天主教寺院，並將從寺院沒收的大量土地分贈或出售給新的暴發戶，使一些資產階級暴發戶成了土地所有者。於是，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土地的舊貴族的後代和獲得大量土地的資產階級暴發戶形成新貴族集團，在他們身上體現了資產階級利益和貴族利益的結合。這種情況決定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它的結果就是1688年資產階級和貴族達成的妥協。
英國的專製製度雖然在16世紀即已得到發展，但是和法國的專製製度比較起來，英國的專製製度是脆弱的。法國已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係統，中央政府有權任免地方官員，英國的中央政府則無權任免地方官員；法國的中央政府有權直接調動各省的軍隊，以鎮壓叛亂，英國的中央政府沒有一支可供隨時調遣的常備軍，一旦有事，須臨時招募軍隊；英國從13世紀下半期即已建成國會，14世紀國會形成兩院，國會對國王的權力有掣肘作用，而法國的三級會議早已停開，國王大權獨攬；英國國王沒有固定的財政收入，平時國王及宮廷的費用靠國王領地的地租及騎士捐獻維持，一旦國家有事，須召集國會，經國會同意才能向臣民征收臨時稅捐。
17世紀初，英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及法國，但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卻先於法國發生並取得成功，這不是偶然的。英國舊貴族勢力的被消滅、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新貴族集團的形成、英國專製製度的脆弱性、16世紀60年代以後新教加爾文派在英國的發展，都是重要原因。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英國的新教加爾文派——清教徒中的長老會和獨立派先後成為左右局勢的社會勢力，而在加爾文的祖國法國，仍處於支配地位的天主教會是專製製度的支柱。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640年，結束於1688年。中間經過了複辟與反複辟的較量。革命的勝利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清除了障礙。新的政治、經濟條件為思想的解放、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土壤，成為促進新教育思潮出現的動因。
宗教改革中的各教派都力圖加強宗教，特別是本教派教義的影響力。馬克思（K. Marx）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以下一段評論對其他新教教派也是適用的：
路德戰勝了虔信造成的奴役製，是因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製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是因為他恢複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世俗人，是因為他把世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的宗教篤誠解放出來，是因為他把宗教篤誠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是因為他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1]
宗教改革以後基督教內部各教派之間的激烈鬥爭，特別是天主教之間的鬥爭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破壞。曆史的教訓促使人們認識到宗教寬容的價值。在理論上表達這種情緒和願望的是洛克（J. Locke）的著作《論宗教寬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洛克在自己的書信中詳細論述了下列觀點：
宗教信仰自由。信仰是個人的私事，任何人無權幹涉、 強迫，國家和教會都無權強迫。“誰都不能使自己的信仰屈從於他人的指令……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動力，隻在於內在的心靈裏的確信，沒有這種確信，信仰就不成其為信仰。”[2]
各宗教、各教派之間的寬容。不得以強力幹涉、強迫不同信仰者改宗，“任何教會無權管轄其他教會”[3]。
政教分離。國家無權幹涉個人信仰，無權幹涉教會在法律允許範圍以內的活動。“凡屬在國家裏合法的東西，官長便不能在教會中加以禁止。凡屬許可臣民日常使用的東西他都不能、 也不應禁止任何教派的人們將其用於宗教目的。”[4]
政治上的寬容。凡是公正、溫和的政府必然是穩定的、安全的，壓迫才會激起反抗。國家不得以宗教為理由改變或侵犯公民的權利。“每個人應當享有同其他人同樣的權利。”[5]
洛克認為，對那些在宗教問題上持有異議的人實行寬容，這與耶穌基督的福音和人類的理智是一致的。洛克的宗教觀在17 世紀的進步宗教觀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這種宗教觀表明，和16世紀宗教改革時期相比，17世紀的宗教觀已具有長足的進步，社會離中世紀的陰影更遠了，這是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它又反過來影響新教育觀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