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哲學和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所發現的宇宙自身的規律和秩序，推動了哲學思維和社會科學的進展，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爭論是17世紀西歐哲學的特色。這兩種理論各從不同的側麵深化了哲學思維，提高了人類認識水平，都對哲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7世紀西歐的經驗論哲學往往以唯物主義的形式出現。近代英國唯物主義的真正始祖是弗蘭西斯·培根。培根認為，感覺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識的泉源，全部科學都以經驗為基礎，但必須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官所得的材料，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是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實驗。培根大力鼓吹歸納法，認為它是正確知識的不可缺少的基礎。他認為，過去的真理追求者都是在黑暗中蹣跚而行，受先入之見和經院哲學的奴役，歸納法才是打開真理奧秘之門的具有魔力的鑰匙。培根反對傳統、權威和演繹法邏輯。霍布斯係統化了培根的唯物主義，洛克則在《人類理解論》（A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對知識來源於感覺經驗的理論做了深入的論證。唯理論哲學的倡導者是笛卡兒。和培根等經驗論者一樣，笛卡兒堅持拒絕經院哲學，拒絕權威和傳統，拒絕用別人的頭腦進行思考。但是和經驗論者不同，笛卡兒認為心靈不是物質的形式，而是上帝深植在人體中的完全獨立的實體。他相信有“天賦觀念”，這是與感官經驗無關（或不可能通過感官認識）的不證自明的真理，是心靈先天固有的。可靠的認識真理的方法是從一些不證自明的真理和公理出發，用如同數學方法的純粹推理的方法，通過推理，推演出完美的、普遍的知識係統，即從簡單的觀念開始，通過演繹，前進到比較複雜的觀念。笛卡兒的“天賦觀念”說受到洛克的有力駁斥。

自然神論是17世紀西歐流行的哲學觀。這種觀點認為上帝是與自然同一的，上帝也必須服從自然界的理解和秩序，而不是超然於自然之上。自然神論是架空上帝、擺脫宗教的一種方便途徑。恩格斯曾說，自然神論是唯物主義的形式之一，而不可知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

自然規律的發現推動人們去尋找社會現象背後的規律性。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開始形成。經濟學力圖找尋經濟活動領域的規律和秩序。16～17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論文、著作都是英國人寫的。當時經濟學所討論的問題為獎勵出口、爭奪人才（智力）、降低成本、分工、關稅、人口等。這些在今天仍然是重要話題。配第在政治表現上是一個小人，但他將經濟問題的研究從流通領域深入生產領域，從而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受到馬克思的高度稱讚。馬克思稱配第是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由於配第的《政治算術》等研究成果，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統計學的創始人。洛克在經濟學上的貢獻是論證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

在近代歐洲廣泛流傳的“社會契約論”盛行於17世紀的英國，具有各種不同傾向的人賦予“社會契約論”以不同的意義，利用這個理論為自己的政治信念辯護。在英國革命過程中，擁護君主立憲的獨立派以“社會契約論”辯護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彌爾頓認為，私有財產是訂立契約的結果，因此，契約必須得到遵守，不允許隨便改變財產關係，每個人應滿足於享有根據法律屬於他的東西，不得以暴力取得別人的財產，平等派的普選原則會威脅私有財產，所以獨立派反對平等派。

獨立派中的共和主義者、詩人、政治家彌爾頓賦予“社會契約論”以民貴君輕的內容，為人民的最高權力辯護。彌爾頓認為：在自然狀態中，一切人生來自由；由於人不善於以理智支配卑劣的情欲，於是脫離自然狀態，而被迫建立政府，以保護社會的安寧。人民與國王和公職人員訂立契約，人民把政權委托給國王和公職人員，國王和公職人員則必須保衛人民。國王和公職人員的權力來自人民，但人民保留了最高權力；如果國王奪去人民的最高權力，等於破壞了人民的天賦權力。因此，國王低於人民，如果國王濫用人民給予的權力，人民有權審判、廢除乃至處死國王。

霍布斯以“社會契約論”為專製製度辯護。霍布斯認為：在國家出現以前的自然狀態中，一切物品為一切人所共有。但在自然狀態中，為了爭奪物品，進行著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為了確保和平和製止戰爭，於是人們訂立契約，建立國家。在建立國家時，人民已同意放棄一切權力並把它交給國家。所以，國家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國家可以幹涉個人自由。因此，君主專製製度是最好的製度。

洛克也是以“社會契約論”為私有財產製辯護的。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中，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權利；上帝將自然界的萬物給予人類，但人們隻有靠自己的勞動才能從自然界得到東西為己所用。私有財產即勞動果實。但人類在自然狀態中沒有保障，自由、平等和私有財產的權利會受到侵犯，所以人民才相互訂約成立國家。國家應保護人民的權利，首先是私有財產權。君主立憲製是最好的製度。

由此可見，在17世紀的英國，專製製度的擁護者、共和主義者和君主立憲派這3種不同政治傾向的人都援引“社會契約論”為自己辯護。到18世紀，盧梭（J. J. Rousseau）賦予了“社會契約論”以革命的內容。

在17世紀的西歐，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繼莫爾（T. More）的《烏托邦》（Utopia）之後，康帕內拉在《太陽城》（The City of the Sun）中描寫了一個理想的社會。安德裏亞（J. V.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的第三顆明珠。

17世紀西歐在倫理學方麵取得重要成就。哲學家們探討了善惡問題、以理性控製情欲的問題、道德標準的變異性問題以及宗教道德和世俗道德的關係問題。

霍布斯和斯賓諾莎（B. Spinoza）都將善、惡問題與個人的快樂與痛苦問題聯係起來。霍布斯認為：“每個人都根據他自己而把引起快樂、他認為是快樂的東西稱為善，而把引起他不快的東西稱為惡，因此，不僅每個人素質彼此不同，而且在善惡的區別上也彼此不同。”[8]按照霍布斯這種善、惡標準因人而異的觀點，客觀的、公認的、共同的道德標準便不複存在。每個人都按自己的善惡標準行事，勢必取消一切善惡標準，取消一切道德，從而使霍布斯所說的人類在自然狀態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永無休止地進行下去，霍布斯所讚賞的專製製度也將失去存在的條件。斯賓諾莎認為，人性的真諦是竭力追求更完滿的生存。凡是促進自我保護和更完滿生存的東西，都應當追求，因而稱之為 “善”；凡有相反傾向的東西都應當回避，因而稱之為“惡”。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倫理學雖然在理論上有失偏頗，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在反對宗教道德，提高人的價值和追求世俗幸福的權利等方麵仍有積極意義。

17世紀的思想家們強調，倫理和道德的本質是每個人以理性控製自己的情欲。自由的人就是能以理性管束自己的人，受自己的情欲奴役的人是不自由的。斯賓諾莎認為：“我把人在支配和克製感情上的軟弱無力稱為奴役。因為一個人為感情所控製，他便不能主宰自己，而受命運主宰。而在命運的支配之下，他往往被迫去趨附邪惡，盡管他明知善良何在。”[9]斯賓諾莎認為，人是有主宰自己的力量的，即善根是人所具有的，人有力量使自己不受自己的情緒或情欲的奴役。這種力量來自知識、來自理性，當人的心靈在獲得恰當的知識時完全主動的時候，他就成了自己的主人，達到了自由。斯賓諾莎說：“當一個人按照理性的指導生活時，他的行動便完全擺脫了他自己本性的規律。”[10]擺脫本性的規律，就是擺脫欲望的奴役。洛克也把以理性指導欲望看作道德的本質。

斯賓諾莎和洛克的倫理學中關於以理性指導欲望的觀點，是古今中外一切倫理學的中心論題，也是一切宗教的核心。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所說的自製、戰勝自己，亞裏士多德（Aristotle）所說的以理性指導動物靈魂，孔子所說的克己，王陽明所說的破心中賊，基督教的禁欲，佛教的降服其心，都是為了教人以理性領導欲望，把人從動物提升到人的高度。古今道德教育的失敗，就在於忽視或偏離了這個中心。

至於具體的道德標準或道德信條，洛克論證了它們因時因地而有變異，並無永恒不變的一切人所共有的準則。

17世紀的倫理學說使倫理學與神學分離，世俗道德與宗教道德分離，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