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論教育的作用與紳士培養目標

一、論教育的作用

洛克從唯物主義經驗論的立場出發，充分而明確地肯定了教育的作用。在《人類理解論》中，他考察了兒童初入世時的狀態後指出：“兒童的觀念是漸漸學得的，各種常見的明顯性質，雖然在他能記憶時間和秩序以前，早已把各種觀念印在他的心中，可是不尋常的各種性質，往往是很遲才出現的。”[19]在《教育漫話》中，洛克高度評價了教育的作用。他承認有所謂“天才”，這些人用不著別人多少幫助，憑著天賦的才力，自幼就能向著最好的境界去發展，作出偉大的事業，但在他看來，這樣的人是很少的。“我敢說我們日常所見的人中，他們之所以或好或壞，或有用或無用，十分之九都是他們的教育所決定的。人類之所以千差萬別，便是由於教育之故。”[20]“人們的態度能力之所以千差萬別，教育的力量比別的事情的影響都大。”[21]

但是，洛克受“白板說”的局限，尚不能完全合理地解釋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白板說”是一種消極被動的反映論，其本身包含著許多無法解決的矛盾。洛克關於“反省”的說法，實際上已肯定了心靈有自己活動的能力，既有這種能力，心靈就不再像他原先強調的是消極被動的感受器，也就不能說是完全一無所有的白板了。洛克認為：“我們天生就有幾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諸多官能和諸多能力。”[22]這種說法與“白板說”有什麽矛盾？他似乎沒有想到。

洛克之所以在唯物主義一元論與二元論之間徘徊，將一些自相矛盾的觀點兼收並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對霍布斯機械唯物主義物質觀的反思。因為如果依照霍布斯的物質觀，所謂物質隻是一種具有“長、寬、高”不同質量的“有機體”，它在自身中是連運動也不能產生的，它又如何能作用於感官和心靈，使人產生出感覺和思想的呢？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洛克采取了他所特有的“健全理智”的認識方法。他在經驗主義基礎上改造和吸收了理性主義的因素，在重視經驗的同時，亦提倡理性思維。他在 《理解能力指導散論》中對理解力性質及其培養問題的研究，正是這種傾向的反映。有學者指出：

這種健全理智的特點是：重視經驗，但不完全相信經驗；提倡理性思維，但不把它作為教條。洛克方法論中到處都流露出這一特點。每當他強調經驗歸納時，他就要留下一個不可知論的尾巴；而每當他進行理性推演時，他都注意使邏輯服從經驗直觀，甚至犧牲邏輯一貫性也在所不惜。[23]

洛克思想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特征，使他更多地從教育對於個人的發展的角度去論證教育的作用，但他並非不重視教育對國家前途的意義。在他看來，使兒童受到良好的教育不隻是父母的責任和他們應當關心的事，因為“國家的幸福與繁榮也靠兒童具有良好的教育”[24]。洛克指出，英國在世界上是一個有地位的國家，原因是英國人有德行、本領和學問。但是，如果對於下代人不去注意與保存他們的純潔、嚴肅和勤奮的美德，而又希望他們充分具有這種德行、本領和學問，那簡直是笑話。他認為：“世界上不論哪個國家，無論如何驍勇有名，一旦腐敗的習氣充塞了全國，消融了紀律的羈勒，一旦到了邪惡猖狂、肆無忌憚的境地，它是決不能夠憑借武力以保持名譽或耀威鄰邦的。”[25]總而言之，洛克強調了教育對於英國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想使得下代的人信心不減退，德行不墮落，知識不退步，就必須 “從青年們的教育與原則性上去打好基礎”，否則“其餘一切的努力都會是白費”。[26]

二、論紳士培養目標

洛克認為，不同地位和職業的人所受的教育是應有所區別的。必須按照年輕人的不同境況來訓練青年，以便為他們各自的職業準備一種有德行、有用、能幹的人才的方法。一個王子、一個貴族和一個普通紳士的兒子的教養方法，是應當有所區別的。但在他看來，“最應注意的還是紳士的職業。因為一旦紳士受到教育，走上了正軌，其他的人自然很快就都能走上正軌了”[27]。因此，他在 《教育漫話》中就以青年紳士的培養作為教育的主要目標。

洛克所要培養的紳士不是教士，不是學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業家。通篇《教育漫話》都是圍繞這個基本點來展開討論的。在他看來，“紳士需要的是事業家的知識，合乎他的地位的舉止，同時要能按照自己的身份，使自己成為國內著名的和有益於國家的一個人物”[28]。為達此目的，年輕的紳士必須有強健的身體，還必須具備德行、智慧、禮儀和學問。他要能用理性克製自己不合理的欲望，使自己更明智，更能深謀遠慮；他持重，有良好的教養；他懂得人情世故，能使自己聰敏地與別人相處；他具備一個事業家所需要的各種知識，能幹又精明，能處理好自己的事務。

受文藝複興後期以來以滿足普通生活權利要求為目的的新的教育運動的深刻影響，洛克繼蒙田等人之後，進一步呼籲將教育的重心逐漸從學術的成就轉到紳士風度的培養上來。他明確地指出，紳士不是博學的人，因而沒有必要熟悉一切科學的對象，而“正確地判斷人，使自己與別人聰敏地相處的用處，較之說說希臘文與拉丁文，或者和人辯論得體是巨大得多的；也較之把子弟的腦袋充滿物理學與玄學的深奧理論，要有用得多”[29]。在洛克看來，一個紳士與其做一個良好的逍遙學派，或笛卡兒學派的學者，遠不如通過嫻熟希臘、羅馬作家的作品，來了解人類社會的生活，成為一個有德行，懂得人情世故，有禮儀的人。這樣，他才能取得成就，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因此，他指責“現在歐洲一般學校時興的學問和教育上的照例文章，對一個紳士來說，大部分都是不必要的；不要它，對於他自己固然沒有任何重大的貶損，對於他的事業也沒有妨礙”[30]。總之，洛克把性格訓練而不是把知識作為紳士教育的首要目的。

出於培養事業家的考慮，洛克對當時的學校教育持不信任態度，而主張家庭教育。他承認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都有缺點，但兩相比較，他覺得家庭教育更有利於紳士所需德行的培養，更能保持紳士的純潔和謙順。在他看來，怯懦無能和不懂人情世故是人們歸給家庭教育的過錯，而實際上，這並不是在家庭裏麵進行教育的必然結果，並且也不是無法醫治的毛病。洛克強調德行比人情世故更難獲得，年輕人失掉了德行是很少能再恢複的。此外，家庭教育比學校教育更有助於個別教導，因為學生的心理和禮貌的形成需要不斷的注意，並針對兒童個性特點而采取相應措施，而這在大群學生中間是無法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