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17世紀日本社會的基本特征

江戶幕府的統治維持260多年的時間而不墜，一方麵是人們對長期戰亂的厭倦和對和平安定追求的結果，另一方麵更是日本封建製度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現。當時的第一任“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吸取曆史上鐮倉幕府和室町幕府的統治經驗，以及造成後來“下克上”而群雄割據的曆史教訓，積極地采取了一係列政治、 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麵的措施，排除和限製異己，完善各種製度或法規，注重經濟的穩定發展和思想意識上的控製，從而造成了長期的相對穩定的社會局麵，鞏固了江戶幕府的統治地位。

一、“幕藩體製”與“四民”身份製度

江戶時代日本國家的政治體製是所謂“幕藩體製”，即以江戶幕府及其統治之下具有一定獨立領地的“藩”作為統治機關。所以這一體製的特點是中央權力嚴格控製之下的地方割據，是幕府和藩的兩級統治。幕府既是政治統治機構，又是軍事指揮體係，還是全國經濟實力的控製者。而“藩”作為有勢力的大名（擁有糧食年產量一萬石以上領地者）領地及其統治機構也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幕府、藩以及其他大小領主們，從直接生產者“本百姓”那裏，以糧食產量為標準，通過農村中“村”的組織，榨取以稻米為主的實物性“年貢”，由此獲得維持幕藩體製的經濟來源。

德川幕府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削弱和控製各藩的實力，采取了多方麵的措施。

首先是把包括江戶、大阪等政治、經濟、文化重地以及重要礦山、港口在內的大片土地據為幕府的直轄領地，其土地數量及其所統治的人口遠遠超過皇室和各藩，使它們無法稱雄割據。幕府的將軍和各藩的藩主又分別將土地親疏有別地分封給自己的家臣及下層武士，並通過他們進而把農民束縛於小生產的農業勞動中。通過這種土地的分封和出租，形成了各級武士之間嚴格的等級製度和主從關係。

其次，為了防止地方勢力積蓄力量重演戰亂時代“下克上”的曆史，幕府還規定各藩經常性地為土木建築工程出力出資，以及向幕府提供士兵和各種武器等，以削弱他們的財政力量；同時還實行了著名的“參覲交替製”，即規定各地的大名必須每隔一年就到幕府的所在地江戶城居住半年以上的時間，匯報藩情和聽候指示；他們的正妻嫡子則必須常住江戶，實為人質。這一措施造成了武士及其家臣集居江戶的情況。各地下級武士也聚居於各藩的中心城鎮，從而形成地方上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中心。

江戶幕府的上述政策造成了武士脫離農村即兵農分離的局麵。同時，為了市鎮中武士們生活的方便，幕府及各地武士的領導者又把商人、手工業者遷移到城邊居住，客觀上促進了市鎮商業交往的發展；但為了穩定幕藩體製的經濟基礎，卻不容許農民遷徙、買賣土地和變更職業。由此又形成了商農分離的局麵。總之，武士既是依賴於幕府施舍的單純消費階層，又是社會的統治階層；農村地主則由於農業的經濟基礎地位也受到重視，加之曆史的原因，江戶社會形成了“士、農、工、商”四民身份固定的等級製度，此外還有稱為“賤民”的更下層民眾。

幕藩體製以及四民身份製度的確立保證了相當長時期內日本封建製度的穩定發展，但其中武士階層的寄生性以及有利於市鎮商業交往的政策，也隨著曆史的發展而逐漸成為瓦解封建製度本身的因素。因此，江戶時代的教育和教育思想雖然必然地要被幕府和藩的統治者們所控製和利用，但是它也必然要反映時代的要求，從而使自己不斷發展起來。

二、“武家諸法度”與日本朱子學的地位

除了製度上的措施之外，德川幕府還注意通過思想意識的統一和相應行為規範的統一來鞏固幕藩體製。這方麵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通過頒布武家法令作出統一的規定，手段之二是大力推崇朱子學。

第一個武家法令是1615年（天皇年號為元和）頒布的“元和令”，共13條。此後許多新將軍上任，大多都進行了若幹修改，重新頒發。這些統稱為“武家諸法度”，是規範和教育武士的指南和重要材料。初期的“武家諸法度”以行為規範、懲戒規則為主，以後曆次修訂的武家諸法度，則不斷增加道德訓誡的內容。例如，1635年的“寬永令”增加了強調孝道的條文（第20條）。1683年的武家法度更將忠和孝的內容提到第一條，即：“應勵文武忠孝，正禮義。” 1710年第六代將軍頒發的“法度”，第一條就強調“應修文武之道，明人倫，正風俗”[1]，更加突出了道德教化的要求。從教育的角度看，這些法令實際上反映了官方的教育主旨，規範了江戶時代武士教育的指導思想和基本任務，即培養忠孝信義、文武雙全、具有廉潔獻身精神的武士。

和平環境中的幕府專製統治，也特別需要有相應的社會思想意識上的統一來做保證。當時德川幕府所推崇的是13世紀中期之前由中國傳入日本的朱子學。朱子學以其固化現存秩序的政治特征和精致的道德倫理理論，適合當權者急欲鞏固政權的思想需要。它既能以“天命”說明德川幕府消滅異己、建立霸業的正當性，又能以“天理”論證三綱五常禮儀法度的必要性。幕府將這種學說作為控製社會意識的工具，積極把它推向社會。朱子學也必然地成為當時教育主導思想的靈魂。

為了樹立朱子學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的主導地位，幕府的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很早就在駐地設立了有關學校，在江戶城建立了富士見亭文庫；他還積極收集、整理和出版漢書《孔子家語》《三略》《六韜》（1599）、《貞觀政要》（1600）等。寺院和民間在幕府的影響下也一度掀起出版熱，推動了儒學的傳播。特別重要的是，德川家康積極重用朱子學派的學者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以致林羅山於1623年當上了第三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光的“侍講”。林羅山在幕府仕官一生，經曆了 4代將軍；他的後人也一直受到重用。1630年，德川家光還將忍岡土地5300餘坪（約3萬平方米）、金200兩賜給林羅山建立林家私塾，它是後來著名的“昌平阪學問所”的前身。

三、“禁教”與閉關鎖國的政治措施

禁教（基督教）和鎖國，也是影響整個江戶時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的重要因素。

自16世紀葡萄牙人最先踏上日本的土地以後，基督教就開始了在日本的傳播，同時日本與西方的貿易也逐漸發展起來。江戶初期，德川家康願意發展對外貿易，對隨之而來的天主教采取默許的態度，甚或利用傳教士作為幕府與國外商人之間的中介。但為時不久，就發現了基督教在各方麵對幕府統治的威脅，特別是它的“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更是與等級森嚴的封建秩序格格不入。同時，天主教與西方殖民主義的密切聯係也逐漸暴露出來。由於觸及幕藩體製的根本利益，所以幕府不能再容忍基督教的傳播。於是從1612年開始，幕府先對直轄領地下達了禁教令，次年推向全國。此後則一再層層加碼，最終形成了鎖國體製，即禁止一切船隻和人員出入國境，隻在有限的地點（長崎）同中、朝、荷蘭進行幕府控製下的有限的通商。

閉關鎖國對於愚昧民眾、鞏固幕府封建統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為17、18世紀歐美發生的重要政治動**、科學發展和思想進步等都被鎖國政策擋在了國門之外，所以它妨礙了歐洲的近代精神在日本的傳播，遮擋了人民麵向世界的目光，扼殺了探索精神的成長。但它在經濟和文化方麵，卻創造了較少幹擾、平穩發展的社會條件，有利於日本特色的經濟和文化的成長。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教育思想可以說也失去了與西方教育思想進行交流的機會，便利了朱子學思想專製的形成和保持，從而造成日本教育思想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的特點。

盡管閉關鎖國有著上述種種消極的影響，但是江戶時代的日本人與西方的聯係較之以往還是有了新的進步。例如，此前的日本作為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東方文化圈內的一部分，主要是直接接受中國文化。即使與西方文化有某種聯係，也主要是通過中國進行間接接觸。然而在進入江戶時代以後，就越來越多地直接地接觸和吸收西方文化，以至完全不必依賴中國了。且不說江戶初年與歐洲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即使是以後的多次“鎖國”，也一直沒有關閉與荷蘭直接交流的窗口——長崎；即使對基督教的傳播進行了極為殘酷的鎮壓，也沒有徹底割斷與西方其他文化的交流。更何況在這一時代的中期還有一個70多年“洋書弛禁”的寬鬆年代。所以，不能認為江戶時代的日本與西方完全是隔絕的。當然，江戶時代對於外國文化的吸收，既不像古代那樣直接模仿中國文化，又不像明治時期那樣大量引進西方文明。然而就江戶時代的人而言，正是這種與外界若即若離的狀態，激發了他們的創造性，促進了民族文化的發展。江戶時代日本人的思想不僅在相當程度上逐漸從佛教禪宗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人們對於知識的興趣也在不斷增加，各種思想和學術流派在朱子學內外發生，教育思想也逐漸活潑起來。以致江戶時代成了 “日本曆史上的文藝複興時代”[2]。

四、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的進步

農業作為幕藩體製下的主要產業和主要經濟基礎，一直受到幕府和各地大名的關注。17世紀前期，幕府頒布了不少農村政策和法令，丈量土地、禁止土地買賣、健全村鎮機構和“五人組”製度，提出了旨在降低農民生活水平的種種要求等。幕府將農民隻是當作“繳納年貢、供應食糧的一種機器”[3]，以保證幕藩體製經濟基礎的鞏固，但在客觀上也造成了對農產品的剝削率和勞役的征召方麵比較穩定的局麵，從而保持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加上幕府和各藩鼓勵開墾新田，加強水利設施建設等原因，致使耕地麵積不斷增加，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也不斷擴大，農民的勞動興趣和改進生產技術的積極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因此，17世紀下半期的日本農業生產獲得了較為顯著的進步，從而增大了對教育的需求。

此外，幕府和藩為了更好地在思想上善導農民，從17世紀中期以後起，開始建立稱為“教諭所”的成人道德教化機構，以及招收農村青少年入學的“鄉校”。農村中還自發形成了具有社會教育性質的團體“兒童組”和“青年組”，青少年通過參加一年中的例行活動和其他實際活動受到社會集體生活的訓練。及至12歲左右，除繼承家業的長子外，男孩大多都外出打工，自謀生路。他們往往成為城市裏的學徒工。

前述的“參覲交替”製度引起的大名在江戶與藩之間的流動，推動了糧食產品、經濟作物及農村手工業產品交換的開展，也促進了交通的發達和城市商品經濟的成長。武士及工商業者居住的市鎮逐漸成為交往活動頻繁、貿易發達的城市。從農民中分離出來的專業商人和手工業者不斷增多，這些在人口數量上和經濟實力上逐漸壯大，形成的新的市民階層——“町人”，不僅在經濟上逐漸製約了武士階層，而且不可避免地開始了自己的城市文化創造。所謂 “元祿文化”，就是17世紀後期出現的具有濃厚的市民情趣的文化，與早期武士文化的剛健樸質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其中所包含的具有商業特色的人生觀、價值觀、社會觀，成為後來衝擊正統儒學倫理觀、衝擊傳統的“四民”身份等級製度的強大社會思潮。這種傾向於自由、自主要求的思潮也必然地導致了教育思想的變化和進步。

經濟交往與城市文化的發展，對於讀書識字等基本的學力要求越來越高。其結果是，以讀、寫、算基本常識為主要教學內容的私人學塾——“寺子屋”從17世紀末開始流行；培養了新一代商人和手工業者的所謂“年季奉公”製度也逐漸形成。這種“年季奉公”式的學徒教育，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勤勉、鑽研、對團體具有忠誠心的工商學徒。

作為士、農、工、商“四民”之首的武士，在17世紀較為平靜的社會生活中已經沒有了率士出征的機會，而不得不將主要精力放在治理國家、地區和城市等方麵。他們麵臨具有經商頭腦和一定文化水平的市民，開始感到了來自經濟和文化方麵的挑戰，文化的學習對於他們來說也變得迫切起來。同時作為統治者的幕府當局，也必須從思想意識上形成大一統的局麵，以鞏固中央的集權統治。因此，17世紀後期的幕府統治者在這方麵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推進了這一時期武士文化教育的進展。私塾不斷得到幕府的關注，學校由最初的私人學塾變成了幕府控製、私人運營的半官半民機構。在幕府的影響下，一些藩也開始重視學問，培養本地人才。有的藩還開始創建“藩校”和“鄉校”。

私人辦的、程度比寺子屋高的學校是“私塾”。這是在藩校出現之前就出現的教育機構。它多由學者自行創辦，以教授儒學為主，所以也稱為“漢學塾”。它們的出現是17世紀後期文化繁榮、學派林立、科學發展的結果，帶來了思想文化較為多彩的局麵。

綜上所述，17世紀中期直至18世紀初，日本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初步繁榮以及民族文化和獨具日本特征的教育組織形態的發展，提供了新教育思想的實踐基礎。但同時由於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不曾有根本上的改變，因而也給教育思想的革新造成了困難，形成了江戶教育思想在這一時期的略具新意卻又難以大步前進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