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讓·梅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教育思想

讓·梅葉（Jean Meslier，1664—1729）是17世紀中期至18世紀初法國傑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和無神論者。他的反對教會和暴政的學說，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一直是鼓舞人民同封建專製製度和宗教的愚昧黑暗進行鬥爭的思想武器；而他的財產公有和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論，對法國後來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巴貝夫等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生平及著述

1664年，梅葉出生在法國香檳省離梅濟埃爾城不遠的馬澤爾尼村，父親是鄉村紡織工人。由於家境貧寒，他在家鄉接受過初級教育後，就被迫到裏姆（Rheims）的教會學校學習神學。

梅葉主要生活在路易十四時代，這一時期法國社會階級矛盾錯綜複雜、異常尖銳，但主要的矛盾是地主和農民的矛盾。尤其是梅葉所在的偏僻落後的香檳省，這種矛盾更是達到熾熱化程度。雖然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起來，但封建專製製度仍然占統治地位。僧侶、貴族這兩個特權等級構成社會的統治階級，他們人數雖然不到全國人口的1%，但卻占有高達30%的土地，還享有種種特權。農民、無產者以及資產階級，是沒有政治權利的等級。他們在政治上受特權等級和封建國家的壓迫，其中占全國人口80%左右的農民受苦最深，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最底層。當時以路易十四為首的封建王朝對內橫征暴斂、殘酷統治，使法國仍處於中世紀的黑暗愚昧狀態；對外侵略擴張，連年戰爭使國家財力消耗殆盡。那時的農民負擔很重，除了向封建領主交納地租以外，還要向教會和國家交納各種苛捐雜稅，如什一稅、人頭稅、鹽稅等。此外，農民還負擔各種封建義務，如為貴族和地主服勞役等。當時的法國農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梅葉常年生活在鄉村，同貧苦農民接觸很多，因而對農村的貧困以及農民的悲慘境況了如指掌，並表示深切同情。他盡其所能，減輕人民的負擔。他自稱：“我不重視教堂做禮拜的酬金，常做禮拜而不要別人的酬金，雖然本來可以要求酬金的。我從不追求優厚的進款，從不參加宴會或接受禮物。如果我能順從自己的心願，那我寧願施與，而不想收受。在我的施與物中我總願意讓貧人所得多於富人。”[1]雖然他蔑視和痛恨宗教，但迫於父命，不得不違心地終生從事神甫之職。因而，作為神甫的他對宗教的荒謬和愚昧認識頗深，但意識到公開揭露宗教的虛偽、荒謬和政教勾結及迫害人民的罪行，勢必招致教會和政府的迫害，故而直至生命的最後時刻才寫成其重要著作——《遺書》。

《遺書》共三卷，大部分是揭露宗教的空幻、虛偽；其次用大量的篇幅證明天主教和封建專製國家互相勾結，愚弄和欺壓人民的卑劣行為。在《遺書》中，梅葉還對私有製做了深刻的批判，並主張推翻暴君統治，以財產公有製的理想社會取代封建專製社會。梅葉的《遺書》以犀利的文筆，抨擊了封建專製統治和宗教的虛偽性，從而使之成為法國18世紀的一部反封建、反宗教的出類拔萃的著作。正因如此，早在18世紀30年代，梅葉的著作便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於一些哲學家、作家以及學者們之中。1762年，伏爾泰將《遺書》編成摘要本，廣泛散發。但他將側重點放在評論基督教主要根源和批判基督教教義兩方麵，至於梅葉的社會政治思想並不曾引起伏爾泰的共鳴。1772年，另一位啟蒙思想家霍爾巴赫出版了《梅葉神甫的健全思想》一書。此書是霍爾巴赫摘取《遺書》的思想內涵，自由地將原稿改寫成的，所以其影響也很大。由於伏爾泰、霍爾巴赫等人的積極傳播，梅葉的《遺書》及其思想幾乎家喻戶曉。正如梅葉的傳記作者波爾什涅夫指出的：“在啟蒙時代和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幾乎沒有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知道讓·梅葉其人的。”[2]這一切引起了封建統治者的極大恐慌和仇視，《遺書》的手抄本及其摘要本屢次被判決焚毀。直至1864年，即梅葉逝世135年後，《遺書》才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第一次全部出版。

二、宗教觀、社會觀以及教育思想

梅葉很少直接論述學校教育問題，但他對教育的認識和看法是和他的宗教觀及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緊密聯係的。他的宗教觀及社會政治思想折射出他的教育思想。

（一）梅葉對宗教的批判

雖然經曆了文藝複興的洗禮和啟蒙思想的衝擊，但是18世紀初葉的法國仍然是天主教占據統治地位。學校教育雖不像中世紀那樣完全被教會壟斷，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製於教會。學校教育的宗教色彩依然十分濃厚。因此，梅葉對宗教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是對當時學校教育中宗教性的批判。

在《遺書》中，為了說明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都是建立在錯誤、錯覺、欺騙的基礎上，梅葉提出了8個方麵的論據。主要包括從宗教的起源、教義中存在的諸多謬誤、暴政與政教相互勾結以及靈魂不死等宗教一般願望來論證宗教的空幻和虛偽。首先，梅葉從宗教的起源及本質論證了宗教的虛偽性和空幻性。梅葉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宗教儀式、任何敬神行為都是迷誤、舞弊、錯覺、欺騙和奸詐行為，所有利用上帝和諸神名義以及利用他們的聲威發布的規則和命令都不外是人捏造出來的東西。”[3]並進一步指出：“那些捏造宗教的人，其所以冒用神的名義及聲威，隻是為了更容易貫徹他們自己的法律及規則，同時迫使人民更加尊敬、崇拜和害怕自己。他們需要靠這種陰謀詭計來統治人民，也希冀靠這種陰謀詭計來欺騙人民。”[4]其次，梅葉指出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盲目信仰的基礎之上，而這種盲目的信仰不僅是迷誤、錯覺和欺騙的根源，而且也是人們之間發生紛爭和永久分裂的決定性原因。他認為：“無論任何戰爭就其血腥性及殘暴性而論，都不能和宗教戰爭或在為宗教而戰的幌子下進行的戰爭相比擬，因為每個人總是帶著盲目的熱情和瘋狂的心理投入到這類戰爭中去，用詩人的話來說，每個人都是以捉拿敵人獻給神靈作為自己的任務。”[5]另外，博學多識的梅葉引經據典，指出基督教的各種神跡是虛構的，《聖經》是不可靠的，其中的大量預言都是不能成立的。這些預言的虛構者主要是想借此誘引人民注意、**人民敬仰自己，以便欺騙和愚弄人民。梅葉否認上帝的存在，他認為：“沒有什麽上帝，過去沒有，將來也永遠沒有。”[6]尤其是對耶穌基督的認識，梅葉通過《聖經》中對他的言行記載的分析，指出：“他是一個微不足道、卑劣可鄙，沒有智慧、才能、知識的人，最後，他還是一個瘋子，下賤的宗教狂熱病者和受絞刑者。”[7]梅葉還特別駁斥了基督教讓人們容忍惡人甚至扶持惡人的說教。他指出：“宗教本身就常常教導人們作惡並唆使他們在篤信宗教的幌子下做出無理的和不正直的事情。”[8]他認為“為那些詛咒我們的人祝福，對我們做壞事的人做好事，當別人想奪我們的財產的時候卻讓他搶奪，要永遠心平氣和地忍受欺侮和不好的待遇”[9]訓示，都與自然權利、健全理性、真理和天賦的正義相悖。根據以上幾個方麵的論證，梅葉得出結論：基督教是虛偽的和荒謬的。“其作用隻不過是限製愚者和無知者的智慧而已”[10]，為統治者愚弄和欺壓人民提供便利條件而已。梅葉旁征博引的論證過程及由此而得出的大膽結論對於天主教會不啻是晴天霹靂，對於人民則是一副清醒劑，有力地打擊了教會的囂張氣焰，及時撥去了籠罩在人民頭腦中的宗教迷霧。

可見，梅葉是位堅定的無神論者，而16世紀和17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往往以泛神論的形式出現，本身並沒有擺脫宗教。同他們相比，梅葉則擺脫了神學，擺脫了宗教。他在對神學和宗教的直接鬥爭中，闡明了自己的無神論觀點。

（二）梅葉對封建專製製度的抨擊

任何社會的政治體製都有整體性。18世紀法國的封建社會也以特殊的內容和形式表現了自己的整體性。國王是統治集權的總代表，是絕對權力的化身。支持這種權力的是教會。以國王為中心，圍繞它而活動的是貴族和僧侶以及佞臣和酷吏。這些人與國王狼狽為奸，壓迫人民。

在《遺書》中，梅葉用大量篇幅批判了以國王為首的封建專製製度。梅葉憤怒地指出，使大多數人終生不幸的禍害，就是“世上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的大人物的暴政，即幾乎統治了整個世界、對其他一切人有無限權力的國王和諸侯的暴政”。“一切國王和諸侯是真正的暴君，他們以最殘酷的方式不斷地踩躪著可憐的人民，他們用很多苛刻的法律和經常壓榨人民的義務來使這些可憐的人民服從他們的統治。”[11]梅葉特別談到了國王為掠奪人民的財產而征收的苛捐雜稅以及為征收這些苛捐雜稅，國王派軍隊用暴力強迫人民付款，拒交者遭到逮捕、服勞役，甚至被處死。國王的擴張戰爭也是人民的極大災難，直接的掠奪不說，士兵、金錢、糧食都取之於民。梅葉曆數了法國的幾代國王的暴虐和野心，特別提到了當時的統治者路易十四的暴政和對外擴張。梅葉認為任何一個國王都比不上路易十四那樣，“使人流這樣多的血，殺這樣多的人，使寡婦孤兒流這樣多的眼淚，沒有摧殘和破壞過這樣多的城市和省區（他號稱大王當然不是因為做了任何偉大而值得讚揚的事業，他根本沒作任何配得上這個稱號的事，而隻是因為他的極不公正的行為，在陸地和海上到處進行的大搶劫、大侵略、大毀滅、大破壞、大屠殺）”[12]。他一再用“大”字指斥路易十四罪惡活動的程度，真是淋漓盡致，使人感到這位暴君罪大惡極。同時，梅葉認為，貴族也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一支殘暴力量。他指出，那些吹噓自己的高貴並以此驕傲自大的貴族們的始祖，“都是些嗜血的和殘酷的壓迫者、暴君、陰險的叛徒、社會法律的破壞者、竊賊和弑父者”2。在梅葉看來，貴族隻是一群暴徒，為維護自身的社會地位和利益，往往在政權的支持下，極盡欺騙之能事，並善於把強暴的掠奪行為用個人正義和道德的幌子掩蓋起來。

在18世紀的法國封建社會中，宗教和政府明目張膽地狼狽為奸。梅葉對這些情況的理解是極為深刻的。他形象地將宗教和暴政比喻成兩個互相庇護和支持的小偷，“宗教甚至支持最壞的政府，而政府也同樣庇護最荒謬的最愚蠢的宗教。神甫們在咒罵和永世痛苦的恐嚇下號召自己的信徒服從長官、公爵和國王，如同服從上帝授予的權力一樣。國王也同樣關心神甫的威望，給以優厚的聖俸和豐裕的進款，支持他們行使做禮拜的空洞無謂的賣假藥式的職能，並強迫人民承認他們所做的和所教導的一切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有這一切都是用篤信宗教和頂禮上帝的漂亮的幌子掩蓋起來的”[13]。由此可見，國王和政府垂青於宗教，依仗宗教；宗教也通過政權的扶持而獲得重要地位。“暴政使世間這麽多的人民在痛苦地呻吟著，而外表堂皇、內容虛偽的令人可恨的宗教竟膽敢為暴政打掩護。”[14]梅葉大膽地揭露以國王為首的政權與以教會為代表的宗教相互勾結、欺壓人民的罪惡行徑。總之，梅葉對封建專製製度的批判要比18世紀初法國的其他許多思想家激進得多、深刻得多。

梅葉並不僅僅停留於對暴政的批判。由於對封建專製製度的深刻認識，他號召人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暴政。他列舉了曆史上殺死暴君的勇士，悲歎他們不活到當時，“來驅除世上所有國王，打倒一切壓迫者，把自由還給人民”[15]。梅葉堅定地認為，隻要人民團結起來，即可以將暴君變成自己的仆役。他不遺餘力地教導人民推翻封建專製統治，建立理想社會，這在當時那種嚴峻的政治氣氛下是一種很大膽的設想。

（三）梅葉對理想社會的教育的設想

作為傑出的無神論者，梅葉在論證基督教是虛幻的、虛偽的這一結論的過程中堅信：“宗教的偽善行為決不能在科學和藝術方麵提高人民，偽善行為也決不能使人民發現自然的奧妙，它也不能啟發人民產生偉大思想……因此，人們要在科學方麵取得成就，要對社會風俗有所改進，並不需要宗教迷信和偽善行為。”同時，梅葉也分析了宗教的迷誤之所以千百年來盛行不衰的原因。他認為：除了強者的權力、吹牛拍馬之徒的卑躬屈節、騙子的陰謀詭計之外，人民的懦弱無知也是偶像崇拜和迷信得以流傳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即無知導致盲目信仰。因為人民“沒有知識和勢力，不能認清用以哄騙他們的謬誤和謠言，也不能抗拒在他們提出異議時用以**他們的強大潮流”[16]。因此，他積極主張應盡一切努力使人民接受教育。與18世紀的其他啟蒙思想家一樣，梅葉極其推崇理性的作用。他認為：“惟有自然的理性能祝福人民，充實知識、提高智慧、改進技藝，它不僅能夠使人民獲得道德品質上的成就，而且能引導人民做出畢生中最卓越和最崇高的事業來。”[17]可見，梅葉認為宗教及宗教教育並不能提高人民的知識水平和道德水平，不能促進科學的發展；唯有理性和教育才可以使人民獲得知識和享受美好生活。

但是，在私有製下，人民不可能受到教育，所以梅葉在猛烈抨擊封建專製的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私有製是萬惡之源，進而對私有製提出了批判。他認為，人類的最大的禍害就是“把財富和生活方麵的設備分歸私有”[18]，“把土地資源和財富據為私有財產，而這些東西本來是應當根據平等權利歸全體人民公有的，應當根據平等地位歸他們共同享用的”[19]。這樣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現象“曾把整個權力、一切福利、一切享受、一切使人愉快的東西、財富、甚至遊手好閑都交給世上的強者、富人和貴族，而把一切最不快的和難堪的東西：依附、憂慮、不幸、不安、驚惶、一切勞動和一切累人的工作都交給貧民”[20]。並且由於不平等，人們之間產生仇恨，嫉妒、衝突乃至反抗。因此，梅葉在論述教育問題時首先將受教育權與私有製相聯係。他指出，由於貧苦農民及其子女沒有土地和財產，不得不為封建主服勞役，過著很困苦的生活，所以他們根本不可能受到教育，永遠處於愚昧無知狀態。梅葉指出，貧苦農民“自己都沒有受到良好培養，沒有受過教育，營養很壞，過著貧困生活；他們沒有錢也沒有能力使自己的子女受到比自己更好的培養、教育和得到更好的營養。結果子女不得不永遠成為無知、忍辱和齷齪的人”[21]；而封建貴族和僧侶階層的人物擁有大量財產，能受到良好教育。這是多麽的不平等啊！

梅葉認識到私有製的危害性以後，主張推翻封建統治，實行公有製。梅葉認為土地資源和財富是“應當根據平等權利歸全體人民公有的，應當根據平等地位歸他們共同享用”[22]。他主張：“住在同一地點或同一地區的人；同一城市、同一鄉鎮、同一教區的全體男女，應當構成一個家庭，彼此看作兄弟姐妹，同父母的兒女，他們應當像兄弟姊妹般互愛，從而彼此和平共處，共同享用同一種食物或相似的食物，有同樣好的衣服，同樣好的住所，同樣好的寄宿處，同樣好的鞋子；另一方麵，人人應當同樣做事情，即從事勞動或作其他某種正當的、有益的工作……”[23]顯然，這是梅葉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設想，這也是梅葉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想的體現。在梅葉的理想社會中，不容許寄生蟲存在，絕對禁止惡人作威作福，欺壓好人；正直的人應該享有幸福，壞蛋必須受到懲罰。但他還沒有完全擺脫宗教思想的羈絆，主張要存在一種具備崇高屬性的宗教。在這樣的社會中，給一些主教、教區神甫及其副手留有地位。“因為他們除了宣傳虛偽的宗教的謬誤和迷信之外，設置他們也是為了教導善良的風俗和道德生活中的各種美德，不應當把他們看作完全無益的；在一切設施良好的國家裏，必須有教導者，像教導科學和藝術一樣教導人們具有美德和善良的風俗。”[24]在他看來，主教及牧師在教導人們養成良好德行及培養美好社會習俗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也反映了當時由於教師缺乏而一般由牧師擔任教育者的社會普遍現象。

在梅葉的理想社會中，他為教育設計了這樣一幅藍圖：“所有的兒童都同樣能受良好的教育，同樣吃得好，得到一切必要的東西，因為他們全都是由社會公款來撫養和教育的。”“如果兒童都受到同樣良好的教育，獲得同樣良好的營養和撫養，受到善良性格、科學和藝術的教育，對他們就會好得多。”[25]可見，梅葉認為每一個兒童都應受到同等的教育，這是他的人人天生都是平等的這樣一種天賦人權理論在教育上的反映。梅葉主張：“在培養善良的性格和正當的生活習慣方麵，在學術和技藝方麵受到教育，根據每個人的需要和目的，也就是根據這些學術知識對他們是否有用，是否必要來受教育。”[26]

誠然，在《遺書》中，梅葉對未來理想社會教育的論述並不多，但他的人人平等地受教育，強調科學和藝術教育的重要性，注重兒童良好德行和生活習慣的培養的見解，都是很難得的。

作為18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先驅，梅葉堅定地反對宗教，反對暴政，反對私有製。他的這種激進思想是他那個時代的許多啟蒙思想家所不及的。當然，作為空想主義者，梅葉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平均主義傾向。雖然他對教育的直接論述不多，但他的反宗教、反封建以及他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體係針砭時弊，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起到了重大的啟蒙作用，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思想界，並對以後，特別是對巴黎公社時期學校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如蘇聯曆史學家維·彼·沃爾金所指出的：“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中間，有不少人讚成社會平等和財產公有的思想。但是隻有在梅葉身上，這些思想才和呼籲被壓迫者聯合起來同壓迫者進行鬥爭的號召結合在一起。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中間，有不少人堅決反對基督教會和宗教的世界觀。但是隻有在梅葉身上，戰鬥的無神論才成為反對階級社會基本原則的直接的鬥爭武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