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18世紀中、後期的教育思想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俄國的教育得到了發展。特別是斯拉夫—希臘—拉丁語學院（1687）、科學院附屬大學（1726）、莫斯科大學（1755）的先後創辦，留學教育的發展，為18世紀中、後期俄國知識分子階層的成長創造了條件。而在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階層中，不少人對加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要性又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其中米哈伊爾·瓦西裏耶維奇·羅蒙諾索夫、伊萬·伊萬諾維奇·別茨科伊、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諾維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1744—1818）和亞曆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拉季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1749—1802）的教育活動與思想對俄國文化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一、羅蒙諾索夫的教育思想
米哈伊爾·瓦西裏耶維奇·羅蒙諾索夫出身於俄國北方阿爾漢格爾斯克省霍爾莫戈爾斯克區的傑尼索夫卡村的漁民家庭，因而被19世紀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稱為“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莊稼漢”。如前所述，阿爾漢格爾斯克自16世紀中葉以後就成了俄國對外通商的海港，開始是英國，後來又有荷蘭商船來往。因此這裏文化的發展早於俄國的其他地方，村裏也不乏識字的人。羅蒙諾索夫少年時跟從鄰人學會了識字，讀了由“西俄”教會活動家和作家西梅翁·波洛茨基（Симеон Полоцкий）編的《聖詩集》、梅·斯莫特裏茨基（М. Смотрицкий）的《斯拉夫語語法》和列·菲·馬格尼茨基（Л. Ф. Магницкий）的《算術，即數的科學》。他把《斯拉夫語語法》和《算術，即數的科學》稱為自己的啟蒙讀物。同時，羅蒙諾索夫的父親經常帶著兒子出海捕魚。與風浪的搏鬥，鍛煉了他的性格，使他具有了“高貴的倔強精神”（羅蒙諾索夫自認為這是他所具有的特性）；緊張和繁重的勞動使他習慣於生活與學習的勞苦；北方自然界的宏偉景色開闊了他的視野。這一切造就了羅蒙諾索夫這位俄國第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勇往直前、堅韌不拔的品質。
1730年，羅蒙諾索夫離開家鄉，來到莫斯科。他隱瞞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以神甫之子的身份（一說冒充貴族子弟）[66]進入斯拉夫—希臘—拉丁語學院學習，因為這時候該學院隻收貴族和神職人員子弟。羅蒙諾索夫忍受著生活上的貧困、同學的嘲笑和各方麵的壓力，用五年時間完成了學院的全部課業，1736年初作為最優秀的學生被推薦到彼得堡科學院附屬大學學習。同年秋天，他又被送到德國馬爾堡大學深造。當時，曾任彼得一世科學顧問的德國哲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在德國很有影響的啟蒙學者沃爾夫正在該校執教。羅蒙諾索夫在他的指導下研究了西歐一些思想家和科學家的著作，其中包括笛卡爾和牛頓的著作。這些學習與研究對羅蒙諾索夫的哲學與科學觀點的形成產生了影響。在德國留學期間，除了在馬爾堡大學深入學習數學、物理等課程外，他還在弗賴堡學習了采礦、冶金和玻璃製造技術，為以後的科學研究與教學奠定了堅實基礎。
羅蒙諾索夫於1741年回到彼得堡科學院。1742年，他任院士助理，教物理課，1745年被任命為化學教授，成為彼得堡科學院第一位本國出生的院士。“這期間，他發表了《冷熱的原因》、《空氣的彈力》和《電學理論》等重要論文。到1748年，在他獲得實驗室（化學實驗室——本書作者注）後的三年中，進行了4000多次實驗，結果建成了一座有色玻璃廠並生產出鑲嵌貼麵。1752年寫出物理、化學講義。1756年在所發表的《光和色的起源》一文中對自然現象的同一性和物質構造理論做了討論。1760年提出‘固體和流體的反射’這一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即物質及能量守恒定律）。”[67]此外，他還發表了“很多重要論文：如《精確的航道》（1759）、《北冰洋冰山形成的精確過程》、《地層學》（1760）等。對發展科學、商業和采礦業作出了重要貢獻”[68]。
羅蒙諾索夫不僅在自然科學的許多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對俄國史學和文學語言學的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出於樹立俄國民族自尊心和宣揚彼得一世改革以來的成就的考慮，羅蒙諾索夫努力研究了各種史料，寫成了《俄國簡明編年史》（1760）和《俄國古代史》（2卷，1766年才出版，這時他已去世）。在文學語言方麵，他“著有《修辭學》（1748）、《俄語語法》（1755作，1757發表）和《論俄文宗教書籍的裨益》（1758）。他主張不同文體應使用不同範圍的詞匯，為克服當時俄語的混雜現象、創造規範的文學語言奠定了基礎。他經過細心研究，將音節體詩改為音節和重音並重體詩。在《論俄文詩律書》（1739年作，1778年出版）中從理論上深刻闡明了格律問題，並以自己的詩歌創作為新的詩律提供範例，促進了俄國詩歌的發展”[69]。
羅蒙諾索夫由於其淵博的學識和在許多學術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被俄國詩人普希金譽為俄國的第一大學者。尤其可貴的是，羅蒙諾索夫畢生從事科學探索和一切活動的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國家擺脫落後於西方國家的狀況和俄羅斯民族獲得獨立自主的發展。1842年，《莫斯科人》雜誌在發表他的文章《論俄羅斯》時，在按語中寫道：“偉大的學者和文學家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國家及民族問題而不予以注意！他在一切問題上都用過心思，在一切問題上都有自己的主張和建議。”[70]發展教育並使本國學術力量迅速成長，可以說是羅蒙諾索夫注意最多、心力花費最大的問題。
作為出身農民的一位學者，羅蒙諾索夫切身體會到勞動人民子弟入學受教之難，而他又有幸出國留學，得知西方國家已不存在在教育方麵的森嚴壁壘。因此，他堅決反對俄國教育的等級性，要求給予勞動人民子弟享受教育的權利。1747年，在分析科學院章程的有關規定時，他指出了俄國在這方麵與西方國家存在的明顯差距：“在其他西歐國家中充滿了各種身份的學者，但無一人被禁止在大學學習，無論他是什麽人。在大學裏，學習最好的便是最受尊敬的學生。至於他是何人子弟，那是不需要考慮的。而在俄國，學者很少。貴族沒有勇氣去打亂官階，規定交納人頭稅的人們禁止進入學院學習。”[71]羅蒙諾索夫並反問道：“那些交納人頭稅，財力充足的人們想自費將其子弟送去學習，那有什麽過錯呢？”[72]在以後的歲月中，他為縮小俄國與西方國家在這個方麵的差距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1755年前後籌建莫斯科大學的過程中，他力爭為莫斯科大學附設兩所文科中學。其中一所是專為除農奴以外的平民設立的，這就為一部分平民子弟進入大學學習創造了可能性。十分有趣的是，《關於創建莫斯科大學的章程草案》還包含為具有特殊才能的農奴子弟爭取進入大學及其附屬文科中學學習的機會的專門條款。其中指出，如果發現某位農奴的兒子表現出特殊的聰明才智，而其主人又願意讓他學習科學，那麽，這位貴族主人就應該宣布年輕人是自由的，並出具解除其依附關係的書麵證明和提供其學習所需要的經費以保證其能夠完成學業。在這樣的條件下，大學及其附屬中學是應該接受這位具有特殊才能的原農奴的兒子入學的。[73]顯然，在當時的俄國，要找到這樣的貴族簡直是不可能的。這裏既說明了羅蒙諾索夫麵對俄國最尖銳的社會矛盾所表現的軟弱和天真，也表現了他惜才、愛才和渴望擴大俄國人民受教育權利的苦心。
在羅蒙諾索夫所處的時代，“俄國隻是在不久以前才走上西歐教育的道路。政府邀請了一些外國學者來到俄國。但是請來的學者並不都是無私地愛好科學，而且也並不都是真正的學者。他們鄙視俄國人，力圖使俄國人屈從他們，把教育變成他們的壟斷事業。像波索什科夫一樣，羅蒙諾索夫看到了外國商人的這種剝削意圖，而且也像波索什科夫一樣，力圖使俄國人擺脫對外國的屈服”[74]。如果說波索什科夫更多的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從工商業政策方麵提出克服外商控製俄國經濟發展的主張；羅蒙諾索夫則更多的是從如何使俄國的科學與教育事業擺脫外國控製的角度來提出問題和建議的。在1742年他為葉麗薩維塔·彼得羅夫娜女皇即位周年所寫的頌詞中，用女皇的名義號召俄羅斯青年為俄國的利益而學習。他寫道：“我願見俄羅斯學院由俄羅斯的子弟組成；盡快在科學上臻於完善吧！這是祖國的利益與光榮，這是我們父母的意願，這是我的意願與要求”；“我們祖先的事業尚無記述，彼得的偉大光榮尚無應有的歌頌。努力豐富你們的智能，美化俄羅斯的語言吧”；“在我的廣闊大國中，蘊藏著不可估價的寶藏，它們是自然的賜予，但迄未開發，隻是等待著技術人才。你們應該以極大的努力去認識自然的事物。”[75]在1747年獻給女皇的頌詩中，他又號召俄國人學會自力更生，在科學和技術上成為能夠獨立的工作者，並期待著俄國出現自己的柏拉圖和牛頓。他還在給自己的保護人И. И. 舒瓦洛夫（И. И. Шувалов）寫的信中說：“我的惟一願望就是要使大學成為我們所熱望的潮流，從這裏能夠產生無數羅蒙諾索夫。”[76]И. И. 舒瓦洛夫是當朝女皇的寵臣、俄國當時實際上的執政者П. И. 舒瓦洛夫的堂弟。羅蒙諾索夫關於創辦莫斯科大學的建議就是通過他呈交給女皇並獲得批準的。
羅蒙諾索夫不僅對俄羅斯青年提出了為國學習的號召，指出了當時亟待解決的科學課題，而且為培養年輕的俄國學者和發展俄國的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製訂了具體方案。在他1754年寫給И. И. 舒瓦洛夫的信中和《關於創建莫斯科大學的章程草案》中，他認為莫斯科大學隻設法學、醫學和哲學三係而不設神學係，以培養國家所急需的各種專門人才。為了保證大學生源，他建議設兩所大學附屬文科中學。每所文科中學包含各有三個年級的四所學校，即俄語學校、拉丁語學校、科學初步基礎學校和歐洲語言學校（主要學習德語和法語）。1758—1765年，羅蒙諾索夫負責領導彼得堡科學院附屬大學和文科中學。他對它們的教學組織與工作也進行了改革。原來科學院附屬大學隻有數學、物理學和人文科學三個教研室，沒有設係。羅蒙諾索夫領導期間，這所大學也設哲學、法律學和醫學三係，學製三年，低年級設普通教育課程，高年級設專業課程。羅蒙諾索夫曾試圖將這所大學從科學院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高等教育機構，他的這一努力沒有得到沙皇政府的支持。科學院附屬文科中學的教學原來以語言科目為主，但主要學習拉丁語、希臘語、德語、法語而不設俄語。在羅蒙諾索夫的主持下，增設了俄語，加強了數學和科學基礎知識的教學。
羅蒙諾索夫對科學院附屬文科中學課程設置的改變體現了他對忽視俄語的不可容忍態度。羅蒙諾索夫是俄羅斯第一位撰寫科學著作的學者。他從1746年起就用俄語上公開課，並在“美化俄羅斯語言”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他根據自己的體驗指出：“在俄文裏有西班牙文的華麗、法文的生動、德文的嚴謹、意大利文的溫柔，此外，還有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豐富和表達上的簡潔……最精微的哲學想象和判斷，宇宙結構及人類交往中的多種多樣的自然特性和變遷，都在俄文中有適當表達的詞匯。如果對某事未能準確表達，則其責任不在於俄國文字，而在於對俄文沒有掌握充分的技巧。”[77]他強調，俄國文學語言的發展將促進人們對自然和人類過去與現在生活的認識，有助於俄國科學與文化的進步。因此，他認為俄語應是俄國學校教學的基礎。他的《修辭學》和《俄語語法》等著作在以後的很長時間裏被用作莫斯科大學附屬文科中學及其他學校的教材，對提高年輕學者的俄語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莫斯科大學及其附屬文科中學建校方案和羅蒙諾索夫對科學院附屬大學及文科中學所做的改革中可以看出，他雖然熱愛俄語和重視俄語教學，但是他也重視古典語和外語的教學，因為這些語言是掌握古典文明和當時先進科學技術的工具。為了使俄國青年掌握科學技術，羅蒙諾索夫還做了許多具體工作。他譯自拉丁文的《沃爾費安實驗物理學》是第一本用俄文出版的物理學教科書。該書於1746年出第一版，1760年再版。後來，他自己又為學生編寫了物理、化學講義，其中包括1752年撰寫的《物理、化學概論》和1752—1753年撰寫的《物理、化學實驗》。羅蒙諾索夫對大學畢業生出國深造的問題也極為關心。
二、別茨科伊的教育活動與思想
伊萬·伊萬諾維奇·別茨科伊是俄國元帥特魯別茨科伊之子。他出生在斯德哥爾摩，曾就學於哥本哈根的陸軍學校。18世紀40年代，他曾在彼得堡外交事務委員會工作。1747年辭職後直至1762年，他大部分時間在法國度過，與狄德羅、盧梭等人有過交往，受到他們思想的影響。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前期實行“開明專製”政策，其學校改革活動便是通過別茨科伊推動的。
別茨科伊在1763年回國後即向女皇呈遞了一份學校改革計劃，該計劃在1764年被批準，稱之為《男女青少年教育的基本製度》（或譯《男女青少年教育總則》）。以後，他又提出了為“棄子孤兒”設立教養院的建議，並為教養院和陸軍貴族士官學校製定了規章。他的教育思想便體現在這些文件和其他作品中。
按照別茨科伊的觀點，教育是一切善的根源，對社會生活的改進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他認為，俄國必須通過建立寄宿製的教育和教養機構從各個階層培養出“新型的人”，以便在專製國家利益的基礎上緩和階級的對抗性。他所說的“新型的人”包括能以人道態度對待農民並公正地管理國家事務的有教養的貴族和能從事工業、商業、手工業的“第三等級”。[78]他希望這些受到寄宿學校教育的人能把他們養成的觀點和習慣傳給自己的孩子，而後者又傳給下一代人，從而逐漸改變人的道德和行為，使社會獲得進步。別茨科伊強調，形成第一代“新型的人”的必要條件是使受教育的學生與社會的不良影響和老一代人的成見、惡行隔離開來。因此，按照他的計劃，兒童必須從5～18歲都留在寄宿製教育與教養機構中接受教育。
從上述目的出發，在18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別茨科伊在俄國為5～6歲的兒童至18～20歲的青年建立了各種帶有等級性質的寄宿製教育機構，其中包括莫斯科教養院和彼得堡教養院、彼得堡藝術研究院附屬中等藝術教育學校、斯莫爾尼貴族女子學院和陸軍貴族士官學校附屬市民學校等。
別茨科伊在1763年向葉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了關於為“棄子孤兒”設立教養院的建議。莫斯科教養院於1764年成立，由別茨科伊擔任院長。教養院收容的兒童在兩歲前由保育員照管，兩歲以後的教育工作按2～7歲、7～11歲和11～14歲三個年齡組進行。別茨科伊製訂了《莫斯科教養院總體計劃》，編著了以《從初生到少年期的兒童教育論文選集》為書名的教育指南，以指導教養院的工作。他注重德育和體育，認為勸誡兒童“敬畏上帝”、把兒童與周圍環境隔離起來和良好的榜樣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鼓勵兒童愛好勞動，注意培養他們不遊手好閑的習慣。在體育方麵，他認為新鮮空氣及無害的遊戲和娛樂、勞動都是發展兒童體力並使他們健康成長的手段。在智育方麵，他認為學習過程對兒童應該是愉快的，反對強迫兒童學習。在《莫斯科教養院總體計劃》中，他強調堅決反對對兒童進行體罰。1773年，他創辦了附設於莫斯科教養院的商業學校。這是俄國的第一所中等商業專業教育機構，是由當時俄國最大的企業家兼地主傑米多夫家族成員出資創辦的。這一附屬專業教育機構的建立為莫斯科教養院學生接受中等專業教育創造了條件。
在莫斯科教養院的影響下，1770年彼得堡又開辦了一所新的教養院，以後有些省城也開辦了教養院。這些教養院的工作也接受別茨科伊的指導。1802年，彼得堡教養院還在彼得堡近郊加特契納（Гатчина）創辦了一所教養院。19世紀前期，一些俄國教育家都曾為改進這所教養院的教育工作盡力。1854年，俄國著名教育家康·德·烏申斯基（К. Д. Ушинский）曾在這裏擔任教師和學監。
從1764年起，別茨科伊開始擔任彼得堡藝術研究院的院長。18世紀70年代初，學院中開始形成進行職業訓練的學院教育體製並設立了附屬於研究院的中等藝術教育學校，招收5～6歲的男孩入學，進行15年的普通教育和藝術專業教育。學習期分為5個年齡段，每段3年。藝術專業教育按3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描摹匠師範品；第二階段畫石膏像；第三階段學習人像寫生。別茨科伊領導藝術研究院直至1794年，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為俄國藝術教育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別茨科伊非常重視婦女在兒童教育，特別是幼兒教育事業中的作用。他“談到必須在社會中形成對作為母親和養育者的婦女的尊重”[79]。因此，他積極支持在俄國發展婦女教育。根據他的建議，1764年在彼得堡設立了斯莫爾尼貴族女子學院。當時稱之為貴族女子教育社，有200名6～18歲的貴族女孩在其中就讀；1765年還附設了市民女子分部，招生240人。斯莫爾尼貴族女子學院是俄國第一所中等女子寄宿學校。學生在學院中學習相當廣泛的普通教育知識。但是它更加重視的是對學生道德品質和行為規範的培養，宗教教育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由於曾長時間留居國外，別茨科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國家與先進的西方國家的差距。但是，他對俄國社會與教育落後的根源缺乏應有的了解與認識。因此，抱有通過教育培植第三等級並改造俄國貴族以促使社會取得進步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他的教育思想帶有法國啟蒙思想家（如盧梭、愛爾維修等）的某些教育觀點的性質，缺乏獨創性和民族性，其教育活動的範圍也是比較狹小的。不過，他的教育思想與活動對俄國文化教育的發展還是起了一定促進作用的。
三、諾維科夫的文化教育活動與教育觀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諾維科夫出身於貴族家庭，1744年出生在莫斯科近郊的齊赫文斯科耶一阿夫多京諾莊園，曾受教於莫斯科大學附屬文科中學（1755—1760），並曾以上士身份在伊斯梅洛夫團服務（1762—1766）。1767—1769年，諾維科夫被任命為葉卡捷琳娜二世召集的新法典編輯委員會的文書，負責編寫該委員會“中層人士”科的《日誌》，參與編輯《代表大會會刊》，這些工作增進了他對俄國社會的了解。諾維科夫啟蒙思想的形成以及他對俄國上流社會所持的批判態度和他的這段經曆也是有一定聯係的。
與別茨科伊代表葉卡捷琳娜二世政權從事的教育活動截然不同，諾維科夫的文化啟蒙活動與教育活動帶有比較明確的獨立於沙皇政權的性質，反映俄國部分知識分子對憑借沙皇權力得以使俄國邁入文明開化的信心開始消失。
1769—1775年是諾維科夫從事文化啟蒙活動的第一階段。在這一時期，他主要以諷刺性雜誌作為對俄國人民進行文化啟蒙的手段。在他編輯出版的《雄蜂》（1769—1770）、《畫家》（1772—1773）和《錢袋》（1774）等諷刺性雜誌中，尖銳地揭露了農奴主的寄生生活，抨擊上流社會的崇洋媚外風氣，倡導以人道主義態度對待農奴，攻擊顯貴們的專橫行為，要求抑製無限權力，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按照19世紀60年代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杜勃羅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的說法，諾維科夫是俄國報刊工作者中“善於拿起諷刺武器勇敢而又卓有成效地打擊權勢罪行”的第一人。[80]
在《錢袋》雜誌第4和第5印張的一封信中有這樣幾句話：“小市民在學習，貴族在遊手好閑，商人在經營商業增加國富。”[81]這幾句話反映了諾維科夫對俄國社會各階層的基本評價。為適應和滿足“中等階級”（包括小市民和中小貴族）的學習需要，諾維科夫在1775年後組織領導了更大規模的圖書出版活動。正是在這一年，他參加了共濟會[82]俄國支部。1779年，他與遷居到莫斯科、受聘為莫斯科大學哲學和“小說”講座的編外教授、共濟會會員伊·葉·施瓦茨（1751—1784，德國人）結識，兩人成了莫斯科共濟會的中心成員。因此，他得以承租莫斯科大學的印刷廠，在1784年還建立了莫斯科印刷公司。從1779年到1789年的10年間，由他領導的莫斯科出版界出版的圖書大約有900種，約占18世紀80年代俄國出版圖書總數的三分之一。在諾維科夫出版的圖書中，包含有數百種譯著和原著，其中有許多一流文學作品，在教育方麵的譯著則有洛克的《教育漫話》（1788）和誇美紐斯的《世界圖解》（1788年出兩版）。為了提高俄國的民族自覺性，諾維科夫還出版了大量俄國史料，在20卷本的《古俄羅斯文庫》中，收有極其珍貴的俄國曆史名著。[83]在同一時期，諾維科夫還接手出版《莫斯科新聞》，並出版了包含極為豐富的資料與各種自然和經濟知識的增刊。為了給家庭提供教育兒童的幫助，他的報紙經常刊登兒童教育方麵的文章或給父母推薦有關的書籍。1785—1789年，作為《莫斯科新聞》的增刊，諾維科夫創辦了俄國的第一份兒童雜誌《有益心智的兒童讀物》（周刊，免費贈送讀者）。
諾維科夫的出版活動和他的學校教育活動相輔組成。1782年，他和施瓦茨在莫斯科組織了一個有50多人參加的“學術聯誼會”。此前，他們在莫斯科大學還建立了一個“翻譯研究室”和莫斯科大學的第一個學生組織“大學同學會”。他們甚至以自己募集的經費為大學生提供助學金，派遣學生出國留學。[84]1777年，諾維科夫以舉辦雜誌所得和讀者捐贈的經費在彼得堡為貧苦家庭的兒童和孤兒創辦了兩所初等學校。學生除學習《聖經》初步知識、文法、算術外，還學習德語、地理、幾何知識。教學計劃還規定，學生將學習某種手工業。他的學校很受歡迎，學生人數迅速增長。但是到178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政府下令關閉了這兩所學校，因為諾維科夫日益擴展的文化教育啟蒙活動引起女皇政府的極大猜疑。法國大革命促進了事態的發展，1792年諾維科夫被逮捕並被關進了施呂瑟爾堡要塞，一直到1796年葉卡捷琳娜女皇逝世以後，他才被釋放出來，但被禁止繼續從事文教活動。[85]
諾維科夫的教育觀點比較集中地反映在他刊載於1783—1784年的《莫斯科新聞增刊》的論文《論怎樣進行兒童的教育和訓導以推廣公益知識和普遍幸福》之中。該論文論及體育、德育和智育。在體育方麵，他要求正常發展兒童的體格，養成堅忍性，並對營養、服裝及其他方麵提出了要求。在德育方麵，他要求發展人的道德精神，教育兒童尊重勞動者。在智育方麵，他強調應注意發展兒童的感覺器官，授以廣泛的、多方麵的知識，用新知識充實他們的理智，發展其思維能力。但是他力圖調和科學和宗教，並且認為，宗教教育是兒童和青年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他“不是官方的宗教和占統治地位的教會的捍衛者。他是信教自由的支持者，批評東正教，提出反教權擴張的思想，推測世界的發展是按其自然規律進行的”[86]。1784年，諾維科夫在增刊上還發表了《全家人的談話》《論家庭教師的信》和《論美育》等教育論文。其實，諾維科夫的教育思想也並不是在他從事文化啟蒙活動的第二階段（1775年後）才形成的，雖然他的主要教育論文都發表在18世紀80年代。在諾維科夫出版的諷刺雜誌《雄蜂》上便刊載了以下一篇故事：有3個人爭取同一職位，這個職位“需要一個聰明、有學問和勤奮的人”。競爭者之一是貴族，天生愚鈍，無知，而且道德墮落。他的全部優點在於他有2000個靈魂（農奴）（故事的作者挖苦地說：“但他自己卻無靈魂。”），還有許多顯貴的親戚。第二個求職者是一個不富裕的貴族，他雖無多大智慧，卻受過教育，而且品行端正。第三個求職者，“按照某些愚蠢貴族的說法”是一個卑賤的人，亦即小市民。他具有很大的天賦才智，長期在俄國和外國學習。他的道德品質是毫無缺點的。他是“真理的衛士，扶貧濟困，疾惡如仇，憎恨奢侈，誠實端莊，愛人類，愛科學，愛祖國；而且是一個通情達理的父親，和睦的鄰居，明察無私的法官”。此外，他以前還有過許多職務上的功績。故事的作者在羅列了這位候選人的大量優點之後，向讀者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得獎的是與大貴族有親姻關係的蠢漢，還是德行優異的有功績者呢？”[87]
在這個故事中，不僅鞭打了顯赫貴族的愚蠢，他們的恣意專橫，揭露了農奴主國家對非貴族知識界的排擠，表達了作者對非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的同情，還生動地表達了作者的教育理想。
四、拉季舍夫的教育思想
亞曆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拉季舍夫是18世紀後期俄國最先進的思想家和作家，是當時俄國知識分子中最接近法國啟蒙思想家水平的人物和俄國為數不多的貴族之一。列寧在論述俄羅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時曾寫道：“而使我們感到自豪的是……在這些人中間產生了拉吉舍夫……”[88]
拉季舍夫出身於薩拉托夫省的一個富有的地主家庭。像當時俄國富有的貴族家庭一樣，他的家裏也請有法國教師。由於他母親的親戚是莫斯科文化界人士，拉季舍夫7歲時就被送到莫斯科親戚家接受教育，除很好的法文教師外，還有多位莫斯科大學的教授給他講課。因此，拉季舍夫在十來歲就掌握了法語，還獲得了許多知識。1762—1766年，他在彼得堡貴族武備學校學習，1766年作為該校優秀學生被派往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但拉季舍夫在這裏不僅研究了法學，而且研究了自然科學和醫學。他的世界觀是在法國啟蒙思想家和羅蒙諾索夫、諾維科夫的影響下形成的。在學習期間，他和一同在萊比錫大學留學的朋友們還專門學習研究過愛爾維修的《論精神》，“學會了照那本書思考”[89]。
1771年11月，拉季舍夫“帶著為祖國貢獻其全部力量的熱烈願望”回到俄國。[90]這時候葉卡捷琳娜二世召集的新法典編輯委員會早已收場，女皇政府已不需要他所學得的法律或其他任何知識。開始，拉季舍夫隻被派到參政院去做記錄員，以後他被任命為大尉，在彼得堡軍區總司令部幹了幾年。從1776年到1790年因出版其所著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被捕前，拉季舍夫是在商務委員會任職。
拉季舍夫酷愛自由，渴望使自己的國家擺脫專製製度，讓農民獲得土地與自由。自結識諾維科夫後，他就在諾維科夫主辦的報刊上發表文章，鼓吹自由。普加喬夫領導的農民起義更促進了拉季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使他開始相信，隻有通過人民革命，才能推翻專製製度和農奴製度。1773年，在由諾維科夫的“印書業促進會”出版的譯作《希臘史概論，或關於希臘人幸福和災難原因的考察》（法國啟蒙學者、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布裏著）中，拉季舍夫對“專製製度”一詞做了這樣的解釋：專製製度是一種最違反人類天性的製度。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權力反對人民，人民完全有權把他當作罪犯來審判。在1782年撰寫的《致托波爾斯克友人書》中，他肯定彼得一世的功績，但是他指出，彼得一世並沒有給人民以自由。拉季舍夫寫道：“如果彼得確立了個人的自由，那他就可能更光榮，就可能更提高自己，也提高他的祖國。”[91]同時，他提示人們，沒有一個坐在王位上的國王會自願放棄他的任何權力。在寫於1781—1783年的長詩《自由頌》中，他明確地號召受壓迫和受剝削的人民起來鬥爭，把沙皇送上斷頭台。[92]拉季舍夫的這首長詩到1905年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後才被全文發表。但是他自己在1790年已將長詩加以刪節和處理後納入到《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一書中。這部書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它以旅行者見聞的形式，憤怒地、具體地揭露貴族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與壓榨，貴族地主道德思想的腐敗和行為的醜惡；揭示人民無邊無際的苦難，歌頌他們道德品質的純樸、高尚和他們對社會所做的貢獻，並在議論中表達了作者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論的思想，肯定農民反抗和起義的合理性與正義性。拉季舍夫寫道：“戴著鐐銬的人們怒吼起來，他們懷著自由的希望，在不可摧毀的天賦權利的指引下前進……黑暗的基礎動搖了，自由發出明亮的光輝。”[93]在這部書中，他還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包括確立法律高於專製權力，人人享有同等的財產權，取消貴族特權，減輕刑法，實現宗教信仰和出版自由，使科學、藝術和手工藝得到繁榮，通過國民教育培養公民和人，等等。
教育在拉季舍夫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中以兩章的篇幅集中論述了教育問題，其他揭露與批判農奴製和沙皇專製製度的章節也涉及了教育問題。談論教育問題較多的作品還有《談談祖國的兒子是什麽樣的》（1789）、《烏沙科夫生平》（1789）、《論人、論他的死和永生》（1792—1796），等等。
拉季舍夫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熱愛祖國的公民和具有善良感情與高尚品德的人。他指出，貴族地主道德的反動腐朽和醜惡言行是專製主義政治製度和封建農奴製的必然結果。拉季舍夫揭示說，君主專橫獨斷和長官權力無限的行為危害著熱愛祖國的公民的成長，壓製著人們的情感與理智。他認為，真正的愛國者就是那些能為受壓迫人民的幸福並與專製製度積極進行鬥爭的人；公民是為國家服務而不是聽命於長官的，必須學會抵製身居高位的暴君，保持自己的獨立精神。
拉季舍夫譴責當時盛行的讓貴族少年服軍役的傳統教育方式。他寫道：“一提起軍役這兩個字，就使我全身熱血沸騰！可以萬無一失地說，在服軍役的100個貴族少爺中，有98個成為浪**公子，隻有兩個到老年時，或者更正確地說，在未老先衰之年，成為善良的人。”[94]貴族們把自己的男孩送去服軍役，隻不過是為了使他們更早地取得官銜，也就是所謂“少年得誌，升官晉爵”“嘴上沒有毛，便已成了顯赫的大貴族”。但是他們在軍中什麽也沒有學到，隻是養成了一些上流社會的惡習惡德。拉季舍夫反問道：“要是你的兒子，顯赫的大貴族，看不起有功勳有才德的人，因為這些人憎惡陰謀詭計，鑽營奉承，因此他們隻能在宦途上爬行，對此，你能不痛心嗎？你的寶貝兒子笑容可掬地奪取他人的財產、榮譽，毒害並殺死人們，雖然往往不是貴人親自動手，而是假手於他的心腹爪牙，看到這種情況，你能不放聲痛哭嗎？”[95]
拉季舍夫批評了當時教會講習所的教育大綱和教育方法。他指出，這些中等教會教育機構是些“幾個世紀以前的老古董”，“至今”還被亞裏士多德和煩瑣哲學“統治著”；盛行死記硬背的方法，但讓學生所熟知的隻是“原文的評注，而不是使作者流芳百世、至今人們仍愛讀的佳作本身”，“隻懂得拉丁文並不能滿足理智對科學知識的渴求”。[96]拉季舍夫對別茨科伊提倡辦的寄宿教育和教養機構也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在教育與社會隔離的條件下不可能形成年輕人的社會誌向與興趣。他還批評了當時西歐和俄國共濟會在知識分子中傳播的神秘主義。如上所述，諾維科夫在其從事文化教育啟蒙的第二階段也曾受到共濟會的消極影響。拉季舍夫寫道：“你打開最近出版的神秘性著作，就會以為我們正處在煩瑣哲學和相互爭辯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人們的理智隻關心言辭，而不考慮言辭中有無意義；在這個時代裏，人們認為哲學的任務是探討針尖上能容納多少靈魂，並要真理研究者去解決這種問題。”[97]他強調，既然我們的後代有可能誤入迷途，不去研究自然現象，而是去追逐幻想，那就應該有人能寫出一部有益的作品，以揭示人們的思想向真理前進和墮入謬誤的過程，“從而使某些人免於走上有害的道路，並阻止不學無術之風蔓延滋長”[98]。
拉季舍夫重視智育。他認為通過智育既要讓青年學生掌握知識，又要使他們的心智得以發展。拉季舍夫強調，本族語是任何教養的基礎，通曉本國語言對人的精神成長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他寫道：“我最關心的是要你們通曉本國的語言，會用祖國的語言以口頭和書麵的形式闡明自己的思想。在闡述思想時你們能運用自如，而不是抓耳撓腮，汗流浹背。”[99]他還以自己作品中年輕主人公的名義提出這一問題：“如果科學不是隻有通曉拉丁文的人才能問津的奧秘，如果用民族語言來講授科學知識的話，對教學該多麽有益啊！”“為什麽我國不開設用通用的語言、用俄語講授科學知識的高等學校呢？若真能如此，則大家都能聽懂講課；教育就能更快地普及，一代之後，就會有200個受教育的人來代替一個懂得拉丁文的人；至少，每個法庭上將會有一個懂得什麽是法學和教義的法官。”[100]拉季舍夫強調俄語教學重要性的這些言論，是針對俄國歐化過程中貴族在家庭和學校教育中極度輕視民族語言的畸形現象而發的。但是他深知俄國的科學與文化大大地落後於西歐各國，因此，他也主張年輕人掌握拉丁文和多種外語（法語、德語和英語），以便閱讀原著，了解各國的情況和擴展自己的知識領域。他特別指出，“頑強的自由精神”表現在這些語言之中；學習這些語言，“也能使理智習慣於一切政治製度下都必需的正確概念”。[101]拉季舍夫反對機械灌輸，強調啟發引導。他寫道：“在你們是幼年和少年時期，我從未以現成的論斷或別人的思想強加於你們的理智，也未以多餘的東西加重你們記憶的負擔；而是在你們開始感覺到自己理智的力量時，給你們指點獲得知識的道路，讓你們自己在展現在你們麵前的道路上前進。”[102]
與智育相比較，拉季舍夫更加重視兒童和青少年的品德教育。他還要求對兒童和青少年進行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遵循盧梭的自由教育思想，拉季舍夫堅決反對強製性的教育。他認為，父母與孩子的關係應當建立在相互尊重、熱愛和合理要求的基礎上，並指出，這無論是對社會還是對兒童個性的發展都是有益處的。拉季舍夫強調：“如果父子之間的關係不是建立在內心溫柔感情的基礎上，那麽這種關係當然不會牢固；盡管有一切法製，也是不會牢固的。如果父親把兒子看作奴隸，從法製中尋求自己的權力，如果兒子為了遺產才尊敬父親，這對社會有什麽好處？不過是在其他眾多的奴隸中再加上一個奴隸，或是把蛇抱在懷中而已。”[103]他又說：“你們從幼年起就沒有感受過強製。雖然你們的行動由我引導，但你們並不感到我在指點。我對你們的行動總是預先察覺，預為防範；我不希望在我的管教的壓力下，你們經常處於戰戰兢兢或俯首貼耳的狀態。正因為如此，你們的性情不能容忍狂妄的命令，而喜歡友誼的忠告。”[104]
拉季舍夫十分重視情感教育，而且談到各育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如說：“你們會繪畫，會畫動物和植物，會畫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的容貌。在繪畫中你們能找到真正的樂趣，不僅能找到感情的樂趣，而且能找到理智的樂趣。我教會了你們音樂，為的是讓顫動的琴弦使你們精神振奮，心曠神怡；因為音樂能夠激動肺腑，使我們養成善良的性格。我還教會了你們擊劍這一野蠻的技藝。但願你們的這一技藝無用武之地，除非人身安全要求使用它。我希望，這一技藝不致使你們蠻不講理……不要羞對人言，你們會擠牛奶，能做菜湯和稀飯，會烤味美適口的肉。隻有自己會做，才能教別人去做；知道行之艱難，才能寬以待人。”[105]又說：“如今你們已經到了熱情奔放但尚未完全自覺的時候，一切外界的事物都開始激動你們的感情，在你們的內心裏**起危險的漣漪……我一直使你們保持情操的純潔，不受有害的衝擊，但是我並沒有以無知之幕向你們隱瞞耽於逸樂的致命後果。你們曾經看見，濫用感情是多麽卑劣，你們厭惡這種行為……”[106]為了使年輕人進行自我管束，拉季舍夫認為應該為他們建立個人生活準則和社會生活準則。他所說的個人生活準則，其核心是適當地運用個人的體力與情操，以保持身心健康。為此，必須經常練習自己所掌握的藝術、技術和手藝以便保持自食其力的能力，並使身體健壯、精神振奮；要節製飲食，隻進保持健康所必需的食物；要穿戴整潔，注意清潔衛生，但這方麵不要做得過分，在需要幫助別人解決困難問題時，不要怕弄髒了手腳和身體，要“到受人鄙視的茅舍去；去慰問貧苦的人們；嚐嚐他們的飲食，給予哀傷的人以快樂”[107]。拉季舍夫強調，隻有通過體力、心靈和智力勞動，才能使知、情、意逐漸趨於平衡，“舍此別無他法”。因此，他勸告年輕人說：“去從事體力勞動吧，你們的熱情就不致於如此強烈地波動；去從事心靈的勞動吧；錘煉你們善良的心和豐富的情感，發揚同情、慷慨、寬恕的精神，你們的熱情就能達到美好的結果。去從事智力勞動吧，讀書、思考、尋求真理或探索事故的原委，理智就能支配你們的意誌和熱情。”[108]拉季舍夫還告誡人們，當理智占據上風時，不可失去熱情，“不要以為你們應該成為完全沒有熱情的人”[109]。他認為熱情會使人產生善良的衝動，並把完全沒有熱情的人稱為“蠢人”和“怪誕的木偶”。[110]拉季舍夫指出，熱情要適度，並受經驗、心靈和理智的指導，“過度的熱情是毀滅；沒有**是道德的淪亡……如果經驗、理智和心靈把你們的熱情導向崇高的目的，那就不要用令人萎頓的過分慎重去限製它，不要製止它展翅飛翔”[111]。他還說：“摒棄壞主意，不做壞事情，這還不是美德。”[112]在論及社會生活準則時，拉季舍夫寫道：“社會生活的準則與遵循人民的習俗和風尚、遵守法律或奉行美德有關。如果社會上的習俗風尚與法律沒有抵觸，如果法律並不阻礙美德的推行，那麽，遵守社會生活的準則是容易的。但哪裏存在這樣的社會呢？在我們所知道的各種社會中，風尚與習俗、法律與美德之間充滿各種矛盾，因此履行人的義務和公民的義務就變得困難了。因為它們往往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113]那麽，年輕人應當怎樣行動呢？拉季舍夫指出：“因為美德是人類行為的頂峰，所以履行美德不應受到任何阻礙。如果遵循習俗和風尚、遵守社會奉為神聖之物的法律和宗教法規會使你們背離美德，那你們就對它們置之不理。永遠不要以膽怯的慎重為借口掩蓋破壞美德的行為。”[114]可見他是將履行美德擺在首要位置的。其次，拉季舍夫認為，當遵循風習而違反法律時，年輕人應守法。但是他強調說：“假使法律或國君或世界上某一個政權慫恿你違背真理，破壞美德，你要堅定不移地維護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連死也不要怕……如果他們處死你，侮辱你，那你將千秋萬代地活在高尚人們的心中。不要把行為中的軟弱稱之為明智，這是美德的第一個大敵。”[115]拉季舍夫還為年輕人提出了一條重要的生活準則，這就是：“一切行為要能得到自己的尊敬”，要做到在“獨自一人捫心自問時能夠不僅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悔恨，而且可以懷著尊敬的心情看待自己”。[116]他要求年輕人保持自尊自愛，“盡可能不做奴才相”；他譴責每逢節日一清早就去拜望達官貴人以獵取功名的鄙俗風尚，指出它既“表現了拜謁者的懦怯靈魂，也表現了受拜謁者的狂妄自大和愚昧無知”，並告誡青年們“切勿超出履行職務的範圍而邁進奴顏婢膝的門檻”。[117]拉季舍夫甚至把自殺視為勇敢行為，認為當人們因惡劣環境無法履行美德，當他們被逼到絕境、無處可以逃避壓迫時，可以為保住人的尊嚴而結束自己的生命。
拉季舍夫由於撰寫和出版了《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而被捕，開始被判處死刑，後改判流放西伯利亞。死刑的威脅和流放並沒有能使他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和主張。1796年葉卡捷琳娜二世死去後，拉季舍夫得到赦免。由於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又不願苟且偷生，他於1802年9月24日服毒自殺。
拉季舍夫被認為是俄國生活導師隊伍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對十二月黨人[118]和革命民主主義者世界觀的形成與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綜上所述，古羅斯本是一個歐洲國家，經過兩百多年韃靼蒙古的統治，以莫斯科公國為中心形成的俄國成了帶有濃厚東方色彩的封建專製主義的農奴製國家。一直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俄國社會與教育的發展落後於西歐先進國家近300年。17世紀20年代，俄國在克服內憂外患之後走上了重新歐化的道路。但是在17世紀，俄國主要是引進西歐的軍事和工業技術，對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抱著強烈的抵製態度，其社會與文化教育的發展仍很緩慢。17、18世紀之交，俄國進入彼得一世執政時代。為了改變俄國遠遠落後於西歐先進國家的狀況，彼得一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大大地密切了俄國與中歐、西歐國家的聯係，極大地促進了俄國工商業與文化教育的發展。18世紀中、後期，俄國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城市增多，國力增強，已成歐洲大國之一。但宮廷和一部分貴族家庭的生活與教育歐化到脫離本國人民的地步，且沙皇專製製度和農奴製度繼續加強，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18世紀俄國的教育思想是作為社會政治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上述社會曆史背景中發展起來的。在彼得一世改革時期，進步的社會活動家和思想家擁護彼得一世的改革措施，強**育的作用並擴大教育的範圍，為國家培養有用的人才。在18世紀中、後期，他們強調本民族語言的教學地位和民族文化科學的發展。先進的社會思想家如拉季舍夫、諾維科夫等提出了通過教育培養祖國的兒子和公民的問題。18世紀先進思想家和科學家的教育活動及其思想為19世紀俄國文化教育的繁榮和進步奠定了基礎。
[1] 愛倫·F. 丘著：《俄國曆史地圖解說》，郭聖銘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9頁。
[2] Отве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Э. Д. Д нелр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uа XVII в.），М.：《Педагогика》，1989，СТР. 130～132.
[3] 參見戈·瓦·普列漢諾夫著：《俄國社會思想史》第1卷，孫靜工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8頁。
[4] 參見《俄國社會思想史》第1卷，第101頁，第88頁，第89頁。
[5] 尼·別爾嘉耶夫著：《俄羅斯思想》，雷永生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頁。
[6] 參見В. Д. 格列科夫著：《金帳汗國衰亡史》，餘大鈞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45頁。摩爾人指中世紀遷移至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他們的科學和學者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對西歐文藝複興有一定的影響。
[7] H. A. 康斯坦丁諾夫等編：《蘇聯教育史》，吳式穎等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85頁。
[8] 索菲亞是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的弟弟福馬的女兒，拜占庭的末代公主。在拜占庭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滅亡時，她逃到羅馬，1472年成了伊凡三世的妻子。
[9] 參見蘇科院曆史所列寧格勒分所編：《俄國文化史綱（從遠古至1917年）》，張開等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49頁。
[10]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1卷，第308頁。
[11]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1卷，第309頁。
[12] 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下冊），吳象嬰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頁。
[13]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00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頁。
[15]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8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878頁。
[16] 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下冊），第548頁。
[17] 孫成木等主編：《俄國通史簡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頁。
[18] 參見《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02～137頁。
[19] 參見《俄國通史簡編》上冊，第277頁。
[20] 參見《俄國通史簡編》上冊，第278頁。
[21] 參見《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下冊），第548頁。
[22] 參見《俄國通史簡編》上冊，第300～331頁。
[23]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8卷，第879頁。
[24] 《俄國文化史綱（從遠古至1917年）》，第200頁。
[25] Б. Б. 卡芬加烏茲等主編：《彼得一世的改革》上冊，王忠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94～498頁。
[26] 參見《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47頁。
[27]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48頁。
[28] М. В.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ка，Издатедъ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наук РСФСР，Москва，1960，СТР. 20.
[29]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26頁。
[30]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27頁。
[31]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28頁。
[32]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28頁。
[33] 《彼得一世的改革》上冊，第446～447頁；下冊，第253頁，273頁；M.B.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ой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ка，CTP.21.
[34] М. В.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ка，СТР. 22.
[35]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41頁。
[36]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54頁。
[37]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55～56頁。
[38]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55～56頁。
[39]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55～56頁。
[40]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60頁。
[41] 轉引自姚海著：《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頁。
[42] 《談話》，第137～138頁，參見戈·瓦·普列漢諾夫著：《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63～64頁。
[43] 《塔季謝夫遺囑》，參見戈·瓦·普列漢諾夫著：《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64頁。
[44]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69頁。
[45]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65頁。
[46]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71頁。
[47] 參見《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冊，第239頁；《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0頁。
[48]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7頁。
[49]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2頁。
[50]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3頁。
[51]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4頁。
[52]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冊，第243頁。
[53]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18頁。
[54]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8頁。
[55]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冊，第240～241頁；《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0頁。
[56]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冊，第241頁。
[57]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冊，第241頁。
[58]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35頁。
[59]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31～132頁。
[60]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8頁。
[61]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8～129頁。
[62]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9頁。
[63]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冊，第243頁。
[64]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23頁。
[65] М. В.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иа，СТР. 14～15.
[66]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39頁。
[67]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5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頁。
[68]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5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頁。
[69]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2年版，第637頁。
[70]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44頁。
[71]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43頁。
[72]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43頁。
[73] М. В.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ка，СТР，148.
[74] 《俄國社會思想發展史》第2卷，第154頁。
[75] 《羅蒙諾索夫文集》第4卷，第269頁，轉引自戈·瓦·普列漢諾夫著：《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55頁。
[76]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60頁。
[77] 《羅蒙諾索夫文集》第4卷，第10頁，轉引自戈·瓦·普列漢諾夫著：《俄國社會思想史》第2卷，第161頁。
[78] Главнъй редактор В. В. Давыдов，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энчииклопед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Т. ?，Москва，Научноe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 Болъ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чиклопедия”，т. 1993，СТР. 87.
[79] 見《蘇聯教育史》，第207頁。
[80] 《杜勃羅留波夫文集》第2卷，第306頁，轉引自凱洛夫等主編：《俄國教育百科全書》第3卷，蘇聯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66年俄文版，第107頁。
[81]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3卷，第299頁。
[82] 共濟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團體，旨在傳播並執行其秘密互助綱領，起源於英國中世紀的石匠和教堂建築工匠的行會。它的傳播是由英帝國的向外擴張引起的。共濟會會員希圖建立一個全世界的秘密組織，以達到把全人類聯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之中的烏托邦目標。俄國共濟會的興起開始與瑞典共濟會的活動有關，以後與德國共濟會具有更密切的聯係。諾維科夫參加共濟會是出於借助它的人力與物力以推進其啟蒙活動的目的，因為他出版的諷刺雜誌在1775年已被葉卡捷琳娜二世政府取締了。他的思想由於參加共濟會的活動也受到它的宗教神秘主義的影響。——參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3卷，第440頁；《蘇聯百科詞典》1986年中文版，第458頁；戈·瓦·普列漢諾夫著：《俄國社會思想史》第3卷，第247～340頁。
[83] 《俄國文化史綱（從遠古至1917年）》，第221頁；《俄國教育百科全書》第2卷，1999年俄文版，第54頁。
[84] 見《蘇聯教育百科全書》第3卷，第108頁。
[85] 《俄國文化史綱（從遠古至1917年）》，第221頁；《俄國教育百科全書》第2卷，1999年俄文版，第54頁。
[86] 《蘇聯教育史》，第211頁。
[87]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3卷，第296頁。
[88] 《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0頁。
[89]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3卷，第352頁。
[90]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3卷，第353頁。
[91] 《俄國社會思想史》第3卷，第356頁。
[92] 見拉吉舍夫著：《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湯毓強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頁。
[93]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186頁。
[94]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82頁。
[95]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83頁。
[96]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47頁，第46～47頁。
[97]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51頁。
[98]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51頁。
[99]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0頁。
[100]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47～48頁。
[101]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0頁。
[102]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89頁。
[103]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9～100頁。
[104]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88頁。
[105]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89頁。
[106]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0～91頁。
[107]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1～92頁。
[108]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2頁。
[109]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2頁。
[110]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3頁。
[111]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3頁。
[112]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3頁。
[113]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3頁。
[114]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4頁。
[115]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5頁。
[116]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6頁。
[117]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第96頁。
[118] “十二月黨人”是19世紀20年代俄國貴族革命家組織，因1825年12月14日發動試圖廢除沙皇專製製度和農奴製的起義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