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彼得一世改革時期的教育思想

如上所述，彼得一世改革時期是俄國歐化的重要階段。在這一階段，不僅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而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以便改變俄國遠遠落後於西歐先進國家的狀況。教育改革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彼得一世改革時期的一位首席大臣戈洛夫金伯爵（Г. И. Головкин，1660—1734）所說的，“欲拔俄國於愚昧無知之境，躍登世界榮耀寶座”，離開有文化的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離開熟練的技師和工程師，離開醫生和教師是辦不到的。[24]為了解決極度缺乏有文化、有技術的人才的問題，彼得一世政權在教育方麵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延聘西方專業人才時，要求他們在完成交給他們的任務的過程中向俄國人傳授科技知識；大量派遣貴族青年出國學習；開辦各種世俗學校並且要求教會所辦學校側重世俗知識的傳授。改革是在尖銳的鬥爭中進行的。一部分名門貴族打著為維護古風而鬥爭的旗號起來反對改革。有的大貴族甚至把派他們的子弟出國學習航海術的做法視為與“大貴族榮耀”的觀念背道而馳，有的反動集團在其散發的傳單中把彼得一世描繪為反基督者。[25]先進的社會活動家和思想家從各自的立場、觀點出發，圍繞著如何使俄國社會得到更快的發展問題發表了許多議論，其中談論教育問題比較多的是費奧方·普羅科波維奇、瓦·尼·塔季謝夫和伊·吉·波索什科夫。

一、普羅科波維奇的教育思想

費奧方·普羅科波維奇（或譯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出身於基輔一個小商人家庭。他從基輔莫吉拉學院（亦稱基輔學院）畢業後到波蘭深造，以後又到羅馬學習，1704年返回俄國。在羅馬時，普羅科波維奇不僅研究神學，而且研究文學、曆史、數學，成了一個學識淵博的人。按照一位丹麥旅行家的說法：“這個優秀人物，就其學識而言，幾乎沒有人及得上他，特別是在俄國宗教界更無人及得上他。他除曆史、神學、哲學外，還精通數學，而且對這門科學有無法形容的愛好。他通曉各種歐洲語文，而且能用兩種歐洲語言談話，但在俄國，他除俄語外，不願說任何外語，隻是在萬不得已時才用拉丁文，而他的拉丁文是不亞於任何科學院的院士的。”[26]另一位西班牙神學家則評價說：“如果對他要有什麽指責，那就要指責他的宗教信仰，假如他真有宗教信仰的話。他的圖書館可供學者使用，比皇家圖書館和托羅伊茨修道院圖書館優越很多，按其藏書之豐富，在俄羅斯這個書籍貧乏的國家裏，實無與倫比。”[27]這位西班牙神學家不相信普羅科波維奇是有任何宗教信仰的，這從另一方麵說明了在他的宇宙觀裏含有強烈的世俗因素。據說在他的圖書館裏藏有3萬冊涉及不同知識領域的圖書。[28]

普羅科波維奇回國後始任基輔學院教師。他具有卓越的演說才能。他經常發表講演，熱情地證明改造俄國文化的必要性和教育的益處。彼得一世多次聽過他的演說，認定他是自己事業的支持者。1716年，普羅科波維奇被調至彼得堡，成了彼得一世進行宗教改革的得力助手。他還是彼得一世改革時期最多產的政論家。

普羅科波維奇在他的演說中從各方麵為彼得一世的改革進行辯護。他在1717年10月23日的演說詞裏為出國旅行學習進行辯解說：“如河之流，其行愈遠，愈能匯集百川而愈益波瀾壯闊，力量雄偉。同樣，聰明的人亦可於旅行中獲益巨大。所獲何益呢？是體力嗎？否，體力因旅途艱苦反易減弱。是財富嗎？否，除商人外，他人旅行都須花錢。然則是什麽收獲呢？是個人及社會的共同財富，即藝術。”[29]他強調，旅行一般地說來是能增加旅行者的智慧，特別是能提高旅行者的政治思想：“勇敢的河便是最好、最生動和正直的政治學校。”[30]在1720年9月8日發表的演說中，普羅科波維奇把航海說成是上帝為了對人類進行文明教育的手段，並且頌揚彼得一世為建立俄國強大海軍所做的貢獻。他指出：“聖明的創世主認為人類是彼此友愛的，所以不喜歡世界上所有各國都生產一切生活必需的果實……創世主將世界分為不同的國家以後，原期望彼此之間能夠互助，能夠友愛聯合。但是因為人類不能在陸路交通上遠近相接，所以偉大的上帝便創造了水上交通工具，使所有國家能夠相互往來。由此可見，是多麽需要海上船艦。由此可見，不愛船艦就是不愛自身的幸福。”[31]他感謝上帝使俄國沙皇“蔑視小船小艦”，“使沙皇的心靈熱衷於艦隊的建造”，並“預示用海軍武裝起來的海域的強大和勝利”。[32]

《宗教規程》（1720）和《君主意誌的真理》（1722）被視為普羅科波維奇最重要的論著。這兩部作品都被作為解釋專製君主權力本質的國家法令通過。

普羅科波維奇在《宗教規程》的宣言和緒論中集中地闡述了世俗政權高於教權的思想，論證了廢除宗主教製和建立宗教事務委員會的必要性。《宗教規程》還包含了發展主教區學校和宗教講習所的計劃。《宗教規程》指出，優秀的、認真的牧師都將出自這些學校，神職人員應把自己年滿10歲至15歲的孩子送進這些學校學習，學習不能畢業的人不僅可能失去充任神職人員的權利，而且還可能要繳納人頭稅。必須使學生明白，不能懶惰，必須勤奮學習。《宗教規程》於1721年1月25日由彼得一世批準，但根據彼得一世的1721年2月14日的詔令，委員會被改為正教院，它成了管理東正教教會事務的最高國家機關。普羅科波維奇被任命為正教院的副主席。他要求正教院根除迷信，指出在許多聖者傳和關於有靈的聖像與不朽的幹屍的故事中有許多騙人的東西，並強調，不應“給人提供有毒的東西來代替有益於健康的精神糧食”。他還捍衛了人們對自然進行科學研究的權利，即使這些研究得出了與聖書相悖的結論。他認為不能從字麵上而應就其寓意去理解神學的某些經文，並且說，放在第一位的應當是科學而不是神學。[33]

普羅科波維奇在《君主意誌的真理》這篇論文中捍衛世襲君主製。他認為君主政權應當把國家管理的一切職能都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君主最關心的事應是司法、保衛國家免遭敵人侵犯和教育，國家權力機關有權進行革新和采取急劇的改革措施。

1720年，普羅科波維奇為初等學校編寫了名為《少年學習入門》的課本。他在課本的前言裏指出，過去初等學校用的課本都是“用莊重的斯拉夫語而不是用口語”寫的，因此孩子們不懂，而他編的課本用口語。與以往的課本還有一點不同的是，編入課本的不是祈禱文和聖訓本身，而是對它們的解釋。普羅科波維奇不僅關心使兒童掌握讀寫技能，而且關心對他們的正確教育。他寫道：“……一個人少年時是什麽樣，長大成人時也將如此……人在幼年時得不到善的教育，將很難不作惡事。”[34]他甚至認為有必要在農民中傳播文化知識。

普羅科波維奇雖有淵博知識，衷心擁護彼得一世的改革，成為彼得一世“學術侍從”的首腦，為發展俄國教育做了不少工作，他的理論觀點有時也用“自然法則”和“社會契約論”加以說明；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擺脫經院哲學的影響，還是離不開要以上帝教導的名義講話。這是與“學術侍從”的另一成員瓦西裏·尼基季奇·塔季謝夫明顯不同的。

二、塔季謝夫的教育思想

瓦西裏·尼基季奇·塔季謝夫出身於貴族家庭，曾被送往國外學習，自稱是彼得一世的“小學生”，對他抱著真心誠意的敬仰態度。他曾說，“彼得大帝在自己祖國疆域內找到啟蒙運動的方式，為人民開拓了道路，”而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陛下賜予的。[35]塔季謝夫像普羅科波維奇一樣，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他不僅掌握科學技術，對地理、曆史、哲學也很有研究。“在他的大量藏書裏，有洛克的《論民政管理》和馬基雅維利、笛卡爾、牛頓、伽利略等人的著作。”[36]他著有種族誌學、曆史、地理等方麵的書，其中包括《俄羅斯通史》。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兩個友人關於科學與學校利益的談話》（1733年著，以下簡稱《談話》）一書中。

塔季謝夫認為，“兒童的真正樂趣是智慧”，而為了使兒童有智慧，就得讓他們學習。在《談話》中，他從“利益”的觀點出發提出了一個廣泛的學習綱要。塔季謝夫指出，為什麽要學地理呢，“地理學不僅指明地理位置，以便在戰爭或其他意外事故時了解國家的一切險要地區和通道，而且指明人民的風俗習慣及氣候與土地的特性，物產及財富，何者豐餘，何者缺乏。首先研究本國，然後研究常與往來的外國，以確定其能否給我們以援助和他們對我們有無侵略的危險。至於國家管理，必須非常仔細了解，必須通曉一切，而不應如盲人論色，妄加推斷”。應否知道物理呢？應當。“了解物的自然特性，是非常有益的。知道它們的構成，據以探討其產生和變化，從而預斷其未來發展，以利於避免危害。”[37]

塔季謝夫對神職人員沒有好感。他認為神職人員對俄國人民的愚昧無知應負罪責。他們在蒙古統治時期，“為了獲得巨額收入和巨大權力，寧願使人民愚昧無知並保持迷信；他們為此將學校和教會裏的所有學習中斷或放棄了”[38]。又說，“凶惡狡猾的教會執事人員”為了本階級的利益，力圖“使人民不受教育，不識任何真理，而隻是盲目地、奴顏婢膝地信仰他們的神話和命令”。[39]塔季謝夫高度讚揚彼得一世責令各省以及各州、縣、市開辦學校並由修道院出錢維持其開支的命令。他認為各修道院都有不少超過教會自身需要的收入，將這些收入用來維持學校對國家是有益的。

塔季謝夫堅決主張信仰自由。“他信守對知識和社會生活問題的功利主義觀點，證明宗教糾紛給國家帶來巨大危害，並且警告說，這種糾紛都是野心勃勃的神甫和一味迷信的偽善者造成的；至於‘聰明人之間，則不會發生，因為聰明人是不會過問別人的信仰的’。”[40]他欣賞和羨慕西歐社會在宗教改革後形成的不同教派共處一城的寬容。從“天賦的理性”出發，塔季謝夫闡述了人身自由的價值：“自由當然對人是如此必要和有用，以至無論哪一種幸福都不能與它比較，無論什麽東西都不能和它相配。”[41]但是，他同時是沙皇專製製度和農奴製度的捍衛者。

塔季謝夫在他的《談話》中討論了國家的政體問題。他認為，關於哪種政體方可稱為最好的政體，須視環境而定：小的和不受敵人侵略的國家，適於采用民主製度；大的但沒有別國侵略危險的國家，可實行貴族政體；“至於大的和有外患的國家，如無大權獨攬的君主，勢必不能保持完整”[42]。他以曆史事實說明，在俄國必須采用沙皇專製製度，並告誡自己的兒子：“要流盡最後一滴血來保衛君主的權力和榮譽，任何時候都不要聽信那些吹噓別國自由和設法降低君主權力的人們，因為這會給國家帶來極大災害。”[43]

塔季謝夫的自由幸福觀是不給予農奴的。他強調，仆役是受著不自由的約束的，他必須服從自己的主人。因為按照契約，一些人必須服役，另一些人則必須為其服役者提供衣食和保護，從這種契約便“產生了奴隸或仆役的不自由”[44]。塔季謝夫主張讓農奴的子女學習讀寫，並主張為農奴設立學校和浴室。他指出在冬季農奴不下地勞動時讓他們學習各種“工藝”，如打鐵、造車、製木桶、養羊、養馬、製造陶器、彈毛、成衣、製鞋等。總之，“他是主張向人民傳播知識的，指出這是國家、特別是軍事的需要”[45]。但他要求對農奴嚴加管理，指示他的管家不讓農奴浪費時間，並且說：“對於犯了錯誤的人，有的是監獄。”[46]塔季謝夫還認為，貴族子弟與仆役及“奴隸”子弟往來在道德方麵是有害的。他主張為貴族子弟單獨設立學校。這一切都說明，塔季謝夫是從專製國家和農奴主的立場來論述對農民的教育的。和他相比較，波索什科夫談論教育問題的立場又有所不同。

三、波索什科夫的教育思想

伊凡·季洪諾維奇·波索什科夫出生於莫斯科附近的波克羅夫斯基村的農民家庭。這個村後來並入首都，1680—1681年改建為工藝館，包括由外國人（主要是德國人）指導改建的一些皇室作坊。在幼年時，波索什科夫常隨父親一道來到皇宮，到這些作坊觀看工藝，並掌握了多種手藝。他當過製錢匠，研製出製幣機床的模型。為演示他所發明的能改進火器射擊的“射擊彈弓”，他晉見過彼得一世。後來，他開辦過釀酒廠、硫黃礦，還勘探過石油，擔任過生產和銷售伏特加酒的官方職務。晚年，他在諾夫哥羅德和彼得堡擁有房產，並且在諾夫哥羅德縣買了兩個擁有72個農奴的村子和一座釀酒廠，還打算開辦一座紡織工廠。波索什科夫最後雖然也成了小地主兼小農奴主，但在俄國，一般認為他隻是個“商人”。[47]由於個人經曆，他對當時俄國各階層的生活狀況十分了解。波索什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是寫於1724年的《貧富論》。這是他向彼得一世呈送的“闡述國內各種‘錯誤’的秘密報告”[48]，實際上他在其中提出了一個發展俄國經濟、提高俄國社會生產力的廣泛綱領。這時他已經72歲了。由於這部作品包含有對貴族的尖銳抨擊，它給作者帶來了巨大災難：次年8月，作者被捕；1726年2月死於獄中。波索什科夫的其他作品還有《論作戰行為》（或譯《論戰事》，寫於1701年），《關於改正一切弊端的報告》（寫於1704年前），《父親的遺教》（1719年或1720年完成）等。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波索什科夫是一位俄國歐化過程中來自民間的思想家和自學成才的人。由於《貧富論》主要討論經濟問題，他被認為是俄國最早的經濟學家。他有關教育問題的見解是和他關於俄國重新歐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的思考聯係在一起的。

波索什科夫對俄國社會落後於西方國家和必須進行改革是有明確意識的。例如，他在《關於改正一切弊端的報告》中寫道：“任何人若明察東正教俄國的生活、行為和事業，都不會在任何一件事情裏看到健康的東西。在教堂裏沒有使直接秩序儀式化，甚至學習和唱歌、民事、農事、軍事、審判、商務和藝術等等方麵……無論在任何事業和事物裏，都無不有錯。我們從頭到腳都不完整，所以我們受到四鄰各國的嘲笑與侮辱。他們把我們當做莫爾多瓦人，然而他們並非完全不對，因為我國到處都糟，都無秩序。”[49]對於這種非常糟糕的狀況，波索什科夫認為是完全可以改變的。他指出：“由於上帝的幫助，一切毛病都可以改正。所以隻要我們堅定信仰，便能將羅斯改正過來。任何洪水都不能動搖她……在宗教規章上，在軍事、民事和農事上，現時一切不正之風都可改正，都可提倡真理。”[50]他又說：“許多德國人在科學上比我們聰明，而由於上帝的恩德，我們的靈魂卻並不亞於他們。他們辱罵我們是沒有用的。”“我們……俄國人的手同外國人是一樣的……外國人並不是從天上來的，他們仿佛和我們是一樣的人：技能加良好的訓練，一切的人便都會有的。”[51]可見，本國的落後、外國人對俄國人的輕視在波索什科夫身上激發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追趕西方國家的願望，同時也使他對外國人抱有強烈的反感。

波索什科夫從俄國平民的立場出發，分析了俄國落後的原因。他指出，俄國貴族在服軍役時表現惡劣，他們對俄國的管理也不好。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曆，說明貴族老爺對商人是如何加害的。他還以自己的見聞揭示了貴族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以及他們對低級神職人員的侮辱和打罵。波索什科夫還指出，外國人來到俄國主要是為賺錢，他們對俄國並非真誠關懷，完全相信他們是很危險的。他寫道：“我認為，所有的外國人對我們建造海船是不高興的，他們需要的隻是自己的名利，但卻要我們看他們的眼色行事。”[52]依據這樣的分析，波索什科夫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波索什科夫雖然對外國人不信任，但是他懂得：為了發展俄國的生產力，必須掌握西方的先進技術。他在《貧富論》中寫道：“外國技師來到俄國，隻要他為人善良，且掌握我國前所未見的技術，就應給以住房。派十來個（或更多的）人向他學習，同他簽訂合同，要他盡力和無隱瞞地對這些學生施教。教授果能盡力，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便應給以合同規定的報酬，並對其盡力和無隱瞞地教授學生頒發獎狀，然後送其光榮回國。所望其他技師源源而來，羅斯的技藝亦將日益增進。”[53]波索什科夫還希望俄國青年學習西方人善於珍惜時間的好習慣。他在《貧富論》中還提出了應當改善俄國“藝人”待遇的思想，認為這是對國家發展有利的。

波索什科夫是君主專製製度的擁護者，他也不是農奴製度的反對者，但是他認為“沙皇，特別是地主應該愛惜農民”，並寫道：“沙皇對商人和農民應像對貴族和軍人一樣一視同仁，加以愛護，不使任何人陷入貧困，而使大家都能各盡己力，富裕起來。”[54]波索什科夫譴責貴族地主對農民的過度剝削。他建議彼得一世頒布敕令，在敕令中準確規定農奴對地主承擔的貢賦、代役租和勞役的數額，並堅決主張把地主的土地與農奴的土地分開。他認為農奴的貢賦應當與農奴份地的麵積相適應，並建議以按地產及在地產上播種的糧食征稅代替人頭稅。

波索什科夫主張加快發展俄國工商業。他渴望提高商人的地位，指出：“國家因軍隊而擴張領域，因商人而增加光彩。”“商業是偉大的！所有國家都是因商業而致富的。”[55]波索什科夫在工業方麵建議在本國手工工場中加工原料，以代替原料出口。他強調：“材料在哪裏出產，就在哪裏應用，這是非常需要的……亞麻和大麻不運到海外，在產地就地加工要比進口麻布便宜一半到2/3，這樣俄國人就會富有。”[56]波索什科夫希望政府保護俄國工商業者的利益。他指責彼得一世以前的沙皇對商業事務不聞不問而由大貴族管理，外國人來到俄國都給大貴族送禮，隻用幾百盧布，就能賺得巨額利潤，使國家遭到很大的損失。“他建議建立統一的商業公司，希望這個公司在政府監督下把整個俄國商界聯合起來進行對外貿易。”[57]他還堅決主張壓縮外國貨，特別是奢侈品的進口，擴大俄國商品的出口。波索什科夫深知俄國私人資本發展還很弱。他建議：“為了國家的富庶，必須在開辦之初，由國庫出資在地麵廣闊和生產及食品價廉的城市建廠……向它們征稅，使人們發財，國庫增收。”[58]對於資力單薄的企業家，他認為應由市政機關或皇帝指定的機關貸款，以擴充其事業。波索什科夫還建議政府盡最大的努力去勘查俄國的“天然富源”，他認為這種天然富源在俄國是較為豐富的。為了發展俄國的生產力，波索什科夫還主張發布命令：“拘捕流浪街頭的窮人，教以紡織技藝，將他們交給公營工廠。”他建議政府授權私營企業家“收容男女流浪人，給予教育並在教好後永遠領有他們，無論他們在被抓前是什麽人”[59]。

波索什科夫在《貧富論》中對俄國法治狀況表示強烈不滿。他指出，俄國“法官完全不愛惜人民”，並且說：“為了和睦的共同生活，我們的偉大君主應命令建立統一的法庭，無論農民或商人、貧或富、士兵或軍官、團長或將軍，都應受其裁判。應將法庭設立在近處，使任何俄籍的人都易於對軍職人員，也像對普通人一樣提出控告。”[60]波索什科夫是東正教信仰的堅決捍衛者。他是從宗教和樹立君主權威的觀點出發論證自己的這一建議的。他強調：“上帝即真理，他愛真理。”“沙皇是法官，又儼如上帝……因此，如像在上帝的法庭裏一樣，在君主的法庭裏，任何人，無論貧富，無論強弱，都應受統一的法庭的製裁。”[61]波索什科夫還認為，對一切人平等的新法庭，必須以新的法律標準為依據。因此，他建議召集由各級官吏選出的代表，其中包括農民代表參加的代表會議來製定新法典。而當新法典寫成後，應用“最響亮的聲音向所有各族人民公告……務使無論高門第的貴族或低門第的人們，無論窮人或富人……以及農民，都不因這一法典而感到壓抑或侮辱”[62]。

波索什科夫注意到，“統治者”之所以能夠壓製勞動居民，是因為這些居民不識字。因此，他強調在俄國普及知識教育的重要性，並主張教農民子弟識字。他寫道：“要是強製農民，使他們把自己10歲和不滿10歲的孩子送到教會執事那裏去讀書倒不錯，學會識字後，最好也學會寫字。我希望小村子都沒有不識字的人，要能這樣就好了。要給他們硬性規定：趕緊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學習……”[63]

波索什科夫生活在俄國重新歐化過程中從學習波蘭到學習德國的轉折時期。他早年強調波蘭文、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學習。在《父親的遺教》的篇首，波索什科夫對他的兒子提出建議說：“在少年時代的初期，重於一切科學的是致力於書本學習。不但要學習斯拉夫文的書，而且希臘、拉丁乃至波蘭文的書也要學；因為有許多斯拉夫文所沒有的書，都是用波蘭文寫的。用波蘭文去研究科學比用其他語文更為方便。”[64]後來，他強調必須學習德語或法語，掌握數學和科學知識，包括建築學、築城學、繪製地麵和海洋圖的技術，了解太陽和著名行星的運行，等等。波索什科夫勸告出國學習的青年，其中包括他的兒子努力學習，紮實掌握多方麵的知識。他希望他們能夠成為精通自己事業的專家，以便能夠代替技術不夠熟練的外國人的工作，或使外國工程人員的錯誤能夠得到糾正。[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