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18世紀美國的國民教育思想
18世紀美國的國民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美國獨立戰爭前後湧現出來的諸多思想家們根據美國建國的獨特背景對國民教育進行的思考。美國教育史學家在談到美國建國時期的教育時是這樣說的：1778年獨立革命後的前20年，教育思想發生了如此變化，即共和國的締造者們提出了一係列的教育改革計劃，以滿足新共和國社會的需要。傑斐遜在1779年提出的“進一步普及知識”法案僅限於一個獨立的州，這與18世紀70年代的“邦聯”政治體係相一致，但是，出於民族緊密聯合的需要導致憲法爭論，使80年代的教育計劃開始尋求教育要促進更加一致的民族精神；但人們仍然沒有建立一種國家控製的教育體係的構想；到了90年代末，伴隨著聯邦政權的政治爭論，得到廣泛傳播的教育計劃明確要求統一的公共國民教育體係，以培養民族精神。[33]這裏主要針對傑斐遜、華盛頓和韋伯斯特三位思想家的國民教育思想進行研究。傑斐遜的國民教育思想主要從教育現代化的角度來認識；而華盛頓的思想是從聯邦主義政治哲學視角來考察；韋伯斯特由於其思想的獨特性，主要研究他的語言文化民族主義關照下的教育與民族統一性的思想。
一、傑斐遜的國民教育思想
美國開國三元勳之一的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國民教育思想與同時代思想相比，以及對美國教育現代化的曆史進程的影響而言是值得研究的。[34]首先，從傑斐遜和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之間的美國早期現代化道路之爭中，我們注意到傑斐遜民主道德製度的理想農業社會。其次，就教育現代性思想而言，傑斐遜的思想可以理解為是他那個時代最突出的。他確立了教育與政府目標之間的現代關係，提出了普遍追求的教育現代化的目標；更重要的是，他建構了一體化的現代化教育製度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國家化、法製化和世俗化的教育現代性思想彰顯出來。他所強調的教育均等的思想貫穿於美國整個教育現代化的曆程，甚至於20世紀90年代依然是美國後現代教育中的最基本的二元教育價值取向。他所創立的獎學金製度思想，也許是那個時代的最有先見性、最有創造性的教育現代性思想。本書試圖以他的社會、政治理論和人性學說為前提，來闡釋他的國民教育思想。
（一）傑斐遜國民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1.傑斐遜的理想農業社會理論
美國首屆聯邦政府圍繞早期現代化道路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場現代化道路之爭主要在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與以傑斐遜為首的共和黨人之間進行。[35]傑斐遜表達了美國農業理想主義，即為了實現他在《獨立宣言》中所提出的“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的崇高理想。傑斐遜期望“使社會的每一成員容易地獲得土地，以便提高獲得平等機會、自由與公眾德行的前景。而財富的積累將鼓勵貴族製（與共和製相對立）”[36]。他認為，工業社會是腐敗的和不可取的，而農業社會則不會產生腐敗。他說：“我認為，我們的政府隻要仍然是農業的，在數百年內都會保持美德……一旦他們像在歐洲一樣互相擁擠在大城市裏，那就會變得像歐洲政府一樣腐敗……（相反，）沒有一個時代，沒有一個國家曾在耕種者中產生過道德敗壞現象。”[37]由此看來，傑斐遜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民主製度的、道德純潔的農業社會。而漢密爾頓推行工業化計劃，其核心是發展製造業。他更多地看到了美國所麵臨的嚴峻的經濟形勢，認為工業化不僅是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美國改變現狀、維護民族獨立的唯一出路。在漢密爾頓看來，應仿效正在發展新興製造業的英國，在北美再造一個工商業繁榮的新國家；而傑斐遜所追求的理想卻是打破歐洲的舊製度，把工業留給歐洲走獨立自耕農的農業發展道路，在美洲建立和平、安寧的世外桃源的生活。這場鬥爭的結果是，在政治上共和黨打敗聯邦黨人；在思想上傑斐遜的激進民主主義戰勝了漢密爾頓的保守集權主義。但在經濟上，關於美國現代化的第一次大辯論以漢密爾頓的主張獲得勝利而宣告結束。因為漢密爾頓的工業化計劃被曆史證明是必需的和正確的，傑斐遜的政府也繼承了漢密爾頓的大部分政策，甚至走得更遠。例如，通過了比漢密爾頓時期更高的關稅，成立第二合眾國銀行，開創了美國保護製度，大力發展製造業，並且推行了廣泛的領土擴張政策。“這實質上是執行了沒有漢密爾頓的漢密爾頓路線。”[38]美國建國初期麵臨一係列國內、國際複雜形勢，迫使傑斐遜由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轉變，尤其是拿破侖戰爭與1812年對英戰爭而造成的嚴峻形勢，使傑斐遜的農業立國的夢想破滅，使他認識到追求獨立的經濟發展與建立大工業的必要性，從而逐漸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本文認為，早期美國現代化道路之爭反映了美國現代化的不同的價值趨向。傑斐遜強調自由、民主和道德，漢密爾頓注重私有財產；而傑斐遜的教育現代化思想則更多地反映了他的民主、自由和道德的價值觀。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的有關政治理論、人性學說中領略到。
2.傑斐遜的政治社會理論——共和政體理論
在傑斐遜的觀念中，存在著酷似古希臘城邦的“小型共和國”，“意指一種由全體公民按照多數確立的規則、直接而親自進行治理的政體；而且其他各種政體依其在構成上或多或少地包含這種由公民直接治理的成分的程度，也多少具有相應的共和性質”。[39]他說：“因此每一個分區本身都是一個小型共和體，而且其中的每個人在共同治理中都成了起作用的一員，親自行使或履行它的很大一部分法權和職責；這些法權和職責實際上被置於從屬位置，同時也很重要，而且完全屬於他能力所及的範圍。人的智慧無法為一個自由、持久和管理良好的共和國設計一種比這更穩固的基礎。”[40]所以傑斐遜把縣劃分為分區的規模，縣對他來說實在是太大了，分區使每個公民在被召喚時都能參加並親自行動。他們的治理的範圍包括“照應他們中的窮人，管理他們的道路、治安和選舉活動，陪審員提名，輕微案件的裁判，民兵的基本訓練，（以及）所有那些如果由他們照應會比更大範圍的縣或州共和國管理得要好的事務”[41]。通過使每個公民成為治理過程中都起作用的一員，擔任適合於他的職位，那麽國家的獨立、國家的共和憲法將會得到愛護。傑斐遜構想的這種“小型共和國”的政體限於非常狹窄的空間範圍和非常有限的人口數量，因此對美國這樣規模的國家，他又設想了一種代議民主製，它是分區共和政體的一個自然延伸。他說：“我應該認為它是通向一種完完全全的共和政體的最便捷的途徑。它在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情況下，是切實可行的。”[42]謝爾登認為，這種以代議製的形式使地方的分享民主製適合於一個大國的設想是一種完全原創的思想。
在他的理想的“共和政體”中實行直接的民主，任何一種管理形式都可以是共和製的管理形式，隻要它包含由公民“直接”參加的政治行為這種組成內容。在一個國家組織裏，人人都應享有平等權利。傑斐遜的分區政治社會理論成為他構建學校教育製度的基礎；人民直接參與共和政體的管理思想成為他的教育普及化思想的基礎。
3.傑斐遜的“人性”學說——道德意識論
傑斐遜聲稱，人是“一種注定要在社會中生活的動物”，因為“造物主……意圖使人成為一種社會動物”。傑斐遜進一步把這種社會本性歸因於一種與生俱來的“道德意識”。它由三種獨特而相關的品質所構成：（1）人的道德選擇能力，或者對善與惡的認識以及在選擇善的過程中基於這種認識的行動自由；（2）一種對他人的與生俱來的認同，一種對他人的憂慮和痛苦的同情感，以及一種在他人解除痛苦和獲得幸福時的愉快；（3）由這兩種品質（道德選擇的能力和一種對他人幸福的與生俱來的同情心）結合而來的一種天生的正義感。[43]傑斐遜進一步指出，人是為了社會交往而被創造的，但是沒有一種正義感，社會交往就無法得到維持；因此人必定帶著一種正義感而被創造。他和亞裏士多德一樣，認為“社會交往”意味著一種固有的社會本性，它以與生俱來的正義感為條件。正義感是人的一種普遍特征，而道德感、道德意識在個人中間的分布是非均衡的，道德感在一些人身上是缺乏或不完善的。因而傑斐遜認為，在道德意識存在缺陷的地方，如同視覺和聽覺可以經訓練變得精確而敏銳一樣，可以被指導和培育。他對人通過道德教育而獲得發展的能力抱有信心，像知道善並選擇善、同情他人遭受的苦難、關心整個社會幸福等道德意識可以通過訓練來強化，這就要訴諸教育。謝爾登認為，傑斐遜把培養個人的道德能力的責任交給了哲學家、牧師和立法者；培養公民的道德情感是立法者的事，道德意識既要求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培養，又要求在其中加以實踐。傑斐遜既帶有柏拉圖的某種思想印跡，也有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和愛爾維修的思想痕跡。
（二）傑斐遜的國家教育體係及教育現代性思想
傑斐遜在1779年提出了“關於更普遍地傳播知識的法案”，精心設計了現代化的教育體係。他提議把每一個縣劃分為有足夠麵積和人口的“分區”（5～6平方英裏[44]和100個公民），每個區建立一所小學。凡居住在分區中的兒童都就近入學，小學督學由縣法院和本地居民推選，他們必須是民俗居民。小學學習期限為3年，用公費向所有的兒童傳授閱讀、寫作和算術等必須掌握的知識，同時還進行曆史（古代的和近代的）教學。在縣級設立普通中學的公共教育形式，它是由縣辦或幾個縣聯合辦的。全州設20個中學區及相應的20所普通中學，傳授拉丁語、希臘語、英語、地理學和高等數學知識。每一年都將對小學畢業的兒童舉行“公正的考試”，以便決定在“才華和品行最優秀、最有前途的孩子”中間，哪一些將享受公費進入古典式的普通中學學習。此後，每年要從每一個縣的普通中學的班級中選出一名最優秀的學生，繼續接受另外四年的公費教育。於是傑斐遜的教育體係中培養出了一個精英群體，他們當中將有百分之五十的更出類拔萃的人才進入大學學習，而繼續由公費資助。在大學三年裏，他們將學習“所有有用的學科知識”（從物理學到哲學、倫理學和經濟學）。大學由州辦，建在州的中心地區。有關大學的一切法規由州議會和立法部門頒布。州立大學的最高管理機構是“大學視察委員會”，其成員由州議會推選任命的民俗人士擔任，負責選聘校長、教師，決定學校發展方向，監督大學日常事務，選拔考評新生。此委員會還負責州公共教育的發展的規劃和大政方針的製定，它必須對州議會和本州公民負責並接受監督。
傑斐遜已經構建了一個美國現代化的公共教育體係，它是由小學、普通中學、大學三級一體化的線性結構體係組成。從這個體係中反映出最顯現的教育現代性：①國家性、法製性和世俗性；②免費性；③均等性；④優異性。
1.國家性、法製性和世俗性
在傑斐遜的現代化教育思想中，強調“教育是國家的事務”，要通過立法來辦教育。他曾經提醒華盛頓：“隻有當我們的自由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掌握在受過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民手中，才會安全可靠。”傑斐遜多次呼籲修改憲法以支持公共教育，呼籲各州頒布“改進民眾教育的法律”。傑斐遜作為一名律師先後起草了《關於更普遍地傳播知識的法案》《關於改革威廉—瑪麗學院憲章和法案》《建立公立小學製度的法案》《關於建立弗吉尼亞大學的法案》《弗吉尼亞大學章程》《弗吉尼亞大學的目標與課程規程》《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和《公共圖書館法案》等與教育有關的法案和其他法規文件。而《關於更普遍地傳播知識的法案》不僅為美國各州和歐洲各國提供了一個周密而完善、合理而可行的公共教育製度的法製藍圖和理論指導，而且作為“美國公共教育的第一個憲章”載入史冊。他還認為，公共教育必須是世俗教育，必須與宗教相脫離。傑斐遜親自起草了在北美各州產生深遠影響的《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他宣稱，教育與宗教的決裂是政教分離的必然結果；公共教育與宗教決裂的重大意義，在於它排除了新共和國的政體像歐洲封建君主專製國家一樣利用宗教進行統治的企圖，鏟除獨立戰爭前英國國王、貴族和教會三位一體的國家教會對13個殖民地的政治思想統治。傑斐遜堅持主張宗教信仰純粹是個人事務，國家無須去支持任何一種宗教；強迫人們去接受某種宗教就是剝奪人的信仰自由的權利。因此他提出，公共教育必須適合所有人，在學校不應設宗教課程。另外，教會和神職人員不得參與各級學校的管理，公款不得用以支持教會學校，不得用以資助牧師的說教活動。
2.免費性
傑斐遜的現代化的公共教育體係中，所有教育都是免費的，由國家提供教育經費。從他的教育均等思想出發，為了解決實際上大多數家庭因為貧窮而無力供養子女接受教育的問題，他提出應該用公款向所有兒童提供“三年的免費教育”。再從貧苦兒童中發現和選擇天資聰穎、操行優良、有培養前途的學生，繼續由社會供養，讓他們免費上中學和大學。於是，傑斐遜提出了他的公共教育經費籌措的思想。為了保證公共教育有穩定可靠的經濟來源，他先後提出了三種途徑：第一是必須建立教育稅收。他針對當時富人貴族對公共教育漠不關心、不願為公眾出資辦學的狀況，提出“要使我們的同胞都懂得，為改善人民的教育而納稅是非常必要的。再則，這稅收與被國王、貴族和僧侶掠奪去的財富相比，僅僅是千分之一”。第二是從社會公共財產中撥出一定比例的經費作為教育費用，建議各縣、各社區都通過立法規定若幹條款，將本地區的一部分公有財產、土地和收入用於支持教育。第三是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公共教育事業。弗吉尼亞州在1818年創立了“文教基金”，每年籌款4500美元，弗吉尼亞大學就是以這個基金作為主要經濟來源而籌建起來的。
3.均等性
傑斐遜的現代化的政治思想決定了他的現代化的教育思想。《獨立宣言》中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觀點成為他的教育均等思想的出發點。他主張教育全體公民，教育每一個人、每一個兒童，也就是人人都應該有機會受到教育，不論貧富、性別、種族、階級都應接受教育。在《關於更普遍地傳播知識的法案》中特別強調，應該讓所有兒童，不論男女都接受三年免費教育。他指出，為了使女孩能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成為能在艱苦條件下承擔起公民母親的職責，她們都應該受到紮實的基礎教育。為此，傑斐遜還為女子設計了包括讀寫算、曆史、地理等基礎教育課程和家政、體操、舞蹈、繪畫、音樂等科目的教育方案。他的教育均等思想要求教育不分種族。他認為應該給兒童和青少年教育和職業訓練，使他們能獨立生活甚至在西部創建他們自己的家園。這種均等性的教育思想是由他的培養公民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教育目標決定的。
培養公民是西方早期教育現代化普遍追求的目標，也是民族國家發展的一種普遍需要。[45]在這個問題上，傑斐遜從他的人性理論出發，闡述了教育培養公民的美國早期教育現代化的目標理論。他認為，教育具有啟迪人的心智和“改進人”的功能，“教育是啟迪人們心智的最好工具”，也就能“使人成為有理性、有道德的社會的人”。他明確提出，公共教育的宗旨在於：“改進每個公民的道德和學識，使每個人都懂得他對鄰居和國家應盡的責任；了解自己享有的權力，維護秩序和正義……學會按自己的意願選舉自己信任的人進代表機構；學會聰明又正直地觀察自己身處其中的所有社會關係。”總之，公共教育“要使每個公民都懂得自己的權力、利益和職責”。培養公民決定了美國教育現代化的均等性。
4.優異性
傑斐遜從時代的需要出發，以他的“人為貴族”和“天然貴族”理論為前提提出了美國教育現代化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即為國家和社會培養統治人才。於是他的教育現代性思想又體現了另一個特征：優異性。[46]
傑斐遜並不否認人當中有貴族存在，但應區分天然貴族和人為貴族。天然貴族以德行和才能為依據；人為貴族以財產和門第為依據。在他看來，天然貴族是“大自然最珍貴的禮物”[47]，對於教育和統治社會極有用處。他甚至說：“哪種政體能用最有效的方法將這些天然貴族吸收進政府機關，這種政體就是最好的。”[48]相反，以財產和門第為依據的“人為貴族”則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險的。既然“天然貴族”以德行和才能為依據，那麽天然貴族的造就，就離不開教育。他說：“凡天賦高、品德好的人，應使他們受到與之相稱的充分教育，從而使他們能夠維護本國國民所享有的神聖權利和自由，而且還應委托他們以這種職責，而不考慮其財產、出身或其他非本質的情況和境遇，這樣才會有利於促進公眾的幸福；然而，大多數人的貧困使他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供給自己子女中那些資質好、有希望成為社會有用人才的子女受到上述教育。應當設法發現這樣的人才，由全社會共同供他們受教育，這樣做比全社會的幸福由平庸或邪惡的人所左右要好。”[49]實質上，從他的“貴族”劃分學說中，可以看到傑斐遜一方麵竭力廢除弗吉尼亞土地世襲貴族的最後特權和威望；另一方麵又致力於使農業共和國裏的另一種貴族——德行和才能的貴族得到承認，使它成為一個進行治理和立法的統治階級。傑斐遜追求的農業共和國是一個有道德、充滿民主精神、人民安居樂業的理想社會。“傑斐遜民主觀念的顯著特征是它與當時農業的社會秩序的密切有機聯係。可以說他認為一個有教養、有知識並且有自由的體製的農民的國家是最適合的民主共和國……他認為沒有一種其他形式的社會保證維持一個共和製政府。”[50]然而，理想社會的大權不該交給人為貴族，應操在自然貴族之手。在傑斐遜看來，歐洲各國的政治動**，美國獨立後政府官員的種種醜聞以及一些人鼓吹“君主立憲製”的叫囂，使他強烈地感受到，國家政權的穩固、社會的長治久安、公眾的自由幸福不僅需要培養具有良好素質的公民，而且需要一代代德才兼備、廉潔自律的政治領袖、統治人才。他遵循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思想指出：“一般來說，真實的情況是：法律好，而且執行得好，人民才會幸福；而法律製定得好，執行得好，要取決於製定及執行法律的人是否聰明、正直。”[51]他以“貴族理論”為依據對統治人才的來源和培養途徑提出了最具現代化的教育思想。他堅決擯棄狹隘的階級偏見，指出：“我們決不能容忍讓公眾的福祉聽憑於財產和出身等偶然條件的擺布”，以財富和世襲地位為條件的“人為貴族”沒有特權。他認為應“把散布於各個階層的德才兼備的”自然貴族挖掘出來，使他們不至於被湮沒，使他們有可能成為社會利益的捍衛者。傑斐遜同時認為，自然貴族雖然具備了特有天賦，但必須通過“充分的教育”和訓練才能成為統治人才、政治領袖，於是他建構了最具特色的現代化的教育體係，通過篩選的機製把均等和優異巧妙地結合起來，顯示了他的“最天才的設想”。
（三）最具特色的國民教育思想——獎學金製度思想
傑斐遜從他的“貴族”劃分學說出發，闡述了他的獎學金製度思想。在他看來，人的心智、體形、道德觀念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父子相傳，但他更相信，除了僅憑財富和出身進入社會最高層的“人為貴族”之外，“人類中有自然的貴族”。傑斐遜用一貫的思維方式，用《獨立宣言》中的“造物主”觀念，論證造物主是公平的，造物主並沒有讓所有的“自然貴族”都出身於富有家庭。相反，平民百姓、貧窮人家也完全有機會出現德才兼備的“自然貴族”。他堅信，“自然的貴族是大自然賦予人類、賦予教育、賦予政府和社會最寶貴的禮物”。因此他呼籲政府有責任不論貧富、不計出身地盡力地去發現他們，並使所有的“自然貴族”都受到適合他們稟賦的教育培養。但同時，傑斐遜從教育與政體的關係出發，認為僅憑天賦的德行和智慧，“自然貴族”還不足以擔當保衛政權、保衛人民自由福祉的重任，政府就必須“向他們提供適合他們稟賦的、有助於他們擔負社會使命的自由教育”。又由於這些人是人民福祉、國家政體的捍衛者，作為“公眾的工具”來培養，在他們的家庭沒有能力承擔教育費用的時候，就應該向他們提供經濟資助，讓他們在完成了所有人都享有的三年免費教育以後，能夠繼續依靠公共資金的資助，完成中等教育和大學教育。傑斐遜是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同時從“人生而平等”和鞏固政權的兩個視角提出了向貧困學生提供經濟資助的製度，他規劃了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公立教育係統和大學生資助方案。因此，他的這種教育現代化思想與他的政治理論密切相關。傑斐遜認為，人民的福祉和政權的鞏固不能寄托在僅憑血統、富有或者權勢和地位顯赫者的身上，更不能攥在卑鄙者和邪惡者手中。他說：“為了促進公眾幸福，應該使那些被自然賦予天才和道德的人們通過自由教育成為有資格去接受、有能力去保衛他們同輩公民們的神聖權利和自由的人，他們應當被委以這一責任，而不論他們的財富、出身或其他偶然的條件或環境如何。然而，更多的人因為貧困無法自費讓他們子女中那些具有合適的天賦足以成為公眾有用之材的人受到這樣的教育，所以發現這些人，並且由全體人民共同承擔費用去教育他們，要比把全體人民的幸福托付給無能的或品德敗壞的人更好。”[52]
美國早期教育現代性的思想的表現形態是多種多樣的。富蘭克林從清教主義原則出發，代表崛起的中產階級的利益，提出了功利主義教育現代性思想；華盛頓從文化同一性的角度倡議建立“聯邦大學”，實質上反映了某種程度上的民族主義教育現代性思想，而這種民族主義教育現代性思想在韋伯斯特的教育思想中就更加突出了。韋伯斯特從文化獨立論視角強**育對於美國文化脫離宗主國，甚至脫離歐洲文化的重要性；這種思想還在富蘭克林關於賓夕法尼亞州德裔移民的教育中表現出來。從上文中可以看出傑斐遜的思想就其時代而言是較為完備的。在他預設的民主的、道德的農業理想社會中，民主和教育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在這一點上，傑斐遜不僅超越了同時代的美國思想家，而且比法國啟蒙思想家更有前瞻性，更具有現代化的特征。《傑斐遜評傳》的作者希納爾認為，傑斐遜的教育現代化的結構體係理論比法國的理論提出要早得多，甚至判斷法國大革命的計劃尤其是孔多塞的公共教育計劃都深受傑斐遜思想的影響。顯然，傑斐遜的教育現代性思想具有深刻的內源性和原創性的特征。同時，就高等教育思想而言，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的“大學計劃”受到法國拿破侖的青睞，但拿破侖從他的“革命”需要出發，忽視了均等而重視優異；德國的洪堡等創建的柏林大學雖然對現代高等教育體係的形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似乎缺少傑斐遜對均等和優異之間協衡的關懷。
二、華盛頓的聯邦主義教育思想
（一）聯邦主義政治哲學和國家教育問題的爭論
《聯邦黨人文集》的中心論點是闡明需要建立中央集權的強大的聯邦政府，以保證政治上的統一、經濟上的繁榮，同時也保護城市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53]聯邦主義的這種觀點無疑給當時的教育觀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加強聯邦政府的教育管理，建立統一的國家教育製度等觀點與之互相呼應。華盛頓聯邦主義教育思想提出的聯邦政府的“國立大學”計劃，正是這種觀點的回應。
聯邦主義教育思想的基礎顯然是聯邦主義政治哲學。這種哲學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國著名的聯邦主義者亞曆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他在1787年10月至1788年5月這段時間裏，與麥迪遜（James Madison）、傑伊（J. Jay）共同以筆名“Publius”在紐約的報刊上發表了85篇論文（其中他寫了51篇），竭力宣傳聯邦製的優越性。這些文章在1788年春以《聯邦主義者》（The Federalist）為書名分為兩卷出版。獨立戰爭結束後，在政治體製問題上展開了邦聯製和聯邦製之爭，即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之爭。以傑斐遜為代表的政治家主張邦聯製，要求各州享有相當充分的自主權和獨立地位，把美國理解為隻是一個由各州聯合而成的頗為鬆散的邦聯國家。而以華盛頓、漢密爾頓為代表的政治家提出聯邦製，要求限製各州的權力，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力，使美國成為一個比較緊密的、中央集權的聯邦國家。漢密爾頓指出：“聯邦對你們政治繁榮的裨益，目前的邦聯不足以維持聯邦，為了維持一個至少需要同所建議的政府同樣堅強有力的政府；新憲法與共和政體真正原則的一致，新憲法與你們的州憲法是相類似的，以及，通過新憲法對維持那種政府、對自由和財產的進一步保證。”[54]漢密爾頓從聯邦與政治利益角度論證聯邦政府必須擁有充分的權力，才能徹底執行其職能，完成人民委托給它的任務。在聯邦政府應當完成的各種職能中，首先是保衛國家，維護國內的和平與安寧，防止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幹擾和破壞，為此必須擁有大量的資金，因此征收稅款是聯邦政府的一項必不可少的權力，聯邦政府可直接與人民打交道。聯邦政府要達到的目標是無限的，它為實現這一目標所需要的權力也是無限的。總之，在漢密爾頓看來，聯邦政府要成為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這就需要聯邦政府充分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力，特別是自己的財政大權，積極支持全國工商業的發展，使工商業主獲得實際利益而積極支持聯邦政府的各項措施，達到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密切結合，使聯邦政府建立在財力雄厚的經濟基礎之上。
盡管我們在《聯邦主義者》中沒有看到漢密爾頓、傑伊和麥迪遜對教育問題的闡述，但這種聯邦主義的政治哲學也間接地反映在當時對教育問題的思考上。1787年的《美國博物館》（American Museum）刊載了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文章《致美國人民》。在此文章中，為了加強聯邦政府的力量，曾提出設置聯邦大學的建議。次年，他又撰寫了《聯邦大學規劃》。他強調政治革命必須以革命的文化和教育作為手段，他要求建立國立大學和實施免費教育。他說：“人們造成共和國的機器，我認為是可能的。”[55]他提倡培育美國的公民意識和道德品質，尤其是美國國家意識。之後，麥迪遜也曾向製憲會議提議，國會有權設置國立大學，但提案未獲通過。而華盛頓的“國立大學”計劃體現了聯邦主義政治哲學的運用。
與政治體製爭論相類似的教育問題的爭論要屬美國哲學會在1795年舉辦論文競賽所激起的教育問題的論戰為最典型。這次征文的題目是《如何建立切合合眾國政府主旨的教育體製和教學體製》。征文結果中，兩位年輕的學者塞繆爾·H. 斯密（Samuel H. Smith）和塞繆爾·諾克斯（Samuel Knox）分別獲得征文第一名和第二名。斯密在1798年撰寫了《教育評論》（Remarks on Education）；諾克斯在1799年撰寫了《自由教育的理想體製》（An Essay on the Best System of Liberal Education）。塞繆爾·H. 斯密是革命期間最年輕的教育改革宣傳家，1785年，他15歲時就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曾擔任多年的《國家情報》（National Intelligence）的編輯。他根據自己提出的教育目標——美德、智慧和幸福，製定了國家教育的原則：“監督，甚至強迫兒童受教育是一個國家的職責。”從最高利益上考慮，教育要獨立並超越於父母的權力。他指出的公共教育的原則如下：“（1）教育期限從5～18歲；（2）每一位男孩毫無例外地受教育；（3）區的教師嚴於職守，不把孩子送給教師教導之父母應受法律懲罰；（4）不願讓自己孩子在規定的教育製度內受教育之父承擔按公共教育製度規定的要求教育孩子；（5）教育經費的來源是按公共的財產比例分配；（6）教育製度由初等學校、中學和大學組成。”[56]斯密還提議建立一個“全國文理科十四人委員會”，監督自上而下的國家教育製度，職責包括選擇所有學校的教材。
塞繆爾·諾克斯畢業於格拉斯哥（Glasgow）大學，是一位長老會的牧師。他強調革命時期的三個主要目標：公共福利、公民自由和平等。他主張全國公立學校中心製，即所謂公共教育為“全麵的、普及的、一致的國家教育體製”。諾克斯製訂了那個時代比較完備的教育計劃：建立最高的“國家教育委員會”，在全國形成一個公共教育階梯形的完整的國家教育製度，包括四年製的初等學校（8～12歲）；縣中等文實學校（County Academies）（12～15歲），這是嚴格的學院預備寄宿學校，專修拉丁文、希臘文；每一個州建立一所學院，進行傳統文科教育，畢業後獲得學士學位。他特別指出，窮人孩子受教育，可以念完初等學校，然後經挑選進入文實中學和州學院，享受公共教育費用。諾克斯提出“一體化教育計劃”，“不僅可培養和諧的情感，協調的行為和舉止，而且可以培養共和國公民的愛國主義情感”。[57]
（二）華盛頓的聯邦主義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是北美殖民地獨立戰爭的軍事統帥，是美利堅合眾國第一任總統，也是美國曆史上一位偉大的政治家。由於他在政治哲學上主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共和製的中央政府，他也屬於聯邦主義者，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帶有很強的聯邦主義特征。最重要的是，他主張建立國立大學。知識的傳播、教育的發展價值以及教育在美國文化同一性形成中的作用認識是其主要內容。
1.國立大學計劃與知識的傳播
從政治觀點上說，華盛頓主張共和政體。當聯邦主義者把注意力聚焦在建立一個更強大、更集中的國家政權的問題上時，他卻把視線落在教育的作用上。他的“國立大學”計劃的最早提出是在1790年1月8日向國會兩院發表的演說中。他念念不忘的是創建一所在聯邦政府資助下的國立大學，通過高深的科學和文學的教育塑造理性的公民和國家的未來領導人。華盛頓在1790年1月8日向國會兩院發表的演說中，提出了“籌建新的國立大學”的建議。其目的在於大力促進科學和文學的發展。他說：“我也同樣相信，諸位也會同意我的意見，即兩院應該大力促進科學和文學的發展。”[58]他認為知識是公眾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礎，他看到了共和國公民對政治製度的敏感性和領悟力。
華盛頓對初等或中等教育沒有明確的概念，但強調廣泛普及知識的價值。他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中，社會輿論可以直接對政府措施作出反應。”[59]因此相應的知識水平是必不可少的。華盛頓把知識提高到可以維護自由憲法的認識水平，其言卓爾不凡。同時他認為：“知識可以使那些受托擔任政府職務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會得到民眾通情達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眾理解並珍視他們的權利；使他們能預見到並預防這些權力可能遭受侵犯；使他們懂得什麽是壓迫，什麽是必須行使的合法權威；使他們懂得，什麽是由於不顧他們的困難而加給他們的負擔，什麽是不可避免的社會需要帶來的負擔；使他們分清，什麽是自由精神，什麽是無法無天；使他們懂得珍視前者，避免後者，聯合起來，尊重法律的不可違犯性，並保持警惕，防止人們犯法。”[60]實際上，華盛頓規定了在民主社會與共和製國家中公民是一個有政治理性的人。知識可以使政府領導者得到公民的信賴，可以履行公民的政治權力，因為權力來自於人民，可以履行公民的社會職責，可以遵守國家法律。在華盛頓的教育思想中，公民是符合政治標準的理性的人。所以他提出：“通過資助現有的學院、籌建新的國立大學，或者其他有效辦法，能很好地促使這一理想目標的實現，須由立法機關作為一項議題予以慎重考慮。”[61]
1795年1月28日，華盛頓在“致聯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長官”的信中再次談及在華盛頓建立一所大學的事。他說：“在聯邦政府所在地創建一所大學的計劃已成為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62]他提出了許多問題，比如，“究竟以何種方式創辦這所重要的學府，應有多大規模，用什麽方法使大學計劃實現，經費如何解決，目前取得哪些進展”[63]等。
華盛頓在對把青年送往國外接受教育的問題上，曾進行過認真思考，然後使他“深感遺憾”。因為他認為，雖然在出國的青年中有許多並未接受不利於共和國的原則，“但這些熱情敏感的青年人，有可能在他們還未了解我國的政治製度之前，便過早地熱烈地崇信外國的政治製度，這種可能，我們不應低估”[64]。由此可以看到華盛頓創辦國立大學的目的所在，大學教育是讓青年認識和熟稔聯邦共和政治製度，而不是歐洲的君主立憲製度。華盛頓的教育的政治目的清晰可見。
如果說華盛頓在1790年向國會兩院發表的演說中隻是看到知識是塑造政治理性公民的理想目標的途徑，在“致聯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長官”裏，他進一步指出了知識的內容，包括藝術、科學、文學等知識。他說：“我極希望看到製定一項計劃，使藝術、科學、文學等課程的講授達到最高水平，具有歐洲教學的一切優點，並且擁有能獲得人文科學知識的一切設施，而這些知識，對使我們的公民在社會或私人生活中能勝任地應付緊急事變，是很必要的。”[65]因此，他提倡普及知識。華盛頓在1796年9月17日的《致合眾國人民》的告別演說中說，普及知識並為此設立機構是頭等重要的目的。因為“品行和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的源泉”，是一條“對各種自由政府起支配作用”[66]的規則，所以他認為在全民中應普遍提高道德水平，而道德和宗教又是導致政治繁榮的一切傾向和習慣中必不可少的支柱。華盛頓不否認，也不可能否認宗教的道德力量。“沒有宗教也可以維持道德，無論什麽都比不上完美的教育對具有特殊構造的人所產生的影響。因理智和經驗都告訴我們，不能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則的情況下全民道德能普遍提高。”[67]因而我們可以認為，華盛頓在提倡普及知識的時候，已經規定了公民的道德和宗教品性，而這種品性又是為民主政府服務的。華盛頓比拿破侖更早地認識到狄德羅“大學計劃”的重要性，同時反映了這個時期國家政治領導人的教育思想的一般特征。華盛頓沒有明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概念，而拿破侖幹脆把初等教育排除在外。
2.教育的發展價值
華盛頓在1796年9月1日的《致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的私函中，再次表達了他對大學的“眷戀之緒”，並且用非常明確的語言闡明教育對國家發展所具有的意義，同時他對自己的“計劃”的被耽擱表示遺憾。他說：“我一直感到遺憾的是另一項認為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的主題，卻沒有提到。我指的是教育。教育是啟發和確保我國公民具有正確思想的一種最有效的措施。”實際上，“正確思想”就是指政治涵養。[68]華盛頓終於把教育與國家利益和公民的政治品質聯係在一起。華盛頓反複論證“大學”的培養目標，反映出他對新共和國政治人才的渴望。他認為：“建立大學更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在大學裏，“那些有誌於從事政治的人不僅接受理論和原則的教育，而且他們自己也能為實際工作奠定紮實的基礎”[69]。華盛頓甚至把“大學”建址放在華盛頓首都，賦予政治的意蘊。1790年“演說”中沒有提到這個問題，而到了1795年，華盛頓指出大學校址應在聯邦政府所在地，因為它具有勝過別的地方的優點，“聯邦政府所在地屬於中央，其他方麵的優點勝過別的地方，理應是建立這所大學的合適地址”[70]。他在1796年給漢密爾頓的私函中直接指明了大學所在地的政治優勢。他說：“因為這所學院位於全國政府的所在地，立法機關每半年在那裏開會一次，理所當然地要對國家的利益和政治進行討論。”[71]華盛頓創辦大學的政治目標是很明確的。
3.教育與文化的同一性
華盛頓還提出了“大學”具有可以消除新共和國各地的偏見的功能，實質上，他走上了與富蘭克林、韋伯斯特等一樣的思想道路，即通過教育培養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他說：“在大學裏，來自美國各地的青年琢磨有關藝術、科學和文學方麵的學問。”他們“聚集於此，會逐漸發現聯邦的某一部分並無理由對另一部分存在忌妒和偏見”[72]。在華盛頓看來，這是他考慮的重要方麵。他在“致聯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長官”的信中說：“來自這個正在發展中的共和國各地的青年，聚在一起，彼此交往，互通情況，這將有助於消除因各地情況有異所引起的種種偏見。”[73]實際上華盛頓洞見到了美國早已存在的移民的異質性，因而有必要通過教育，培養一種忠誠於新共和國的同質的公民。我們也可以把他的大學看作“聯邦大學”。華盛頓所指的“大學”是否指現代意義的大學，尚待深入研究。因為他指出“消除偏見和隔閡”的大學目的時，談到了少年時期是建立友誼、形成習慣的最重要時期。他甚至說，整個世紀的一般交往可能抵不上七年親密交往所起的作用，而且沒有什麽其他辦法能比人們在年輕時期的親密交往更有效地根除偏見。他對這些青年還寄予厚望，“在我國進入更先進的階段時，這些年輕人十有八九會居於前列，為國家出謀劃策”[74]。華盛頓於1790年提出建立“國立大學”，是適應新共和國的需要，因為這時的美國已不是1776年的美國，而是一個聯邦共和國。一方麵培養優良政治品質的公民和培養國家未來的政治人才的需要，促使他孜孜追求“大學”的建立（盧梭在《關於波蘭政府的籌議》中已經闡明了這種思想）；另一方麵體現了聯邦共和政府控製的“大學”的國家權力意誌。但即便他“願將波托馬克河航運股券中的50股永久地捐贈給學校”[75]，也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實現這一願望。不過，他在1799年12月12日的《致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的人生最後一封信中談到要建立一所“國立軍事學院”。這所“學院”的計劃被國會采納，並於1802年在紐約州西點成立美國第一所正式的工程教育學院——美國軍事學院。華盛頓的這個“大學”計劃絕不是一個僅為培養國家政治人才的計劃，它暗含著政治權力，即國家教育權。這種理論是符合當時政治需要的。它與1800年傑斐遜著手改組成立一所真正的大學威廉—瑪麗學院不一樣。另外，它與傑斐遜在1819年76歲高齡的時候當選為校長的弗吉尼亞大學也不一樣。
三、韋伯斯特的民族主義教育思想
韋伯斯特（Noah Webster，1758—1843）於1758年出生於康涅狄格州的西哈特福。他一生當過教師，任過律師，在獨立戰爭時期曾服過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康涅狄格州和紐約州建過學校。不過，他之所以讓後人敬仰，是因為他被人稱為“美國文法和辭典之父”，體現民族主義最重要的要素的語言成為韋伯斯特最關注的領域。教育是民族聯合的紐帶觀念，在美國建國時期眾多思想家的意識中占有重要地位。諾克斯認為民族（national）教育是把來自於歐洲不同背景、根源的人聯合成為美國人的唯一途徑。本傑明·拉什敦促民族教育不僅要獲得社會的同質性，而且產生與共和國路線一致的政治同質性，像法國人已經努力爭取的一樣。雖然美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意識晚於法國，但諾亞·韋伯斯特成功地喚醒了美國人對他們教育民族化的需求。他是通過編纂美語詞典來傳達其民族主義思想的。他把民族主義描寫為“在美國為使用英語學校而設計的教育方法”。他宣稱：“我們的民族榮耀需要我們擁有一套自己的語言和政府體係……另外，一種民族語言是民族聯合的凝聚力。”[76]韋伯斯特竭力反對把美國孩子送到國外去接受教育的做法。
（一）語言文化民族主義思想
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確立美國政治的“獨立”原則。政治的獨立，相應地在文化方麵也應從英國宗主國的羽翼下獨立起來。這是美國建國後擺在共和國締造者麵前的一項緊迫而繁重的任務。在完成這項任務過程中，在建國時期的眾多偉人中作出卓著功勳的要屬諾亞·韋伯斯特。
實際上，韋伯斯特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是符合當時民族主義思潮的。托馬斯·潘恩在和平後的第一部著作裏寫道：“當我聽到人家對於合眾國——我自由和安全的偉大保障——稍有微詞之後，就感到我自己受到了傷害……我們在合眾國的公民身份，是我們的民族特性，而我們在某一州的公民身份，隻是我們的地方特色。”[77]華盛頓在1783年宣稱：“我不是因為別的特性，而是作為美利堅合眾國而聞名於世界各國的。”[78]實際上，在18世紀80年代，康涅狄格州產生了一批出色的年輕人，他們以文學和藝術來謳歌美國，而不僅僅頌揚自己所在的州。例如，約翰·特朗布爾以一係列的曆史油畫描繪了美國革命的重大事件；喬爾·巴洛嚐試寫了一部美國史詩《哥倫布的夢想》；傑第迪亞·莫爾斯出版了一部《美國地理》；而韋伯斯特獨樹一幟地關注了美國的語言問題，他的重要貢獻在於編寫了用來教美國人的英語課本。
韋伯斯特之所以傾注巨大精力獨闖美國語言文化獨立的難關，是基於他的政治信念。他認為美國在文化方麵的獨立是美國在政治上獨立的可靠保證。在他的思想中，語言是國家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種為國民所共同認可的國家的語言是國家統一和人民團結凝聚成為整體的紐帶。當《初等學校拚音課本》出版六年之際，他為此書撰寫前言時說，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我們的光榮迫使我們在語文方麵和政治方麵都具有完整的體製。他認為，英國語言不能作為美國語言的模範，因為英國作者已經腐朽，即便英國語言並未走向衰落。所以，“美國要製定具有特點的語言和文學，擺脫歐洲和英國的韁繩的束縛。而且美國人都應操相同的語言，但也要祛除美國各地方不雅的社會慣用語和鄙俗語言”。韋伯斯特在尋求語言文化的途徑時認為隻有通過學校教育和采用標準課本進行教學，才能實現獨立的目標。
韋伯斯特的“民族獨立”論的傑出貢獻在於開拓了美國獨立的語言文化的發展道路。他“以全部熱情追求美國語言的純潔性和統一性”[79]。他於1783年寫成《美國拚音讀本》或稱《初等學校拚音課本》（Webster’s School Spelling Book）。此書是針對當時美國學校普遍使用英國《通用拚音讀本》（Universal Spelling Book）和《英國語文學習指南》（The New Guide to the English Tongue）而寫的。因為這兩本書都使用倫敦標準讀音和英國常用語言，與美國人民慣用的發音和用法不同。韋伯斯特的這本書印銷量極大，以後成為美國人家喻戶曉的讀本，截至1837年共售出2400萬冊，差不多可以與富蘭克林的《貧窮的理查德年鑒》相媲美，和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Common Sense）相匹比。《美國拚音讀本》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拚音教材；第二、三兩部分合稱《英語文法結構》（Grammatical Institute of English），包括文法與讀本兩部分。韋伯斯特的卓越功績還在於他以25年的艱難歲月在1825年撰寫了《美國英文大辭典》（American Dictionary of English），正如他自己所預言的那樣，“北美大陸將定居著一億講著同一種語言的人口”。美國開辟了“一個新時代，使整個世界四分之一土地上的人將能像一家人一樣，用同一種語言互相溝通和交談”[80]。為此，韋伯斯特為美國語言文化的獨立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重要的是，他認識到，美國語言的統一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和普及識字。曆史學家布爾斯廷說：“諾亞·韋伯斯特由此沾了不少光。”[81]因為韋伯斯特強調指出，隻有創辦學校和統一教材，才能消滅口語方麵的差別，從而保持美國語言的純潔性。
（二）教育與民族獨立性思想
韋伯斯特在1785年所著的《美國政治素描》中說，加強美國的政治權威，必須實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還需要適合於這種體製的教育，以謀求國民精神的和諧和團結。向全國各階層的人士普遍傳授知識，或提供教育，可以使他們運用知識解放人類自身和拋棄根深蒂固的謬誤或偏見，因為這些偏見是國民之間友好的大敵，是激起國民之間分裂的火種。韋伯斯特看到了移民雜居給新共和國帶來的潛在威脅，因此他認為培養適應獨立政治的思想性格是教育最迫切的任務。他說：“沒有比奴隸般地模仿外國人的為人態度、日常語言和種種劣行更加愚蠢可笑了。不顧我們的政府尚處於幼年時期，不顧我們當前尚無能力進行歐洲人那般豪華的享受，而盲然仿效歐洲人的一切，是比任何事物更能暴露美國人的可鄙的向往的，一個美國人所應向往的不是倫敦或巴黎的時尚如何，而是當前形勢下對我們更加適用，更使我們顯得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東西。”[82]韋伯斯特關於與歐洲傳統決裂的論述更加尖銳。他說：“美國在將來必須憑它的學術成就的優勢而從別的國家中顯示出來，正和它目前所顯示的，憑借它的政府和教會可以保證人民享有自由一樣。”[83]他指出，歐洲已經由於愚昧、貪汙和專製而衰落了。歐洲國家的法律已經失效，生活已經奢侈糜爛，文學正趨向衰落，人性趨向卑鄙。韋伯斯特然後說：“對正處在孩提時代的美國來說，如果運用這些衰老國家的現行成訓，不啻是把一些陳舊觀點印記在含苞待放的花朵之上，不啻是在一個蓬勃發展的國土上播種罪惡的種子。美國的光榮正在歲月和充滿希冀的環境中開始展翅翱翔。”[84]當然，韋伯斯特並不否認舊世界的經驗，但他告誡說：“一旦不加區別地接受歐洲的關於政府的觀念、社會的風俗和文學的意趣，並且以它們作為我們建立社會體製的基礎，那麽過不多久將會洞察到一座堅實而堂皇的大廈是不能建築在過時的虛飾的支柱上麵。”[85]韋伯斯特振臂高呼：“粉碎你們精神上的鐵鎖鏈，要能獨立而思而行。”“你們做愚昧孩童的年代很久了，曾長期被那種傲慢的家長所控製和奴役。如今，你們有了自己應增加和保護的利益了，你們已經有了憑著你們的努力去振興和支持的國家了，你們也有可借助你們的智慧和品德而能建立的國格了。”而耶魯學院院長埃茲拉·斯泰爾斯則讚揚美國是“上升到光輝和榮譽境界的合眾國”。所以霍夫施塔特評論說：“韋伯斯特總的說來滿足於依循先輩們的保守共和主義，這就使他以美國國家主義的半官方狂熱發言人的形象鮮明地留在人們記憶中。”韋伯斯特在教育上的主張卻鮮明地體現了共和國的“獨立”原則。
韋伯斯特認為：“美國文化獨立發展的大前提是樹立美利堅合眾國的高尚而一致的民族性。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必須製定一個完備的政治規劃，並且把這項規定安放在一個係統廣泛的教育基礎之上。”[86]
韋伯斯特在1790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論美國的青年人教育》的論文。全篇貫穿了教育與道德、教育與國家休戚相關的主題思想。他說：“我國憲法尚未牢固確立，國民性格尚未塑造成功，這是公共教育製度要完成的宏偉目標。這種製度，不但傳播科學知識，而且應在美國青年一代的頭腦中牢固樹立德行和自由的思想，以公平和自由的政治思想激勵他們，以對自由國家神聖不可侵犯的依戀感情勉勵他們。”[87]也就是說，應當利用教育不僅普及科學知識，而且在美國青年的心靈之中，樹立道德和自由的原則，鼓勵美國青年養成正義感和對政府的忠誠品質，使他們效忠於祖國。為了實現美利堅國民性的優美和和諧，要建立新的教育製度。這種教育一定要拋掉歐洲人陳腐的價值觀、做人的態度和傳統觀念。他大聲疾呼：“美國人！要打斷你們心頭上的鎖鏈！要像獨立國家的國民那樣言行！”“你們做屈從傲慢的父母所控製和愛好的嬰孩，已經為時太久了！如今你們已經有了增進和保衛你們自己的愛好的條件了。你們已經有個新國家需要依靠你們的努力來提高和支持了！已經有了國民性需要依靠你們的智慧和品德來建設和擴大了。為了實現這些宏偉的目標，就必須製定高瞻遠矚的政策，並且把這種政策建立在一種廣泛的教育體製之上。”[88]他還認為這種教育製度應當是至高無上的立法機關的事業。他說：“教育應當是立法機關的首要任務，不僅要建立公立學校製度，而且要以最傑出的教師來武裝學校，因為建立和采取一種維護道德的有效製度（指教育製度——作者注）比以刑事法令糾正道德邪惡的製度要強得多。”[89]韋伯斯特還強調，在美國這個新共和國中，教育要在新生一代的心靈中播下道德和自由的種子，要燃起他們對於祖國的不可分割的依附之情。
令人感興趣的是，韋伯斯特的民族獨立性思想迫使他從廣泛意義上來理解教育。他在《美國英文大辭典》中對教育的釋義是這樣的：“教育是向人們的心中灌輸關於藝術、科學、道德、宗教和行為的原則。成功地教育兒童是家長和保護人的最重要職責。”那麽如何實施這種教育呢？他說：“一部分要由父母注意和盡職；一部分要靠公開的報章宣揚；一部分要依靠到美國各地旅遊，使青年由考察各州、各地的情況來完成他們的文化教育，即由他們觀看各地的河流、土壤、人口、建設和商業利益，而且特別留意各地居民的精神和作風、法律和風俗以及設置的機構，從而獲得深切的啟發和領悟。”[90]顯然，在韋伯斯特的理想中，每個兒童都應對國家的曆史、地理和政治有所了解。為此，每個兒童都應學會正確地說英語、讀英文和寫英文。
無論是傑斐遜的國民教育理論，還是華盛頓的“大學計劃”和“美國哲學會”的“一體化教育體係”，以及韋伯斯特的民族教育論，都適應美國獨特的立國之路。它們包含的“政治”和“民族”底蘊比法國大革命時期和德意誌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教育思想更早地體現出來了。然而，美國的這種思想同樣要歸功於法國啟蒙的國民教育理論，同時根植於“獨立革命”這塊沃土之上。“革命”對教育的重大意義在於它重新規定了政治社會的教育內容：新的共和政體製度的建立需要新的共和國公民，新的共和國公民需要新的公共教育體製；同時新的教育擔負著維護一個人口不斷異質化的、處在繈褓中的政治社會的重大職責。韋伯斯特在《拚音課本》的《讀本》序言中說：“我在選文時，是注意美國政治的。當獨立戰爭開始時，人們在國會中的最著名的講話，乃是包含關於自由和愛國主義的、高尚的、正義的和爭取獨立的感情的傑作，我無法不把它們放置在新生一代的胸襟之中。”[91]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也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點：“在美國，對人們進行的一切教育，都以政治為目的。”[92]“毫無疑問，美國的國民教育對維護民主製度是有很大幫助的。”[93]巴茨評論說：“旨在對國家所有人進行普及初等教育是現代政治體係的一個特殊創造物。”[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