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托馬斯·阿諾德的教育思想
英國教育家托馬斯·阿諾德（Thomas Arnold，1795—1842）曾擔任拉格比公學校長，積極提倡和實施古典人文主義教育與基督教教育，把培養“基督教紳士”作為理想的教育目標。“他堅信任何比較廣泛的教育製度應該建立在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基礎之上”。[17]作為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代表，托馬斯·阿諾德對19世紀英國教育特別是對公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生平與教育活動
阿諾德1795年6月13日出生於英國懷特島的考斯。他的父親威廉·阿諾德（William Arnold）是一位專業人員，母親馬撒（Martha Arnold）對孩子的成長頗為關心。因此，阿諾德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先是在威爾特郡沃明斯特上小學，後又升入溫徹斯特公學學習。
1811年，阿諾德進入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讀書。他對牛津鎮十分著迷，覺得它是學習的一個理想場所。阿諾德曾因拉丁文和英文學習成績優秀而獲得獎學金。在大學裏，他結識了一批朋友，並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這是阿諾德在大學裏所取得的一個重要收獲，因為這批朋友為他後來的事業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1815年大學畢業後，阿諾德開始在牛津大學奧裏爾學院工作。1819年，24歲的阿諾德發現他自己在大學裏工作前途有限，便離開了奧裏爾學院，並與內兄一起招收了一些學生在家裏輔導教學。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阿諾德越來越不安心了。終於，在朋友們的督促下，他於1828年應聘擔任了拉格比公學的校長。此後，阿諾德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轉折。在拉格比公學，他一直工作到去世。
在英國公學中，成立於1567年的拉格比公學一直默默無聞。但阿諾德擔任校長後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使得拉格比公學一躍成為英國著名公學之一。在拉格比公學，阿諾德確定以培養“基督教紳士”（Christian Gentleman）為辦學目標。他強調基督教紳士的教育以品性教育和知識教育並重，認為教師的主要職責在於培養學生的求知欲望。他推崇蘇格拉底教學法，認為這種方法引導學生掌握原理而非死記硬背。作為一位古典主義者，阿諾德把古典語言和文學作為拉格比公學的核心課程；同時他還強調運用希臘文和拉丁文作為工具拓展學生的知識麵，從而使曆史、詩歌、哲學、倫理學成為拉格比公學的重要課程。此外，阿諾德還非常重視拉格比公學的體育活動。拉格比公學在阿諾德領導下所進行的這些改革很快就傳播到其他公學，並在英國公學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1835年，阿諾德又被聘為倫敦大學評議會委員。後來，因不滿倫敦大學未將《聖經》作為學位考試的科目而辭去該職務。1841年，牛津大學聘阿諾德為曆史欽定講座教授，這一職務使他得以完成三卷本的《羅馬史》（History of Rome，1838—1843）一書。
1842年6月12日阿諾德在牛津去世。
阿諾德寫過三篇論述教育的文章，即《拉格比公學》（Rugby School，1834）、《論公學的紀律》（On the Discipline of Public School，1835）和《論知識的分類及相互關係》（On the Divisions and Mutual Relations of knowledge，1839）。他很多有關教育的論述，散見於他的講演稿和書信集中。
二、論古典人文主義教育
阿諾德是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積極提倡者。他曾強調說：“我想要培養的是這樣一種人，即基督教紳士。”[18]因此，在擔任拉格比公學校長期間，他大力推行古典人文主義教育，在學校課程中突出地強調了古典課程。從拉格比公學1834年每周教學時間分配中，我們可以發現古典課程在拉格比公學中的地位（見表12-1）。
表12-1 1834年拉格比公學每周教學時間分配[19]
alt="" src="../Images/image0104-1.jpg" /]
對於阿諾德偏重古典課程的做法，有人提出了種種疑問。針對人們的這些疑問，阿諾德在1834年寫的一篇文章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並回答了人們的問題。
（一）關於古典課程的價值
有人提出疑問，在公學裏，在人生這麽重要的一段時間裏是否有必要花那麽多時間去學習與現實生活沒有直接聯係的古典課程。還有人提出疑問，在拉格比公學裏，希臘史和羅馬史受到重視的程度為什麽超過英國史和法國史，荷馬（Homer）和維吉爾（P. V. Maro）的作品為什麽比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和彌爾頓（J. Milton）的作品更受重視。還有人提出疑問，英國、法國、意大利及德國產生過許多哲學家、詩人和曆史學家，其地位可以與古希臘和羅馬的人物相提並論，為什麽他們在拉格比公學的課程中未能受到重視。對於這些問題，阿諾德從堅持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立場出發做了回答。
阿諾德認為，古典課程應該是智力訓練的基礎。如果學校裏不開設古典課程，那就會“使當代青年及其下一代人的視野受到局限。這將會閹割延續許多世紀的世界的經驗，使人們誤以為人類社會是在1500年誕生的。如果隻是少數學者研究古典文學，其結果就會使公眾對古典經驗一無所知，就像他們對東方學者一無所知一樣。……幾代人之後，人們對古代希臘和羅馬的了解就會像他們現在對中國和印度的了解一樣的少。……雖然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沒有蒸汽機，沒有印刷機，沒有望遠鏡，沒有顯微鏡，沒有航海羅盤，沒有火藥。但是，在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麵，他們與我們有著許多相似性。人們把亞裏士多德、柏拉圖、修昔的底斯、西塞羅（M. T. Cicero）和塔西佗稱為古代作家，這是不恰當的。他們實際上是我們的同胞，是我們的同代人”。[20]為了進一步說明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意義，阿諾德還強調了古人優於今人之處。他說：那些古典作家“為智力旅行者們所稱道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們所進行的觀察是一般人無法企及的，他們所察覺到的事物是我們無法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他們提出結論的依據好像是從我們這個時代獲得的，而且他們所提供的信息又是多麽的新穎、多麽的具有魅力，他們所提供的大量新的、恰當的事實又都具有無限的價值”。[21]在阿諾德看來，古典作家的著述是揭示文明化的人類本質的偉大科學。這樣的一種科學當然也就值得今人花時間去鑽研和學習。
還有人提出疑問，說現實社會中的成年男子往往把古代希臘和羅馬著作丟在一旁，甚至把學過的東西都忘掉了，這種情況足以證明早期的古典人文主義教育是毫無現實意義的。對此，阿諾德反駁說，如果教育製度不能使人們保住他們所掌握的知識，如果男人們把古代希臘和羅馬著作丟在一旁，那麽他們的確可能忘掉了他們所學到的知識，但這並不等於說古典人文主義教育沒有意義。他強調指出，即使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效果不明顯或難以為人所察覺，其依然有其效果和作用；這個效果和作用就是人們在青少年時期接受古典人文主義教育時所體會和理解到的思想與觀念將會深藏於他們的心靈之中。
（二）關於古典課程的教學
阿諾德非常重視古典課程的教學。他認為，人們對古典課程的疑問，實際上是對古典課程教學效果的懷疑。因此，他要求“古典課程的教學應當小心謹慎地進行”。[22]同時，他還對拉格比公學古典課程的教學提出了若幹具體建議和要求。
首先，阿諾德對古典課程的教師提出了要求，希望他們模仿古希臘羅馬曆史學家和哲學家的風格，但同時要求他們必須熟悉現代史和現代文學。在他看來，隻有這樣，古典課程的教師才能勝任其教學工作。阿諾德認為，如果一位教師僅僅隻懂得古典作品而對現代作品知之不深，那是不可能向其學生傳遞古典作品的精髓的。他強調說：“過去的知識是有價值的。沒有它，今日的和明日的知識必將有所缺陷。”但是，“如果對過去的知識的學習僅局限於知識本身而完全與現實生活隔離，如果對這些知識似懂非懂或曲解其意，那麽，學習這些古典知識的確也就無可稱道了。那些反對古典課程的人也因此可以諒解了”。[23]
其次，阿諾德對古典課程的教學方法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議。一是阿諾德反對逐字逐句解釋希臘文和拉丁文。但這種教學方法在當時卻是流行的方法，從低年級到高年級都是如此。因此，阿諾德認為，把希臘文和拉丁文單純作為語言學習雖也重要，但應是幫助人們去理解和使用它們，去欣賞它們的魅力和美妙。由於希臘文和拉丁文隻是一種高度完美的語言典範，因此要應用其蘊含的知識就必須將它們變成自己的語言。為此他要求每一堂希臘文和拉丁文課都必須成為一堂英文課，使每一篇古典作品的翻譯成為一篇即席而成的英文作文練習，並探討如何用自己的語言簡潔、清楚、生動地表達原作者令人傾慕的思想。阿諾德強調指出，采取逐字逐句解釋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方法不僅無法達到上述效果，而且對學生掌握知識和運用英文也是有害的。它會使學生習慣於玩弄文字組合遊戲，習慣於尋找外國成語來替換本國語，其結果就會使學生解釋的每一句話變成既非希臘文又非英文，讓人覺得滑稽可笑。
二是阿諾德十分重視古典課程中的翻譯練習。他認為，古典課程中的翻譯練習既是衡量學生能力和知識的尺度，又能促進他們對原文的理解，並提高運用語言的能力。因為在翻譯過程中，學生可以學會根據原文作者的年齡和性格去選擇詞匯與語言風格來翻譯作品。例如，在翻譯荷馬作品時，學生知道隻能使用撒克遜語。又如，學生會知道用編年史的語言和風格來翻譯希羅多德的作品，知道可以用現代英語去翻譯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西塞羅和愷撒（G. J. Caesar）的作品。
為了使古典課程的教學富有成效，阿諾德主張，教師的頭腦應當始終保持活躍的狀態。他認為，教學是一個動態的而非機械的過程，教師的頭腦越是充滿活力和生機，也就越能清醒地把握他所教的一切，從而很好地哺育學生的頭腦。此外，阿諾德還提出，教師應當是一名學生。他強調說：“隻有每天學習的人才適合當教師。”[24]因為不學習，人們的頭腦就會發生停滯，“如果一旦頭腦停滯了，他就絕不可能給其他頭腦帶來任何新鮮的信息”。[25]他還說：“隻有那些自學能力極強的人才能成為別人的極佳教師。”[26]
在論述古典人文主義教育的價值以及古典課程的教學方法的同時，阿諾德還對當時拉格比公學以及社會上一些急功近利的教育觀做了抨擊。有人認為，學校應當教給學生一些關於現代史和現代文學方麵的知識，因為這些知識似乎對學生更有用。對此，阿諾德認為，這是一種浮躁心理的表現，是時代的疾病之一。他強調說：“人類不能隻有在看到果實的情況下才播種，而忘掉‘隻有播種才有收獲’這一基本規律。” [27]他還說：“使男孩變成牢記大量知識的奇才的做法並非明智。我們的聰明之處和我們的職責在於，在每一個適當的時期使他們的官能得到發展，先是記憶力和想象力，然後是判斷力，再給他們提供方法，並激起他們自我完善的願望。”[28]在阿諾德看來，古典人文主義教育對於培養“基督教紳士”是最適合的。
三、論基督教和基督教教育
阿諾德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認為，耶穌基督的神性是不可懷疑的，而其他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需要不斷地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評估。教會本身是一個有用的和必需的機構，但它是人為的，因此，人們可以對它提出批評。在阿諾德看來，批評並非表示敵意，而是一種關心和愛護的表示。但他堅決反對改變教會的本質和動搖教會獨立性的任何做法。他認為，所有這些企圖都是一種背叛。
阿諾德希望教會采取積極的態度在國家事務和公民生活中發揮作用。為達到這一目的，他主張教會應當進行改革：教堂星期日應整天開放，在不同的時間應提供不同的服務，由不同的牧師主持不同的儀式，從而使宗教滲透到生活的每一方麵。在阿諾德看來，一個國家的公民應當忠於法律，也應當忠於道德律，道德律在英國就是基督教的品性，因此，所有國民應當具備基督教徒的品性。
既然英國的公民都應當成為基督教徒，阿諾德認為，英國的教育就應當為培養基督教徒服務，屬於基督教教育。他在1828年3月2日給友人塔克（J. Tucker）的信中曾這樣寫道：“我的想法是要使拉格比公學成為基督教教育的一個場所。同時，如果可能的話，我的目的將是形成基督教徒……”[29]為了實現他的基督教教育理想，阿諾德十分重視拉格比公學學生的神學課程學習，力圖使學生將基督教——英國國教精神置於一切之上。因為“基督教知識是每一個人的心靈形成和培養的一個必要部分”[30]。
當然，培養基督教徒並不是基督教教育的最終目的。阿諾德認為，基督教教育的真正意義在於“訓練兒童走向永生，使他們了解和熱愛上帝、了解和憎恨邪惡，使自然界的一切朝著上帝設計的終極目標發展，使他們掌握最高的真理，培養他們熱愛至高無上的上帝的情感”。在他看來，基督教教育不僅“可以為人們打開天堂的大門，而且可以將他們領入天堂”。[31]
阿諾德認為，基督教教育僅靠教會的從屬機構是無法進行的。學校也同樣無法對兒童進行基督教教育。在學校裏教兒童學習《聖經》和《教義問答》，並不等於進行宗教教育。在阿諾德看來，解救人的靈魂的工作不會這麽簡單，因為它要比認捐幾英鎊或數百英鎊、比蓋一間校舍以及比任命一位教師複雜得多。因此，學校裏教兒童學習《聖經》和《教義問答》隻能算作初級的宗教教學。其結果隻是讓兒童了解教義，了解福音，學會唱讚美詩，但這些是不能算作宗教教育的。阿諾德反複強調說：“學校肯定可以進行宗教教學，但如果說學校在進行宗教教育，那是不能肯定的。”[32]在他看來，宗教教學和宗教教育是兩個不同的事物。宗教教學隻能使人了解宗教，但並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信仰上帝、熱愛上帝。然而，宗教教育則要使人們熱愛上帝。所以，阿諾德說：“對一個人進行基督教教育，就是要使他熱愛上帝、了解上帝、信仰上帝。”[33]
阿諾德還認為，基督教教育的實施以及基督教教育目的的實現，需要教會與全社會的人共同努力。在他看來，隻有當全社會的人都行動起來的時候，才能實施真正意義的基督教教育。為此，阿諾德告誡家長，即使將孩子送到學校裏去，他們仍肩負著基督教教育的重任。他對家長說：“讓我們記住，如果我們將孩子送到學校讀書，把孩子的教學委托給了教師，但我們不能放棄教育的任務。”[34]在阿諾德看來，孩子們在校外接受的基督教教育往往比他們在學校裏接受的基督教教學更加生動和有力。他特別指出，家長對孩子的影響往往會超過學校教學的影響，因此，家長的不良行為，例如，懶散、貪圖享樂、脾氣暴戾或其他缺點都會對自己的孩子產生深刻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家長的這些不良行為是基督教教育的一個障礙。
在談到學校裏的基督教教育時，盡管阿諾德隻承認學校裏進行的是“宗教教學”，但還是提了幾點關於如何在學校裏實施基督教教育的意見：第一，要求學校裏的所有課堂教學應通力合作，以確保基督教教育的實施。第二，教師應當為學生做出表率，使其言行符合基督教教義；不僅如此，教師還應當努力使學生的言行符合教義要求，並能使學生相互影響。阿諾德認為，“如果教師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那麽，學校就會成為真正的基督教教育的場所了。”[35]
在阿諾德竭力提倡基督教教育的同時，英國社會上也有人對基督教教育表現出冷淡的態度。這使他感到十分痛苦。阿諾德覺得，要想實現基督教教育的目的，首先需要一種熱情，而這種熱情源於對善的熱愛和向往，源於對基督教信仰的堅定不移。他認為，如果一旦產生了懷疑傾向，就必須用意誌去克服它；如果意誌也解決不了問題，那就要用祈禱來擺脫這種懷疑傾向。總之，在阿諾德看來，對基督教和基督教教育是不允許有絲毫懷疑的。這也是與他的“基督教紳士”的教育目標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四、論公學的管理與紀律
阿諾德擔任拉格比公學校長達14年之久，對公學教育做了許多研究，在公學教育改革方麵也做了不少嚐試。在阿諾德的教育思想中，除了前麵提及的古典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思想外，還有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關於公學的管理，即公學教師和校長的職責問題。
在談到教師的地位時，阿諾德對英國的教師未能獲得像德國和法國教師那樣的地位感到憤憤不平。他強調指出：“在英國，教師在社會中的地位沒有獲得自由職業者在公眾輿論中應得到的尊重。”[36]但是，阿諾德認為，為了提高公學教師的地位；隻有將教師的職業和教士的職業聯係起來，使教師既能教書又能勝任牧師工作，因為後者“在英國被普遍地看成是紳士的職業”[37]，有著較高的地位。實際上，阿諾德在這裏強調的是學校應由教會來辦，其“理想的教師是一位具有傑出的智力才能的牧師”。[38]在他看來，由教會的牧師辦學，既可達到提高教師地位和使教師得到社會尊重的目的，又可使家長放心。因為“對於牧師辦的學校，家長們有一種安全感。他們會覺得將孩子所托付的人至少受過正規的教育，一般而言，也是一個正派的人”。[39]
在談到公學校長的職責時，阿諾德認為，公學校長在處理教育事務方麵應具有獨立的不受幹涉的權力。他指出，如果哪位校長不具有這種獨立性，“我就要明確地勸告他不要擔任此職務”。[40]在阿諾德看來，把公學教育事務的管理權委托給一些不熟悉教育理論和實際的人去行使是一個錯誤。就公學的管理原則來說，阿諾德認為，他的拉格比公學是一個“聯邦”，其管理原則是“教會學生管理自己”。[41]因為這個方法比校長去管理學生更有效。隻有當學生沒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時候，才會需要校長的管理。
第二，關於公學的紀律問題。
在談到公學的紀律時，阿諾德曾對拉格比公學男生的缺點進行了研究，並將這些缺點歸納為六條，即行為**（主要指酗酒）、虛偽說謊、以強淩弱、破壞紀律、懶散閑**、惡言中傷。阿諾德將這六種缺點稱為“邪惡”。為了防止學生的惡行和糾正其缺點，拉格比公學的紀律製度中包括了體罰以及低年級生為高年級生服務的規定。阿諾德專門為這兩個紀律規定做了辯解。他認為，家長和教師出於糾正學生缺點的目的而實施體罰是必要的。有人以溫徹斯特公學鞭笞學生效果不佳為例批評拉格比公學的體罰製度，阿諾德對此批評做了反駁。他認為，溫徹斯特公學鞭笞學生的缺陷並不是其殘酷性，而是鞭笞次數太頻繁但每次鞭笞又太輕而造成的。在阿諾德看來，鞭笞可以使學生感到痛苦和不適，從而對學生起到懲戒作用。所以，他堅決反對完全取消體罰，不讚成完全廢棄鞭笞措施。但是，他也認為，公學校長的職責在於運用智慧，盡力避免采取這種措施。在阿諾德看來，最理想的是用道德動機的力量來取代體罰。因為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道德原則對兒童的影響力愈來愈強烈，所以體罰就應當逐漸減少。至於低年級生為高年級生服務的規定，阿諾德認為，這是寄宿製公學實行有效管理的一個重要措施，是學生實行自我管理的好辦法。因為實行這個製度，低年級學生在為高年級學生服務的同時又受到高年級生的監督和管理。“如果沒有這種服務製度，你是不可能管理好一所大型寄宿製學校的”。[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