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赫胥黎的教育思想
英國生物學家、教育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不僅是進化論的勇敢捍衛者和宣傳者，而且是科學教育的積極提倡者和組織者，對近代英國以及其他歐美國家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教育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生平活動和著作
1825年5月4日，赫胥黎生於英國米德塞克斯郡的一個鄉村小鎮伊林。他父親是私立的伊林學校的一位算術教師。由於父親擔任教師的緣故，赫胥黎8歲時就進了伊林學校讀書。但是，他的正規學校教育時間是極為短暫的，兩年以後，也就是1835年，隨著父親因學校遇到財政問題而被解聘，他也就結束了在伊林學校的學習生活。
赫胥黎從小就進行了廣泛的閱讀。15歲時，赫胥黎開始跟一位從醫的姐夫學醫，後來在倫敦當了一名助理醫生。
17歲那年，赫胥黎獲得了獎學金，使他能夠與哥哥詹姆士（James）一起在查林·克勞斯醫院正式學習醫學。這是他第二次得到正規學校教育的機會。在教生理學課程的瓊斯（W. Jones）教授的建議下，年僅20歲的赫胥黎於1845年在《醫學報》上發表了第一篇科學論文。1846年春天，赫胥黎完成了必修的醫學課程，並通過了倫敦大學的醫學學士考試。
1846年12月，赫胥黎作為一名助理外科醫生參加了遠航南海之行。由此，他開始了自己的科學生涯。在遠航中，赫胥黎認真讀書和記筆記，並用簡陋的儀器研究航行中所能得到的各種活的奇異標本。1849年，英國皇家學會的《哲學學報》發表了赫胥黎寄回國的研究論文：《論水母族的解剖和類緣》。1851年，年僅25歲的赫胥黎在遠航歸來的第二年就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不久他又獲得了英國皇家學會獎章。此時，赫胥黎已進入英國一流科學家之列，成為英國的一個最有希望的年輕科學家。
為了繼續進行自己的科學研究，赫胥黎於1854年7月應聘擔任了皇家礦業學院的講師，講授與古生物學有關的生物學原理課程。這是他從事教育工作的開始。赫胥黎的講課很生動，沒有經院式的味道，贏得了學生的一致好評。他說：“我很高興，現在我不是在牛津大學。倫敦的空氣還沒有受到老學究們……以及那些老朽的清規戒律的沾染。”[45]與此同時，赫胥黎積極地投入促進科學普及與應用的戰鬥，決心成為一個將科學大眾化的工作者。
在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於1859年問世後，赫胥黎閱讀了達爾文贈送的這本書，並成為達爾文及其進化論的主要支持者。他還用進化論來研究人類的起源，第一次科學地提出了人和猿“由同一祖先分支而來”，從而徹底否定了“上帝造人說”。進化論和人猿同祖說的提出使得神學界一片驚慌，並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科學與神學的激烈論戰中，赫胥黎以豐富的論據理直氣壯地宣傳進化論，並批駁了牛津大主教一夥的愚蠢無知，使進化論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1863年，赫胥黎將自己研究得來的證據編輯成書出版，題為《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Man’s Place in Nature）。它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的補充。
1864年，赫胥黎發起成立了“X俱樂部”，其成員有植物學家胡克（J. D. Hooker）、物理學家廷德爾（J. Tyndall）、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盧伯克（J. W. Lubbock）以及斯賓塞等。這是英國19世紀後半期最有影響的科學家團體。
從1862年到1885年，赫胥黎至少在10個皇家科學或教育委員會中任職。其間，1871—1880年任英國皇家學會幹事，1883—1885年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
對於教育問題赫胥黎是極感興趣的。在1854年後的近四十年時間裏，他在經常談論教育（從初等學校的教學內容到大學和醫學院的課程設置）的同時，也親自參加了教育實踐活動，擔任過主考人、教授、院長或校長等職務。其中，特別是在擔任第一屆倫敦教育委員會委員（1870—1872）期間，赫胥黎積極參與了英國國民教育製度的創立，為推動英國民眾初等教育的發展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其任職的短暫時間內，他為國家初等教育的基礎所立下的功績也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顯著”。[46]赫胥黎還與積極提倡科學教育的科學與工藝局保持了密切的聯係，大聲呼籲科學教育的普及和發展。他又積極主張公學的改革，支持把科學教育引進公學的建議，並參與了大學體製的改革，對英國的高等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1877年起，赫胥黎又是技術教育的一個熱情的有力的提倡者。正如英國教育史學家柯蒂斯所指出的：“赫胥黎所擔任的各種職務使他與活躍在教育的許多領域中的頗有影響的人士保持了聯係。”[47]因此，在19世紀後半期，“赫胥黎對英國教育改革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48]
赫胥黎還編寫過許多教科書，在英國的學校中得到了廣泛的使用。例如，《生理學概論》（Elementary Instruction in Physiolo-gy，1866）再版重印了30次。《實用基礎生物學講義》（A Course of Practical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Biology，1875）再版重印了17次等。
由於繁重的科學研究、教學工作、公務和社會活動，從1885年起，赫胥黎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1895年6月29日，赫胥黎因病在蘇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逝世。
二、批判傳統的古典主義教育
針對英國學校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病和缺點，赫胥黎在科學教育與古典主義教育的論戰中，對傳統的古典主義教育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尖銳地指出：英國“中小學教育體製阻礙科學教育的嚴重性是不能低估的。學生養成隻會通過書本學習知識的習慣；這種習慣不僅使他們不懂得何謂觀察，而且導致學生厭惡對事實的觀察。迷信書本的學生寧可相信他在書本上看到的東西，而不願相信他自己親眼看見的東西”。[49]學生們幾乎把8年或10年的時間花在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語法的那些規則上，或許會用英文寫一些詩歌，但實際上是一些令人討厭的打油詩。赫胥黎還指出，英國的大學不僅不鼓勵有創新精神的人，“不給他們提供機會以便盡最大的職責去做他們最有能力做的各種事情；而且，大學教育總是脫離受教育的那些人的心智，總是脫離他們願做世界上任何特別適合他們去做的事情的願望”。[50]他特別強調說：“對於那些打算把科學作為他的重要職業，或者想要從事醫學職業，或者必須早一些參加生活事務的人來說，古典教育是一個錯誤。”[51]
在赫胥黎看來，傳統的古典主義教育是“華而不實的”，它極少考慮一個人的實際生活需要，也不能使一個人為參加實際生活做好準備。赫胥黎把它比作“教一個木匠懂得鋸和刨的原理，然而從未讓他在木頭上去實踐”。[52]盡管社會生活需要受學校教育的人具有從事商業貿易、經營工廠和購買專利、製定法律和管理國家、處理事務和安排閑暇等方麵的能力，盡管學生最需要知道與畢業後所參加的實際生活事務直接有關的一切事情，但是，這一切在古典主義教育的學校裏卻學不到，因而使學生白白地浪費了一生中最寶貴的時間。在那裏，學生被迫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書本上，鑽研那些沒完沒了的拉丁文和希臘文語法形式和規則，並相信書本比自然界更真實，所有的知識都能夠從書本上得到。因此，赫胥黎憤慨地說：在英國，“大部分學校和所有大學所提供的教育，僅僅是一種狹窄的、片麵的和實質上無教養的教育——在它最糟糕的時候，實在是近於完全沒有教育”。[53]
在對傳統的古典主義教育進行批判的同時，赫胥黎大力呼籲對當時英國的學校教育製度進行改革。他強調指出：英國“教育之樹的根在空中，而它的葉子和花在地上；我承認，我很希望把它上下顛倒過來……”[54]他認為，有必要改進和改善英國的初等教育製度，使它成為學生參加實際生活的一種適當的準備。它應該注重實物教學，拋棄拚命啃書本和反複死記硬背的做法，讓兒童從最普通的實物著手，並使他們能夠理解由此而引出的那些更高的真理。中等教育應該使學生掌握一種真實的、明確的、完整的和實際的基礎知識，而不是大量空泛而又不精確的皮毛知識。至於高等教育，隻有改變那些古老大學“半是神學院半是賽馬場”的情況，才能發揮其作用，成為真正的學者社團。
三、論新的自由教育觀
在西文教育發展史上，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有“自由教育”這一概念，那是指自由民特別是奴隸主階級才能受到的文雅教育。19世紀中期，在英國社會和教育界就“自由教育”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以紐曼為代表人物的古典人文主義教育派人士主張“自由教育”，但他們所說的“自由教育”是理智的陶冶，不僅與古典語言和文學的教育是同義的，而且與古希臘羅馬文學的教育是同義的。在他們看來，“自由教育”等同於古典人文主義教育。
赫胥黎在他的講演和論文中也反複論述並強調自由教育，但是其含義與那些古典人文主義教育人士所說的“自由教育”的含義是完全不同的，而賦予其一種新意，即一種新的自由教育觀。在《在哪裏能找到一種自由教育》一文中，他闡述了這種新的自由教育觀，明確指出：自由教育“就是在自然規律方麵的智力訓練，這種訓練不僅包括了各種事物以及它們的力量，而且也包括了人類以及他們的各個方麵，還包括了把感情和意誌轉化成與那些規律協調一致的真誠熱愛的願望”。[55]在赫胥黎看來，“首先，從廣度來說，這種教育不受限製，它涉及所有領域中必須認識的事物，鍛煉人的全部官能，而且對人類全部活動的兩大方麵——藝術和科學給予同樣的重視。其次，這種教育適宜於全體自由公民，他們可以選擇任何一種職業，國家要求他們能夠勝任各種職務。……甚至連人類全部官能的發展也將受到這種教育的影響。……同時，這種教育還為某些有天資的人可能具有的特殊才能的充分發展開辟了道路”。[56]應該指出，赫胥黎所強調的一種新的自由教育是多方麵的，不僅包括了智力訓練，而且還包括了身體、道德和審美方麵的訓練。
赫胥黎之所以強調一種新的自由教育，主要是因為他認識到，社會競爭會變得越來越激烈，而且在競爭中獲得成功的唯一可能是要使人民既有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又具有熱情、活力和誠實的品質，以及健康人的強壯身體和很好的行動的真誠願望。這就需要通過包含多方麵內容的新的自由教育來實現。赫胥黎認為，隻要通過這種新的自由教育，一個有才華的人“就有可能成為偉大的作家或演說家，成為政治家、律師、科學家、畫家、雕塑家、建築師或音樂家”。[57]而且，這種新的自由教育既能幫助學生利用他們的天生智力的寶庫，不斷增長知識，又能使他們養成熱愛真理和憎恨謬誤的習慣，還能使他們精神振奮，充滿活力，對自己將從事的職業具有一種尊嚴感。還有，這種新的自由教育能使學生有準備地去接受自然的教育，既不會無能，又不會無知，也不會故意褻瀆，並在整個生活道路上獲得所需要的一切智力財富。因此，赫胥黎明確指出：這種新的自由教育的職責“首先是為青年提供觀察事物的方法，並養成他們觀察事物的習慣，其次是分別以科學或藝術的形式，或者以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的形式給青年提供學科知識”。[58]
因此，赫胥黎強調說，凡是一個人“已經與自然界完全和諧一致”，就表明他已受到了一種新的自由教育。具體地講，這種新的自由教育是：
他從小受到這樣的訓練，以便使他的身體服從自己的意誌，如同一台機器一樣毫不費力地和愉快地從事他所能做的一切工作；他的心智是一台無汙垢的、周密設計的和結構合理的發動機，每個部件都發揮著各自的力量，工作程序有條不紊；又如同一台蒸汽機一樣準備擔負任何工作，既能紡紗又能鍛造精神之錨；他的頭腦裏儲存著有關各種重要而又基本的自然界真理的知識以及有關自然界活動規律的知識；他不是發育遲緩的禁欲主義者，而是充滿著活力和**，但他的情感已被訓練得完全服從強有力的意誌，並成為良知的仆人；他已經學會去熱愛一切美好的事物（無論是自然的還是藝術的），也已經學會去憎恨一切邪惡，並像尊重他自己一樣地去尊重別人。……他將會充分地利用自然界，自然界也將會充分利用他。他們將極好地一同攜手並進；自然界永遠是他的慈母；他是自然界的喉舌，自然界的有意識的化身，自然界的代理人和解釋者。[59]
在新的自由教育的學習內容上，赫胥黎認為，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麵：一是體育鍛煉和操練，使學生具有強壯的體格。二是家政教育，使學生具有家政方麵的知識和技能，養成勤儉和合理安排生活的習慣。三是智力訓練，使學生學會運用知識的方法（閱讀、書寫和計算），激起要求理解事物的願望，獲得一定數量的真實知識（特別是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受到一定的工藝訓練（包括繪畫），而且使學生懂得拉丁文和希臘文，以獲得任何科學範圍的全麵知識。四是倫理學和神學教育，使學生熟悉基本的行為準則，培養他們的道德感情，適應社會生活和忍受住它的壓力，並對他們進行以《聖經》本身內容為限的宗教教育。其中，赫胥黎更強調智力訓練的重要性。他曾這樣說過：“假如我能夠完全消除一切並重新開始的話，我首先應當保證青年在閱讀和書寫方麵的訓練，並培養他們注意和觀察所得知的與所看到的事物的習慣。”[60]因此，十分清楚，赫胥黎所主張的一種新的自由教育實際上是一種和諧的、全麵發展的教育。
在新的自由教育的學習方法上，赫胥黎根據這種新的自由教育觀強調指出，應該要求學生不要從文字中而要從事實中去探求真理；對事物的徹底了解比粗略了解更為重要；不要斥責和阻止兒童提出一些所謂“愚蠢的”問題，使他們慢慢地而又穩固地積累知識，並采用提問的方式來發展思考能力；家長和教師不要壓製兒童的求知欲望；要求學生不僅能掌握知識，而且也能付諸行動；要經常重視學生的奮發精神、堅忍不拔的意誌和動手能力的培養；等等。赫胥黎認為，一些學生的愚笨“十之八九是‘灌輸出來的，而不是天生的’”。[61]在一篇論文中，他也幽默而又深刻地寫道：“在教育中，奶瓶實在太多了；年輕人應當用好的智力食物來補給，然後就自己動手。”[62]
為了給學生提供一種新的自由教育，赫胥黎主張，在英國，每一個地方教育委員會都應當盡力使得在它管轄之下的每一個兒童都能受到教育，不僅教他閱讀和書寫，而且把打開知識寶庫的大鑰匙放在他的手上。在擔任第一屆倫敦教育委員會委員時，他也曾多次強調說：“我們的職責是應當準備一把梯子，架在貧民區和大學之間，使……每一個兒童都有機會沿著它向上爬，直到適合他去的地方為止。”[63]
四、論科學知識和科學教育
針對直到19世紀中期，英國社會和教育界對於科學知識和科學教育仍是不予重視的情況，赫胥黎與其他科學家合作，在一些雜誌上開辟了科學評論專欄，並親自撰寫文章和發表演講，大聲疾呼科學知識的重要性。1869年，在一次題為《科學教育》的演講中，赫胥黎明確指出：“自然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生活工具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64]在他看來，首先，科學知識與社會進步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現代文明依賴於自然科學。現在幾乎沒有哪一個工商業部門不是或多或少地直接依賴於某些自然科學知識，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活動都是直接而又緊密地與科學知識聯係起來的。人們也越來越認識到科學知識和研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對於各種實用職業起著使人震驚和意想不到的作用。其次，科學知識與人的心智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對於人類心智的充分訓練來說，自然科學的學習是必不可少的。“不僅我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它的影響，千百萬人的成功依賴於它；而且，我們的整個人生觀早已不知不覺地普遍受到了這種宇宙觀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通過自然科學而強加於我們的”。[65]正因為科學知識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赫胥黎堅定地相信，自然科學知識將會得到傳播，並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並遍及整個英國社會。
為了使學生真正學到和掌握科學知識，赫胥黎積極提倡科學教育。因為對於民眾的幸福來說，科學教育比許多社會改革更重要；對於工業進步來說，科學教育則是它的必要條件。赫胥黎明確指出：科學教育“並不是指應當把一切科學知識都教給每一個學生。那樣去設想是非常荒唐的，那種企圖是非常有害的。我指的是，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在離開學校之前，都應當牢固地掌握科學的一般特點，並且在所有的科學方法上多少受到一點訓練”。[66]在他看來，“科學教育的最大特點，就是使心智直接與事實聯係，並且以最完善的歸納方法來訓練心智；也就是說，從對自然界的直接觀察而獲知的一些個別事實中得出結論。由於科學教育具有這樣重要的特點，其他任何教育是無法代替它的”。[67]總之，通過科學教育，可以使學生十分熟悉構成操作工藝基礎的那些主要原理，以便使他們自己為參加日常生活和適應新的環境做好準備。
赫胥黎認為，科學教育要取得最好的效果，就必須是實際的。例如，在對一個兒童解釋常見的自然現象時，教師在課堂上必須盡可能地利用實物，使教學活動真實；教師要告訴學生，在他們根據自然界的絕對權威而不相信書本上寫的東西之前，提出疑問是他們的責任；教師要使學生在對自然界的一些主要現象進行初步觀察之後，並在推理能力得到發展和熟悉掌握知識的工具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自然科學等。在生物教學上，赫胥黎首創了把課堂講授與實驗室活動結合起來的獨特的教學方法。赫胥黎還認為，為了更好地進行科學教育，在科學教育時應當注意，“第一是恰當地選擇論題；第二是注重實際的教學；第三是訓練一些有實際經驗的教師；第四是安排充裕的時間”。[68]在他看來，如果科學教育不是作為一種智力訓練，不是建立在對於事實的直接的感性認識，以及實際運用對於事物的觀察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的基礎上，那麽，這種科學教育不僅是沒有效果的，而且是毫無價值的。因此，赫胥黎尖銳地指出：“假如科學教育被安排為僅僅是啃書本的話，那最好不要去嚐試它，而去繼續學習以啃書本自居的拉丁文法。”[69]在他看來，假如舊的古典主義教育方式的幽靈進入新的科學教育方式的肌體內，“我寧可讓它們把科學教育的偽裝完全去掉”。[70]
赫胥黎大聲呼籲把科學教育引進一切學校裏。他強調說：“沒有什麽會比能引進初等學校裏的初等科學和工藝教育更重要。”[71]在赫胥黎看來，自然科學的基本原理應當成為初等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他甚至認為，科學教育應當開始於智力的發端，因為當一個兒童開始說話的時候他就試圖獲得自然科學知識。赫胥黎充分肯定了在科學與工藝局領導下設置的科學課程，並把它看作在科學教育方麵已經采取的一個偉大步驟。他還認為，在每所大學裏應該建立單獨的科學學院，培養學生成為專業的科學家。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在提倡科學知識和科學教育的同時，赫胥黎提出了文理溝通的觀點，明確闡述了科學與文學、藝術、美學的關係，強調科學教育與文學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早在1858年，赫胥黎就說：“時代在迅速地發展，因此，不熟悉科學事務的人將不會被看成受過教育的人。”但他馬上又補充說：“科學必須避免的最大危險是那些從事科學的人的片麵發展。”[72]後來，赫胥黎在一次演說中又明確指出：“科學和文學不是兩個東西，而是一個東西的兩個方麵。”[73]在他看來，除自然科學外，還有其他的文化形式。在給友人金斯利（C. Kingsley）的一封信中，赫胥黎也寫道：“科學不單指自然科學，還包括一切把縝密的思想方法運用於任何材料所得出的結果。”[74]因此，應當把一種完整的和全麵的科學文化引入學校中，絕不能為了科學而扼殺或削弱文學和美學。為了防止培養一些片麵發展的人，為了使學生獲得真正的文化，赫胥黎主張既要進行科學教育，又要進行文學教育。因為“單純的科學教育確實與單純的文學教育一樣，將會造成理智的扭曲”。[75]學校教育課程應該是所有必要的組成部分（既包括科學又包括文學和藝術）的一種適當比例的結合。很清楚，赫胥黎提出的文理溝通的觀點是與片麵強調自然科學而壓抑和削弱人文科學的觀點截然不同的。
五、論理想的大學
在1874年擔任英國阿伯丁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中，赫胥黎就明確指出：“在我所設想的理想的大學中，一個人應該能得到各種知識的教育，並在運用所有的獲得知識的方法上得到訓練。在這樣的一所大學中，活生生的榜樣力量將鼓舞學生樹立崇高的誌向，在學問上努力趕超前輩的學者，並沿著開辟知識新領域的探索者的足跡前進。他們所呼吸的空氣將充滿著對真理的熱愛和對誠實的**，因為這是比學問更珍貴的財產，比獲得知識的能力更高尚的素質。”[76]他根據自己長期在大學裏從事教學工作的實踐經驗還指出：“世界的未來掌握在那些對於自然的解釋能夠比他們的前輩更進一步的人手裏。大學最重要的職責，就在於發現這些人，愛護這些人，並培養他們最大限度地服務於自己事業的能力。”[77]
在赫胥黎看來，有一小部分人生來就具有特殊天賦和最優秀的品質，具有成為出類拔萃的人的願望，具有各種專門的才能，而大學就要給這些人提供方便，使他們成為智慧的中心、自然界的闡述者、美的形式的創造者，並利用他們為社會利益服務。在1876年訪問美國期間，赫胥黎應邀在標誌著“美國高等教育新紀元”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開辦典禮上發表演講說：“祝願它的聲譽與日俱增，成為一個能獲得真才實學的學府、一個自由研究的中心、一個智慧之光的聚合點；直到人們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就像過去尋找波洛尼亞、巴黎或牛津那樣。”[78]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赫胥黎對大學職能的看法。
針對當時英國大學教育的落後狀況，在對英國大學與德國大學進行比較之後，赫胥黎明確指出：那些德國大學“已經從一個世紀以前不屑一顧的樣子變成了目前世界上未曾有過的最認真地對學生進行教學和培養的人才最多的學者社團”。[79]“德國大學是‘獻身於科學研究和學術教育的學者’社團……它們是真正的‘大學’，因為它們努力闡述和具體應用人類的全部知識，並為各種形式的學術活動提供機會”。[80]在他看來，鑒於德國的一所資金缺乏的三流大學在1年之內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能夠超過英國一些規模巨大和資金充裕的大學在10年之內煞費苦心而取得的研究成果，因此，英國大學應該學習和仿效德國大學，采取德國大學的做法。
赫胥黎認為，人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未來的大學是極大地不同於過去的大學。作為一所大學，應該堅決排除與學生將來從事的實際職業相去甚遠的學科，幫助學生獲得真正的知識，而不要壓斷他們的“智力脊梁”，培養死記硬背的書呆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赫胥黎提出，理想的大學應該是個學術思想不受任何束縛的地方，是個能使所有的入學者獲得所有的知識和掌握所有的學習工具的地方。
赫胥黎十分稱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所闡明的一個原則，那就是，“一所大學的聲譽應當體現在它的教師和學者的水平上，而不是體現在教師的數量和所使用的建築物上”。[81]在他看來，如果把巨額的教育經費變成了純粹的磚石，而使本來該用於資助學術機構的資金所剩無幾，那是最不明智的做法。赫胥黎還強調，在大學裏應該注重教學與科學研究的結合。他相信最好的研究者往往總是那些負有教學職責的人。1892年4月11日，赫胥黎在給他的助手蘭克斯特（E. R. Lankester）的信中明確地寫道：“中世紀大學是落後的：它公開宣布自己是舊知識的儲藏所……它的教授與新鮮的事物毫無關係。” “現代大學是進步的：它是生產新知識的工廠，它的教授處在進步潮流的最前列。研究和批判肯定是他們必不可少的東西；實驗工作是學習科學的學生的主要職責；書本是他們的主要幫手”。[82]因此，教授在大學裏不僅應該在課堂裏講課，而且應該在課後對學生進行指導。赫胥黎認為，一個具有獨創性的研究者必須貢獻出他的一部分時間去講課或者指導實際的教學。1892年，在他提出的關於倫敦大學體製改革的具體設想中，就體現了教學與科學研究並重的思想。
對於大學生的任務來說，赫胥黎認為，他們應該認真考慮自己將要稱職地履行的莊嚴職責，踏實地和精深地學習必要的真實知識。因為這些知識，不管在日常事務中看起來是多麽無關緊要，或者是多麽無足輕重，但也許有朝一日就會發揮作用。他特別提到，如果一個學生進入大學後，“在他專攻的學科考試中表現出缺乏才華和疏於勤勉，則阻止他從事這種顯然不適合於他的職業。無論對校方或他本人來說，這都是件大好事” [83]。在赫胥黎看來，大學必須避免把一些不合格或不能勝任職務的人送到社會上去。
最後，赫胥黎還強調了大學教育與中小學教育的聯係。他認為，“中小學是為進入大學做準備的，而大學是這幢已由中小學打好基礎的大廈的頂端。大學教育不應當與初等教育截然分開，而應當是初等教育的自然的結果與發展”。[84]因此，小學和大學就像教育過程中的兩端，作為兩端之間的過渡性機構的中學，必須真正成為小學與大學之間的橋梁，繼續保持著新的自由教育的廣闊渠道，使各門學科得以均衡地發展，使學生為進入大學做好充分而又全麵的準備。
六、論技術教育
在英國產業革命以後，隨著人們對技術教育意義的認識的深入，技術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對此，赫胥黎指出，“技術教育之所以成為必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舊的學徒製已經破除；二是技術發明創造已經完全改變了我們工業的麵貌。”[85]為了促進技術教育的發展，赫胥黎和科學與工藝局保持了密切的聯係，並接受其委托做了許多實際工作。
1877年，赫胥黎在曼徹斯特做了題為《技術教育》的演講，明確指出：“在平常使用‘技術教育’這個術語以及我現在使用它的意義上說，‘技術教育’指的是專門適應以從事某種手工藝為謀生職業的人們所需要的那種教育。”[86]在他看來，技術教育相等於手工藝教育。1887年11月，赫胥黎在全國技術教育促進協會成立大會的演說中又指出：“我說的技術教育，就是指對於成功地經營一些工商業部門來說必不可少的那種知識的教育。”[87]
赫胥黎十分強調技術教育的意義，認為技術教育的發展將有助於推動英國工業的進步。1854年創辦於倫敦紅獅廣場的南倫敦工人學院是當時英國的成人教育中心，為技術教育的發展做了不少工作。對此，赫胥黎讚賞地說：“南倫敦工人學院所從事的工作是一項偉大的工作；我甚至可以說，學院所建議盡力實施的那種教育，是目前人們所做的一切工作中最偉大的工作。”[88]對於全國技術教育促進會的成立，赫胥黎指出：“全國技術教育促進會打算做的工作（我可以說，這是極其重要的工作），不僅對於國家的福利事業來說是頭等重要的工作，而且也是一種範圍很廣而又極其困難的工作。”[89]在他看來，如果不認真考慮技術教育的計劃，就會延誤兒童參加勞動生活，或者妨礙他們自食其力；同時，也就不能促進手工藝者中的優秀人才的成長。因此，赫胥黎大聲呼籲發展技術教育，開辦職業學校、工廠附屬學校等，並設立技術教育師資的培訓機構。
但是，赫胥黎竭力反對狹隘的技術教育，提倡完善的和全麵的技術教育。他認為，技術教育就是包括使從事工業的人們的生產技能得到全麵而又持久發展的一個方法。1879年，赫胥黎在工藝協會上強調說：“盡管成為有技術的工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成為聰明的人。”[90]因此，他主張，在技術教育之前的教育應當完全致力於增強體質，提高道德修養以及發展智力，尤其要用有關自然規律的那些主要而又清楚的觀點去充實頭腦。也就是說，不要把專門的技術教育壓在初等學校身上。
與此同時，赫胥黎又特別強調技術教育的實踐性，認為技術教育應該與生產實踐聯係起來，使學生在原理和方法上得到基本訓練，養成觀察和分析事實的習慣和一絲不苟的態度。他甚至說：“對於一個手工藝者來說，工廠是唯一的和真正的學校。”[91]因此，赫胥黎主張，技術教育既要避免延誤兒童參加實際生活，同樣也要避免用疲憊的書呆子去替換工廠裏的那些精明的和雙手靈巧的工人們。
七、《科學與教育》的流傳與影響
《科學與教育》一書是赫胥黎本人“在30多年裏，斷斷續續地向許多地區不同的聽眾和讀者發表的”關於科學教育問題的講演和文章的匯集，[92]集中地闡述了他的科學教育思想。
赫胥黎本人在教育實踐中為促進科學知識和科學教育在英國的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1893年出版的《科學與教育》一書所收集的那些講演和文章也充分表明了這一點。因此，1925年，在赫胥黎100周年誕辰的時候，英國25位科學家和學者在《自然界》雜誌增刊上分別撰寫紀念文章，紀念赫胥黎在19世紀科學教育運動中的業績和貢獻。
在科學研究和學術造詣上，赫胥黎無疑贏得了世界範圍的公認。他生前至少獲得了美國、德國、法國、俄國、瑞士等國家53個科學團體的榮譽稱號以及一些著名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盡管赫胥黎生前對19世紀英國科學教育實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不能不看到，由於赫胥黎的科學教育思想缺乏一個嚴密的理論體係，以及教育界學者不習慣於對自然科學家的教育理論進行研究的傳統定勢的影響，因此，使得赫胥黎在《科學與教育》一書中闡述的科學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論界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
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英國教育史學家、赫爾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畢比（C. Bibby）在英國皇家學會、大英博物館、英國哲學學會以及一些大學的資助下，首先對赫胥黎的教育活動以及科學教育思想進行了研究。1959年，畢比出版了關於赫胥黎科學教育思想研究的第一本權威性著作：《托·亨·赫胥黎：科學家、人文主義者和教育家》（T. H. Huxley：Scientist， Humanist and Educator）。以後，他又陸續出版了其他一些有關著作，其中有《托·亨·赫胥黎本質》（The Essence of T. H. Huxley，1967）、《托·亨·赫胥黎論教育》（T. H. Huxley on Education，1971）、《傑出的科學家托·亨·赫胥黎的生平和科學事業》（Scientist Extraordinary， The Life and Scientific Work of T. H. Huxley，1972）等。此外，畢比還在英國雜誌上發表了10多篇文章，對赫胥黎以及他的科學教育實踐和思想進行了論述。畢比的努力顯然進一步擴大了赫胥黎的《科學與教育》一書以及其中所闡述的科學教育思想在歐美國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影響。
毫無疑問，“赫胥黎的教育觀點甚至在當代的科學技術革命中，也是值得人們很好思考的。”[93]因為赫胥黎在他的《科學與教育》一書中所闡述的科學教育思想是富有創新精神的，其中有些觀點是有預見性的，從而給人們以深刻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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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Lawson and H. Silver，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ngland，Methuen & Co.，Ltd.，London，1973，p.303.
[3] 斯賓塞：《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胡毅、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頁。
[4] E. P. Cubberley，The History of Education，Houghton，Boston，1920，p.773.
[5] 赫胥黎：《現實的和理想的大學》，選自《科學與教育》，單中惠、平波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頁。
[6] 曹孚：《外國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頁。
[7] 《在哪裏能找到一種自由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66頁。
[8]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65頁。“歐氏管”，即耳咽管。
[9]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54頁。
[10] J.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Methuen & Co. Ltd.，1981，Vol.3，p.305.
[11] P. Gordon and D. Lawton，Curriculum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London，1978，p.17.
[12] H. Spencer，An Autobiograph，Williams，London，1904，Vol.2，p.20.
[13] E. 裏斯：《斯賓塞教育論文集》，1946年英文版，導言。
[14]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English Education Since 1800，p.13.
[15] L. F. 斯內爾編：《赫胥黎自傳與文選》，1909年英文版，第13頁。
[16] 《斯賓塞教育論文集》，導言。
[17] P. Monroe，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The Macmillan Co.，Lon-don，1912，p.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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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 M. Kazamias，Herbert Spencer on Education，Prentice Hall，N. J. 1966，p.15.
[23] 斯賓塞：《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胡毅、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頁。
[24]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65頁。
[25]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55頁。
[26]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56頁。
[27]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58頁。
[28] R. F. Butts and L. A. Cremin，A Cultural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Hole，New York，1955，p.420.
[29]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92頁。
[30]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57頁。
[31]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58頁。
[32]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62頁。
[33]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61頁。
[34]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58～59頁。
[35]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43頁。
[36] 斯賓塞：《進化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202～203頁。
[37]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65～66頁。
[38]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81頁。
[39]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85～86頁。
[40]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84頁。
[41] 斯賓塞：《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234頁。
[42]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95頁。
[43]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128頁。
[44] 《教育論》，選自《斯賓塞教育論著選》，第127頁。
[45] 亨·托馬斯、達·李·托馬斯：《偉大科學家的生活傳記》，陳仁炳譯，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頁。
[46] 《近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名人資料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138頁。
[47]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English Education Since 1800，p.148.
[48]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74，Vol.9，p.72.
[49] 《關於大學教育的演講》，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66頁。
[50] 《在哪裏能找到一種自由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74頁。
[51] 《科學與文化》，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05頁。
[52] T. H. Huxley on Education，p.24.
[53] 《在哪裏能找到一種自由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76頁。
[54] 《科學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90頁。
[55] 《在哪裏能找到一種自由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59頁。
[56] 《關於大學教育的演講》，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59頁。
[57] 《關於大學教育的演講》，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59頁。
[58] 《論科學和藝術與教育的關係》，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19頁。
[59] 《在哪裏能找到一種自由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61～62頁。
[60] 《論科學和藝術與教育的關係》，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24頁。
[61] 《科學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89頁。
[62] T. H. Huxley on Education，p.10.
[63] T. H. Huxley on Education，p.435.
[64] 《科學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80頁。
[65] 《科學與文化》，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03頁。
[66] 《科學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85頁。
[67] 《科學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87頁。
[68] 《論科學和藝術與教育的關係》，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15頁。
[69] 《科學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87頁。
[70] 《論生物學的學習》，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88頁。
[71] 《技術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269頁。
[72] T. H. Huxley on Education，p.20.
[73] Lenoard Huxley，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Appleton & Co.，New York，1902，Vol.1，p.231.
[74] C. Bibby，T. H. Huxley：Scientist，Humanist and Educator，C. A. Watts & Co.，1959，p.43.
[75] 《科學與文化》，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06頁。
[76] 《現實的和理想的大學》，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38頁。
[77] 《關於大學教育的演講》，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67頁。
[78] 《關於大學教育的演講》，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71頁。
[79] 《在哪裏能找到一種自由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75頁。
[80] 《在哪裏能找到一種自由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75～76頁。
[81] 《關於大學教育的演講》，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69頁。
[82]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 Vol.2，p.328.
[83] 《關於大學教育的演講》，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61頁。
[84] 《關於大學教育的演講》，選自《科學與教育》，第158頁。
[85] T. H. Huxley on Education，p.207.
[86] 《技術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261頁。
[87] 《代表全國技術教育促進會的演說》，選自《科學與教育》，第281頁。
[88] 《在哪裏能找到一種自由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55頁。
[89] 《代表全國技術教育促進會的演說》，選自《科學與教育》，第275頁。
[90] T. H. Huxley on Education，p.44.
[91] 《技術教育》，選自《科學與教育》，第265頁。
[92] 《科學與教育》，前言，第1頁。
[93]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Vol.9，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