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福澤諭吉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活動和著作

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1835年1月10日出生於日本大阪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父親本是中津藩士，因受藩主之命到大阪貨棧長期值勤而率全家遷居大阪。父親酷愛漢學，是位很有才能的人，但受封建等級身份製度的限製，終生懷才不遇，在福澤諭吉出生的第二年，便抑鬱而死。父親去世後，福澤諭吉隻好跟隨母親回到故裏中津。由於家境貧寒，福澤諭吉到十四五歲時才入村塾接受啟蒙教育。他一邊學習，一邊幫助母親幹些雜活，飽嚐了下級武士階層生活的艱辛與困苦。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靈上種下了反封建的種子。福澤諭吉入學雖晚，但天資聰穎，學業超群，僅用四五年時間便通讀了許多漢學經典和曆史要籍，成了遠近聞名的小漢學家。不過，由於福澤諭吉憎惡封建等級製度，也不信奉封建倫理道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離開中津，到外地探求更新的知識。1854年2月，為學習蘭學，福澤諭吉到長崎學習荷蘭文和西洋炮術。後又轉赴大阪，入緒方洪庵的適適塾學習蘭學。緒方洪庵是位優秀的蘭學家和教育家，在他的指導下，福澤諭吉的蘭學知識突飛猛進，並培植了無神論思想和憎惡儒學的思想感情。

正當福澤諭吉在適適塾勤奮學習的時候，中津藩決定在江戶藩邸設立一所蘭學塾，並邀請福澤諭吉去任教。1858年10月，他遵命到江戶，在築地鐵炮洲開設學塾，講授蘭學。這就是“慶應義塾”的前身。在講授蘭學和接觸外國人的過程中，福澤諭吉產生了學習英語和去西方考察的念頭。1860年1月，適值幕府決定派遣使團赴美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批準書，福澤諭吉多方求告，終被允許作為隨員一同前往。在此期間，他親身接觸到資本主義美國的近代文明，深感封建日本的落後，堅定了向西方學習和輸入西方文明的立場。回國後，他一麵繼續在學塾執教，並把傳授蘭學改為傳授英文；一麵受聘於幕府，在外國方（相當於外務省）擔任翻譯工作。1861年12月，福澤諭吉又以翻譯身份隨幕府使團訪問歐洲。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他先後到過法國、英國、俄國、荷蘭和葡萄牙等地。在訪問過程中，他詳細考察了歐洲的社會狀況，得出落後的日本欲學習西方文明必須首先從精神文明入手的結論。他說：“要謀求東洋革新，必須首先輸入西洋文化教育。”[8]這種“教育救國”思想，成為他後來從事思想啟蒙和教育活動的指導思想。福澤諭吉訪歐歸來後，國內政治鬥爭日趨激烈，尊王攘夷運動已發展為倒幕運動，但他沒有參與這種鬥爭，因為他把文明開化、社會變革的希望寄托在幕府一邊，企圖在幕府領導下進行“文明開化”的啟蒙教育。1867年1月，福澤諭吉隨赴美購買軍艦的幕府使團第三次出國。這次出國使他根本改變了對幕府的看法，原因是在出訪期間他與上司發生衝突和大量購買圖書，回國後受到解職處分。從這次事件中，他看清幕府的昏庸腐敗，並預感德川幕府不久將要垮台。但由於他對維新誌士誤解很深，也未倒向革命勢力，而是在轟轟烈烈的倒幕運動中持消極觀望的態度。

福澤諭吉對眼前時局雖感困惑和憂慮，但他堅持“文明開化”“教育救國”思想的意念卻並未稍改。在被解職之後，他把全部精力用在興辦學塾和著書立說上。1868年，福澤諭吉把學塾由鐵炮洲搬到新錢座，並按當時年號（慶應四年）將學塾命名為“慶應義塾”。1871年再將慶應義塾搬到三田，到1872年，學塾規模日益壯大，學生人數已多達302人。隨著慶應義塾的發展壯大，福澤諭吉出版了大批旨在介紹西方文明的啟蒙著作。其中主要包括：《西洋事情》《西洋槍操法》《西洋導遊》《條約十一國記》《西洋衣食住》《啟蒙窮程圖解》《兵士懷中便覽》《洋兵明鑒》《掌中萬國一覽》《清英交際始末》《世界國盡》和《啟蒙學習之文》等。

在福澤諭吉潛心辦學和從事著述的同時，日本政局發生了巨大變化。1868年“明治維新”爆發後，德川幕府垮台，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為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進行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改革，一麵著力鏟除封建遺弊，一麵積極推行“文明開化”和“殖產興業”的政策。明治政府大膽改革的措施和精神，使福澤諭吉徹底改變了對維新誌士的看法，他歡呼此乃“古今之一大盛舉”，認為“目睹此盛舉，雖死亦無憾矣”[9]。從1872年起，他改變了從前消極啟蒙和袖手旁觀的態度，在繼續促進慶應義塾發展壯大的同時，以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熱情積極開展啟蒙宣傳活動。從1873年到1875年，他與森有禮等人發起成立“明六社”和創辦《明六雜誌》，大力宣傳啟蒙思想。1872年到70年代末，他連續出版了其代表著作《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由從前單純介紹西方文明的做法，轉為用自己的觀點，發揮“天賦人權”思想，闡述對“文明開化”的見解，號召日本國民“人人獨立”、舍身衛國，使日本盡快趕上先進國家。這兩部著作表明，福澤諭吉的民族主義思想體係已漸趨成熟。除此之外，福澤諭吉還撰寫了《童蒙教訓》《怪狀女人》《文字教育》《會議辨》《學者安心論》《分權論》《民間經濟錄》等著作，並創辦了《民間雜誌》和《家庭叢談》兩種刊物。這些著作無不充滿啟蒙精神，對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運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尤其是《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發表後，日本一時出現“洛陽紙貴”的局麵。作為一名偉大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成為婦孺皆知的名字。

19世紀80年代後，福澤諭吉雖仍苦心經營慶應義塾和廣泛開展創作活動，但隨著日本資本主義製度的確立和國力的增強，他已失去了那種破壞舊世界的熱情，他的政治思想開始趨於保守，民族主義思想逐漸惡性膨脹。福澤諭吉的活動目的開始由提倡“文明開化”轉變為追求“富國強兵”。對國內，他在政治問題上持所謂不偏不倚的中立主義，主張國權優先，勸說民權派消除不滿，希望實現“官民調和”；對國外，他倡導所謂“脫亞入歐論”，主張日本脫離亞洲陣營，與歐美列強為伍，共同參與侵略東方鄰國的勾當。

1890年，福澤諭吉對慶應義塾進行學製改革，成立以大學本部為中心的小學6年、中學5年、大學5年的一貫製教育體製。

1897年，福澤諭吉開始回顧自己的著述生涯，整理文稿，準備出版《全集》。1901年2月3日，福澤諭吉因患腦溢血病逝世，時年66歲。

二、論“文明開化”和“崇實致用”

福澤諭吉生平有兩大誓願：一是希望國民從封建束縛下解放出來，二是希望日本從歐美列強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即實現個人獨立和國家獨立。在這二者之中，他又首先注重個人獨立。他說：“國與國是平等的，但如果人沒有獨立的精神，國家獨立的權利還是不能伸張。”[10]他曾列舉三點理由來說明這個道理：第一，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不會深切地關心國事；第二，在國內得不到獨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觸外人時保持其獨立的權利；第三，沒有獨立精神的人，會仗勢做壞事。福澤諭吉不但強調個人獨立的重要意義，而且分析了影響個人獨立的原因。他認為，亞洲式的專製主義是製約個人獨立的最大障礙。為使深受專製主義束縛的日本人民獲得個人獨立，並最終實現國家獨立，福澤諭吉認為有以下兩種途徑可循。

第一條途徑是實行“文明開化”，樹立文明精神。福澤諭吉認為，要實現個人獨立和國家獨立，“除爭取文明之外，沒有別的出路”[11]。在《文明論概略》一書中，他闡述了文明的基本思想。第一，文明是相對的，範圍廣泛，包羅萬象。從狹義看，文明僅限於物質方麵；按廣義說，則應指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麵。第二，文明不是僵死不變和完美無缺的，文明的發展永無止境，不斷向至善至美的方向變化。第三，文明的發展具有階段性，要經過由野蠻到半文明再到文明的發展過程。第四，文明的發展需要人類智慧的推動，任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第五，文明是衡量社會曆史發展的標準，能促進文明的就是利，反之，就是害。在此基礎之上，福澤諭吉又把文明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人類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進步。此二者不可或缺，僅有物質享受，則同動物無異；隻求精神進步，會成苦行之僧。二是人類的外在事物和內在精神。在此二者之中，外在事物可以製造，可以購買，較易得手；內在精神卻難於求索，因為它既不能購買，也不能一下子製造出來，雖然普遍存在，卻難窺其形，難知其所。三是個人文明和國家文明。一個智德兼備的人可算作一個文明的個人，但他所居住的國家不一定是文明的國家。隻有全國人民團結一致保衛國家獨立、維護國家利益和尊嚴，才算具備國家文明。根據上述思想，福澤諭吉認為，當時日本正處於半文明階段，為使日本盡快成為文明開化的國家，必須以西方國家為榜樣，學習西方文明。在學習過程中，他要求一定結合本國實際，取舍適宜，切忌全盤效法，更不能單純模仿文明的外形。他認為，應首先學習西方的精神文明，隻有當人們的智德水平提高之後，文明的基礎才能建立起來，人人獨立和國家獨立的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第二條途徑是鼓勵人人向學，提倡“崇實致用”。福澤諭吉把掌握知識作為實現人人獨立和國家獨立的又一個手段。為鼓勵人們立誌向學，在《勸學篇》一書中，他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2]的響亮口號，並認為社會上之所以存在賢人與愚人、窮人與富人、貴人與賤人之分，“這隻是其人有無學問所造成的差別”。[13]那麽，掌握什麽樣的學問才能使人擺脫愚弱貧賤而走向智強富貴呢？根據日本當時的實際需要，福澤諭吉認為，所謂“學問”，並不是能識難字、能讀難懂的古文、能詠和歌與會作詩等不切實際的學問，而是有助於人們立身處世的學問。為此，他堅決主張放棄空疏無用的儒學，提倡實際有用的實學。他說，傳統的儒學不但不能有助於文明開化，反而會起阻礙作用。他甚至說，日本之所以不能“真正開放與西洋列強並駕齊驅，完全是漢學教育之過”。[14]實學則不同，由於它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關，能起救人濟世之功效。福澤諭吉所說的“實學”，實際上就是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具體是指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知識。他勸導人們學習這樣的實學，並充滿信心地說：“如果大家不分貴賤上下，都愛好這些學問，並有所體會，而後士農工商各安其分，各自經營家業，則個人可以獨立，一家可以獨立，國家也就可以獨立了。”[15]

“文明開化”和“崇實致用”是福澤諭吉實現民族獨立的手段，也是形成其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以此為指導，福澤諭吉提出了獨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三、論普及教育

福澤諭吉提倡“文明開化”和“崇實致用”，但他認為，實現文明開化必須依靠人類的智慧，來自外國的實學也不可能輕易地成為自己國家的東西，因此，必須努力普及教育。他所說的“普及教育”主要是指學校教育。福澤諭吉接受西方天賦人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主張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下來就有貴賤之別，受教育是人人應有的權利；同時，他又從國家的角度認為普及學校教育是獨立富強的必由之路。

當1872年日本政府頒布《學製令》實行強迫入學時，福澤諭吉高興地說：“我讚成平日用強迫的辦法，讓全國的男女適齡兒童，一律就學，這對於日本當今的社會是當務之急。”[16]但是，由於明治初期日本經濟落後，財政困難，《學製令》規定的強迫實行六年製義務教育的目標未能實現。從1879年到1886年，明治政府不得不對義務教育規定進行反複修改，並將其年限由6年降為4年。這一事實使福澤諭吉很快認識到，實行強迫義務教育必須充分考慮經濟條件，所以，從1886年起，他由讚成強迫教育改為反對強迫教育，主張兒童可根據家庭條件來決定是否入學。他說“人民的教育是立國之本這一觀點不是任何情況下都適用的”，“國民的教育是衣食足之後的事情”。[17]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產業革命蓬勃發展，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為進一步普及學校教育提供了財力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福澤諭吉又從反對強迫教育轉變為積極主張普及教育。1896年，他在《教育費》一文中說：“在經濟比較富裕的條件下，應該為教育事業大量投資，以求學術知識的發展與普及。這是我最讚成的。”[18]在這篇論文裏，他還批駁了兩種錯誤觀點：一是認為平民百姓入學讀書識字，造成了許多人置家業於不顧，高傲自大，妄談政治，以至於傾家**產；二是認為培養一個子弟耗費很多金錢是莫大的損失。針對這兩種錯誤觀點，福澤諭吉指出，與歐美各國相比，日本的入學率和教育水平還相差甚遠，不僅不該削弱教育，而且應該加大發展教育的力度。他號召國家和個人都要不惜金錢，增加教育投資。他說：“已經解決了衣食問題，毫不吝惜地把錢用在教育上，才是真正為子孫未來著想的聰明人。”[19]

為加快普及教育的速度，福澤諭吉還提出應著力發展私立學校。他認為，私立學校開支節省，但同樣能為國家培養中堅人才，對國家的富強做出貢獻。他反對大力發展官立學校，並多次談到應將官立學校改為私立學校。

四、論和諧發展的教育

為培養獨立自由的個人和建立文明富強的國家，在重視廣設學校的同時，福澤諭吉又明確提出在學校之中應實施“和諧發展”的教育。他說：“學校設立的本旨，是促進能力的發育。”[20]“人生下來之後，必須體育、智育、德育同時加以注意”[21]。也就是說，學校教育應促進學生在德、智、體幾個方麵獲得全麵均衡的發展。

為實現這種培養目標，福澤諭吉首先重視體育。他說：“活潑的精神寓於健康的身體。生來身體虛弱多病絕不會有超人的智慧與判斷力；即便有，也難以應用。”[22]基於這種觀點，他一貫主張對兒童的教育要從體育開始。他曾多次談道：“關於兒童的教育方法，用身體去實現是最重要的。我主張在幼小的時候，不能強迫其讀書，而要待其成長之後，再去訓練他的心理。”[23]福澤諭吉不僅主張通過體育鍛煉兒童的身體，而且希望通過體育培養兒童的堅強意誌和旺盛精神，使其具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因此，在學校開展體育活動時，他告誡大家切忌把體育當作消遣或遊戲，也不讚成單純為了鍛煉體力而組織體育活動。關於體育的活動方式，福澤諭吉認為，各國應根據自己的習俗選擇合適的方法。在日本，柔道、遊泳、打獵、賽馬、劃船、摔跤、賽跑等都可作為體育項目。

在學生獲得健康的體魄和愉悅的精神之後，福澤諭吉主張要及時對他們進行心理訓練。他說：“人不學習，就沒有知識，學習才能使人獲得知識，增長智力。”[24]可見，他將智育的任務分為兩個方麵：一是使學生掌握知識，二是使學生發展智力。根據日本當時的實際需要，福澤諭吉反對封建時代的空理虛談和向學生傳授脫離實際生活的儒學知識，他要求以西方文明為目標，向學生傳授實際有用的知識。在教學科目中，他主張應以“實學”為主，中學和職業學校應開設英語和物理，學生入學後要首先學習外文和物理，然後再學習數學、地理、曆史、簿記、商法和經濟學。關於發展智力，福澤諭吉也有獨特的看法。他認為智力就是思考事物、分析事物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它可分為兩種形式：一是小智，即“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順應這個道理的才能”；二是大智，即“分別事物的輕重緩急，輕緩的後辦，重急的先辦，觀察其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才能”[25]。福澤諭吉特別重視智力的作用，認為若有發明，“一旦公之於世，立刻就會轟動全國的人心。如果是更大的發明，則是一個人的力量，往往可以改變全世界的麵貌”。[26]但是，在他看來，無論小智還是大智，都必須通過學習知識而獲得發展。為順利完成向學生傳授知識和發展學生智力的任務，福澤諭吉主張，在教學方法上，應以學生自學為主，教師應發現學生的興趣，因勢利導，既不放縱，也不乞求。

福澤諭吉也十分重視道德教育。他說，隻有健康的體魄和聰明的智慧是遠遠不夠的，“有智慧而缺乏道德之心的人，等於禽獸，非人也”[27]。但是福澤諭吉所強調的道德，與傳統的儒學孔孟之道不同，它主要是指通行的人情道理這一普遍的德性，是一種超越宗教派別的道德規範。在《文明論概略》一書中，他將道德分為兩種：“第一，凡屬於內心活動的，如篤實、純潔、謙遜、嚴肅等叫私德。第二，與外界接觸而表現於社會行為的，如廉恥、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28]其中，私德是日本自古以來人民思想上所認定的道德，是受儒家影響所致。福澤諭吉雖未全盤否定這種道德，但他卻極力主張應將私德擴大到公德，更為強調公德的作用。他說：“文明逐漸進步，人與人的關係也複雜起來，就沒有理由隻用私德這一手段來支配人類世界了。”又說：“我的意思不是說私德無用而把它拋棄掉，而是主張在提倡私德的同時，必須強調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29]從這種認識出發，當明治中期以元田永孚為首的儒學家鼓吹道德之學“應根據祖宗之訓典，著眼於闡述仁義忠孝”的德育論調時，福澤諭吉在《何謂德育》《德育餘論》等論文中對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福澤諭吉不僅強調要求改變道德觀念，而且在德育方法上也提出了頗為深刻的見解。他認為，兒童道德觀念和道德習慣的形成，要受遺傳因素、家庭環境、社會風氣等各方麵的影響。進行道德教育不能僅僅依靠學校教育的力量，必須由家庭、社會、學校各方麵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他說：“想培養孩子們的道德觀念，隻憑教師講解是不行的，父母的訓誡也很難奏效，最重要的是教育者自身的道德修養，隻有教育者躬行實踐給孩子做出榜樣，使受教育者在潛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教育，這樣才能形成孩子良好的道德習慣。”[30]

福澤諭吉不僅分別論述了體育、智育和德育的意義，而且闡述了三者的關係。他把體育作為發展智、德的基礎，又說“智慧和道德，恰像人的思想的兩個部分，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不能說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如果不是兩者兼備，就不能算作完人”。[31]

五、論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

福澤諭吉不但重視學校教育，而且重視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教育應該由這三種教育共同組成；隻有它們相互配合、協調發展，才能充分發揮教育的作用。

在談到社會教育時，福澤諭吉認為，社會恰似一所增長知識和培養道德的大學校，較之學校教育，它的作用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在學校中，無論實行什麽樣的學製，采用什麽樣的教則，都隻能改變人心的某一部分。而社會教育則不同。首先，社會教育的內容千差萬別，無限繁雜，幾乎包括家政學、育兒學、商業學、工業學、政治學和社會關係學等各門人生所需要的知識；而且，生活在社會中的任何人，其言、其行、其事都是一部好的社會教育教材。其次，社會教育的方式靈活多樣，它雖然沒有固定的教師和教法，但社會環境卻像空氣一樣，時時處處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聽農夫之言語，可察一年之豐歉；聞車夫之歎息，可知商界之盛衰。最後，社會教育的效果深刻而持久，它既能予人若狂之喜，也能給人切膚之痛，伴人終生，永不停歇。基於這些原因，福澤諭吉十分重視社會教育。他要求學校教育要充分考慮社會影響，以免脫離實際，降低效果。他還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接受社會教育、純潔社會風氣和改變社會麵貌。

福澤諭吉也特別重視家庭教育。針對嬰幼兒的特點，他強調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務在於使兒童養成健康的身體和良好的習慣。他認為，在孩子出生後，父母不應過早地顧及其智力開發，而應像飼養動物一樣促進其身體發育。待孩子七八歲後，其身體長得健壯時，再對他們進行智力教育。與此同時，福澤諭吉主張必須養成兒童的良好習慣。他認為：“習慣比一般的教育更具影響力，因此，每一個家庭就是一所習慣學校，父母就是教師，它遠比學校式的講授更具有力量，效果也相當明顯。”[32]為養成兒童的良好習慣，福澤諭吉反對父母用枯燥的說教教育孩子，要求父母以身作則，努力營造良好的家庭環境，用良好的家風去熏陶和影響孩子。他說：“沒有美好的家風，要達到孩子具有良好的習慣，培養其健全的精神，就像人掉入泥潭希望身體潔淨、耽誤農時希望苗之健壯一樣是不可能的。”[33]

福澤諭吉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知識豐富，思想深邃，具有強烈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精神。在日本近代史上，他扮演了文明開化巨匠和啟蒙運動旗手的角色。通過教育把日本建成文明開化的獨立國家是福澤諭吉的最大理想。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終生辭官不做，潛心研究教育理論和從事教育實踐。他所倡導的普及教育、和諧發展的教育以及使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協調發展的思想，為日本近代教育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於他的突出貢獻，被日本人尊為“近代教育之父”。

但是，福澤諭吉的思想也並非完美無缺，尤其在晚年時期，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走向帝國主義階段，他的思想開始由激進轉向保守甚至反動。在政治上，由提倡民主權利變為主張官民調和；在外交上，由要求萬國平等變為支持侵略擴張；在教育上，由尊重平等自由變為鼓吹國家主義。所有這些，都在日本近現代史上產生了極其消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