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明治維新與教育改革

“明治維新”指19世紀後期日本從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在這個明治維新時期，明治政府實行了一係列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對日本社會進步或日本民族發展來說，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也應看到，明治維新的資產階級改革是很不徹底的，當時日本資產階級力量薄弱，並同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新政府的當權者們既進行資本主義剝削，也保留了封建的剝削方式。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並未徹底實現，封建意識仍占重要地位。明治維新的這些特點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到教育領域中來，使日本近代教育既有積極進步的一麵，也有封建落後的一麵。

一、明治維新與近代教育的初創

（一）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方針

明治政權建立後，它所麵臨的最重要課題是克服幕藩體製造成的國內危機與改革封建製度，對抗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爭得國家富強和民族獨立。為解決這一課題，明治政府提出“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教育作為文明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富國強兵目的的重要手段。根據當時的情況，教育的任務是如何培養作為國家統一思想基礎的國民意識，以及為建立富國強兵的資本主義國家而造就一批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為確立解決這一任務的基本方針，日本曾發生過相當激烈的爭論。一種主張是國學（皇學）派的“唯神之道”；另一種主張是洋學派的“文明開化”啟蒙思想。最初，國學和漢學頑固維護其傳統地位並互爭教育主導權。木戶孝允當時慨歎：“皇學也罷，六經也罷，皆成爭論的工具。”[1]1868年至1870年，“國學”和“神道”一度成為“教化”國民的指導思想。這種複古主義顯然與明治維新的要求背道而馳，遭到了革新勢力、洋學派的強烈反對。從1869年起，在革新派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的推薦下，在洋學機構“開成所”任教的一批洋學者和啟蒙主義學者先後到新政府供職。他們於1870年3月仿照歐洲學製，製訂了大學規則和中小學規則，開始進行教育改革，試圖建立近代學校體係。為加強管理和盡快達到思想認識上的統一，明治政府於1871年7月設文部省，次年頒布《學製令》，教育改革遂全麵展開。此後到1884年自由民權運動基本結束時止，“文明開化”的啟蒙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在明治維新教育改革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國學派和漢學派並未甘居失敗地位，在整個教育改革過程中，他們始終固守陳腐思想，伺機再起。自由民權運動興起後，教育方針中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受到統治者的非議，保守勢力抓住這一時機大做文章，企圖恢複儒學的指導地位。1878年秋，明治天皇“巡幸”各地，視察教育。次年，元田永孚向文部卿提出《教學大旨》，強調“仁義忠孝為本”。於是，導致了一場關於德育的論爭。但是，《教學大旨》起草人元田永孚的觀點並未得到明治政府要人伊藤博文的讚同。伊藤博文力主學習德國，主張以德國的國家主義來排除英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建立適應日本近代天皇製的國家主義教育體係。1884年，森有禮接任文部卿，把德國的國家主義與日本的天皇製國體結合起來，輔佐伊藤博文推行國家主義教育政策，使日本的天皇製近代教育體製最終定型。

在經過激烈爭論而達到統一認識的過程中，明治政府逐漸確定了推行教育改革的三點方針：一是為提高國民知識水平，普及初等教育；二是為培養科技人才，創辦科技教育機構；三是通過教育迅速掌握源自歐美的先進科學技術。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明治政府一麵大批聘請外國專家和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盡力吸收歐美文化；一麵積極采取措施，大力發展國民教育事業，培養適合國家需要的各種人才。

（二）《學製令》的頒布與廢除

明治政府成立伊始，曾試圖在全國實行統一的學校教育製度，但由於缺乏經驗和沒有統一的教育管理機構而未能實現。文部省成立後，為繼續達到這一目的，成立了歸其直接領導的學製調查研究委員會，專門負責草擬學製改革方案。委員會由12名委員組成，其中多數人是著名的洋學家，也有兩名是國學家和漢學家。他們廣泛搜集了介紹歐美學校製度的資料，借鑒英、法、荷、美等國的學製，於1872年1月寫出《學製大綱》，3月完成草案，然後由文部省上報太政官會議審批。同年8月3日，明治政府正式頒布《學製令》。

《學製令》分5篇，共109章。1873年又在第二篇裏增添了關於海外留學生規則和專門學校的規定。兩者相加，總共是213章。它對學校教育的有關事項做了全麵的規定，是一個龐大的國民教育計劃。按《學製令》規定，全國分為8個大學區，每區設一所大學；每一大學區設32個中學區，全國共設256個中學區，每區設一所中學；每一中學區設210個小學區，全國共設53760個小學區，每區設一所小學。小學分為上等小學和下等小學，各為4年；中學分為兩段，初中3年，高中3年。這種學區製和學校體係主要是模仿法國的教育製度，而在教學科目和教學內容方麵則主要借鑒了美國的教育。

為貫徹新的教育製度，政府在頒布《學製令》的前一天，發布了名為《關於獎勵學事的被仰出書》的學製布告，指出過去教育的弊害在於“以學問為武士以上之事，至於農工商及婦女則置之度外，不辨學問為何物。而少數受教育之武士，又動輒高唱為國，不知何為立身之基礎，或趨於記誦詞章之末，或陷於虛談空理之途”，結果“文明不能普及，才藝不能增長”，因而強調“為人必須學習”，並說明“文部省要製定學製，逐漸改正教則”。為了造就人才，要求“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為人之父兄者……須使其子弟從事於學”[2]。學製布告否定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教育思想，指明教育是個人立身、治產、昌業之本，主張教育機會均等，強調學問必須是實業厚生之實學，提出了日本資產階級的近代教育觀。

明治政府在頒布《學製令》後，開始著手設立師範學校以培育師資，並於1877年將文部省所轄昌平學校、東京開成所和東京醫學校合並，創辦了日本曆史上第一所大學——東京大學。為迅速普及初等教育，明治政府采取了種種措施和強製性手段。到1879年，學校數和學生數都增加了2倍多，教師人數增加了將近3倍。學齡兒童入學率由1873年的28.1%上升到1879年的41.1%。[3]《學製令》在創建日本近代教育製度和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方麵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尤其對普及初等教育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但《學製令》也存在許多弊端，例如，照搬照抄歐洲資本主義教育製度，嚴重脫離日本實際；過於強調中央集權，限製了地方辦教育的積極性；學製單一化和理想化，超出日本當時的經濟實力，使人民負擔過重等。結果，在實行過程中，遇到種種阻力，加之中央政府的高壓政策，使各地方當局和群眾產生嚴重不滿，有的地方甚至發生群眾搗毀校舍的事件。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和反對強迫教育呼聲的高漲，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9年廢止《學製令》，重新修改學校製度，公布《教育令》。

（三）《教育令》的頒布與修改

1879年3月，明治政府頒布《教育令》以取代《學製令》。它是在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麻呂的主持下製定的，主要效仿了美國教育行政管理的模式。《教育令》由47個條款組成，對學校種類、學科設置、學校設備和學校管理等都做了重新規定。根據規定，學校種類包括小學、中學、師範學校、專門學校和其他各種學校。《教育令》對義務教育沒有做強製性規定，隻說6至14歲為學齡期，兒童在學齡期內隻要受一年零4個月的普通教育就可以了。不能入正規學校的，也可通過別的途徑接受教育。教育行政管理權由中央下放給地方，府、縣長官有權決定設立或撤除公立學校。

《教育令》克服了《學製令》的某些弊端，更加適應人民自治、自由的要求，因而受到民眾的歡迎，被稱為“自由教育令”。但《教育令》實行之後，效果並不好。由於它過分強調自由主義，造成學校增加率和兒童入學率都急劇下降。加之，《教育令》的自由主義精神不符合日本中央集權製的國家管理體製，所以又遭到明治政府內部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1880年，文部省迫於壓力，又對《教育令》進行了修改，並於同年12月頒布《改正教育令》。

《改正教育令》重新強調就學的義務，強化中央對教育的監督權力，強製設置小學校和師範學校，要求各地方應根據情況盡力設置實業學校等。《改正教育令》否定了人民參與教育行政管理的權利，強調國家對教育的幹涉，帶有濃厚的強製性色彩，因此，人們又稱之為“強製教育令”。但該法令公布之後學校增加率和兒童入學率都明顯上升，因而受到各界歡迎，隨後政府又以之為根據連續製定了《小學教則綱要》《中學教則大綱》和《師範學校教則大綱》等專門法規，使《改正教育令》成為其後一段時期內指導教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四）保守教育思想的複活

1872年頒布《學製令》後，自由民權論的“文明開化”教育思想，即洋學思想一直占據教育改革的指導地位，但以儒學和國學為代表的保守思想並未完全消除。以1879年《教育令》的頒布為契機，保守思想以維護天皇製國家主義的名義再度抬頭，並與洋學思想圍繞德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以元田永孚為代表的保守派抓住《教育令》過分自由主義和修身課置於各學科之末的把柄，大肆攻擊。1879年9月，他又以天皇“巡幸”各地後提出的應以國家固有道德教育下一代的意見為根據，撰成《教學大旨》，批判“文明開化”思想，指責自由民權運動。他將明治維新後出現的品行惡化、傷風敗俗的現象完全歸罪於“文明開化”政策，斷言長此下去，必將達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義的地步；主張從今以後應據祖宗之訓典，著重培育仁義忠孝之精神；要求根本改變明治維新以來的教育方針，恢複儒教。開明派的代表伊藤博文堅決反對元田永孚的主張，他委托井上毅著成《教育議》一文，立即予以反駁。《教育議》認為，品德和風俗敗壞的責任不在於實行文明開化政策，也不在於明治維新的學製改革。主張克服缺點和糾正問題，但不應以改變教育方針為措施，而應根據其原因分別加以糾正和修補；而且，為盡快實現富國強兵之目的，不僅不能削弱文明開化之風氣，反而更應加強之。元田永孚和伊藤博文的論戰，反映了朝廷和政府間的意見分歧，但它並不是根本政策上的對立。雙方都希望富國強兵，隻是在方法上意見不同罷了。因此，到後來在天皇的調解下，雙方終於達成妥協。其結果是，既對維新以來不斷探索的開明派教育改革方針加以限製，又給保守思想的複活開了口子。這種二合一的教育思想很快在教育實踐中得到了體現。日本政府通過頒布一係列法令，對教師實行了高壓政策，建立了國家檢定教科書製度，在教育內容中大力增加了皇道主義成分。

二、國家主義教育體製的確立與擴充

19世紀80年代，日本教育由初創期進入國家主義教育體製確立的時期。所謂“國家主義教育體製”是指教育製度、學校體係及教育內容的指導思想均是國家至上主義的教育體製，它強調培養國家觀念和忠君愛國的道德品質，壓製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國家主義教育體製在日本的出現並不是孤立的偶然現象，而是和當時日本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製度的狀況密切相關的，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君主立憲製的產物。

（一）確立國家主義教育體製的社會背景

日本經過明治維新改革，在19世紀80年代，確立了資本主義製度。但它的資本主義改革很不徹底，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互相勾結，以天皇製為靠山，對內殘酷地剝削廣大工農群眾，對外則一麵屈從歐美，一麵向近鄰的朝鮮和中國擴張侵略。與此同時，天皇本身的財富也急劇增長，掌握了日本的經濟命脈。為牢固地樹立天皇製的絕對權威，政府在保障天皇製經濟基礎的同時，又開始著手改組政府機構與起草大日本帝國憲法，準備搞君主立憲製。1885年12月，政府邁出為憲政做準備的重要一步，即廢除從前的太政官製，創設內閣製。伊藤博文任第一任總理大臣，森有禮任文部大臣，井上馨任外交大臣。內閣製成立後，繼續推行雙重外交政策和對內剝削政策。統治階級的這一係列反動行為遭到進步勢力的強烈反對。

經過這一係列準備之後，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舉行大典，正式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憲法》分7章，共76條款。其主體思想是：“以君權為機軸，務求對此無所損毀。”[4]《憲法》規定：主權屬於天皇，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內閣和全體官吏屬於天皇，隻對天皇負責，對議會和人民不負任何責任。《憲法》還保障了軍部和統帥權的獨立。顯然，《憲法》實際上是藩閥專製的延續和發展，其本質是借“天皇大權”之名，維護特權財閥利益，由極少數軍閥、官僚、貴族實行寡頭專製。它確認了天皇製國家為君主立憲製，這標誌著明治維新改革運動的終結。

在頒布《憲法》前後，日本政府為加強地主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保護天皇製國家政權，一方麵強化了暴力統治手段——軍隊和警察，另一方麵則加強了思想統治。1886年頒布的《學校令》和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其目的均在加強國家對學校的控製，培養忠於天皇的馴良臣民。

（二）國民教育製度的確立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曾頒布一係列教育法令，試圖建立一個適合日本需要的統一教育製度。在這一時期內，教育思想也異常活躍，尤其是國學派、儒學派和洋學派，互相爭論，各抒己見，為建立統一的教育指導思想出謀劃策。這些活動雖都未能達成預期目的，但卻為最終建立統一的國民教育製度做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準備。19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資本主義製度的確立，為建立統一的國民教育製度提供了可能性。在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的過程中，森有禮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885年，森有禮就任伊藤內閣的文部大臣。他根據立憲政體的需要，主張以國家主義思想改革教育，並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擬訂了一個完整的國民教育製度計劃。該計劃得到了內閣與天皇的支持，於1886年以敕令形式公布。它包括《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中學校令》和《小學校令》，統稱《學校令》。

《帝國大學令》公布於1886年3月2日。它規定：帝國大學要適應國家需要，以教授學術、技術理論及研究學術、攻克技術奧秘為目的。帝國大學由大學院（研究生院）及分科大學組成。

《師範學校令》公布於1886年4月9日。它規定：師範學校要培養教師應有的品德和學識。在體係上分為普通師範學校和高等師範學校兩級。

《中學校令》公布於1886年4月10日。它規定：中學分普通中學和高等中學兩級。前者修業5年，由各府縣設置和管理。後者修業2年，屬文部大臣管轄。1894年6月頒布的《高等學校令》，把從前的高等中學改稱高等學校，並明確規定高等學校教授專門學科，屬帝國大學預科。

《小學校令》與《中學校令》同日公布。它規定：小學分普通小學和高等小學兩級，修業年限均為4年。6歲至14歲為學齡期，學齡兒童必須接受4年義務教育。尋常小學開設的課程有修身、讀書、作文、習字、算術、體操、圖畫、唱歌。

這樣，在森有禮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指導下，通過法定形式，正式建立起以小學為基礎的雙軌製學校體係。一軌是高等小學—尋常中學—高等中學—帝國大學；另一軌是尋常小學—尋常師範學校—高等師範學校。至此，充滿濃厚國家主義色彩的日本國民教育製度正式確立起來。但森有禮在製定國民教育製度時，沒有注意到職業教育，後來由井上毅對此做了補充。

（三）《教育敕語》的頒布

如果說《學校令》是日本學校教育製度的定型文件，那麽，在教育指導思想上形成統一的文件則是《教育敕語》。

明治維新以後，國學派、儒學派和洋學派在教育指導思想上的鬥爭從未停止過。兩者各抒己見，相持不下，一時造成學校中教學的混亂，而且波及整個教育界和思想界。明治天皇對這種情況頗為焦慮，所以親自過問此事。1886年10月29日，他去東京大學視察，認為所設課程中“和漢道德”的內容貧乏，亟待加強。1890年5月，天皇召見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和文部大臣芳川顯正，命令他們編寫教育箴言，以確定日本教育的基本綱領，曆經起草與修改，在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敕諭名義頒布，是為《教育敕語》。

《教育敕語》包括三層內容：第一層內容指出，天皇之宏德與臣民之忠孝是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第二層內容列述了14條倫理道德訓條；第三層內容指出，這些倫理道德訓條具有普遍意義，要求全體國民必須遵守。按照《教育敕語》的思路，天皇乃成為最高道德的化身。

《教育敕語》頒布後，對日本教育界、思想界和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教育敕語》把日本近代教育納入了天皇製國家主義的政治軌道，加重了封建主義和軍國主義色彩，其影響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這一時期內，《教育敕語》在事實上起到了規定日本教育發展方向的教育基本法的作用。

（四）國家主義教育體製的擴充

經過明治維新改革，到19世紀90年代，日本的資本主義力量迅速壯大。在經濟方麵，以輕工業為中心的產業革命基本完成，並開始向發展重工業轉化；在政治方麵，以天皇為首的政治統治不斷加強，對人民的控製更加牢固；在軍事方麵，與列強猖狂瓜分世界領土的浪潮相適應，相繼挑起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勢力範圍日益擴大。在這種新形勢下，為積極培養產業革命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和訓練對外侵略的忠順臣民，日本政府又重新整頓學校體係和加強國家對教科書、對教師的控製，使1886年以來建立的國家主義教育體製得到進一步的擴充與完善。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延長義務教育年限。1907年3月，日本政府對原來的《小學校令》進行修改，將義務教育年限由原來的4年延長到6年，要求學齡兒童必須接受尋常小學的6年教育。與此同時，大力增加教育經費，使就學率迅速提高。例如，1894年日本義務教育就學率隻有61.7%，到1910年則上升為98.1%。第二，改革中等教育結構。1899年，日本政府頒布修改後的《中學校令》以及新製定的《高等女學校令》和《實業學校令》，使中等教育結構在初等教育的基礎上形成男子普通中等教育、女子普通中等教育和職業教育三個係統。這三個係統各有不同任務，無論是入學條件、教育內容和培養目標都有明顯區別。第三，改高中為大學預科性質的“高等學校”。1894年頒布的《高等學校令》改高等中學校為“高等學校”，學製2年，並規定它屬於專門教育機構，是為升帝國大學做準備的大學預科。從此以後，日本的“高等學校”不再屬於中等教育範疇，而列入高等教育範圍之中。第四，增設帝國大學。1897年後，為適應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和滿足地方增設帝國大學的要求，又相繼增設3所。它們是1897年6月設立的京都帝國大學、1907年6月在仙台設立的東北帝國大學和1910年12月在福岡設立的九州帝國大學。第五，頒布《專科學校令》，發展專科學校。第六，公布《師範教育令》，擴展師範教育體係。

通過這些措施，到明治末期，日本的國家主義教育體製更趨完善，無論就學校結構來說，還是就教學內容來說，都已基本適應當時經濟發展和對內對外政策的需要。此後，隻在1918年將高等學校修業年限由2年調為3年，從而形成“六五三三”學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再無重大變化。

三、產業革命與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是明治維新教育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普通教育一起，構成日本近代教育發展的雙重主旋律。所不同的是，日本近代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並未同步發展。其教育發展的順序是：先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後中等教育和職業教育。但這並不是說日本政府不重視職業教育，如果從1871年成立“工學寮”算起，日本政府重視職業教育的起點比重視普通教育還要早些。

（一）產業移植與職業教育的創立

明治政府成立後，未能立即廢除與歐美列強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仍受著外國的奴役，並時刻有被淪為殖民地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明治政府領導人一致認為，要免遭滅亡的命運，必須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尤其要建立一支強大的近代化陸海軍。然而，封建末期日本的資本主義萌芽極度幼弱，為在這種落後的基礎上盡早迎接產業革命的到來，他們采取了“移植主義”政策，即充分發揮國家力量，大力移植歐美資本主義的近代化產業和經濟製度，使之在日本紮根生長並最終壯大的政策。為解決技術人才之不足，日本政府一方麵大量聘請外國技術專家和向歐美派遣留學生；另一方麵采取企業辦學和單獨設校的方式培養自己的技術人才，這就是日本最初的近代職業教育。

當時日本各部門的官營模範工廠幾乎都開展了不同程度的技術培訓活動。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創辦了一些獨立的職業學校。這些職業學校主要是由文部省之外的各部門創辦的。職業學校中最早設立的是工業學校。1871年8月，工部省在東京設“工學寮”，這是最初的官立工業學校。農業學校是由北海道開拓廳設立的，先設於東京，後遷至劄幌，並更名為劄幌農業學校。商業學校，最初由大藏省設立，屬銀行事務講習班性質。1875年8月，森有禮在東京銀座開辦商法講習所，提倡發展職業教育。

（二）產業勃興與職業教育的探索

明治初年實行的模範工廠製度，由於完全依賴國家保護，不能把工廠盈虧與經營者的利益直接聯係起來，結果導致連年虧損，造成財政困難。明治政府很快發現這一弊端，進入19世紀80年代以後，著手進行堅決改革。1881年4月，政府新建農商務省，宣布把原來官辦的工廠（部分軍工廠除外）以低價出售給私人經營，實行民營官助的政策。這一政策充分調動了私人辦廠的積極性，結果，大批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不斷湧現。

伴隨產業政策的轉換，社會上開始出現普及職業教育的呼聲。一些有識之士對《學製令》實施以來學校中所產生的知識主義提出嚴厲批評，產業界和教育界也越來越關心職業教育。1884年，明治政府發布著名的以發展日本近代大工業為中心的產業革命方案——《興業意見書》，其中論述了職業教育對實現近代化的重要意義。1885年，文部省又主持翻譯了《英國技術教育調查委員會報告》，對歐美各國職業教育的實際情況做了詳細介紹。這一切為日本近代職業學校的發展奠定了輿論基礎。

1880年後，文部省接管全國各地的職業學校。為了整頓職業學校並促使其迅速發展，1883年和1884年文部省相繼頒布《農業學校通則》《商業學校通則》，開始確立職業教育在法律上和教育製度上的地位。這是日本職業教育發展史上最早的正式法規。

盡管如此，職業教育在日本的發展仍很緩慢。其主要原因是，當時生產力水平較低，資本主義剛剛興起尚不成熟，客觀上對興辦職業學校的需要還不十分迫切。

（三）產業革命的興起與職業教育體係的形成

19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進入產業革命時代，資本主義獲得迅猛發展。例如，從1884年到1890年，各種公司的資本由1340萬日元增加到1.89億日元，增加了14倍。1885年工廠數僅有661個，而到1892年激增到2767個，其中以蒸汽為動力的工廠就有493家（主要是紡織、生絲、織物三業）。日本產業革命的迅速興起，迫切要求增加培養技術人才和職業人才。

在這種客觀形勢下，改革和發展職業教育的呼聲日益高漲起來。在1894年召開的第六屆議會上，議員長穀川泰指出：“過去的學徒製是一種職業奴隸的教育，必須放棄這種學徒製度而興辦勞動效率高的職業學校，日本才能富強起來。”[5]當時擔任東京職工學校校長的工業教育家手島精一在1886年8月的《教育時論》上，發表題為《振興實業教育》的論文，認為“歐美各國取得今日這樣開明富強的結果，查其原因，故非單一，但主要原因在於實業教育之設施”。[6]職業教育家井上毅在深入研究了歐美各國和日本的職業教育後指出：“人民實業上的知識是無形的資本，實業教育乃是富國的基本條件。”[7]

1893年，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後，主張必須建立完整的職業教育體係。根據日本當時的實際情況，井上毅認為，應優先發展初級職業教育。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893年和1894年，井上毅先後主持製定了以發展職業補習學校為主的《實業補習學校規程》《徒弟學校規程》和《簡易農業學校規程》等各項法令。這些法令對初級職業學校的目的、入學條件、課程設置及修業年限都做了詳細規定。為使各項法令真正付諸實施，在井上毅的倡導下，成立了專門負責職業教育督察工作的實業事務局，而且采取了堅決的財政措施。1894年6月，井上毅又主持製定了《實業教育國庫補助法》。上述法令的實施，推動了初等職業學校的迅速普及與發展。例如，從1894年到1898年，徒弟學校由3所增至23所，實業補習學校由19所增加到113所，技工學校由29所增至83所。

隨著各類職業學校的陸續成立和社會上對職業教育重要性的進一步認識，政府也更加關心發展和改革職業教育。但是有關職業學校的法令隻有職業補習學校、徒弟學校等初級職業學校的規程，還沒有整個職業教育的統一法令。為了促進職業教育的發展和整頓各種職業學校，明治政府於1899年連續公布了《實業學校令》和與實業學校有關的規程，使職業教育係統化、製度化，尤其是促成了中等職業學校體係的快速建立。

中等職業學校體係建立之後，中等教育明顯分為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兩個係統。新的矛盾隨之出現，即普通中學畢業生可以繼續升入大學，而職業中學畢業生則隻能就業，沒有進一步深造的機會。與此同時，產業界也要求培養更高層次的技術人才。為解決這一矛盾，日本政府於1903年3月27日公布了發展職業專科學校的綱領性文件《專科學校令》，規定凡是以實施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為目標的職業學校都屬於職業專科學校。至此，多類型、多層次的職業教育體係最終形成。

日本近代職業教育的迅速發展，對經濟發展起到了重大促進作用，加速完成了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