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職業教育論

美國工業化的完成，使經濟活動在整個社會生活中處於最顯著的地位。工業化對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必須適應經濟的巨大變革。工業化對教育的影響和要求是多方麵的，但工業化與教育最相關的問題是職業訓練問題。杜威積極支持職業教育，他將職業訓練稱為教育上的革新，認為其是教育適應正在形成中的新社會生活的需要的一種努力。

一、職業與文化修養

杜威認為在民主社會裏，從事某種職業，擔負一定的勞動是受人尊重的事情。在一個真正民主的教育係統中，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中，勞動教育或職業教育應成為整個教育活動的一部分。

在舊時代，職業與文化修養是對立的，前者意味著勞力、粗俗、為他人服務，後者意味著勞心、高雅、統治他人，二者的對立是勞力與勞心的對立，是勞動階級與閑暇階級的對立。杜威認為，造成這種階級對立的社會基礎現在已不複存在，勞動不但是受人尊重的，對個人生存與發展來說，亦是必要的。

杜威反對把職業教育看成僅僅屬於金錢性質、具有狹隘的實用性質的東西，他認為若把職業教育看成“工藝教育”，看成獲得專門職業技能的手段，那將是十分危險的。杜威認為職業技能的獲得應有一個廣泛的文化修養背景。亞裏士多德認為課程大致可分成實用學科和文雅學科兩類。實用的學科，為實際所必需，隻服務於實利，是不高尚、不文雅的；文雅的學科，是專供享受和閑暇之用，是高尚而文雅的。因此，亞裏士多德重視理智享受而輕視職業訓練，認為前者高貴而後者卑賤。盡管亞裏士多德之後社會已發生許多變化，但“現在還有許多人認為，真正的文化修養或自由教育和工業的事務至少沒有任何直接共同的東西，認為適合於群眾的教育必須是一種有用的或實際的教育，而這種教育，把有用的和實際的教育與培養能力和解放思想對立起來”[77]。結果，實際中的教育成了一種自相矛盾的混合物，“文化”的科目的目的不在於為社會服務，“實用”的科目不注重精神陶冶。

杜威認為造成混亂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們對“文化”與“實用”的看法存在混亂。他認為，如果我們更審慎地分析文化和實用的各自的意義，我們就可能比較容易地製定一種課程，它應該同時既是有用的，又是自由的。隻有迷信使我們相信這兩方麵必然對立，即一個科目是有用的，便是不自由的；一個科目因為無用，所以有文化修養的作用。我們一般可以發現，以實用為目的的教育犧牲想象的發展、審美能力的改進和理智見識的加深，這些當然具有文化修養的價值，所以不但有損於自由的教育，也在同樣程度上限製了所學知識的用途。這並不是說所學的東西完全無法利用，而是隻能應用在別人監督之下進行的常規性的活動。狹隘的技能在技能本身以外沒有其他用處；任何技能如果能加深知識和完善判斷，就容易在新的情境中被應用並受個人的控製。也就是說，職業教育中若注意職業技能的文化背景，反倒更具有職業效能，文化因素不是對職業因素起阻礙作用，而是起促進作用。

更重要的，現在的職業含有更多的理智與文化因素，這就使職業教育與文化修養的結合有一種內在的聯係。杜威指出：“現在的工業主要已經不再是習慣傳下來的以經驗為根據的、比較粗糙的程序了。現在的工業技術是工藝學技術，這就是說，根據數學、物理學、化學和細菌學等的發現所製造的機械。經濟革命提出了許多問題要解決，對機械的應用產生了更大的理性的尊重，從而激發了科學的發展。工業，也因科學的發展收回了複利。結果，工業方麵的職業有了比過去多得無限的理智的內容，和大得無限的文化修養的可能性。這就需要一種教育，使工人了解他們職業的科學的和社會的基礎，以及他們職業的意義。現在這種教育的需要變得非常迫切，因為沒有這種教育，工人就不可避免地降低到成為他們所操作的機器的附屬品的角色。”[78]職業的內涵與過去不同了，對文化也應有一種新的闡釋。杜威認為，不能“把文化理解為少數人所專有的文雅和修飾”，不應把文化局限在個人的小圈子裏，而應打破它獨善其身的樊籬，使之益於他人與社會。

總之，過去為很小一部分人所獨享的文化修養今天應進入千千萬萬平常百姓家，現代職業中已含有豐富的文化修養因素，現代職業與文化修養具有內在的聯係。如果教育仍拘泥於傳統，仍視職業教育僅為培養機械技能的手段，則降低了職業教育本身所具有的豐富內涵，則表明人們仍未明了當今社會生活的性質，仍未明了教育在今日社會中的使命。

二、職業與個人發展

杜威將職業與興趣聯係起來，認為如果一個人對他所從事的職業感興趣，不僅能使個人得到滿足，而且因其熱愛此工作，必能使該項工作做得更好，更加有利於他人和社會。

杜威進而轉向對現實的批判，認為：“現在社會製度的最大禍害不在貧窮，不在貧窮所遺留的苦難，而在於事實上有許多人他們的職業都不是他們所喜歡的，他們從事這些職業不過是為了獲得金錢報酬。”[79]這段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國當時資本主義發展中所存在的異化現象。這種現狀當然是不合乎杜威的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民主理想的。

應使職業合乎個人興趣對教育提出了要求，教育不應為青少年預先選擇一個職業，因為“預先決定一個將來的職業，使教育嚴格地為這個職業做準備，這種辦法要損害現在發展的可能性，從而削弱對將來適當職業的充分準備”。這種做法也許能培養呆板的機械的技能，但卻會犧牲職業對個人與社會的意義。杜威認為：“唯一可供選擇的辦法，就是使一切早期的職業預備都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就是通過從事學生目前的需要和興趣所表明的主動的作業。隻有這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才能真正發現個人的能力傾向，並且可以表明在今後生活中應選擇何種專門的職業。”杜威要求職業指導應具有靈活性，“如果教育者以為職業指導可使人對職業做出確定的、無可改變的和完全的抉擇，那麽，教育和所選職業都可能流於呆板，阻礙將來的發展”。[80]

一般視職業為人生存下來的手段，杜威則認為職業更是使個人得到發展的手段，他說：“一種職業也必須是信息和觀念的組織原則；是知識和智力發展的組織原則。職業給我們一個軸心，它把大量變化多樣的細節貫穿起來；它使種種經驗、事實和信息的細目彼此井井有條。律師、醫生、某一化學分支學科的實驗室研究工作者、父母、熱心本地公益的公民，都各有一種經常起作用的刺激物，使他注意和聯係一切與他的事業有關的事物。他們從自己的職業的動機出發，不知不覺要搜集一切有關的資料，並且保存起來。職業好像磁鐵一樣吸收資料，又好像膠水一樣保存資料。這樣組織知識的方法是有生命力的，因為它是和需要聯係的：它表現於行動，又在行動中重新調整，永遠不會停滯。”[81]

三、職業與社會改造

杜威給職業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定義：職業是唯一能使個人的特異才能和他的社會服務取得平衡的事情。杜威論職業和職業教育的著眼點是使教育適應經濟的變化並力圖通過新的職業教育克服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種種弊端。

杜威看到了工業化進程中存在的勞資之間的衝突、對立與不平等。被雇階級從事一種職業不是對職業本身感興趣，隻是為了獲得金錢報酬；雇主階級追逐利潤與權勢，沉溺於縱容嬌養，炫耀示人，控製著很多人的活動，與平等的和普遍的社會交往隔絕。杜威認為，這種不平等現象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而現有的狹隘的職業教育很可能延續這種階級劃分，成為實現社會宿命論的封建教條的工具，那些有優裕的經濟力量作後盾、能達到自己欲望的人，將要求一種自由的和文化修養性質的職業，將要求一種居於統治地位的指揮他人的職業，從而把教育製度割裂開來，使處境比較不幸的青年主要受特殊的工藝預備教育，這樣，“把舊時勞動與閑暇的劃分，文化修養與社會服務的劃分轉移到號稱民主主義的社會中去”。杜威要求新的職業教育應闡明“職業的全部理智的和社會的意義”，使未來的工人能接觸當代的種種問題以及所提出的有關改進社會的各種方法，將訓練未來的工人使之具有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的能力，使他們不會盲目地聽天由命，使他們有參與社會管理的願望和能力，有變為主宰工業命運的主人翁的能力。這是對“經濟機會較差的人”講的。對於社會中享有特權的那部分人來說，把工業生活正確地運用在教育上，能增強他們對工人的同情心，並提高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杜威認為，通過新的職業教育，“再加上立法和行政方麵的設施，就足以改變現在工商業製度有害於社會的弊端”。[82]

杜威認為，教育應成為改革目前工業秩序的手段，他充滿**地講道：“我們所要求的改造不難正式加以解釋。這種改造標誌著一種社會，其中人人都應從事一種職業，使別人的生活更有價值，更能認識聯結人們的紐帶，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這種改造意味著一種事態，每個人對他的工作的興趣不是勉強的，而是明智的，即每個人的工作都是和自己的能力傾向誌趣相投的。不言而喻，我們現在離這樣的社會狀況還很遠；從字麵和定量上講，我們也許永遠達不到這種狀況。但是，在原則上，我們已經完成的社會改革的性質是符合這個方向的。要實現這樣的社會，現在有更充分的資源，是過去任何時候所不及的。如果我們真有實現這種社會的聰明的意誌，在前進的道路上就無不可逾越的障礙。”[83]

職業在一個人的生活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一個人有了滿意的職業也並不能說明他的生活一定是幸福的，但如果一個人沒有滿意的職業則他的生活肯定是不幸福的。一個人滿意於職業，就會醉心於工作，職業就成為他發展的軸心，亦成為他生活美滿幸福的源泉。這樣既益於個人身心健康發展，也益於社會生活的優化。使人人“樂業”，使社會平等和諧，是杜威職業教育思想的核心要求。杜威力圖通過新的教育尤其是新的職業教育，將不能盡如人意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美好。

總起來看，杜威關於職業和職業教育的思想也就是工業民主化的思想，他要求將民主精神滲透到居於社會生活主流的工業生活中去。杜威的願望無疑是非常好的，隻是含有太濃厚的理想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