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泰戈爾的教育思想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桂冠詩人、哲學家、人道主義者和教育家。他對印度國民生活的幾乎每一個方麵，都提出了嶄新的重要見解。[18]在教育領域，他給予了世界具有永恒價值的信念，那就是教育必須根植於自身土壤，喜悅、自由、對自然的愛以及東西方的不斷接觸，是一個成熟的教育體係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將為世界的永久和平鋪平道路。
一、生平與教育活動
泰戈爾於1861年5月7日出生於加爾各答一個望族家庭。其祖先為低等的婆羅門種姓，至祖父輩，家族漸漸顯赫富裕。祖父與父親均支持印度啟蒙思想家、社會改革家拉姆·莫漢·羅伊所開展的事業。父親戴本德拉納特·泰戈爾精通歐洲哲學，對宗教懷有深厚感情，對藝術極其敏感，對實際工作精明善斷，被人們尊稱為“大聖人”。他常在印度各地旅行，喜愛登上喜馬拉雅山的峰巔，沉浸於對大自然粗獷壯美的欣賞與冥想之中。1863年，為支持梵社運動的開展，他在距加爾各答約100英裏（約161千米）的桑地尼克坦（意為“和平之鄉”）創辦了一個靜修中心。
泰戈爾是家中的第14個孩子。他所誕生的這個家庭，充滿了對宗教的虔敬與對美好生活的享受，家教自由而嚴格。父親鼓勵子女們自由發展，允許他們發表各自見解而不加任何限製。家中常開展哲學與宗教問題的討論，安排演戲、詩歌朗誦會與音樂會。泰戈爾的哥哥姐姐多為詩人、音樂家、劇作家和小說家。當時印度著名的詩人、演員、音樂家和學者是家中常客。大家對於各種有爭議的問題各抒己見，談話氣氛十分活躍。在性格形成時期，泰戈爾的心靈從家中所充溢的印度偉大傳統與自由思想中汲取著豐富的養分。
在童年，泰戈爾進過4所學校：東方學院、國立師範學校、孟加拉中學和聖薩維爾學校。教師那種把知識強塞進學生腦瓜和五花八門的懲罰方法，使他熱愛自然與自由的心靈產生了反抗的情緒。在回憶著作《我的童年》（My Boyhood Days）中，泰戈爾用幽默的筆調表達了他對於學校教育的批評。他將當時對學生進行“填鴨式”灌輸的學校稱作“製造讀書寫字的工廠”，學生經過一番“加工監製”，便有望“在市場上賣出貼了特別商標的高價錢”。[19]由於不堪忍受學校教育，泰戈爾在大約14歲時漸漸脫離學校教育，而主要在家裏接受家庭教師和兄長的教育。他的文學天賦在未滿9歲時就表現出來，能按照音律正確地排列詩行。童年所聽到的印度古典聖歌也深深吸引著他的心靈。
12歲那年，泰戈爾被父親帶到桑地尼克坦，那裏空曠無涯、荒涼單調。但對於生活在庭院裏的孩子來說，這個自由的天地猶如天堂。在那裏，父親給泰戈爾講授梵文、孟加拉語和英語文學作品。在晴朗的夜空下，他給泰戈爾講解天文學知識。他還讓孩子每天計算日常花費，以培養他的職責感。泰戈爾一生遊曆過許多地方，然而，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像這塊土地那樣影響他的心靈。在一首詩歌中，他稱它為“蟄居在心靈上的情人”。1901年，他在這裏創辦了自己的教育實踐基地。
1878年，17歲的泰戈爾被父親送往英國。父親原本希望他來日擔任律師或印度公職，一年半以後，他回家了。雖未完成學業，但他已經看到西方文化的積極方麵，在與英國人的接觸中，他增長了對英國詩歌與西方音樂的興趣。
回到熱愛的環境，泰戈爾立刻恢複了創作能力。在60餘年的創作生涯中，他為人類留下了50多部詩集、20餘部戲劇、100餘篇短篇小說、12部中長篇小說、2000多首歌曲、2500楨畫作。他創作的歌曲《人民的意誌》（Jana-Gana Mana Adhinayaka）於1950年被定為印度國歌。他的詩歌清新澄澈，詩集《吉檀迦利》（Gitanjali）於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並由東西方的譯文傳遍世界，其雋永的意境所表現的純美世界，給世界上眾多文學家的創作以“優美花朵般的影響”，得到廣泛讚譽。
泰戈爾對於世界的貢獻遠非限於文學領域。在他生活的年代，印度尚處於英國殖民統治的**之中。為追求祖國的獨立與自由，他不顧英國政府的高壓政策，通過大量文章與演講譴責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在英國政府1919年在阿姆利製造殘酷鎮壓印度群眾反抗鬥爭的慘案後，為了“給由於恐懼而遭受不幸，變得無言和麻木的千千萬萬同胞以抗議的聲音”，他公開聲明他放棄英國政府幾年前授予他的爵士稱號。[20]他是甘地所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最真誠的擁戴者之一。盡管他們在一些方麵的思想和做法不同，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泰戈爾關注占印度人口90%的農民的命運，他比聖雄甘地早20年，比民族政府早半個世紀，就用有限的資金，在自助和啟蒙原則的基礎上，先後在自己的莊園和什利尼克坦（意為自助村）建立集體農業實驗中心，幫助農民建立學校、醫院、合作企業、銀行和自治村社製度，並將自己的兒子送往美國學習農業，以便服務於印度農業。
泰戈爾不僅投身於印度爭取獨立的鬥爭，還以人道主義精神關注世界形勢的發展，並盡其一生堅持為保衛和平與自由而大聲疾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與巴比塞、羅素、勃蘭等人一起組織“光明團”，為和平而奔走。1916年，他在訪問日本、美國時，發表了題為《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演講，揭示了西方民族主義為擴大地盤而爆發的互相爭鬥及對東方民族的殘酷統治，並反對東方照搬西方，主張用東方思想創出一條新路，用新的創造作為對人類的獻禮。他認為：“真正的現代化是心靈的自由，而不是成為奢望的奴隸。它是活動和思想的獨立，而不是同歐洲亦步亦趨。它是科學，但不是在生活中濫用科學。”[21]1919年，在羅曼·羅蘭的邀請下，他在反對戰爭的《人類精神獨立宣言》上簽名。1937年，泰戈爾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蠻行徑表示了嚴正譴責。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斥責了帝國主義分贓的慕尼黑會議。
從某種意義上說，泰戈爾是孤獨的。他因為自己的激進主義而招致咒罵，又因為自己的保守性而受到譴責。他熱愛故鄉的每一寸土地，在詩歌中反映了印度曆史的光榮，他對於印度古代文化的挖掘，豐富了印度文明遺產並使之與現實生活相聯係。但是，與他的同胞相比，他對祖國的愛的表達往往非常不同：他熱愛印度人民，但從不支持同胞關於“印度人是上帝特選臣民”的迷信；他表達對人民忠誠的方式之一，是在文學作品裏揭示印度社會的頑症痼疾，如種姓製度、官僚專橫和印度教的愚昧，這種方式常使得他的愛國情感招致懷疑。在印度國內，他反抗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但並不因此全盤否定西方文明，因為他拒絕一切形式的偏執，他在文章與言談中直言讚美西方的平等、自由與民主的觀念。當他發現以印度教愛國者和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名義出現的反動者，譴責西方的一切事物，推崇“雅利安生活”時，他寫了一些十分尖銳刻薄的文章。對此，羅曼·羅蘭評論道：“正如1813年歌德拒絕抵製法蘭西文明和文化，泰戈爾也拒絕抵製西方文明。”[22]泰戈爾的傳記作者克裏巴拉尼評論得精當：泰戈爾“鼓勵民族主義而抨擊極端民族主義的生活方式。”[23]在殖民統治和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始終不放棄在一個相對貧弱的國家裏，呼籲世界和平、東西方文明互相汲取，這種態度招致一些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對他的冷嘲熱諷。也許，他過於超脫於他所處的時代了。在當時，眼前的需要或許比對永恒價值的讚頌更為迫切，這也是他招致甘地批評的原因：詩人是為將來而活的。在國際上，他公開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曾因此受到敵視、汙蔑。在許多時候，泰戈爾感到了孤獨，然而，這種孤獨大約也是每一個因心靈而偉大的人所必然麵臨的命運吧。所幸的是，在他生活的年代，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如羅曼·羅蘭、葉芝、愛因斯坦等都是他精神上的盟友。
作為一位詩人的哲學家，泰戈爾一生都以美學觀點看待哲學問題，力圖使真理以美的形式出現：“真理在它的邊界，遇到美。”他的一篇闡述教育觀點的文章題為《詩人的學校》（A Poet’s School），而他對宗教問題的思考是以一個藝術家的身份進行闡述的。[24]他認為，外部世界是“人類精神的搖籃”，但理智者以疏遠和無感情的方式觀察事物，他們對待自然和生活的態度冷酷無情，由此所得的世界隻是個影子；隻有用充滿感情和興趣的心靈去觀察事物，才能獲得一個真實的世界。[25]因此，在泰戈爾的思想中，生活、和諧、美、協調、秩序、愛、喜、音樂等概念以及他用來描述自然的大多數比喻都是與人的氣質、衝動和情感相聯係的。他往往以知覺來豐富他的理性。心靈的感受與自然的比喻豐富了他對於哲學概念的表述。在對哲學概念的思索中，他表現出典型的東方式思維，矛盾被當作實在的眾多方麵來接受，不完美被當作趨向於完美的一個階段。[26]如他的詩歌所寫的那樣：真理之川“從他的錯誤之溝渠中流過”，“如果你把所有的錯誤都關在門外，真理也要被關在外麵了”。[27]
泰戈爾認為，“人既是有限又是無限的”，人將物質性和精神性結合到其自身之中。“他既是大地之子，又是上天的後嗣。”在《人生的親證》（The Realization of Life）一書中，他說：“在我的存在的一端，我與木頭和石頭是同一的。在這裏我不得不接受普遍規律的支配。這是我生存的基礎……然而，在我的存在的另一端，我又區別於萬物。在這裏我衝破了類同的封鎖線，作為一個人而單獨存在著。”他認為，人與神能夠結合，正是這種力量使人英勇無畏地戰勝痛苦。
在教育領域，泰戈爾所做貢獻的影響是深遠的。1901年12月22日，他帶著5名教師、5名學生，其中還包括他的長子，在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自然之壯美的桑地尼克坦建立了實驗小學。這片荒原上原無樹木，泰戈爾帶領師生們建屋種樹，至今已蔚然成為森林，樹的年齡就記載著學校的年齡。1928年，泰戈爾在桑地尼克坦和什利尼克坦分別開創了兩個新的節日：植樹節和開犁節。植樹節現在成為全印度節日。在桑地尼克坦，他根據自己對人的和諧發展的信念確定了教育目的；根據自己童年時代在不同學校裏所遭受的折磨、對印度學校兒童的困境所做的細致觀察，以及用所持信念教育兒子的嚐試，他確定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與方法，並努力改變當時教育上諸多舶來的做法，以適應印度文化的需要。他將桑地尼克坦學校比作“運載我一生中的頭等貨物的航船”“我的一篇用手摸得著的詩”。[28]在這裏，他作為一位詩人的想象力與理想主義得到具體表達。1921年，這所小學發展成一所聞名於世的國際大學。這所被稱為“世界藝苑”[29]的大學，力圖把東西方文化及印度古今文化融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國之間交流文化、傳播友誼。世界藝苑吸引了世界上許多著名學者、藝術家等前往講學。在泰戈爾的倡導下，國際大學於1937年成立“中國學院”，中國學者先後到此講學或做客的有許地山、徐誌摩、徐悲鴻、陶行知、竺可楨等。
泰戈爾一生撰寫了許多教育方麵的著作和文章，如《教育危機：一個詩人的信念》（Crisis in Education：Faith of a Poet）、《印度的教育》（Education in India）、《教育的理想》（Ideals of Education）、《教育問題》（The Problem of Education）、《教育的興衰》（The Vicissitudes of Education）、《教育的傳播》（The Diffusion of Education）、《教育的媒介》（The Medium of Education）、《教育的藝術》（Art in Education）、《兒童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新教育》（New Education）、《我的教育任務》（My Educational Mission）、《東方大學》（An Eastern University）、《我的學校》（My School）、《詩人的學校》（A Poet’s School）等。他的哲學、美學著作也包含了他對於教育問題的許多精辟論述。
二、和諧論與教育
《奧義書》等古代印度經典所包含的吠檀多論思想對泰戈爾哲學的影響最大。泰戈爾認為，人須在梵的精神中生活和行動才會有歡樂。據《奧義書》，梵的精神實質“是萬物的生命和光芒，是宇宙意識”[30]。泰戈爾比喻說，這是一種具有生命的意識，通過無數樂器所演奏的並且永遠保持完美和諧的永恒交響曲表現出來。[31]宇宙之根本統一對印度人來說不是簡單的哲學思辨，而需要在感情上和行動上去親證這種偉大和諧的生活目標，在寧靜與和諧、善與愛中，人與萬物相結合。[32]他希望年輕的心靈滲透關於和諧的思想：他生於一個人類世界，這個人類世界與它周圍的世界是和諧一致的。[33]教育的目的即是通過智力、體質、道德與精神諸方麵的和諧發展，使人的生命與萬物和諧統一，即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神的和諧一致，教育的真正功能是將人身上最好的東西引發出來，並使他的個性能夠得到充分全麵的發展。[34]他尊重個體的差異，認為不同個體有著獨特的心靈，並在人的完全發展中遵循自身的軌跡。
泰戈爾的教育哲學根植於三項原則：兒童的自由與快樂；創造性的自我表達；與他人及自然的和諧。在泰戈爾看來，自然的安排總是具有世界的完整性，具有永恒的與萬物的合一性。而學校不具有世界的完整性，它隻是一種為授課而做的特殊安排，其目的就是製造統一模式的人，忽視個體之間顯而易見的差異。學校往往以一種嚴肅、傲慢的姿態，“把孩子們從一個充滿著神親手創作的奧秘，充滿人格啟迪的世界中強行拉開。它僅僅是一種紀律規定，而拒絕考慮個性。它是一個設計特殊的工廠，以獲得相同的結果”，[35]學校窒息了孩子對生活的愛。在本是擁有或應該擁有更多自由的童年，學校教育成為學生們“為進入文明社會”而服的“刑期”。這正是他在學生時代深感痛苦的。
在泰戈爾看來，當時的教育目標僅囿於發展兒童的智力，而不關心兒童的需要。在孩子們渴望知曉地球時，卻教給他們地理；在他們渴望學習語言時，教給他們的卻是語法；孩子們渴望的是敘事詩，供給他們的卻是編年史。在智力訓練上，兒童被視做既定知識的簡單接受者，教育者沒有考慮兒童自己就能夠設法準備最適合自己的知識。於是，在兒童還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由成人觀點出發想象出來的知識就像水一樣，被灌輸到兒童的頭腦。兒童往往隻學習到其中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從知識的航船上滑下大海，沉沒了”。這種過程隻觸及外在的方麵，而忽視了兒童的心靈、內在動力及豐富潛力，泰戈爾形象地將之描述為：“鸚鵡餓著，而我們隻顧裝飾鳥籠。”他補充說，教育應該培養兒童通過獨立的努力發展其思考的能力，並且發展直接從大自然及生活中學習的能力。重要的不是從書本中獲得儲存知識的倉庫，而是應用所學知識的能力，培養持續的求知欲與心靈的敏銳。
泰戈爾認為，教育不是灌注到兒童大腦的某種物質，而是兒童內在自我的不斷成長。如果兒童的自我發展得當，其內在潛能就將自然抒發，個性也會和諧發展。他認為，教育不是“有意識的灌注過程，而是無意識的吸收過程”[36]，為此，教育需要引發學生探求知識的渴望，創設激勵的氣氛，並將價值觀滲入其中。
為了實現上述目的，泰戈爾需要為其教育計劃設計合適的課程。他在桑地尼克坦小學強調並發展了個性的思想。對他而言，想象力、美感與情感對於兒童個性發展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理性，情感在人的一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幼年時期尤甚。印度教育家薩卡爾（S. C. Sarkar）評論道：“他將想象力、美感及高尚的情感提升到與理性同等的地位，當它們運用於詩歌、音樂與藝術的領域時，它們幾乎與理性一樣，是發現現實的重要途徑。”[37]泰戈爾認為，情感可以通過美術、音樂、戲劇、舞蹈等課程得到適宜的引導和訓練，而各種各樣的手工勞動有助於刺激兒童的智力與感覺，勞動也是自治與獨立的條件。
現在，體育和遊戲被認為是兒童教育中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但在泰戈爾生活的時代不是這樣，成人往往以自己的想象來塑造兒童，剝奪他們自由活動的快樂，將兒童運動和遊戲看成浪費時間與精力的事。泰戈爾強調，兒童的天性是活潑的，運動和遊戲是兒童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身體的活動除了能保持兒童身體的健康以外，還可以使兒童的頭腦保持敏捷。於是，他在課程的科目中給予運動和遊戲以優先的地位，通過建設性和創造性的活動，為兒童創設一個快樂和自由的環境，並使學生從中接受充分的體質訓練。
心靈的充實與靈魂的安寧是和諧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泰戈爾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完整的人是道德和精神的化身。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學生應該過簡樸、自律的生活，擯除一切種族或其他一切偏見，關愛一切人，並吸收與人交往中的美德與兄弟般的精神。
泰戈爾的天才最好地反映在他對兒童的愛以及他為了給印度建立一個不同的教育體係所做的畢生奮鬥中，在這個教育體係中，頭、心和手的優秀品質得到和諧發展，其目的在於培養能夠超越國家狹隘邊界的具有廣闊視野的全人。
三、自然主義與教育
在《人生的親證》中，泰戈爾認為，印度的文明被大自然的浩大生命所包圍，由它提供食物和衣服，而且在各方麵與大自然保持最密切、最經常的交流。對於印度人來說，人和大自然的和諧是偉大的事實。人能夠思索是因為他的思想和周圍事物是一致的，人類能夠利用自然的力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隻是因為他的力量同宇宙的力量是和諧的，而且長期以來人類的意圖同貫穿在大自然裏的意圖永遠不能互相衝突。[38]
泰戈爾在教育計劃中給自然以重要地位，包括三個層麵：第一個層麵指無生命的物質世界，如天空、山脈、河流、太陽、月亮、星、風、雲、雨、四季的更迭、日與夜的世界；第二個層麵包括作物、樹木、花草、果實、動物的非人類世界；自然的第三個層麵是相對於現代物質生活中文明人而言的自然人。泰戈爾與自然的早期密切接觸是跟隨父親一起旅行去喜馬拉雅山，自然的壯美在他年幼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相信“自然”的生活可以給人的精神和心靈提供深切的喜悅和終年不斷的幸福，所以他希望人與自然能夠有一種完美的和諧。
對泰戈爾而言，自然是喜悅、自由和美的源泉，隻要給予兒童機會，他們就會在心中捕捉這些感受，培養和諧的精神。他用詩歌生動形象地描繪了兒童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有星星同他說話，天空也在他麵前垂下，用它傻傻的雲朵和彩虹來娛樂他”。[39]他認為，兒童早期就應該親近自然，他們有對於美和新鮮事物的內在熱愛，這將有助於他們獲得不竭的活力並得到身體、智力和精神的和諧發展，也將改善他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自然教給孩子合作、同情與和諧的美德，他們對自然的愛將進一步轉化為對萬物的愛，這種情感對於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泰戈爾寫道：“大自然多種多樣的美必將不知不覺地深植於兒童的心靈……當他們能夠意識到與外部世界的和諧時，他的內在天性也將感到和諧。”[40]他認為，人的成長不僅需要母親的胸懷，也需要地球和水、天空和空氣的哺育。他呼喚讓孩子們在開闊的天空下遊戲，因為那是陽光和雲朵的舞台。
泰戈爾認為，自然是靈感的源泉，它教給孩子關於自由和美的第一節課，並給予他巨大的快樂，使他能夠解決所麵對的問題。但不幸的是，孩子往往被剝奪了這種快樂，而遠離了這個知識的重要來源。泰戈爾悲哀地寫道，學生的頭腦原本是敏銳、不知疲倦地渴望著從大自然中獲得第一手知識的，但學校用紀律阻礙和監禁了學生的感受能力，“我們好像博物館裏無生命的標本，呆若木雞地坐著，功課像打在花朵上的冰雹一樣落在我們身上”[41]。在一次演講中，泰戈爾說到，造物主給予兒童不知疲倦的翅膀，他們每天都渴望著尋覓新的經驗，而現存教育限製了孩子發展的自由，扼殺了他們心靈中自由與探究的精神。泰戈爾認為：“這種自由對於兒童心智與道德的成長是不可或缺的……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人隻有通過自由方能獲得充分發展，當我們限製兒童的這種自由時，這意味著我們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兒童，我們並沒有在我們的心中植入造物主要給兒童充分成長的目的。”[42]泰戈爾相信，身置自然中的教育，將給予兒童自由的精神。
他認為，對於個性的充分發展而言，一個廣闊、開放的空間是必需的條件之一。而城市的環境很難滿足這樣的要求。所以，理想的學校應該遠離嘈雜的市區而建立在自然的懷中，即鄉村中。他說，造物的本意不在於“我們應該出生在磚石與砂漿的保衛中，城市是為了滿足人的實用需求而建造的，它們不是我們自然的住所。兒童應該享有與自然的自由、直接和喜悅的接觸以充實他們的心靈，如此，他們在身體、心靈和精神方麵就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43]。泰戈爾以這種原則，將他在桑地尼克坦的學校“設在一個美麗的地方，那裏遠離城市，古樹成蔭，視野開闊，直望到遠處的地平線，兒童們在這裏可以享受最大的自由”。
在他的學校裏，他建議采用古代印度的教育原則。在印度古代，賢士就是在森林隱居的場所給學生們傳授知識的，教師和學生在大自然的生活氣息中，通過討論點燃知識的燈盞。學生的精神隨導師精神的成長而成長。泰戈爾呼喚這種教育方式：“在印度，我們依然在記憶中珍惜森林中的偉大教師群落。這些教師和他們的家庭住在一起，他們的目的是發現上帝的世界，並在上帝中發現他們自身，這種處所既不是學校又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修道院。他們雖然生活於社會之外，但他們對於社會就如同太陽之對於群星，社會從這個中心得到生命和光明。”[44]他從自己童年的生活經驗感到，文化氣息較之正規的教學方法更為重要，孩子們的潛意識比他們的顯意識智力更為積極。在桑地尼克坦，學校絕大部分最重要的課程通過潛意識進行教學，並使學習的過程充滿與大自然的交流。泰戈爾鼓勵孩子們研究大自然瞬息萬變的形態並由此熱愛大自然。在桑地尼克坦，孩子們在廣袤的天地之間學習。在滿樹繁花的春天，孩子們跟青年教師去森林，聽他用孟加拉語背誦和講解莎士比亞與勃朗寧的詩歌。泰戈爾讚賞學校的一位青年教師羅易使教學人格化，由此，學校的孩子們不是從教科書中，而是從有生氣的教師那裏學到知識。[45]學習之餘，學生在花園中清理樹根周圍的泥土，給作物澆水，修剪樹籬等。這樣，他們與自然就不僅是知識上的聯係，而且包括了手工的聯係。
在泰戈爾看來，新式學校所設置的課程應該生動而多種多樣，不僅滋養智慧，而且滋養心靈，沒有不一致和不和諧去擾亂青年人的心智。“這樣，教育就不會變成虛假、沉重和抽象的事物，以至於學生隻有在學校的幾小時內才會關注。”[46]他認為，兒童的課程不僅由學校提供，還應當來自於受人類之愛支配的世界，兒童有能力從自然環境中重新組織其智力課程，而不是從分科的課程中匯攏知識。泰戈爾極力推薦印度兒童通過遠足與旅遊來獲得關於曆史、地理和印度社會習俗的第一手知識，他認為從這些經曆中獲得的知識更有價值。他建議道：“在經常的遠足和旅遊中，學生的感官會變得敏銳，他們將可能在興趣中觀察並學習到無盡的知識。”[47]他為此設計了一個五年環遊印度的課程，他相信，學生在這種過程中所學到的知識將比從幾百本書學來的更多，不僅不易遺忘，還會珍視這種學習。
除了自然的教育價值以外，他還認為應教導兒童與世界萬物生活於和諧之中，使兒童認識到，人類是生態係統中的一部分，在這個生態係統中，植物、動物都有與人類共存的權利。從現代意義上講，泰戈爾也是一個生態學者，而那時，“生態”這個概念還遠未誕生。在當代世界，人類為了自私的目的而對環境和生態造成了一係列破壞，因而人們對於保護環境與生態已經談得很多。在泰戈爾生活的時代，這些問題還未出現，但泰戈爾在桑地尼克坦就常常宣傳保護自然對於自然自身以及人類道德與精神價值的重要性。
盧梭曾在《愛彌兒》的篇首寫道：“自然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裏就變壞了。”泰戈爾可能隻同意這句話的前一部分，而不讚同後一部分。因為他堅信教育的目的是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建立一種愉快的和諧，每個人必須成為他所屬的社會的一部分，並以此實現每一個個體與其他人的基本和睦。他的社會是一個國家的社會，並信仰宇宙主義（universalism），以此作為他夢想的社會的基礎，在桑地尼克坦，他通過不同的計劃，盡力實現個人與社會的融合。
四、論生活、藝術、宗教與教育
（一）生活與教育
1877年，泰戈爾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抨擊了現存教育。他指出，舶來的教育模式既無助於判斷力的培養，也無益於獨立思考的形成。他在一則格言中寫道：“脫離泥土的樹是不自由的。”他在日後將教育與人生聯係起來，並使教育根植於國家的傳統，由此得見端倪。在《教育的興衰》一文中，泰戈爾針對印度教育與生活脫節的情況比喻道，教育好像是一個乞丐，他總是在冬天才能有錢買到夏天的衣服，在夏天才能買到冬天的衣服。為了糾正這種學識和生活混亂的弊端，“我們祈禱上蒼結束教育的滄桑巨變，在冬天給我們冬天的衣服，在夏天給我們夏天的衣服”。他衷心希望印度人民的語言與其思想同一，教育也與生活同一。
1930年，泰戈爾訪問了蘇聯。在指出“專製是嚴重的災害……在它的名義下許多人受到壓迫，它的陰暗方麵是暴力的運用”的同時，他也看到蘇聯工人和民眾走在社會最前列。他在訪問途中見到的蘇聯農民快樂的麵龐，引發了他的熱情。他讚賞俄國革命帶來的偉大成就——“把被壓迫者提到人的位置上來”[48]。他將農民的歡樂歸功於教育的普及，他稱羨蘇聯在短短20年裏，在掃盲及提高生活水平方麵取得的成就，教育消除了無知與迷信，並使之與受教育者的生活成功地聯係起來，這與處於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所發生的事情截然相反。回想自己的祖國像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大部分人作為牲畜被對待，沒有成為人的機會，他反思道：“文明的寶塔是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的大多數——世界工人——的奴役和摧殘基礎上的。對此，我羞愧得無地自容。”[49]他認為，無知是造成印度農民生活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合適的教育將把農民從貧困中解救出來，但英國統治者沒有為此做任何事情。在他看來，沙皇時代的俄國農民與同時代的印度農民生活狀況曾經一樣惡劣，因此他被在蘇聯的所見所聞強烈地震撼了，尤其是它的教育領域。在莫斯科的演講中，他吐露了他的這種感受：“我能夠感受到你們的教育理想同我的非常相似，那就是，人應過一種完整的生活，通過這種過程，他們的心智將準備接受教育的豐富惠澤，而不僅僅是儲存科學指導和信息的孤立因素。”[50]當他看到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印度農民已大大地落後於蘇聯農民所取得的進步時，他感到悲傷。
泰戈爾在一首詩裏寫道：
噢！我不幸的國家，
你將同那些一向受辱的人們，
一起蒙受淩辱。
他們垂首站在你的麵前，
你卻剝奪他們的人權，
始終不給他們懷中的溫暖。
你將同他們一起，
蒙受同樣的淩辱。[51]
但詩人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仍保持著樂觀，他相信當教育的光輝照耀到印度每一寸土地的那一天，印度將取得進步，將同樣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正如他在詩歌中呼喚的那樣：
我的父嗬，讓我的國家覺醒起來吧。[52]
為了消除印度的貧窮，泰戈爾認為，教育需要將人從無知中解放出來，使人獲得自由。由此，教育需要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為了糾正教育不問實際的弊端，詩人實際上早在1918年左右就在什利尼克坦創辦了一個附屬於教育基地的平行機構——農場和工藝中心，繼而成為大規模村社發展的實驗中心。泰戈爾將這個中心作為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和社會服務的實踐基地，從而建立起學生與農民之間的聯係，泰戈爾還請來名匠教山達爾的孩子，使他們成為工藝上的名手，自助助人。在其中的鄉村改造學院（Institute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裏，與日常生活相聯係的手工勞動成為學院的課程，實現了泰戈爾將教育與經濟生活聯係的思想，並促進著不同階層民眾平等的關係性聯結。師生們將作物栽培和飼養牲畜的科學方法教給村民，幫助村民改進衛生環境，開辦門診部，為勞動階層和低等種姓的村民開辦夜校和流動圖書館，給村民上課，作有關宗教、文化和公眾問題的演說報告。師生們以服務與犧牲的精神振奮村民們，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識和道德水平。[53]
印度是一個農業國。盡管泰戈爾出身於貴族，但他沒有按照當時印度上層社會的習慣把子女送到英國高等學府學習，而把自己的大兒子送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去學農業。當他學成歸來後，泰戈爾將他安排到莊園工作，他希望美國的先進技術能改進印度的落後農業。此外，他還建立了實驗室及多種手工業作坊，組織學生從事各種勞作。克·克裏巴拉尼評價說：“通過某種形式的勞作和手工業進行教育的思想及其實踐最早發端於桑地尼克坦。在這之後，聖雄甘地才把這種見解包括在今天印度稱之為‘基礎教育’的製度中去。”[54]在他的造就全人的教育理想裏，教育包含了人的生活中的智力、體質、經濟、美學、社會與精神等各方麵，學校成為社會的心髒。他認為，“真正的教育在每一階段都會實現訓練及知識與我們所處環境的有機聯係。”[55]在他看來，人們需要通過熱愛生命去搜集知識，然後拋棄生活去獲取知識，最後，他們將以成熟的智慧返回到他們更完全的生命。[56]
他批評隻重書本不重實際和以考試為中心的教學，在這種教學裏，書頁封閉了學生的心靈之窗，“書籍裏的詞語像膏藥一樣貼在心理的皮膚上，使我們的心靈不能與真理直接接觸”。書本構成了一個與外部世界隔絕的堅固堡壘，學生棲息於內，隔絕了與造物主的交流。泰戈爾並非否認書本的作用，他隻是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書本的局限和危險，書本隻是對於從真實生活和自然中獲得的知識的一種補充，他更強調從生活和經驗中獲得知識的重要。
在《我的學校》中，泰戈爾描寫了一位以“成功教育家”著稱的有經驗的校長，他滿意於兒童學習植物學的興趣，卻不相信孩子們關於樹木的個人經驗。泰戈爾堅持，在初期教育階段，孩子們應該通過自然過程，即直接通過人和物獲得真理。[57]他認為，孩子們通過自己的經驗所獲得的知識將導致本能的形成，是自然自己教育的結果。例如，孩子通過爬樹可以了解關於樹木的知識，他們知道如何對待樹枝，怎樣分配體重，以免給幼枝造成負擔。通過個人的經驗，孩子們能巧妙地利用樹木去采集果實，進行休息，甚至利用樹木躲避不喜歡的追逐他們的人。泰戈爾認為，作為教育的一部分，要讓兒童認識到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存在的係統裏，在那裏，樹木不僅僅是產生葉綠素並從空氣中攝取二氧化碳的樹木，而且是活生生的樹木。
在他的學校裏，學生參加反映生活真實情境的紡織、木工、編織、木雕和製陶等手工藝勞動。泰戈爾強調，課程並非一成不變和僵化的，課程可以根據教師和學生的需要，經過師生的相互交流而得到調整，並與生活相聯係，由此可以使兒童做好準備，克服恐懼，正視生活。在他的課程裏，正如盧梭的課程一樣，自然是一股驅動的力量，也是一種實驗室，在那裏，學生可以檢驗影響生活的情境。
（二）藝術與教育
藝術是與美聯係在一起的，作為一個詩人的哲學家和教育家，泰戈爾非常注重文學與藝術熏陶在兒童審美與和諧個性發展中的重要性，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如果我想讓自己的兒子成長為一個人，我會讓他從童年起就像一個人那樣成長……我會告訴他勿完全依賴於記憶力，他將會有足夠的機會思考自身並運用想象力……文學的熏陶在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對於人的發展是不可缺少的。”[58]
在桑地尼克坦和什利尼克坦，為了發展兒童對於自然的感情和他們對於人類環境的敏感性，泰戈爾設計了文學、節日儀式和宗教教學，他強調人的教育必須考慮個性整體的有機發展，由此，需要同時刺激他們身體和精神的天賦。
在進行藝術教育時，他注重讓孩子消除被動性，在他們進行的每一種活動中培養自我參與意識，由此，每一個孩子都可以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探索美的神奇，塑造自己的創造性和審美的敏感性，這一點在泰戈爾的教育實驗中處於最優先考慮的地位。
在桑地尼克坦，學生的審美能力通過兩個層麵的訓練得到培養。
第一個層麵是讓學生從明顯的和外在的觀點來體驗和分享美感經曆。比如，運用四肢的鍛煉；發問、思考和觀察能力的發展；對鳥、獸、樹木以及自然各種現象的興趣與熱愛；製作日常用品的經曆；保持臥室和環境的清潔、健康和美麗的習慣；經常沐浴，保持身體、衣物和行為的潔淨的訓練；在飲食、身體鍛煉、休息方麵的自律和細心維持身體與智力的力量。
使學生審美敏感性得到鍛煉的第二個層麵是培養他們的內在感受能力。比如，幫助處於痛苦中的他人和在每一個方麵都樂於為鄰居服務；了解自己國家多方麵的知識，發展對國家的責任感；從思想、行為和語言上尊重和熱愛其他國家的人民；了解各種社會服務組織和國外新文化發展的最新資料。簡言之，教育的目的是學生必須在最充分的意義上，忠誠於他們的人性，並在思想、情感和行為上表達這種忠誠。
為培養學生的審美敏感性，桑地尼克坦的學生開展了以下一些活動。[59]
①參加全年的節日與典禮，讓學生通過戲劇、美術、音樂、舞蹈、即席寫作詩文等，在各種各樣的主題和文化及審美的計劃中培養審美能力。
②開展社會服務項目，培養友善、同情與合作的精神。
③開展識字運動，培養仁愛、憐憫與胞愛的感情，反映世界同一的美學視角。
④會見鄰人並傾聽他們的訴說，以加強學生對人類行善的感受，並擴展其視野。
⑤為貧困和無助學生集資。分兩個步驟進行，第一個步驟是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常規的集資，第二個步驟是從學生組織的節日中進行。
⑥通過出版期刊、手冊、紀念品等豐富創造性的和美學的精華。
泰戈爾親自為兒童寫作了許多詩歌，指導他們排演戲劇。桑地尼克坦的孩子們自己創作劇本或即興演出他們的作品，他們至少創辦了三種連環畫雜誌，表現出繪畫方麵的才華，孩子的耳朵則受到音樂的熏陶。泰戈爾相信，美術、舞蹈、戲劇、音樂和其他旨在培養人的美感的訓練，還將轉化成人類追求持久和平、友好、仁愛和美學的崇高的感情。
（三）宗教與教育
泰戈爾將自己的宗教稱作“人的宗教”，他認為造物主在人身上顯示其自身，人的世界就是在其一切經驗中尋找對造物主的最好表達，人有責任在創造中體現造物主的存在，人在其中不僅是接受者，同時也是贈予者。泰戈爾寫道：“我感到我最終尋找到了我的宗教，這就是人的宗教。在這種宗教裏，無限者在人性中獲得了其真義，並來到我的身邊，尋求我的愛與合作。”[60]在他看來，宗教是人的自我超越能力，通過戰勝自我，通過超越一切傲慢、貪婪和恐懼，通過認識一切世俗的損失和肉體的死亡都不能從真理和人的高尚靈魂中取走任何東西，人能夠做到這點。[61]人所具有的能夠超越自身並不斷推動他向更高領域前進的能力，就是人的最本質特征。“真正的宗教觀乃是證悟最高靈魂與一切創造物的靈魂之間的最圓滿的愛的關係。”[62]他形容說，宗教是一種思鄉病[63]，就像一群思鄉者日夜盼望飛回自己山區的家鄉那樣，信仰宗教的人也處於飛往他的永恒居所的神聖航程之中。
泰戈爾的宗教教育思想，建立在他的教育計劃之中，他強調了自然與人的和諧，這種思想來自他對於世界萬物和諧一致的意識。他對人的個性發展的強調，使他不可避免地更為強調精神的發展，而非人為的教條與規則。他認為，宗教不能由教室裏每周固定時間的課程學來，宗教是一種生活方式，是與上帝存有個人精神體驗的感覺，這種體驗“可以從我們童年日常生活的某個地方獲得，在那裏，精神世界的真理尚沒有被人事的需要所模糊；在那裏，生活單純，充滿閑暇，廣闊的空間、純淨的空氣與自然深沉的寧靜環繞其中；在那裏，人生活在對他們麵前的永恒生命的信仰之中”[64]。
在桑地尼克坦，沒有開設任何一門宗教課程，隻有關於普遍宗教的思想。泰戈爾認為，美與道德相聯係，如果人希望獲得真理，道德需要寓於美的精神。真與美是善這枚硬幣的兩麵。宗教情感使人去愛，並親近社會和國家，也親近其自身，所有這些都會成為善與利他主義的基礎。
在桑地尼克坦，早晚的沉思是進行精神教育的重要內容，並成為學校慣例，至今大學依然設有供沉思的大廳，學生們按時自覺地去沉思。在靜寂的大廳裏，人們心中默默吟誦：
OM！大地、天空、星界，
願我的意識完全與你合一
你這智慧閃爍的創造者。
OM！你是我們的父親，
願你賜予我們智慧
讓我們在這裏頓悟，
我向你致敬！
讓這一切成為真實。[65]
泰戈爾解釋，“OM”的意思是圓滿，它代表無限、完美、永恒，是指萬物的整體。沉思由“OM”開始，可以使人的心靈洋溢起無限圓滿的感覺，擺脫狹隘的自我，並體會自我和世界之間永恒的聯係。沉思意味著人的意識和外部廣袤世界的合一。泰戈爾認為，人隻有通過沉思才能認識最高真理，當人的意識完全沉浸於沉思之中，便自然會懂得，那不僅是一種獲得而且是人與神的合一，在沉思中人與人的關係變得單純、自然，從而使人獲得自由。
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大自然的合一，是泰戈爾的教育理想、教育原則和教育宗旨，也是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泰戈爾相信，以愛與和諧為基礎的宗教教育有助於這種理想的實現。
五、國際主義與教育
1921年，泰戈爾將桑地尼克坦的兒童學校，發展成世界矚目的國際大學——世界藝苑，在成立前，泰戈爾曾在美國給在桑地尼克坦的一位教師寫信：“我需要一小塊地方以建立一個社會，那裏的男性和女性將認識到地理上的界限是不存在的，他們將了解隻存在一個民族，那個民族包括了人類的各個種族。”[66]在國際大學，他選擇了一行古老的梵文作為大學的座右銘：“整個世界相會在同一個鳥巢裏。”（Where the world makes its home in a single nest.）[67]他宣稱：“國際大學是印度擁有獻給全人類的精神財富的代表。國際大學向四周奉獻出自己最優秀文化的成果，同時也向他人汲取其最優秀精華，並把這種做法看作是印度的職責。”[68]
建立國際大學的思想與他的經曆和世界觀相應。在《我的童年》裏，泰戈爾說明，他早年學到的知識全靠與人的接觸而來，對於外國的知識也來自於他同外國友人的接觸，通過這種接觸，“東方和西方結了友誼。我在生命中實現了我的名字的含義”[69]。泰戈爾始終相信每一個民族，每一種文化，都應該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每一個民族的職責是，保持自己心靈的永不熄滅的明燈，以作為世界光明的一個部分。熄滅任何一盞民族的燈，就意味著剝奪它在世界慶典裏應有的位置。”[70]
在《教育的理想》一文中，他寫道：“人類的教育活動是世界性的，它是聯係不同時代和國家的普遍合作的偉大運動。”他不讚成“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東方和西方永遠不會相遇”的觀點。他認為，東西方的差異正是它們得以融合的基礎，因為，同一的事物是不能融合的，他讚成世界不同文化的互相吸收，並確信東西方不同文化最優秀因素的融合將形成一種新的文化類型。問題不在於抹殺差異，而是在保存差異的情況下如何融合，這是一個艱難的工作。他希望國際大學成為印度文化中心、研究東方學的學院以及東西方文化的交流陣地，成為一個偉大的為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們集會的場所，其建立的理想是：一切民族的精神一致。泰戈爾呼籲：“我們必須通過無盡的愛和智慧認識到人不是任何特定部落的代表，人的最偉大的身份是人，現在是需要聲明人屬於所有國家、所有時代的時候了，對人來說，民族與膚色的差異是沒有存在的位置的。”[71]國際大學成為友誼與國際合作的燈塔，吸引著各國學者與藝術家一代一代前來，他們自由地交流思想，相互學習，邊教學邊研究，共同過著簡樸的世界大家庭的生活。
從西方文明的價值裏，正如從自己祖國的往昔價值裏一樣，泰戈爾汲取著鼓舞和營養。因為他相信，自己也能大量地給予西方。他在《詩人的學校》中希望，在將來，印度教育所開啟的精神的寶貴遺產，將饋贈給世界其他地區，作為印度對世界的永久貢獻。他看到了東西方文明互相補充的價值，但他反對抹殺本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與盲目模仿西方。在泰戈爾生活的年代，對西方的盲目模仿在印度是一種時尚，在學校內，英語被作為教學語言。泰戈爾並不非常反對使用英語，英語是科學領域裏一個基本的工具，他也希望印度在這個領域裏放射光芒。他同意在高年級教授英語，但他反對在兒童早期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因為這會增加兒童學習的難度，損害兒童學習的興趣，這種教育也將成為一小部分人享有的特權。他總結說，用外語教學將導致國家的失敗。泰戈爾堅持用母語作為兒童的教學語言。他畢生重視孟加拉文的創作，用孟加拉文寫了許多優美的兒童啟蒙讀物和教材。不僅如此，他認為，印度所希冀的教育體係不應是一種由西方輸入的體係，而應當是深深紮根於印度土壤及其燦爛文化的教育體係，印度教育的目標應包括讓學生了解印度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使他們認識到印度的文化知識是整個人類文化遺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隻有了解了自己的文化，將來才有可能獲得偉大的成就，也隻有如此，印度文化的寶貴遺產才能對世界文化做出貢獻。
泰戈爾在一生中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在19世紀的最後一天，他用孟加拉文寫了一首題為《世紀的黃昏》（The Sunset of the Century）的詩，詩歌抨擊了以“民族自愛”麵目出現的民族主義。在1910年出版的《吉檀迦利》中最感人肺腑的一首詩中，他描繪了聚集在西方上空烏雲中的陣陣雷鳴，預示了巴爾幹戰爭和即將來臨的恐怖。[72]泰戈爾希望，通過東西方的交流，世界不同國家、種族的人民將增進彼此的了解，由此在真誠的國際理解和廣闊的人道主義基礎上，促進人類的和平。為此，他希望兒童學習世界的曆史，他認為世界上隻存在一種曆史，即人的曆史，人類生活於一個家庭之中。教師應當教育兒童，在他們探索知識的過程中，超越國家的狹隘界限。讓他們認識到，無論是什麽種姓或什麽膚色，他們的思想和成就都屬於所有的人。[73]
六、評價：泰戈爾——印度教育的開路先鋒
泰戈爾的傳記作家克·克裏巴拉尼評論道，泰戈爾對於印度的貢獻是細致而深刻的，因為他在政治家無能為力的領域裏，發現並擴大了蘊藏在創造活動後麵的源泉。
泰戈爾進入教育領域時，其思想尚未定型，他根據自己的思想創設了自己的教育模式。其中，他對童年及學校生活的記憶，影響了詩人對於教育的觀念。桑地尼克坦成為詩人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而進行的嚐試。在詩人的有生之年，這所學院的發展，與變遷中的時代的脈搏同步跳動，詩人曾這樣寫道：“這所學校的成長就是我的生命的成長……它的理想在變遷中得到成熟。”[74]
很難說泰戈爾的教育思想純粹是其多方麵天才的綜合。事實上，泰戈爾非常熟悉諸多歐洲優秀思想家的思想，他的天才使他能將他所能發現的思想家（盧梭、裴斯泰洛齊、福祿培爾等）以及現代思想家（杜威、甘地等）的思想糅合到他自己的思想中來。其中，他汲取最多的是盧梭的思想。與盧梭不同的是，泰戈爾不僅創立了一種教育理論，而且還是一個將其社會及教育理想付諸實踐的行動者，他在桑地尼克坦的學校是同類教育實驗的先聲。正如薩卡爾所說的那樣，“理想的教育家必須結合他作為哲學家、詩人、神秘主義者、社會改革家、科學家及真正的行動者的天賦”[75]。泰戈爾正是這樣一個教育家。
他第一個在印度建立和製定了在教育學上被公認的教育原則。例如，學生在家庭和普通中小學裏所獲得的知識，遠比進入學院所獲得的知識更為重要；母語作為兒童的教學語言，較之外國語言更加簡便易行；通過實踐活動所獲得的教育比書本教育更真實；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用死記硬背的知識去塞滿頭腦，而是掌握全部感性知識和發展心靈；文明遠勝純粹經院知識；等等。[76]
在印度曆史上，泰戈爾第一個提出兒童充滿潛力，而教育的任務就是給兒童以機會，使其自然地發展潛力。泰戈爾的感受力非常敏銳，他由自己不愉快的學校生涯意識到，其他兒童的經曆也大抵如此，因此他希望將兒童從高牆的包圍與專製教師的嚴格管教中解放出來。他清楚，如果希望兒童發揮其特殊個性中的潛能，就應該給予兒童自由。泰戈爾因此可以被稱作印度兒童中心教育之父。[77]不過，泰戈爾並不貶低教師在教育中的作用。教師在桑地尼克坦的學校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泰戈爾認為，自然、生命與教師是教育的3個來源，兒童的敏感性需要由獨立而富有創意的思考點燃，這件艱難的工作屬於教師。在泰戈爾的教育計劃中，教師仿如一束放射著光明和知識的永不熄滅的火焰，他要求教師不斷學習，並比喻說，一盞燈隻有在自身燃燒著火焰的時候，才能點燃另一盞燈。
泰戈爾對現代教育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他對自然的愛。他對自然的感情不僅通過他作為一個詩人的眼睛，而且他認為自然具有教育的價值。他認為，在自然環境中進行教育可以增進與世界的親密關係，增強與世界交流的能力。兒童的心靈渴望著這種親密，但不幸的是，城市的生活阻礙了這種情感的發展。泰戈爾並不像盧梭那樣對社會抱有敵對的思想，與甘地一樣，泰戈爾讚同社會環境也是教育的基本組成部分。
泰戈爾對於婦女教育給予了深切的關注和同情，他毫不反對婦女教育，相反，他希望她們能承擔國家發展的一部分責任，他希望女性承擔起教育的工作，而不要在乎別人會如何看待這種獨立。不過，他認為，女性的教育在某些方麵是與男性的教育有別的，她們需要接受一些特別技能的訓練。他希望女性能與男性並肩在所有領域發揮她們的天賦，因為國家的進步同時也是人的平等的進步，如果女性被排除在教育之外，那麽印度就是在退步。他還意識到，需要為女性建立一所大學，他在訪問溫哥華時對一位到訪者說：“除非世界上的女性能與男性同樣地創造，否則她們會將男性向後拉。”泰戈爾認為男性和女性應當共同行動，實現人類的共同理想並創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是他對人性的信念的一部分。
在世界教育史上，泰戈爾不僅在諸多著作中表達了其教育理想，而且畢生致力於實現這個理想，在他的學校裏：
人們為生命的最高目的、在自然的安寧之中聚集到一起。在那兒，生命不僅是靜思的，而且是在活動中覺醒的；在那兒，孩子們的心靈不會被強迫去信仰；在那兒，他們要去將人的世界實現為他們渴望成為其居民的天國；在那兒，日出、日落和靜寂的、燦爛的群星，每天都受到孩子們的重視；在那兒，人們在花兒與果實的盛會中盡情地享受著歡樂；在那兒，年輕人與老年人，教師與學生圍坐同一張桌子，共進他們世俗之餐和永恒生命之餐。[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