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蘇聯學者的教育經濟思想

早在20世紀20年代，有的蘇聯學者即根據當時蘇聯為恢複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對發展教育的需求，在馬列主義有關原理的指導下，注意研究國民教育與經濟的關係。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被譽為蘇聯經濟學“泰鬥”和現代教育經濟學研究先驅之一的斯特魯米林（С. Г. Струмилин，1877—1974）。

斯特魯米林於1924年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在這篇論文中，作者以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劃分以及社會再生產等理論為指導，就年齡、工齡和教育程度對勞動技能的影響，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論述。他明確肯定，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的勞動技能也隨之相應提高；勞動者個人和國家的經濟收益，遠遠超過對教育的投資。

到20世紀60年代初，斯特魯米林在《蘇聯的教育經濟》一文中，根據蘇聯經濟和教育發展的實踐經驗，指出：

“現時生產中所認為的真正重要的東西，已經不是手臂之力，而是生產線上站在機器旁邊的工人們的知識、才智所能妥加利用的工藝技術。正因此理由，科學才與生產所必須的技術和動力一樣，在此變成一種直接的生產力。此外還可以說，科學的‘效率’，在這種情況下，是看應用知識的多寡，了解程度的深淺以及它在工人中傳播範圍的廣狹而定增加的比例。”[30]

斯特魯米林認為，要使科學成為直接的生產力，必須在學校及成人教育方麵大量投資。斯特魯米林不僅從理論上對教育的經濟意義進行了分析和論述，並沿著“教育——複雜勞動程度——經濟價值”的脈絡，用統計和計量的方法測算了教育的經濟效益。他為教育經濟思想在蘇聯的發展，促進對教育和科學的重視，做出了積極貢獻。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教育的經濟主義思潮在世界範圍的逐漸擴展，關於教育經濟問題的研究在蘇聯也進一步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有的學者指出，僅借助於不同熟練水平的工作者的工資額的統計資料，來確定通過教育而取得的國民收入增長的方法，是很不準確的，因而認為對教育經濟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更為重要。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一些學者組織力量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這是蘇聯教育經濟思想領域的一個特點。

一些蘇聯學者根據調查研究的結果，對教育和經濟的相互關係問題進行了許多較深入的論述，並在此基礎上，對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議。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科斯坦揚（С. Л. Костанян）主編的《國民教育經濟學》一書。該書曾被定為蘇聯高等院校的教科書。作者在“序言”中強調：“在我們的時代，如果不剖析由科學技術進步所發生的社會進程和經濟過程，那就不能找到改善教育體製的途徑，不能提高教育體製的效率。”為此，不僅必須了解教育本身，還必須研究教育同其他社會設置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關係。[31]該書著重闡述了教育與經濟的關係，提出和探討了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如何建立教育的組織機構和管理體製，做好智力開發工作，提高教育的經濟效益，以及如何製定國民教育發展規劃等問題。

蘇聯的教育經濟思想研究者在分析教育與經濟的關係時，首先強調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人是生產活動的中心，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和體力是決定生產率的基本因素。而在勞動力再生產中，在勞動者知識技能的提高和更新中，教育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們指出，調查研究的結果表明，大多數工人完成生產定額的百分比，隨著他們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成正比例地增加；隨著工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合格產品顯著增加，工具的損壞顯著減少；工人的教育程度同他們的生產合理化建議活動具有直接的聯係；工人的文化素養直接影響他們掌握新工種的時間。總之，教育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

蘇聯學者認為，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不僅決定於他們的教育程度和技能的熟練程度，勞動生產率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其中包括勞動技術裝備的水平和勞動組織的水平。但是，如果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技能的熟練程度不提高，那麽，即使采用新技術、先進的工藝和勞動組織方法，也不能保證取得理想的經濟效率。所以，在這兩個過程之間存在著極其緊密的聯係，但是，歸根到底，“現代化的物質生產的效率直接取決於勞動者的知識和業務技能一般發展水平。勞動者有了較高的教育水平就會有助於他們改進勞動工具，有助於使他們的勞動成為一種創造性的活動”。[32]

蘇聯學者的教育經濟思想還強調指出，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體製下，教育是全民的事業，教育投資本質上不隻是為追求“利潤”，但國民教育影響著國民收入的創造和利用。他們認為，一方麵，當時蘇聯國民收入的25%～27%是依靠提高工作人員的勞動生產率而創造出來的，而這又是與通過教育提高了工作人員的業務能力直接相關的。另一方麵，國民教育又是利用國民收入中消費基金的部門之一，教育的大部分費用都是從消費基金中支付的。國民教育同積累基金的利用也有直接關係，如教育機構的基本建設投資。總之，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收入的增長、勞動人民物質文化需求的提高，文化教育的投資也在不斷增加。這是確定投資比例和分配在文化、科學和教育事業中占用的勞動資源的客觀基礎。

在分析和揭示教育的經濟收益的計算方法方麵，蘇聯學者把複雜勞動按一定的比率（俗稱勞動簡化比）折算為簡單勞動，並以此為基礎來確定因教育程度提高而帶來國民收入增長的方法，這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影響。這種方法，是20年代斯特魯米林所首創。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因計算勞動簡化比的依據不同，遂演變成3種具體的計算方法：一是工資勞動簡化比的方法。該方法最初是通過同等勞動熟練程度的戰前工資額，借助於勞動市場自由競爭而形成的各種熟練程度工資額差別，按比例增添剩餘價值部分後進行計算的。到20世紀60年代，由於許多社會因素的影響，工資額已不足以直接作為評定勞動熟練程度的尺度，所以借助於工資計算勞動簡化比的方法已日益遇到許多困難。二是教育年限勞動簡化比的方法，這是按教育年限長短進行計算的方法。它把普通的和職業的教育水平作為工人的熟練程度的基礎，根據各類勞動者受教育年限的差別來計算勞動簡化比。例如，以受過初等教育者為勞動單元，把一定時期受過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勞動者換算為初等教育畢業的勞動者，得出初等教育程度勞動者的總數，然後再求出教育程度提高所產生的價值占國民總收入的比率。三是教育費用勞動簡化比的方法。這是以培養簡單的和需要專門技能的勞動力方麵所需要的社會費用的實際水平差別作為計算複雜勞動和計算簡化比的客觀標準。一般說來，花在一個勞動者身上的教育投資越多，他的教育程度就越高，其勞動也就更加複雜，就能創造更多的價值。

當然，設計具有科學的理論依據又便於實際應用的教育經濟效益直接計算方法，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蘇聯學者所設計的上述方法，雖然也不是最完善的，但顯然有其特色。

在教育的經濟主義思潮在世界範圍蓬勃興起的年代，蘇聯的一些學者關於教育經濟問題的研究和論述，對促進蘇聯政府更加重視使教育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並采取許多改革和發展教育的措施，無疑起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