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論政治家的培養

蘇格拉底生活在雅典由盛而衰的轉變關頭，他深刻地意識到了希臘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他既反對斯巴達式的寡頭製，也反對當時雅典式的極端民主製。他主張政治專業化，使治理城邦的大權掌握在一部分有專業政治知識且品質高尚的人手中，而不是把權力分散在沒有政治知識的普通公民手中。

蘇格拉底認為，政治是專門知識，政治家應該是智德兼備的專業家。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中記敘了蘇格拉底對雅典當時政壇的評論。蘇格拉底批判雅典的領導人素質低劣，人人都可以通過抽簽的方法獲得職位，整個政府由叫人害羞的擀氈工人、補鞋匠、銅匠、農民、批發商、在市場上斤斤計較賤買貴賣的人們組成，他們既未考慮過也沒有從事過管理事務。“用豆子拈鬮的方法來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愚蠢的，沒有人願意用豆子拈鬮的方法雇用一個舵手或建築師，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業的人，而在這些事上如果做錯了的話，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國務方麵發生錯誤輕得多的。”蘇格拉底極力主張，應全力培養和鼓勵那些真正有才幹、熟悉政務的人去從事政治，堅信隻有好的舵手才能把雅典這條迷失方向的船領出困境，逃離厄運。他進而指出：治理城邦是“最偉大的工作”“最美妙的本領和最偉大的技藝”，治理國家的政治家應具有“帝王之才”。政治技藝絕不是一種自然稟賦，“如果說，沒有多大價值的工藝不必經過有本領的師傅的指導就會自己精通這一見解是荒謬的；那麽，把像治理城邦這樣偉大的工作，認為人們自然而然地做出來，那就更加荒謬了”[14]。同時，他又以塞米司托克勒斯（Themistocles）的例子說明，政治家的本領不可能通過和那些自稱知識淵博的智者交往而獲得。

那麽，政治家應如何獲得這些治理國家的本領呢？他強調政治家本身應受良好的教育與訓練，刻苦學習本領，尤其是美德方麵的知識。在與綽號“美男子”的尤蘇戴莫斯（Euthydemus）對話時，蘇格拉底勸告年輕的政治家首先要勤奮學習，獲得廣博知識，培養美德。他說：那些想學豎琴、笛子、騎馬，或其他類似事情的人們，總是刻苦訓練，而且不單純靠自己，還請教那些精通此道的師傅們，對於他們想學的技藝，總是勤學苦練。“然而，在那些立誌做成功具有演講和實踐才能的政治家的人們中間，有些人以為不必經過準備和鑽研，就可以自動地突然間取得這些成就。其實很顯然，後者比前者更難成功，因為盡管有許多人從事後一種工作，但成功的很少。因此，很明顯，後者需要更巨大的、艱苦的努力。”[15]

在蘇格拉底看來，像其他任何行業一樣，政治也是一門技術，它需要天賦，更需要學習、實踐。無論出身如何，所有希望從事政治行業的人，都必須努力學習各種有關政治的知識。在色諾芬的回憶中，蘇格拉底用質問的方法，引導非常希望得到政府職位的青年格老孔（Glaucon）不得不承認自己完全沒有擔任所想職位的必要知識。他告誡躍躍欲試從政的柏拉圖的弟弟格老孔：從政前首先要學習，學習國防軍事、稅務財政、農業經濟等多方麵的知識，會理家才能治國。一個統治者對國家事務如果沒有精確的知識，他就不可能對國家有好處，也不可能使自己光榮。蘇格拉底總結說：“格老孔，要當心，你一心想要出名，可不要弄得適得其反啊！難道你看不出，去說或做自己還不懂的事情是多麽危險嗎？……在所有的事上，凡受到尊敬和讚揚的人都是那些知識最廣博的人，而那些受人譴責和輕視的人都是那些最無知的人。如果你真想在城邦獲得盛名並受到人們的讚揚，就應多努力，對你所想要做的事求得最廣泛的知識。因為如果你能在這方麵勝過別人，那麽，當你著手處理城邦事務的時候，你會很容易地獲得你所指望的。”[16]

蘇格拉底經常勸勉那些熱望擔任公職的人學習必要的業務。他說：“年輕人，一個人想在城邦裏擔負將領的責任而忽略學習業務的機會，實在是件可恥的事情，這樣的人應該受到的城邦的懲罰，遠比一個沒有學習雕刻而竟想簽訂合同為城邦雕像的人所應受的懲罰多。因為在戰爭的危急時期，整個城邦都被交在將領的手中，如果他成功，整個城邦將會獲得很大益處；如果他失敗，整個城邦將蒙受極大的損失。因此，一個希望被選派擔任這樣職務的人，如果忽略學習這樣的業務，又怎能不受到應有的懲罰呢？”[17]他指出，一個學會了彈七弦琴的人，盡管他還沒有使用這個樂器，就已是一個七弦琴師；一個學會了醫療術的人，盡管他沒有開業，就已是一個醫生；然而，對一個缺乏相當知識的人來說，即使全世界的人都選他做將領，他也不能因此是一個將領。

在《回憶蘇格拉底》中，色諾芬講述了一個故事：身經百戰、曆經艱辛，甚至還在戰爭中負了許多傷的尼各馬希代斯（Nicomachides）埋怨雅典人，說自己雖富有作戰經驗，雅典人卻沒有選他為將領，反倒選了沒有作戰經驗的安提斯泰尼斯（Antisthenes）。蘇格拉底用領導歌舞團和領導軍隊的過程類比，說明安提斯泰尼斯雖然沒有率領過軍隊，卻可能具備一個成功的將領必備的資格。蘇格拉底提出，不管一個人領導什麽，隻要他知道自己所要學的是什麽，而且能夠達到這個要求，他就是一個好領導。不管他領導的是一個歌舞團也好，還是一個家庭、城邦或軍隊也好。管理個人事情和管理公眾事務隻是在大小方麵有差異，而在本質上是相似的，“凡是知道怎樣用人的人，無論是私人企業或公共企業都能管理好，而那些不知道用人的人在兩方麵都要失敗”[18]。

蘇格拉底培養政治家的思想反映了當時古希臘政治專業化、知識化的曆史趨勢，他把政治看作一門與其他行業不同的，並非人人都能掌握的專業技術。他反對熟悉某一特殊技藝的人對其他行業指手畫腳，並把這種態度遷移到政治問題上。正因為如此，他在《普羅塔哥拉篇》中說：“公民大眾在諸如建築、造船等問題上要請教專家，那些沒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人往往要被轟下台；但到了政府事務時，他們卻準備聽取任何人的意見，無論他是建築師、鐵匠、商人、船夫，還是窮人或者富人，出身好的人或不好的人。”言下之意，蘇格拉底對雅典公民人人都可以在公民大會上討論各種重大問題，並擁有同樣重要的投票權的做法表示反對。蘇格拉底反複勸告他那些想做政治家的學生，一個統治者對國家事務如果沒有精確的知識，就既不可能對國家有好處，也不可能給自己帶來光榮。他強調在政治問題上，一個人必須有真才實學，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蘇格拉底勸誡他的學生不要誇耀，凡是想要有所表現的人，就應當努力讓自己真正成為他所想要表現的那樣的人。如果自己不是那樣的人，而冒充為那樣的人，一定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和訕笑，而且還可能給國家帶來恥辱和損害。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道理：一個本不善於吹笛的人卻吹噓自己善於吹笛，這個惡劣的吹笛家和狂妄的吹牛家在花費了很大一筆資財之後，不僅毫無收獲，而且還給自己帶來恥辱，使自己的生活沉重、無用和可笑。蘇格拉底進而指出，政治家應有治國本領，讓那些吹牛政客來治理城邦是非常危險的，這就像“一個人沒有必備的知識而被任命去駕駛一條船或帶領一支軍隊，他隻會給那些他所不願毀滅的人帶來毀滅，同時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19]。

色諾芬說，蘇格拉底還以同樣的方式證明，一個本不是富有、勇敢或有力量的人，而表現成這樣的人，是毫無用處的。他稱那些用說服的方法向別人借得銀錢或財物而不肯歸還的人是個不小的騙子，但他認為最大的騙子是那些本來沒有資格，卻用欺騙的方法使人相信他們有治國才能的人。蘇格拉底十分嚴肅地說：“人們把他們所不能勝任的任務加在他們身上，當他們辜負了人們的期望的時候，人們對他們是不會客氣的。”[20]

蘇格拉底曾和小伯裏克利談論使雅典人恢複他們古代精神和雄心壯誌的方法。他指出，應該用先人的豐功偉業使他們受到激勵。在過去，沒有一個民族像雅典人那樣為他們祖先的豐功偉績而感到自豪；很多人受到激勵和鼓舞，培養了剛毅、果敢和為祖國甘冒一切危險而不辭的精神。然而，雅典在取得卓越成就之後，由於疏忽大意而變得落後了。要恢複雅典原有的輝煌，政治家們不應隻靠花言巧語來煽動民眾，而必須有真才實學。蘇格拉底在同小伯裏克利的對話中談到，對於豎琴演奏者、合唱演員、舞蹈演員、摔跤家或角鬥家，一個不具備必要知識的人是不可能企圖指揮他們的，凡能指揮這些人的人都能說出他們所擅長的這種技能是跟誰學來的；而我們的大多數將領並沒有經過事先的學習。蘇格拉底在同綽號“美男子”的政治青年尤蘇戴莫斯的對話中，批評了雅典人對於政治專業知識學習的忽視：“雅典人啊！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學過什麽，即使我聽到過什麽人在言論和行動方麵有所擅長，我也從未找他們談談。我從來沒有打算從那些知識淵博的人們中間請誰來做我的老師。恰恰相反，我一直避免向任何人學習。盡管如此，我卻要按照我隨便想到的，向你們提出忠告。”[21]接著，蘇格拉底把這段話與那些並沒有學過醫術，卻被城邦要求擔任醫藥工作的人做了類比。他說，這些人會以這些詞句開始自己的求職演說：“雅典人啊，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學過醫術，也沒有找過任何醫生做我的老師。因為我一直避免向任何醫生學習，甚至避免給人一種學習的印象。盡管如此，我還是求你們派給我一個醫生的職務，因為我將試著在以你們為試驗品的過程中進行學習。”[22]蘇格拉底的無情諷刺使得所有在座的人都哄笑了起來。應該說，蘇格拉底的這些話雖有戲謔之意，但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對雅典民主政治的深刻反思。

蘇格拉底作為熱愛雅典城邦的公民，作為奴隸主階級中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他敏銳地覺察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已造成希臘城邦社會及其精神生活的解體。蘇格拉底從精神道德和社會政治方麵作了深刻的反思。他反對那種人人當家做主的雅典式極端民主製，要求把城邦事務的管理大權交給對政治確有真正才能的政治家，這樣才能建立一個理想國家。蘇格拉底對伯裏克利時代末期以來的雅典民主製的蛻變是很不滿的，他批評用豆子拈鬮的辦法將不懂政治的人選出來管理國家有極大的危害性，但是他並不全盤反對民主製，而且明確反對僭主製政體，對由斯巴達勢力支配的雅典“三十僭主”專政十分厭惡。他既反對貴族寡頭政治，也抨擊政客利用民主製度操政弄權：“聖主和統治者並不是那些擁有大權和王位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眾選舉出來的人，也不是那些中等的人，更不是那些用暴力或憑欺騙手段取得政權的人，而應該是那些懂得怎樣統治的人。”[23]他的理想是賢人統治，但不是波斯帝國的專製皇帝，而是由德才兼備的賢人執掌權力，以法治邦。因此，蘇格拉底要培養和造就有專門知識和德行的人。

整個雅典古典時代的教育的根本問題，就是如何培養適合時代需要的政治領袖人物。在這個問題上，又分成兩個派別：一是繼承智者傳統，以伊索克拉底為代表的修辭教育論者，其培養目標是演說家；另一派就是蘇格拉底倡導的以培養政治家為目標的哲學教育論者。蘇格拉底喜歡和青年交往，他在雅典的街頭巷尾、競技場所高談闊論時，周圍常常簇擁許多年青子弟，如何教育青年培養他們的美德是他的談話主題。他想用他的哲學塑造年青一代，在他們身上寄托他的理想。當智者安提豐問他自己為什麽不從政時，他坦白地剖明心跡：“安提豐，是我獨自一人參與政治，還是我專心致誌培養盡可能多的人參與政治能起更大作用呢？”[24]因此，不參政的蘇格拉底實際上深深地介入了政治，他的活動起了現實的政治影響，他將複興雅典的理想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他對青年的影響日益增大，自然觸犯那些不學無術、無德無能的政治權貴，導致他被指控為“敗壞青年”，以至於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