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和諧教育論

亞裏士多德的靈魂學說是其和諧教育論的理論基礎。在亞裏士多德以前，幾乎所有的希臘哲學家都對人的靈魂問題進行了某種探討。但是，由於人自身問題的複雜和不確定，因此，對於靈魂問題的探討比對自然物質世界的思考更艱難。赫拉克利特曾感歎道：靈魂的邊界你是找不出來的，你即使走遍了每一條大道也找不出，因為靈魂的根源是那麽深。

希臘人對靈魂的探索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荷馬史詩》中，靈魂是神注入人身中的某種力量；米利都學派的自然哲學研究打破了這種神話，哲學家們從具體的物質如“數”“水”“原子”等所象征的宇宙法則來解釋靈魂。換句話說，靈魂就是我們意識到的宇宙、理性或宇宙法則，就是人賴以安身立命的東西。蘇格拉底、柏拉圖更是把靈魂的改善提到了人生第一要義的地位。他們對靈魂問題的思考，在亞裏士多德那裏得到了進一步拓展。亞裏士多德認為，人的靈魂，就是使人之為人的東西。在《倫理學》中，亞裏士多德認為，政治家的宗旨就是促進人類的美德。人類善德重在靈魂方麵，政治家研究靈魂之學，就像醫生研究身體之學一樣必要。而立法者作為政治家的導師，必須首先對靈魂有透徹的了解，然後才能告訴政治家籌措什麽樣的法律和教育，以保證所有的公民個個成為善人。

亞裏士多德的靈魂學說，是與其形式—質料說相對應的。他認為“形式”與“質料”是統一的，不可分的，“質料”是物質基礎，“形式”隻是人們給物體的稱謂。聯係到人身上，亞裏士多德認為，人由身體（肉體）和靈魂兩個不可分離的部分構成，身體和靈魂既是兩種東西，又是和諧統一的。他認為，靈魂既不是質料，也不是個體，而是形式，“是潛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件形式”，是我們據以生活、感覺、運動或認識的根本東西，所以是某種定義和形式，而不是質料和個體。靈魂是有生命物體的第一現實性，靈魂同物體是不可分的，離開現實的物體，靈魂就不可能存在，就像沒有腿不能走路一樣。“所以沒有必要追究軀體和靈魂是不是統一，正如沒有必要去追究蠟塊和蠟塊上的烙印是不是一樣，個別事物的質料和以它為質料的個別事物是否同一一樣。”[30]

靈魂是使生命與非生命區分開的本質，所有生物都有靈魂，並非人所獨有。那麽，作為生物，人與其他生命的區別何在？人的靈魂的獨特本質是什麽？亞裏士多德並沒有簡單回答這些問題。他指出，靈魂的各級能力由低到高排列：生長—感覺—思維。各種能力的發揮構成了“物**”“感**”“理**”，即植物、動物和人。各種能力在不同生活層次中的排列關係可概括為：

①生長：植物。

②生長：動物。

③生長、感性、理智：人。

按照亞裏士多德的說法，每高一級的靈魂形態都先天地包含著低一級靈魂的能力。就人而言，思維需要想象，想象需要知覺，而感官知覺又不可能離開營養而存在。於是在人這裏，植物靈魂、動物靈魂和理性靈魂集於一身，構成了一個完整而有序的等級係統。對此，蘇聯教育史家麥丁斯基在他的《世界教育史》中做過分析。[31]他指出，亞裏士多德把靈魂分為三部分：①表現在營養和繁殖上的植物靈魂；②超越各種植物的特征而表現在感官願望上的動物靈魂；③超越多種動植物的特征而表現在思維和認識上的理性靈魂。人的動物部分的靈魂因為服從於理性的緣故，所以也稱為意誌靈魂。

亞裏士多德認為，上述三部分靈魂恰恰對應三方麵的教育（如表6-1所示）。

表6-1 三部分靈魂與三方麵教育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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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地看，希臘人雖然早就在智育、德育、體育這幾個方麵進行了長期的實踐，但在亞裏士多德以前，還沒有哪位思想家對靈魂及其教育進行過如此明確的劃分。柏拉圖雖然製定了一個靈魂轉向的教育過程及其課程體係，但他僅僅把人的心理分成理性和非理性的兩部分。通過對人的靈魂構成的分析，亞裏士多德第一次確立了人類教育的四個基本範疇，並強調把體育、德育和智育及美育緊密聯係起來，使人的各部分靈魂都得到發展。亞裏士多德的這種和諧發展的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

眾所周知，在古希臘，和諧觀念並不是由亞裏士多德首先提出的。早在畢達哥拉斯學派那裏，“和諧”就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哲學和教育準則。但他們的“和諧”，主要是指天體的和諧。畢達哥拉斯認為，有一種天籟，當人全神貫注於聽覺和心靈，就能聽出天體激發出來的和聲；當人沉浸於這遊動的宇宙的諧音之中，就可達到一種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在柏拉圖那裏，“和諧”就是“正義”。柏拉圖認為，人分三等，大家各司其職，互不越位，社會便得到安寧、和諧，這種“和諧”是社會的“和諧”。隻有到了亞裏士多德，希臘人才把外在和諧轉向內在和諧，並對這種人的內在和諧進行了係統、深入的研究，和諧教育思想才有了自己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體育

體育是亞裏士多德和諧教育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這和他主張為奴隸製城邦培養勞動者、軍人、高級官吏的思想相關聯，同時，也和當時整個希臘各城邦普遍重視體育的社會時尚有關。在亞裏士多德看來，體育的目的與任務主要可分為實用和理智訓練兩方麵。體育的實用目的是指，受過體育鍛煉和軍事訓練的人身體健壯，能夠擔負起社會職業分工範圍內的各項具體任務。亞裏士多德特別強調公民具有作戰能力。所以，他認為，對兒童進行體育鍛煉，使他們具有強健的體魄在軍事上具有重大意義。這種思想顯然與當時雅典海上爭奪霸權有關，同時也與奴隸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采用暴力手段鎮壓奴隸反抗有關。因此，必須加強青少年的體育鍛煉，培養他們的崇武精神和堅強意誌。因為在征戰中，“得勝的應該是高尚雄強的心懷，隻有真正勇毅的人們才能正視危難而毫無畏縮”[32]。

為了培養這種品格，必須對兒童進行體育理性訓練。這是因為，僅僅培養人們具有勇敢精神就如“驅策少年從事野蠻的活動，而不給予確屬必要的教練，他們就一定趨於鄙陋”[33]。體育理性訓練的目的，比體育的實用任務要深入一步，即從表麵的實用價值深入內在的精神、理智享受。在亞裏士多德看來，體育訓練和體育鍛煉絕不能僅僅停留於身強力壯，而必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要求培養的人不但身體強壯，而且身體的發育協調、均衡；精神麵貌應當是端莊大方，果敢進取；在道德品質方麵，態度堅韌、剛毅，具有勇敢向上的精神。也就是說，體育不僅應促進人身體的發展，而且應促進人的心智、道德水平的全麵提高，引導人接近最高精神境界，接近善本身。亞裏士多德把這種深入於人的內在靈魂的美稱為理性享受。這也是他所說的體育的理性價值。亞裏士多德反對那種隻重視兒童身體鍛煉，而不重視兒童內在理性發展的體育訓練。他說：“專門培養少年們的運動員習性和本領，完成這種訓練實際上常常對他們身體的發育和姿態多有損害。”[34]亞裏士多德也注意到了體育訓練必須與兒童的年齡相適應，“在**年齡以前的兒童應教以輕便的體操（競技）；凡有礙生理發育的劇烈運動和嚴格的飲食限製都不適宜”[35]。他認為，兒童早期的過度鍛煉會對兒童發展留下惡劣影響，“早期教練中的劇烈運動實際上損耗了兒童選手們的體魄……18歲的青年才適宜從事劇烈運動並接受嚴格的飲食規則”[36]。

二、智育

智育是亞裏士多德和諧發展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智育方麵，亞裏士多德不同於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更重視感官作用及經驗，同時也重視理性的作用。

在有關智育的探討中，亞裏士多德首先討論了人的天賦問題。亞裏士多德指出：“如果說人產生下來就有這種知識，那是奇怪的事：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具有了比證明更精確的知識，卻沒有注意它。但另一方麵，如果我們不是事先就具有它而是獲得的，那麽，要是沒有先前的知識基礎，我們又如何認識和學到它呢？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既不能生而具有這種知識，也不能完全沒有這種知識的發展狀態就獲得它。因此，我們必定具有某些能力，在精確性上沒有達到更高的程度。”[37]

亞裏士多德這裏所說的“先前的知識基礎”，實際上是個體借以獲得知識的某些天賦能力，但它們並不“精確”，需要在實踐中達到更高的程度。在亞裏士多德看來，每個個體身上的這種天賦能力還隻是一種“潛能”，由“潛能”變為“現實”，還有一個過程。在《論靈魂》中，亞裏士多德對潛能和現實概念的區分說明了這一問題。

對潛能和現實也應加以區分，直到現在，我們還隻是籠統地說到它們。如有知識的，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有知識，因為這個人是有知識的人中的一個；我們或者說一個人是“有知識”的，是指他具有語法知識。這兩者都具有一種能力，但方式不同。其一因為他是這樣的一個種和質料；另一個是隻要他願意，他就能夠運用他的語法知識，假如沒有什麽意外妨礙他（的話）。還有一種有知識的人，他已經現實地運用了他的知識，他是在嚴格意義上具有關於這個A的知識。而前兩種人都是潛在地有知識，但是，其中一種人通過學習而轉變，一次又一次地從相反品質改變過來，而另一種人則從僅僅具有感覺或語法知識而非現實活動，改變為另一種現實活動。[38]

在這個轉化過程中，亞裏士多德十分重視經驗與感官的作用。英國學者喬納遜·伯內斯（Jonathan Barnes）在所著《亞裏士多德》一書中，對亞裏士多德思想的經驗主義成分極為重視。他說：“在亞裏士多德看來，知識的最終源泉是感官知覺……作為一個本體論者，亞裏士多德的第一本體是日常的可感物體。柏拉圖讓抽象的理念在其本體論中起主導作用，從而認為照亮實在的探照燈是理性而不是知覺。亞裏士多德把可感的個體放在舞台的中心，因而把感官知覺當作它的火把。”[39]

在亞裏士多德看來，所有的動物都具有被稱為感官知覺的區分事物的固有能力。感官知覺對於一切動物都是天生的，某些動物保存了知覺對象，某些則並非如此，沒有保存知覺對象的事物……除了感官知覺外，沒有別的知識。但是某些知覺者可能把知覺對象保留在它們的靈魂中；有這種事物多次發生時，就有了進一步的區別，有些動物便從保存的印象中獲得一個總的說明，而其他動物則不是。這樣，從感官知覺中便產生出我們的所謂記憶；從記憶中（當它經常跟同一事物相連而出現時）產生出經驗；從經驗中，或者從整個留居在靈魂的普遍中，便產生出技能和知識的原則。

亞裏士多德不同於柏拉圖，在對待知識掌握知識的問題上，亞裏士多德強調感知與直觀在人的認識中的作用。按照他的看法，人要了解事物的本質，首先要從感知開始，但他並沒有因此忽視理性的作用。在理性問題上，亞裏士多德的思想與柏拉圖是較一致的。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對此曾有深刻的分析。[40]烏裏希在他的名著《教育思想史》中指出，如果亞裏士多德僅僅是一個純粹的經驗主義者，那麽，他就不可能成為天主教會的導師，天主教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就不會把自己的理論大廈建立在他的哲學體係上。另外，也不能說明為什麽16世紀的經驗科學是在與亞裏士多德主義的鬥爭中興起的。烏裏希說，如果我們考慮到亞裏士多德哲學的內容及他解決人類現實問題的方法，他的確比柏拉圖具有更多經驗主義的東西；但在方法上，經驗主義的態度並不一定使亞裏士多德成為唯心主義的反對派。烏裏希認為，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兩人之間的不同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質上的。柏拉圖的“理念論”並非對經驗毫無興趣，他也是從觀察現實生活出發的；而亞裏士多德的經驗主義則很快落入帶有唯心主義色彩的形而上學之中。[41]因為在亞裏士多德看來，人們隻有掌握理性的知識，才能對事物有深刻的見解，進而把握事物的本質。“人們如果還沒有把握一件事物的為什麽（就是把握它的基本原因），是不會以為自己已經認識這一事物的。”亞裏士多德的思想的實質仍是柏拉圖的那種理念論。

三、美育

亞裏士多德很重視美育在人的和諧發展中的重大意義，尤其強調音樂教育對人的理性的培養和發展的巨大作用。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音樂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的音樂，也包括文學作品、詩文的誦讀、欣賞和誦唱。

亞裏士多德認為，當時古希臘學校教育的四種學科（閱讀和書寫、體育、音樂、繪畫）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用的學科，即“實用之學”；另一類是文雅的學科。而音樂是屬於文雅學科的。他解釋說，讓兒童上音樂課，既是教育，可以“淨化”他們的心靈，又是娛樂，可以使他們的理智得到享受，同時音樂影響情操，其效果將及於性格。特別是音樂的悲喜都切中人心，對青少年的情操與性格都有深遠影響。音樂本身是一種“自由和高貴”的“文雅”學科。它能使人愉快舒暢悠閑安逸，“形成高尚自由的心靈”，使理性得到發展，促使靈魂的“質料”的成分減少至最小限度，“形式”的成分增加至最大的限度，精神境界達到完美至善的地步，接近於“純形式”——神。在亞裏士多德看來，隻有極少數理性靈魂得到充分發展，躋身於最高境界的人，其心靈才是愉快舒暢而安逸的，其理性才是嫻靜、自由而高貴的。他認為，隻有到這個時候，音樂教育的理性任務才完全得到實現，它的最大價值才真正得到體現。

在亞裏士多德看來，學校美育的基本任務是：培養兒童具有審美能力、審美的創造精神，並且使人們能悠然自得地度過“閑暇”。亞裏士多德提出對音樂教材加以選擇，“如果目的在於教育上，當選取最優良的培養品德諸樂調”[42]。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在選擇音樂教材的問題上，亞裏士多德強調的是要選取那些合乎中庸的情感而又“苦樂得其正”的歌曲。他指出，隻有這樣做，音樂教學才能達到“高尚自由心靈”的目的。亞裏士多德還說，音樂教學不僅要使兒童欣賞音樂，判別雅俗，具有評斷能力，而且在樂器方麵，要培養他們具有演奏能力。據此要求，他提出：在音樂教練中，應該讓少年們登台演出，因為藝術的實際練習有助於形成演奏的藝術技巧。

此外，亞裏士多德還論述了繪畫對於“審美教育”的意義。他認為，兒童既然熟悉描形調色，不僅構圖造像可供實用，久而久之，他們也逐漸開始進行審美活動。

四、德育

德育是亞裏士多德和諧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在本章第七節“道德教育論”中專門論述，這裏不再重述。

綜上所述，亞裏士多德所闡明的體、智、德、美和諧教育的思想，是植根於雅典教育之中的。它不僅是古希臘教育經驗的總結，而且表達了古希臘人培養全麵發展的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