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集》自序

朋友勸我出一個文集，提了幾年了，我一直不感興趣。第一，我這樣的作家值得出文集麽？第二，我今年七十三歲，一時半會還不會報廢，我還能寫一點東西，還不到畫句號的時候。我的這位朋友是個急脾氣，他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而且抓得很緊。在他的不斷催促下，我也不禁意動。我出的書很分散，這裏一本，那裏一本，有幾本已經絕版。有的讀者或研究我的學生想搜羅我的作品的全部，很困難。有一個文集，他們翻檢起來就可以省一點事。編一個文集，就算到了一站吧。我也可以歇一歇腳，稍事休整，考慮一下下麵的路怎麽走，我還能寫什麽，怎麽寫。於是接受了朋友的建議。

把作品大體歸攏了一下，第一個感覺是：才這麽一點！半個世紀過去了，我都幹了些什麽？時間的浪費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不是我一個人，大部分作家都如此。大半時間都是在運動中耗掉的。鄧小平同誌說運動耽誤事，這是一句很真實也很沉痛的話。“左”的文藝思想又扼殺了很多人的才華。老是怕犯錯誤，怕挨整，那還能寫出多少好作品？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所走過的道路，是值得大家都來反省一下的。

文集共四卷。第一卷是短篇小說（分上、下冊），第二卷是散文，第三卷是文論，第四卷是戲曲劇本。

我是四十年代開始寫小說的。以後是一段空白。六十年代初發表過三篇小說。到八十年代又重操舊業，而且一發而不可收，發表小說的數量不少。這個現象有點奇怪。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我在八十年代初發表的一些小說，隻能說是“王楊盧駱當時體”，“至今已覺不新鮮”。現在的青年作家看了那些小說，會說“這有什麽？”但在初發表時是頗為“新鮮”的。那時有青年作家看了《受戒》，睜大了眼睛問：“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他們原來以為小說是隻能“那樣”寫的，於此可見作家的文藝思想被束縛到了何種程度。

“那樣”寫的小說是哪樣的小說？

得有思想性。

小說當然要有思想。我以為思想是小說首要的東西。但必須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別人的思想。一個小說家對於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獨特的感悟。對於生活的思索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斷地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思索。一個作家與常人的不同，就是對生活思索得更多一些，看得更深一些。不是這樣，要作家有什麽用？但是一些理論書中所說的“思想性”實際上是政治性。“為政治服務”是一個片麵性的、不好的口號。這限製了作家的思想。新時期以來文學創作有一種傾向，即從“為政治”回歸到“為人生”。我以為這種傾向是好的，這拓寬了文學創作的天地。政治不能涵蓋人生的全部內容。

其次很多人心目中對小說敘事模式有個一定之規。他們不知道小說創作方法第一必須打破常規。大家都是一個寫法，都是“那樣”的小說，那還有什麽多樣化的風格？

我的一些“這樣”的小說可能使青年作家受到某種啟發，差堪**。但是他們都已經走到我的前麵了，我應該向他們學習。

我希望青年作家還能從我這裏接受的一點影響是：語言的樸素。

這幾年散文忽然走起俏來了。報刊發散文的多起來。專登散文的刊物就有好幾家。出版社爭出散文。散文的勢頭很“火”。而且方興未艾，不是“櫻桃桑椹，貨賣當時”。這是好事。為什麽現在願意讀散文的人那樣多，什麽原因，我到現在還沒有捉摸透。

我本來是寫小說的，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這幾年情況變了，小說寫得少了，散文寫得多了，有一點本末倒置。每天睡醒，賴在**不起來，腦子想的就是今天寫一篇什麽散文。寫散文漸成我的正業。去年到今年，我應出版社之請，接連編了五個散文集，編得我自己都有點不耐煩了。

為什麽有人願意讀我的散文，原因我也一直捉摸不出來。

《蒲橋集》的封麵有一條廣告，是我自己寫的（應出版社的要求）：

齊白石自稱詩第一，字第二，畫第三。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

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這實在是老王賣瓜。“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吹得太過頭了。廣告假裝是別人寫的，所以不臉紅。如果要我自己署名，我是不幹的。現在老實招供出來（老是有人向我打聽，這廣告是誰寫的，不承認不行），是讓讀者了解我的“散文觀”。這不是我的成就，隻是我的追求。

我以為散文的大忌是作態。

散文是可以寫得隨便一些的。但是我並不認為什麽樣的內容都可以寫進散文，什麽樣的文章都可以叫做散文。散文總得有點見識，有點感慨，有點情致，有點幽默感。我的散文會源源不斷地寫出來，我要跟自己說：不要寫得太濫。要寫得不濫，沒有別的法子，隻有多想想事，多接觸接觸人，多讀一點書。

文論卷一部分是創作談。我不是搞理論的，隻能說一點形而下的問題，卑之勿甚高論。談語言的較多，也還可以看看。《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中說語言的暗示性和流動性，是我捉摸出來的，哪本書裏也沒有見過，無所本。很難說有什麽科學性。往好裏說，是一點心得；往壞裏說是“瞎咧咧”。

一部分是評論。如果不是報刊指名約稿，我是不會寫評論的。都是寫東西的人，幹嘛要對別人的作品說三道四，品頭論足？科羅連柯就批評過高爾基寫的文學評論，說他說得太多。科羅連柯以為，一個作家評論另一個作家的作品，隻要說：“這一篇寫得不錯，就夠了。”我非常讚成科羅連柯的意見。但是隻是這樣一句話，報刊主編是不會“放過身”的，他們要求總得像一篇文章。於是，隻好沒話找話說。

我寫的評論是一個作家寫的評論，不是評論家寫的評論，沒有多少道理，可以說是印象派評論。現在寫印象派評論的人少了。我覺得評論家首先要是一個鑒賞家，評論首先需要的是感情，其次才是道理，這樣才能寫得活潑生動，不至於寫得幹巴巴的。評論文章應該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現在的評論家多數不大注意把文章寫好，讀起來不大有味道。

另一部分是序跋，主要是序。有幾篇是我自己的幾個集子的序，隻是交待一下集中作品寫作的背景和經過。更多的是為一些青年作家寫的序。顧炎武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序”，我並不是那樣好為人序，因為寫起來很費勁。要看作品，還要想問題。但是花一點功夫，為年輕人寫序，為他們鳴鑼開道，我以為是應該的，值得的。我知道年輕作家要想脫穎而出，引起注意，堅定寫作的信心，是多麽不容易。而且有那麽一些人總是斜著眼睛看青年作家的作品，專門找“問題”，挑鼻子挑眼。“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這樣的胸襟他們是沒有的。才華，是脆弱的。因此，我要為他們說說話。我寫的序跋難免有一些溢美之詞，但不是不負責任地胡亂吹捧，那樣就是欺騙讀者，對作者本人也沒有好處。

我寫的文論大都是心平氣和的，沒有“論戰”的味道。但有些也是有感而發，有所指的。我是個凡人，有時也會生氣的。

京劇原來沒有劇本，更沒有劇作家。大部分劇種（昆曲、川劇除外）都不重視劇本的文學性。導演、演員可以隨意修改劇本。《範進中舉》、《小翠》、《擂鼓戰金山》都演出過，也都被修改過。《裘盛戎》彩排過，被改得一塌胡塗。我是不願意去看自己的戲演出的。文集所收的劇本都是初稿本，是文學本，不是演出本。

有人問我以後還寫不寫戲，不寫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