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散文化

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說的一種（不是唯一的）趨勢。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有些篇近似散文。《白靜草原》尤其是這樣。都德的《磨坊文劄》也如此。他們有意用“日記”、“文劄”來作為文集的標題，表示這裏麵所收的各篇，不是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契訶夫有些小說寫得很輕鬆隨便。《恐懼》實在不大像小說，像一篇雜記。阿左林的許多小說稱之為散文也未嚐不可，但他自己是認為那是小說的。——有些完全不能稱為小說的東西，則命之為“小品”，比如《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薩洛揚的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是具有文學性的回憶錄。魯迅的《故鄉》寫得很不集中。《社戲》是小說麽？但是魯迅並沒有把它收在專收散文的《朝花夕拾》裏，而是收在小說集裏的。廢名的《竹林的故事》可以說是具有連續性的散文詩。蕭紅的《呼蘭河傳》全無故事。沈從文的《長河》是一部很奇怪的長篇小說。它沒有大起大落，大開大闔，沒有強烈的戲劇性，沒有高峰，沒有懸念，隻是平平靜靜，慢慢地向前流著，就像這部小說所寫的流水一樣。這是一部散文化的長篇小說。大概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有一點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說則像水。

散文化的小說一般不寫重大題材。在散文化小說作者的眼裏，題材無所謂大小。他們所關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題材，他們也會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的小說不大能容納過於嚴肅的，嚴峻的思想。這一類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溫和的人。他們不想對這個世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問和卡夫卡式的陰冷的懷疑。許多嚴酷的現實，經過散文化的處理，就會失去原有的硬度。魯迅是個性格複雜的人。一方麵，他是一個孤獨、悲憤的鬥士，同時又極富柔情。《故鄉》、《社戲》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惆悵和淒涼，如同秋水黃昏。沈從文企圖在《長河》裏“把最近二十年來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扭曲失去原有的素樸所表現的式樣，加以解剖及描繪”，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使人痛苦的思想。他“唯恐作品和讀者對麵，給讀者也隻是一個痛苦印象”，所以“特意加上一點牧歌的諧趣”。事實上《長河》的抒情成分大大衝淡了那種痛苦思想。散文化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抒情詩人。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詩，不是史詩。散文化小說的美是陰柔之美，不是陽剛之美。是喜劇的美，不是悲劇的美。散文化小說是清澈的礦泉，不是苦藥。它的作用是滋潤，不是治療。這樣說，當然是相對的。

散文化的小說不過分地刻劃人物。他們不大理解，也不大理會典型論。海明威說：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說謊。這話聽起來也許有點刺耳，但是在解釋得不準確的典型論的影響之下，確實有些作家造出了一批鮮明、突出，然而虛假的人物形象。要求一個人物像一團海綿一樣吸進那樣多的社會內容，是很困難的。透過一個人物看出一個時代，這隻是評論家分析出來的，小說作者事前是沒有想到的。事前想到，大概這篇小說也就寫不出來了，小說作者隻是看到一個人，覺得怪有意思，想寫寫他，就寫了。如此而已。散文化小說作者通常不對人物進行概括。看過一千個醫生，才能寫出一個醫生，這種創作方法恐怕誰也沒有當真實行過。散文化小說作者隻是畫一朵兩朵玫瑰花，不想把一堆玫瑰花，放進蒸鍋，提出玫瑰香精。當然，他畫的玫瑰是經過選擇的，要能入畫。散文化小說的人物不具有雕塑性，特別不具有米開朗基羅那樣的把精神擴及到肌肉的力度。它也不是倫布朗的油畫。它隻是一些sketch，最多是列賓的鋼筆淡彩。散文化小說的人像要求神似。輕輕幾筆，神全氣足。《世說新語》，堪稱範本。散文化的小說大都不是心理小說。這樣的小說不去挖掘人的心理深層結構，散文化小說的作者不喜歡“挖掘”這個詞。人有什麽權利去挖掘人的心呢？人心是封閉的。那就讓它封閉著吧。

散文化小說的最明顯的外部特征是結構鬆散。隻要比較一下莫泊桑和契訶夫的小說，就可以看出兩者在結構上的異趣。莫泊桑，還有歐·亨利，耍了一輩子結構，但是他們顯得很笨，他們實際上是被結構耍了。他們的小說人為的痕跡很重。倒是契訶夫，他好像完全不考慮結構，寫得輕輕鬆鬆，隨隨便便，瀟瀟灑灑。他超出了結構，於是結構更多樣。章太炎論汪中的駢文“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打破定式，是散文化小說結構的特點。魏叔子論文雲：“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陸懸圃文序》）。古今中外作品的結構，不外是伏應和斷續。超出伏應、斷續，便在結構上得到大解放。蘇東坡所說的“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是散文化小說作者自覺遵循的結構原則。

喔，還有情節。情節，那沒有什麽。

有一些散文化的小說所寫的常常隻是一種意境。《白靜草原》寫了多少事呢？《竹林的故事》寫的隻是幾個孩子對於他們的小天地的感受，是一篇他們的富有詩意的生活的“流水”（中國的往日的店鋪把逐日隨手所記賬目叫做“流水”，這是一個很好的詞匯）。《長河》的《秋（動中有靜）》寫的隻是一群過渡人無目的、無條理的閑話，但是那麽親切，那麽富有生活氣息。沈從文創造了一種寂寞和淒涼的意境，一片秋光。某些散文化小說也許可稱之為“安靜的藝術”。《白靜草原》、《秋（動中有靜）》，這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得出來。阿左林所寫的修道院是靜靜的。聲音、顏色、氣味，都是靜靜的。日光和影子是靜靜的。人的動作、神情是靜靜的。牆上的常春藤也是靜靜的。散文化小說往往都有點懷舊的調子。甚至有點隱逸的意味。這有什麽不好呢？我不認為這樣一些小說所產生的影響是消極的。這樣的小說的作者是愛生活的，他們對生活的態度是執著的。他們沒有忘記窗外的喧囂而躁動的塵世。

散文化小說的作者十分潛心於語言。他們深知，除了語言，小說就不存在。他們希望自己的語言雅致、精確、平易。他們讓他們對於生活的態度於字裏行間自自然然地流出，照現在西方所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注意語言對於主題的暗示性。他們不把傾向性“特別地說出”。散文化小說的作者不是先知，不是聖哲，不是無所不知的上帝，不是富於煽動性的演說家。他們是讀者的朋友。因此，他們自己不拘束，也希望讀者不受拘束。

散文化的小說曾給小說的觀念帶來一點新的變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