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要和人物貼近

我初學寫小說時喜歡把人物的對話寫得很漂亮，有詩意，有哲理，有時甚至很“玄”。沈從文先生對我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他的意思是說這不像真人說的話。托爾斯泰說過：“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談的。”

尼采的《蘇魯支語錄》是一個哲人的獨白。吉伯維的《先知》講的是一些箴言。這都不是人物的對話。《朱子語類》是講道經，談學問的，倒是談得很自然，很親切，沒有那麽多道學氣，像一個活人說的話。我勸青年同誌不妨看看這本書，從裏麵可以學習語言。

《史記》裏用口語記述了很多人的對話，很生動。“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寫出了陳涉的鄉人乍見皇宮時的驚歎（“夥頤”曆來的注家解釋不一，我以為這就是一個狀聲的感歎詞，用現在的字寫出來就是：“嗬咦！”）。《世說新語》裏記錄了很多人的對話，寥寥數語，風度宛然。張岱記兩個老者去逛一處林園，婆娑其間，一老者說：“真是蓬萊仙境了也！”另一個老者說：“個邊哪有這樣！”生動之至，而且一聽就是紹興話。《聊齋誌異·翩翩》寫兩個少婦對話：“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窯哉！——那弗將來？’曰：‘方嗚之，睡卻矣。’”這對話是用文言文寫的，但是神態躍然紙上。

寫對話就應該這樣，普普通通，家長裏短，有一點人物性格、神態，不能有多少深文大義。——寫戲稍稍不同，戲劇的對話有時可以“提高”一點，可以講一點“字兒話”，大篇大論，講一點哲理，甚至可以說格言。

可是現在不少青年同誌寫小說時，也像我初學寫作時一樣，喜歡讓人物講一些他不可能講的話，而且用了很多辭藻。有的小說寫農民，講的卻是城裏的大學生講的話，——大學生也未必那樣講話。

不單是對話，就是敘述、描寫的語言，也要和所寫的人物“靠”。

我最近看了一個青年作家寫的小說，小說用的是第一人稱，小說中的“我”是一個才入小學的孩子，寫的是“我”的一個同桌的女同學，這未嚐不可。但是這個“我”對他的小同學的印象卻是：“她長得很纖秀。”這是不可能的。小學生的語言裏不可能有這個詞。

有的小說，是寫農村的。對話是農民的語言，敘述卻是知識分子的語言，敘述和對話脫節。

小說裏所描寫的景物，不但要是作者眼中所見，而且要是所寫的人物的眼中所見。對景物的感受，得是人物的感受。不能離開人物，單寫作者自己的感受。作者得設身處地，和人物感同身受。小說的顏色、聲音、形象、氣氛，得和所寫的人物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就是說，小說的每一個字，都滲透了人物。寫景，就是寫人。

契訶夫曾聽一個農民描寫海，說：“海是大的。”這很美。一個農民眼中的海也就是這樣。如果在寫農民的小說中，有海，說海是如何蒼茫、浩瀚、蔚藍……統統都不對。我曾經坐火車經過張家口壩上草原，有幾裏地，開滿了手掌大的藍色的馬蘭花，我覺得真是到了一個童話的世界。我後來寫一個孩子坐牛車通過這片地，本是順理成章，可以寫成：他覺得到了一個童話的世界。但是我不能這樣寫，因為這個孩子是個農村的孩子，他沒有念過書，在他的語言裏沒有“童話”這樣的概念。我隻能寫：他好像在一個夢裏。我寫一個從山裏來的放羊的孩子看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的溫室，溫室裏冬天也結黃瓜，結西紅柿：西紅柿那樣紅，黃瓜那樣綠，好像上了顏色一樣。我隻能這樣寫。“好像上了顏色一樣”，這就是這個放羊娃的感受。如果稍為寫得華麗一點，就不真實。

有的作者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可以不用署名，一看就知是某人的作品。但是他的各篇作品的風格又不一樣。作者的語言風格每因所寫的人物、題材而異。契訶夫寫《萬卡》和寫《草原》、《黑修士》所用的語言是很不相同的。作者所寫的題材愈廣泛，他的風格也是愈易多樣。

我寫的《徙》裏用了一些文言的句子，如“嗚呼，先生之澤遠矣”，“墓草萋萋，落照昏黃，歌聲猶在，斯人邈矣”。因為寫的是一個舊社會的國文教員。寫《受戒》、《大淖記事》，就不能用這樣的語言。

作者對所寫的人物的感情、態度，決定一篇小說的調子，也就是風格。魯迅寫《故鄉》、《傷逝》和《高老夫子》、《肥皂》的感情很不一樣。對閏土、涓生有深淺不同的同情，而對高爾礎、四銘則是不同的厭惡。因此，調子也不同。高曉聲寫《揀珍珠》和《陳奐生上城》的調子不同，王蒙的《說客盈門》和《風箏飄帶》幾乎不像是一個人寫的。我寫的《受戒》、《大淖記事》，抒情的成分多一些，因為我很喜愛所寫的人；《異秉》裏的人物很可笑，也很可悲憫，所以文體上也就亦莊亦諧。

我覺得一篇小說的開頭很難，難的是定全篇的調子。如果對人物的感情、態度把握住了，調子定準了，下麵就會寫得很順暢。如果對人物的感情、態度把握不穩，心裏沒底，或是有什麽顧慮，往往就會覺得手生荊棘，有時會半途而廢。

作者對所寫的人、事，總是有個態度，有感情的。在外國叫做“傾向性”，在中國叫做“褒貶”。但是作者的態度、感情不能跳出故事去單獨表現，隻能融化在敘述和描寫之中，流露於字裏行間，這叫做“春秋筆法”。

正如恩格斯所說：傾向性不要特別地說出。

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