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編 中國當代文學（1949—2000）

第一章 本時期文學概要

第一節 時代變化與文學階段

中國當代文學，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文學曆史，時間是從1949年至當下。本書的論述範圍限製在1949—2000年這一時段。這一時段50餘年的文學曆史，如果著眼於差異性，大致可以劃出兩個段落：1949年到70年代末約30年為第一段落，這一時間段包含兩個既相對獨立又有複雜關聯的時期——“十七年文學時期”和“文革文學時期”。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為第二段落，對這一時段的文學，人們習慣分為“80年代文學”和“90年代文學”兩個時期。我們在介紹中國當代文學時，為了清晰與方便，將以兩個時段、四個時期分別論述。

一、1949—70年代末的文學

（一）“十七年文學時期”。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中國文學也迎來了曆史的新時代，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成為統治文學的主導思想。

在新政權的支持之下，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開了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史稱“第一次文代會”。毛澤東到會講話，郭沫若作了總結報告，茅盾和周揚分別總結了國統區和解放區文藝的成績。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聯合會章程，成立了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全國文聯”），郭沫若擔任主席，茅盾、周揚擔任副主席。會後又成立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簡稱“中國作協”），茅盾為主席，丁玲、柯仲平為副主席。第一次文代會奠定了共和國文學的基本體製和格局。

共和國時代的文學，受宏觀政治的影響和製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波瀾起伏。文學史的發展，呈現出文學與政治互動的狀態。“十七年”時期裏，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史稱“運動”。這些“運動”大略包括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農業合作化運動、城市裏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和60年代初期規模不一的各種運動，如“四清運動”等。在宏觀的政治經濟運動之下，發生了眾多針對文學和知識分子的文學批判運動。主要的有：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和批判。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文藝界的第一次重大的文藝思想論爭；1954年，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1952—1955年，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1957年，對何直的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批判；1957年，關於人性、人道主義的討論和批判；1962年，對邵荃麟等人的“寫中間人物”和“現實主義深化”的討論和批判。其間，針對文學藝術也出現了一些政策的調整。主要有：1956年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1961年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創作會上的講話》和1962年廣州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1965年提出“調整”的口號。“十七年”時期，文學的體製化，一直是主導趨勢。雖然時緊時鬆，時有調整，但總體趨勢向緊。

由於文學一直在政治的製馭之下運行，文學對政治及其運作進行了及時的符合即時需要的“反映”，雖然發生了一係列針對文學創作的批判運動，但文學麵貌和文學規模比起民國時代來，有了明顯的發展與變化。

（二）“文革時期的文學”。從1966年至1976年前後的“文革”時期，是共和國文藝事業發展曆程中的大曲折時期。社會生活的各方麵陷入無政府的“動亂”。文藝領域在各個方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創——各級各種文藝組織及其活動全麵癱瘓或終止，各類文藝期刊除《解放軍文藝》之外，包括在“十七年”時期具有權威性的重要刊物如《人民文學》《文藝報》《收獲》等也被迫停刊。知名作家、藝術家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有200餘人被迫害致死。中外一切曆史形態的文藝創作成果，遭到粗暴的否定性批判。

作為“文革”時期極“左”政治思潮的衍生物，這一時期形成了帶有鮮明專製主義色彩的“激進主義”文藝思潮。在這種思潮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姚文元在1966—1967年間的一係列批判文章、《紀要》的公開發表、“革命樣板戲”的創作與推廣、“三突出”原則的確立、毛澤東《講話》的重新發表及其相關的紀念活動、1972—1974年間出版的作家浩然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及其同類創作如《虹南作戰史》《牛田洋》《礦山風雲》《沸騰的群山》《征途》《崢嶸歲月》《飛雪迎春》《激戰無名川》等、1973年上海文藝叢刊《朝霞》的創刊、1974年年初國產彩色故事影片《豔陽天》《青鬆嶺》等在全國各地的陸續上映、1975年年初的“評《水滸》運動”、政治影射影片《春苗》《決裂》的上映等，都是值得重視的文學事件與現象。與此同時，出版於這一時期的一些“革命曆史題材”創作、以“白洋澱詩群”為主體的青年詩歌創作及其如《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小說，都以其與當時的主流創作風尚“相異”或“相悖”的異類性，蘊含了文學在時代變化之後發生逆轉的可能性。

“文革”文學時期，文藝創作對政治的直接呼應，產生了特有的“政治直接美學化”[1]的審美景觀。“審美政治化”——可以看作“文革”文學在創作上的一種主導思潮。

不過同時又必須看到，全新的共和國時代，從一開始就沒有僅僅滿足於獲得正統文化的繼承者的地位。權力主體對於共和國文化的激進想象一直貫穿於1949—1979年文學發展的進程之中。此一階段的文學，不僅要破除中國古典文學形成的巨大影響，同時也要重新看取西方文學、民間文學乃至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價值，一種一以貫之的創造、超越的衝動，持續性地體現在共和國文學前30年的曆史建構之中。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們客觀充分地把握共和國文學尤其是“十七年文學”，是必要和重要的前提。

二、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文學

從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這一時段，可以看做共和國曆史發展的第二個時段。1976年冬，隨著“四人幫”政治集團的倒台，尤其是1979年鄧小平主政，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對於“文革”的全麵否定，並施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一大批在新中國成立後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政官員和文人知識分子得到“平反”。從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中國沉浸於“改革開放”的狂喜之中。共和國政治由此走入了新的曆史階段，史稱“新時期”。結合這一時段文學發展和變化的實際情形，“新時期文學”可以劃分為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的兩個時期——“80年代文學”和“90年代文學”。

（一）“80年代文學”。政治上，“改革開放”在新時期的突然降臨，帶來了“新時期”與“十七年”（包括“文革”）兩個時期的思想意識形態的激烈碰撞。文學充當了那個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它在主題方麵一次次逾越表現內容的禁區，也自然成為兩種意識形態的焦點。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域外文學思潮如潮湧入。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被大量翻譯出版，西方的現代哲學和現代主義文學理論被大量翻譯和介紹。這為當時的文化提供了與此前不同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文化與文學經驗。由此，在文學理論和哲學等領域爆發了多次具有火藥味的論爭，主要有：哲學和文學上的人性和人道主義論爭，文學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現代主義論爭，以及“現代化與現代派”的論爭[2]，等等。而涉及具體文學作品評價的論爭更是數不勝數，較有影響的有關於“朦朧詩”的論爭，關於小說《班主任》《晚霞消失了的時候》《離離原上草》《人啊，人》的論爭，關於電影《苦戀》的爭論與批判等。這些涉及具體作品的論爭往往與哲學和文學理論領域的論爭交叉融合進行。這些論爭總體上具有意識形態衝突的特征，既有同質意識形態之間的碰撞，也有不同質的意識形態之間的交鋒。但僅有一部分論爭的內容涉及文學的本體方麵。這些論爭在導致政治桎梏和文學表現禁忌的崩潰的同時，使得文藝領域所形成的新的審美價值觀念日益獲得社會和文學藝術界的認同。

與這一改革開放時代政治相呼應的，是文化的活躍和文學的繁榮。包括被放逐和坐牢的大批作家、從下放地回到城市的“知識青年”等，都投入到滿懷**的文藝創作之中，文學藝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活躍、豐富的局麵。文學史將這一時期的文學稱為“新時期文學”，亦稱“80年代文學”。但我們必須注意到，80年代文學的前期和中後期存在不少差異。

1985年前後，中國社會湧動著強烈的新變訴求，推動著“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在廣泛的文化領域，域外（包括港台）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日益發生著影響。文學、哲學、史學、美學等領域迭次出現了“新啟蒙”、“文化熱”、“方法論熱”等熱點。一些小說作家提出了“文化製約著人類”的命題，主張文化應該“尋根”[3]；劉再複提出了文學“主體性”的命題[4]，並引發爭鳴；文學應該“怎麽寫”引起了關於文學“形式”的價值、意義和作用的討論。1985—1986年被稱為“方法年”、“觀念年”，接受美學、符號學、象征主義、表現主義甚至自然科學界的係統論、信息論、控製論等被引入文學批評的領域。綜觀這一階段的文化和文學思潮，有關文學藝術本體的理論和方法備受重視，甚至給人以技術主義的印象。盡管如此，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觀念，給予中國文化和文學創作以極大的啟迪。政治意識形態的**，刺激著人們在文化方麵的更大膽的想象，也鼓勵著作家在主導的革命現實主義之外做更大膽的嚐試、試驗，以至於冒險。

文學在80年代中後期走向進一步深化，從初期呼應政治的文學逐步轉入對文化領域的表現，文學思潮開始呈現出多頭並進的特點。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文化尋根文學、探索劇、女性文學、第三代詩等都以集束的形式出現。它與初期的“政治—文學”類型既有著時間的延續性，同時又有著新的文化和審美特質。

假如說80年代初期，是在喜悅中延續著和耗散著革命現實主義文化遺產的話，那麽80年代中後期的關鍵詞顯然是“消解”。知識分子的精神心理在劇烈的社會文化震撼之下出現裂變。逃避政治或消解中心文化體係，強調“還原”、回歸真實的“生活”，嘲諷偶像和典雅，文化中洋溢著戲謔和嘲諷，民間化的意識形態受到崇尚。各種各樣的形式主義試驗大行其道，傳統的革命現實主義逐漸走向敗落，交織著憤懣、悲涼和無奈的現代主義情懷日益濃厚。

（二）“90年代文學”。進入90年代，中國社會改革開始向經濟領域邁進，商品經濟大潮湧起。文學藝術市場化趨勢明顯，文學藝術的消費品性開始被人們理解、接受。證券市場、商業經營等非政治的市場經濟內容，大規模進入作家的表現視域；大眾消費文化的情勢在商品經濟的催生之下漸趨成型。商業文化的多元需求使然，也出於對集權政治話語權威的規避與消解，消費文化甚囂塵上，文學藝術日益邊緣化，這既消解了革命現實主義的文化價值，也溶蝕著精英知識分子神聖的文學精神。精英知識分子不得不麵臨著新的**和考驗。在這一特殊社會文化語境裏，關於人文精神和文化保守主義的討論應時而起，文化危機的顯現，促使人們開始了新的反思。與此同時，西方的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理論在中國以加速度流行，中國文學理論界出現了一係列的以“新”和“後”命名的理論名詞，諸如“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新時期”和“新狀態”、“新寫實”、“新曆史”、“新市民”、“新表現”，等等。90年代文學，一方麵表征為具有精英文化情懷的知識分子，依然頑韌地堅持著對於莊重的理想主義的追求，傳統現實主義的文學精神在文學藝術中繼續伸展根莖；另一方麵，消費文化呈現出蓬勃的態勢，消解著正統意識形態，也把消費文化納入自己的表現視域。這一時期的文學，起於80年代後期，覆蓋整個90年代，一般史稱“90年代文學”。

從以上可以看出，共和國文學的發展與當代政治的變化息息相關，正是不同時代的政治造就了不同時代的文學。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也由單純的從屬狀態而逐步走向相對獨立。文學表現的內容，也從相對單一的政治革命逐步走向豐富和複雜的文化呈現。文學敘述方式，改變了純粹的革命現實主義，形成多樣化兼收並蓄的跨界敘述。共和國文學五十年的道路，其脈理清晰可見：單一封閉的政治文學時代——開放的政治文學時代——多元共存的精英文學時代——消費主義的大眾文化和文學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