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農村小說”

“農村小說”是指共和國“十七年”時期出現的以表現農村變化和農民生活為內容的小說創作，與“革命曆史小說”一起，共同成為這一時期小說領域的重要收獲。這一時期“農村小說”的繁榮，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其一，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在促使中國農村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也對數千年來形成的農民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和鄉俗民風等各個方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表現這一曆史變遷，成為作家參與時代的理性選擇。其二，中國現代文學自魯迅開始直到解放區文學，通過對農村農民的描寫來展示民族進步的曆史進程，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敘事經驗和審美傳統，成為共和國作家直接可以借鑒的文學資源。其三，與本時期所倡導的“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文學主張有關。“十七年”時期農村社會的曆史變遷、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化、鄉俗民風的變動和不同思想意識的碰撞等，都在“農村小說”創作中得到深入細致的描寫。

“十七年”時期，“農村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趙樹理、柳青、周立波、馬烽、西戎、李準、王汶石、浩然等。從作家隊伍構成看，有民國時期業已成名具有豐富創作經驗的老作家，而更多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作為“十七年”時期“農村小說”快速發展繁榮的一個重要側麵，本時期形成了多個以不同地域特色而形成的作家群體，比如山西作家群，以柳青、王汶石為代表的陝西作家群，以孫犁為代表的京津冀作家群等。以趙樹理為代表，以馬烽、西戎、胡正、孫謙、李束為等為主體的山西作家群，長期生活、工作在農村，與農民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作品多寫山西農村生活與風情民俗。作家常以農民代言人的身份反映自己在農村工作中發現的問題，自覺追求文學作品對人的教育功能和指導生活現實的作用。在審美風格上又有著大致相似的追求，重視文學的通俗化與群眾化，體現出依照生活本來麵貌進行創作的“寫實”風格，形成“十七年”時期“農村小說”領域的著名流派——“山藥蛋派”。趙樹理的《三裏灣》《“鍛煉鍛煉”》、馬烽的《我的第一個上級》《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賴大嫂》等都是體現其創作實績的重要作品。陝西作家群則注意對鄉村生活中新事物、新思想、新精神的發現，注重新時代農民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有意繼承新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基礎上，側重把時代政治與農民生活結合起來，呈現出比較鮮明的政治啟蒙意識與倫理重建的立場。柳青的《創業史》、王汶石的《新結識的夥伴》《風雪之夜》等是其重要的代表作品。以孫犁為代表的京津冀作家群，則更多的是以其作品所反映的區域特色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

“農村小說”作品，大多將農村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重要事件作為敘事中心，聚焦於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宏大敘事，相對淡化了對鄉村社會風俗畫、風情畫、風景畫的書寫以及對家務事、兒女情之類的日常生活內容的關注。作家的敘事態度有別於現代鄉土小說的文化批判與詩意情懷，而是全身心地深入到農村生活實際當中，虔誠地向農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作家采用平視甚至仰視的姿態描寫農民，以農民自身的感覺、立場、觀點去描寫農村社會現實。由於社會政治、文化語境的變化，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悲劇意蘊與牧歌情調讓位於當代農村小說的喜劇氣氛與階級鬥爭。這一時期的農村小說在語言上追求民族化、群眾化、大眾化的風格，形成獨具地方色彩與生活氣息的話語特色，如柳青融莊重與詼諧、嚴正與抒情於一體的敘述語言；趙樹理在廣泛吸收群眾口語基礎上所創造的通俗活潑、簡潔生動、樸素幽默、富於表現力的語言特色；周立波將具有湖南山鄉地域色彩的方言俗諺與書麵語的清麗俊雅相結合所形成的略帶幽默、輕鬆的敘事語調，等等。

“農村小說”的人物形象群落，大致可分為新人形象、中間人物形象、普通人物形象和反麵人物形象四類。“農村小說”作品首先著力塑造的是富有時代精神的社會主義農村新人形象，如王金生、王玉生、範靈芝、王玉梅（《三裏灣》），梁生寶、徐改霞（《創業史》），鄧秀梅、劉雨生（《山鄉巨變》），李雙雙（《李雙雙小傳》）等。這些人物的思想與行為，因為與時代的政治要求相一致，常常被視為主要人物或英雄形象。“農村小說”作品塑造的最為生動而又性格鮮明、意蘊豐富的人物，是那些橫跨新舊兩個時代、在進步與落後兩種思想之間徘徊的、精神性格相對豐富複雜的“中間人物”形象，如趙樹理作品的“小飛娥”、“糊塗塗”、“常有理”、“能不夠”、“惹不起”、“小腿疼”、“吃不飽”；周立波描摹的“菊咬筋”、陳先晉、“亭麵糊”；《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郭世富；西戎筆下的“賴大嫂”等。他們皆以其獨特的個性、複雜的情感與豐富的人性內蘊，給讀者以深刻印象。在“農村小說”中，新人形象與中間人物形象，可以作為對襯式存在加以理解。農村新人形象多數屬於作家按照文藝政策的要求傾力塑造的對象，而中間人物則是作家多年生活、情感、藝術積累基礎上的藝術創造。與作家對農村新人肯定與歌頌的情感傾向不同，中間人物思想性格中落後的言行則是作家批評與否定的東西。顯然，農村新人與中間人物其符號意義分別指向農村曆史發展新方向和舊傳統的維護者；農村新人身上體現出來的集體本位的大公無私，正好與中間人物以家庭本位的自私自利性形成鮮明對比；性格思想上的單純和明朗無疑是農村新人的鮮明特征，而中間人物精神性格則是以其豐富和複雜引人注目；如果說農村新人在精神氣質上代表著本時期文學的政治高度，那麽，中間人物無疑則體現出本時期文學人物塑造上的藝術水準。這些“中間人物”之所以塑造得比較成功，根本原因在於作品寫出了他們豐富複雜的人生經曆與傳統文化、倫理、製度的多重聯係。舊社會痛苦的生命與情感體驗使其萌生擺脫貧窮壓迫想翻身的衝動，新社會給他們提供了翻身做主人的曆史機遇，但是傳統社會“被精神奴役”的創傷也使其一時難以走出“舊”的陰影，以舊的眼光看待新的時代與新的事物。他們無法像年輕人那樣很快地適應時代的變革，而是麵對突如其來的變革感到無所適從。於是就有了他們對傳統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堅守，對新時代的合作化運動的拒絕。盡管從表麵上他們表現出來的是自私自利，其實，他們隻是在新的環境中延續了之前的習慣而已，並非刻意為之。正是由於他們對傳統倫理的依戀，所以，他們才不願接受新的倫理，他們更重視的是家庭本位以及相關的人際關係，對集體本位的社會主義新思想有一種出自本能的排斥。他們渴望發家致富，卻深深懷疑不同年齡、性格、性別、習慣的群體共同勞動能帶來光明的前景。顯然，他們是徘徊於新舊兩個時代的矛盾人物，正是由於作家揭示了他們精神性格心理中的複雜性、多樣性、矛盾性以及觀念轉變的艱難性，才使得這些中間人物形象擁有了深刻複雜的曆史文化內涵，成為“農村小說”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

已創作了大量作品並享有盛譽的趙樹理，在新中國成立後依然堅持代農民立言、作用於現實的藝術理念，注重文學的功利導向與道德熏陶，希望自己的小說既能用群眾化、通俗化的言說方式反映執政者的政策，體現國家意誌，又能站在民間的立場上反映農村的現實問題，傳達農民的呼聲。農民代言人與人民作家之間、民眾立場與國家意誌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始終成為困擾趙樹理創作的難題。本時期趙樹理的代表性作品是短篇小說《登記》《“鍛煉鍛煉”》和長篇小說《三裏灣》。發表於1950年6月配合新婚姻法宣傳的《登記》，以批判封建傳統觀念、提倡婚姻自由、歌頌新人新事為主題，小說在歌頌兩對青年男女為爭取婚姻自由而進行正義鬥爭、宣傳新婚姻法的同時，也立足於農民的立場，反映了基層政權中存在的官僚主義與利己主義的思想問題。盡管小說的主題失之單一，矛盾衝突的解決過於匆忙，但小說對老一代農村婦女“小飛娥”的塑造比較成功。小說真切地表現了解放前夕農村婦女自主意識的初步覺醒，對“小飛娥”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的刻畫成為這篇小說的特色之一。寫於1958年的《“鍛煉鍛煉”》是新中國成立後趙樹理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作品發表後曾引起持續性的激烈論爭。小說以“大躍進”運動**為背景，由村幹部與落後群眾之間的矛盾入手展開情節，小說意在批判社幹部不講原則的“和事佬”思想與落後群眾的損人利己行為。不過，作品在矛盾衝突的發展過程中，兩個落後自私的落後婦女“吃不飽”、“小腿疼”的性格的鮮活呈現，以及所隱含的對於幹部憑借權力強迫壓製群眾的諷刺，使得這部作品具有了多重意味。《三裏灣》是共和國文學史上最早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但小說敘事的中心並不是合作化運動本身的過程呈現和對社會主義曆史發展必然規律的揭示，而是將這一運動看作引發鄉村生活變革的誘因，重點呈現的是由此引起的風俗習慣、世態人心的變化與更新。小說圍繞三裏灣秋收期間擴社、整社、開渠等事件編織情節，在具體描寫時，從描寫家庭關係和愛情婚姻入手，細致刻畫了王、馬、範、袁四個家庭相互聯係的矛盾衝突和精神變革。這四戶人家具體是指合作社帶頭人、支書王金生家，熱心發家致富的村長範登高（翻得高）家，富裕中農馬多壽（糊塗塗）家，黨員袁天成家。在不同的家庭之間和家庭內部，不僅存在著長輩與晚輩、進步與落後、集體與個體、革命與保守等方麵的衝突對立，還有長幼、夫妻、戀人、同學、連襟、婆媳、妯娌、兄弟、姑嫂、親家以及幹部之間、親戚之間、鄰裏之間等多重相互纏繞、共生並發的生活矛盾。正是這些矛盾的相互激**和人物之間的精神情感的複雜波動，真實而細膩地展示了集體化過程中農村各色人等精神世界的風雲變幻。《三裏灣》這種以農村中習以為常的生活小事，以鄰裏、姻親之間的人事糾葛為主要內容來表現農村社會變遷中農民命運和思想感情變化的創作方法，不僅是趙樹理自解放區以來所形成的樸素風格的新的延續，也成為“十七年”時期“農村小說”堅守現實主義藝術道路的可貴成就。

趙樹理的獨特價值與意義在於，他站在民間的立場敏銳地發現鄉村基層政權中所存在的突出問題，曲折地表達了農民的願望，其批判力和敏感度超越了當時的同類作家。趙樹理十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畫，他的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係列不同性格的農民形象，尤其在中間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麵，提供了新的時代標高。

柳青的代表作《創業史》（第一部），初版於1960年，是反映共和國初期農業合作化時期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原計劃寫四部，後因政治與身體原因，隻完成第一部、第二部上卷與下卷的前四章）。《創業史》（第一部）的故事發生在陝西渭河平原下堡鄉蛤蟆灘，敘述了互助合作帶頭人梁生寶領導的互助組的建立、鞏固和發展曆程。關於小說的創作意圖，作者有過明確的說明：“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麽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個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這個主題思想和這個題材範圍的統一，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具體內容。”小說通過活躍借貸的失敗、到郭縣買稻種、互助組進山割竹子、整頓互助組、秋後大豐收等情節，形成其錯綜複雜的矛盾線索，這些矛盾最終呈現為農村社會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一邊是堅定地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的年輕共產黨員梁生寶，一邊是走個人發家致富、反對梁生寶互助組發展與壯大的三股反對力量（農村中走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表富裕中農郭世富，對新社會懷有刻骨仇恨的反動富農姚士傑，黨內的自發勢力、走個人發家致富的代表村主任郭振山），上述這三個人物因社會地位、思想性格的不同，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在反對互助組問題上卻表現出驚人的相似。而在這兩個階級、兩條陣線之間，還存在著像梁三老漢這樣的對互助組懷疑、猶豫的老一代農民。作者真實地揭示了農村社會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在合作化運動中思想、精神、心理的變化以及他們之間複雜的社會關係，在對農村廣闊生活的表現上達到了一定的深度。

小說藝術上取得的成功主要體現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麵。主人公梁生寶是作為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典型來塑造的，他既有一般農民勤勞、樸實、堅忍不拔的優秀品質，又在黨的教育下成長為積極、聰明、能幹、公正的年輕幹部，既謙遜、樸實、厚道、善於思考，又能積極遵循黨的指示，富於犧牲精神，堅定地走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徒步去郭縣為互助組買高產稻種、組織組員進山割竹子等這些看似平凡的行動，卻讓人們看到了互助合作的優越性及其光明前景。為體現50年代的政治理想和美學理想，突出其作為農村新人形象的先進性，作者有意對人物進行了思想上的提升，有意遮蔽了梁生寶作為農民其身上那些在良莠摻雜的鄉村文化熏陶中所可能具有的種種弱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一形象的曆史真實性。

作品中的梁三老漢，是小私有者農民的一種典型，他勤勞、善良、正直而又有些自私、保守和狹隘。在舊社會他拚命創業卻以失敗告終，解放後，他分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對黨和人民政府由衷地感激，但舊社會的苦難生活給他留下了難以抹去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他既不讚成互助合作走集體致富之路，卻又常常暗裏為兒子成立互助組的事而發愁；他既有老農的倔強、古板，又不乏農民的單純、善良。小說通過真切描寫梁三老漢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和艱難的轉變，既刻畫了中國農民由於曆史原因所形成的落後、保守、狹隘的弱點，又表現了他們勤勞樸實的品質。因此，梁三老漢的形象具有典型意義。

此外，本時期“農村小說”的重要作家還有周立波、李準、浩然等。周立波出版於1958年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亦屬於表現農村社會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作品，但與《創業史》（第一部）相比，其對農村階級鬥爭的表現，帶有更多人為的誇大與虛飾。小說中落後農民“亭麵糊”、陳先晉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富有生動感。作品以清新自然的筆調對湖南山鄉風情的精彩描繪，為人們所稱道。李準是5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其創作與當前農村的政治運動、黨的政策變化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成名作《不能走那條路》通過翻身農民宋老定想買地的故事，及時提出防止農民兩極分化的重要問題，小說因此受到文學界的高度評價。1960年，李準發表了他的代表作《李雙雙小傳》，作品通過描寫農村婦女李雙雙在“大躍進”生產運動中，衝破習慣偏見積極參加集體勞動，展示了新時代女性在自我解放、當家做主的曆練過程中的蛻變與成長。李雙雙這一女性形象大膽潑辣、勤勞正直、精力旺盛的性格特征，在當代文學的女性形象係列中，具有鮮明的獨特性。

五六十年代“農村小說”的意義在於，形象地揭示出外在社會運動的變化所引起的鄉村社會風俗習慣和世態人心的變化。這些作品除了具有宣揚時代政治理念的價值之外，其對地域文化、鄉村風情的描繪，對農村社會新的精神性格的塑造與頌揚，對老一代農民在新舊時代之交引發的精神痛苦與心理矛盾的刻畫，尤其是所塑造的中間人物形象群落等，既超越了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價值範疇，也是“農村小說”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貢獻所在。

“十七年”時期“農村小說”的不足之處也是明顯的。比如過於注重對社會運動過程的敘述而相對忽視了對人物精神性格的深層內蘊的挖掘。絕大部分作品習慣於從政治社會角度誇大農村社會的階級對立以及人的單一的階級屬性，而忽略了對人物多樣化、性格複雜化的關注。注重小說主題與時代一致性的同時，有意弱化基於作家獨特生活感悟、人生體驗、情感曆程的個性書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