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本時期詩歌
第一節 “政治抒情詩”
“政治抒情詩”是“十七年”文學時期出現的一種重要詩歌類型，它以詩的形式抒寫抒情主體——“集體（階級）代言人”對革命曆史、政治事件和政治鬥爭的謳歌與評說，傳達詩人崇高的思想覺悟和激越的政治豪情，它常以鋪陳的手法、分明的節奏和鏗鏘的聲韻實現詩歌的政治鼓動和精神重塑功能，形成這一時期詩歌創作風尚，聚集了一批詩人。可以說，“十七年”文學時期的幾乎所有的詩人，都受到這一風尚的影響，並以自己多寡不一的創作參與到“政治抒情”的潮流中。有代表性的詩人有郭小川、賀敬之、納·賽音朝克圖（蒙古族）、巴·布林貝赫（蒙古族）、鐵依甫江·艾利耶夫（維吾爾族）、饒階巴桑（藏族）、曉雪（白族）、巴圖寶音（達斡爾族）、汪玉良（東鄉族）、木斧（回族）、哈拜（錫伯族）、庫爾班·阿裏（哈薩克族）、康朗甩（傣族）等。
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1949）、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強音》（1950）、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1955）、賀敬之的《放聲歌唱》（1956）《雷鋒之歌》（1964）、納·賽音朝克圖《狂歡之歌》（蒙古族）、鐵依甫江·艾利耶夫《祖國，我生命的土壤》（維吾爾族）、曉雪《祖國的春天》（白族）等，被認為是當代“政治抒情詩”的經典詩作。
在20世紀50—70年代，中國大陸的詩歌發展受到當代政治的影響十分明顯。“政治抒情詩”是這一時期詩歌積極介入政治而生成的一種典型的當代頌歌形態，由於這種詩歌形態有助於確證新政權的合法性，增強民族自信心與認同感，激發民眾的生產鬥爭**，它最終普泛化為當代詩歌的主導樣式。這類詩歌歌頌的對象主要為新生的“共和國”、新政權的領導者及“工農兵”。就藝術資源而言，“政治抒情詩”既繼承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左翼詩歌”的革命鬥爭精神，又發揚了中國現代詩歌浪漫抒情傳統，同時還吸納了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提出的“無論是歌，還是詩，都是旗幟和炸彈”的詩學理念。
“政治抒情詩”作為“十七年”時期和“文革”時期代表性的詩歌形態，具有當代頌歌的基本特質。它的最突出的特征是題材的政治性，具體表現為：其一，直接書寫重大的政治事件，或從政治角度切入社會現實生活，呈現人們亢奮的政治情緒。在政治掛帥的五六十年代，現實的社會生活被普遍染上政治色彩，詩歌擔負著政治宣傳和鼓動的功能，政治事件（鬥爭）成為政治抒情詩的重要題材。如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抒寫的是詩人對新生“共和國”的禮讚與歌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隆隆的雷聲裏誕生/是如此巨大的國家的誕生/是經過了如此長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歡樂的誕生”；胡風《時間開始了》的題材同樣與新中國成立這一政治事件有關，詩人滿腔熱情地頌揚“祖國”的誕生：“祖國，我的祖國/今天/在你新生的這神聖的時間/全地球都在向你敬禮/全宇宙都在向你祝賀”。賀敬之的《放聲歌唱》作為一首歌頌新生活、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頌歌，正是以飽滿的政治**，書寫了延安整風和“百家爭鳴”等重要政治事件，讚美“神話”般的“共和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歌唱新時代裏人們對未來的美好憧憬，抒發人們內心的**與昂揚的鬥誌：“啊，多麽好！/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祖國/啊，多麽好！/我們的時代/我們的人生！/讓我們/放聲/歌唱吧！/大聲些/大聲/大聲！/把筆/變成/千丈長虹/好描繪/我們的時代的/多彩的/麵容/讓萬聲雷鳴/在胸中滾動/好唱出/讚美祖國的/歌聲！”
其二，仰視的抒情姿態。詩人以仰視的視角真誠地謳歌現實與未來及時代英雄，這是“政治抒情詩”的又一重要特征。以賀敬之的《雷鋒之歌》為例，詩人將雷鋒想象為一個近乎完美的形象加以膜拜和謳歌：
嗬，你階級戰士的
姿態
是何等的
勇敢，堅定！
你共產黨員的
紅心嗬
是何等的
純淨、透明！……
雷鋒
你是多麽歡樂嗬！
在我們燦爛的陽光裏
怎麽能不
到處飛起
你朗朗的笑聲？
雷鋒
在心靈的深處
你有多麽強烈的
愛嗬
又有多麽深刻的
憎！
愛和恨
不可分割
象陰電、陽電一樣
相反相成——
在你生命的線路上
閃出
永不熄滅的火花
發出
億萬千卡熱能！
顯然，雷鋒的“高大全”形象的建構與詩人的仰視姿態緊密相關，這種抒情姿態旨在呈現詩人擁抱現實的赤誠之心及對英雄的崇拜心理，它逐漸成為當代頌歌的一種重要的審美原則。
其三，國家“代言人”身份的抒情主體。政治抒情詩的抒情主體不再是思想與個性獨立的“個體”，而是國家或階級的“代言人”。詩歌中的“我”（或“我們”）要麽是無產階級的戰士化身，要麽是“人民”、“集體”或“黨”的代言人。抒情主體的“集體”定位，既可以使“個體”在融入“集體”過程中獲得精神歸宿感，同時又可有效鎖閉個人話語空間，防止知識分子獨特情思與經驗的顯露。如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中就是以“我們”的身份發出號召的：“同誌們！/讓我們/以百倍的勇氣和毅力/向困難進軍！/不僅用言詞/而且用行動/說明我們是真正的公民！/在我們的祖國中/困難減一分/幸福就要長幾寸/困難的背後/偉大的社會主義世界/正向我們飛奔”，顯然，詩歌裏的號召者已不再是一個極富思想個性和審美趣味的主體，而是極力融入“集體”裏的純粹“大我”。
其四，富於鼓動性和煽情性的語言。最大限度發揮詩歌的戰鬥性和鼓動宣傳作用是“政治抒情詩”基本價值指向，為此詩歌努力超越有節製、內斂式的、曲折而隱晦的情感抒發方式，而是極力追求一種簡潔、明快、豪壯而激越的情感宣泄方式，強化洶湧澎湃的政治**之於讀者的感召力。再以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為例，詩歌運用富於鼓動性和煽情性的語言，號召青年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勇於“向困難進軍”並積極“投入火熱的鬥爭”中去：“駿馬/在平地上如飛地奔走/有時卻不敢越過/湍急的河流/大雁/在春天愛唱豪邁的進行曲/一到嚴厲的冬天/歌聲裏就滿含著哀愁/公民們！/你們/在祖國的熱烘烘的胸脯上長大/會不會/在困難麵前低下了頭？/不會的/我信任你們/甚至超過我自己”。詩中“駿馬”、“大雁”和“公民們”單獨分行，既形成一種比照，有效地凸顯他們之間的差異，又給人明快與簡潔之感，同時借助設問等修辭手法不僅可啟發讀者思考，還可能鮮明地展示詩人的觀念，從而增強詩歌的感召力。
在詩體形式上，“政治抒情詩”詩人大多借鑒了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式”詩行排列方式，如賀敬之的《十年頌歌》：
東風！
紅旗！
朝霞似錦……
大道！
青天！
鮮花如雲……
聽
馬蹄噠噠，
看
車輪滾滾……
這種詩體形式一方麵可以增強詩歌的節奏感和韻律感；另一方麵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亦有助於提高詩歌“力”的傳達與表現。另外，以郭小川為代表的“政治抒情詩”，詩人借鑒古代辭賦的形式創造了一種“新辭賦體”：
哦，我的青春、我的信念、我的夢想……
無不在北方的青紗帳裏染上戰鬥的火光！
哦，我的戰友、我的親人、我的兄長……
無不在北方的青紗帳裏浴過壯麗的朝陽！
哦，我的歌聲、我的意誌、我的希望……
好像都是在北方的青紗帳裏生出翅膀！
哦，我的祖國、我的同胞、我的故鄉……
好像都是在北方的青紗帳裏煉成純鋼！
……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為什麽這樣香甜，又為什麽那樣嚴峻？
北方的青紗帳啊，北方的青紗帳！
你為什麽那樣遙遠，又為什麽這樣親近？
——郭小川《青紗帳—甘蔗林》
這種詩體詩行大體整齊，采用短句鋪飾的方式，大量使用誇張、對偶、排比等修辭手法，使詩歌形成一種宏偉、奔放與開闊的氣勢，有效增強了當代頌歌的鼓動性和抽象觀念的論辯氣勢。
郭小川和賀敬之作為“政治抒情詩”的代表詩人，他們的詩歌除了具有上述相同的特質之外，還表現出各自獨有的詩歌風貌。郭小川在“政治抒情詩”中雖然努力呈現自我融入時代與曆史的渴念與決心，但也時常流露出個體生命消融在曆史潮流中的疑慮、矛盾、焦慮與迷惘。這種現象集中體現在《望星空》一詩中，該詩一方麵書寫詩人瞭望壯麗、神秘和浩大的星空時發出的感慨：“嗬，星空/隻有你/稱得起萬壽無疆！”表現出對壯麗星空的神秘想象及神往之情：“在那遙遠的高處/在那不可思議的地方/你觀盡人間美景/飽看世界滄桑/時間對於你/跟空間一樣——/無窮無盡/浩浩****”。與此同時他也流露出無限的惆悵與茫然：“千堆火/萬盞燈/不如一顆小小星光亮/千條路/萬座橋/不如銀河一節長”，“在偉大的宇宙的空間/人生不過是流星般的閃光/在無限的時間的河流裏/人生僅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詩人深刻體會到了在浩渺的時空中個體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暫，表現出一種虛無主義情緒。另一方麵又表現出投入沸騰的生活和征服自然的“自豪的感情”與“非凡力量”：“我們要把長安街上的燈光/延伸到遠方/讓萬裏無雲的夜空/出現千千萬萬個太陽/我們要把廣漠的穹窿/變成繁華的天安門廣場/讓滿天星鬥/全成為人類的家鄉”。詩人在一種超越個體與現實的浩渺的時空意識裏，體驗與探尋著個體生命與曆史政治、個體與集體以及感性與理性之間的內在矛盾與關聯。可以說，在“共和國”時期，郭小川的不少詩歌充滿著內在的矛盾與裂痕，這種現象並非詩人有意僭越已然生成的當代頌歌範式，而是在“一體化”年代尋找新的切入政治題材的基點，以及探尋屬於自我獨特的詩歌想象空間和語言方式帶來的意外收獲。
與郭小川“戰士”與“詩人”雙重身份帶來詩歌文本充滿矛盾和裂痕不同的是，賀敬之則在“政治抒情詩”中始終追求思想和情感的“和諧”與“純粹”，和抒情主體的“統一性”和“本質化”，以及個體融入整體的歡欣與自豪。以《雷鋒之歌》為例，詩人從“政治”而非個人體驗維度入手，建構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的形象：他經受的是階級壓迫造成的“刻骨的疼痛”，以及由此引發的“滿腔的憤怒”，始終展示的是“勇敢、堅定”的“階級戰士的姿態”，以及“純淨、透明”的“共產黨員的紅心”，持續激**在胸中的是以“階級”為“本質”的“強烈的愛”和“深刻的憎”，以及“高舉紅旗，向前進攻”的壯舉與信心。雷鋒的精神及形象特質與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呈現高度的統一與融合。這種抽離個體豐富而感性的生命體驗及具體而複雜的曆史情境的抒情方式，以宏大的政治命題或政治情緒為書寫對象，賦予詩中意象特定的象征性政治內涵，以豪邁的**推進抽象的觀念闡釋等，幾乎成為20世紀60年代詩歌的生產方式，成為“文革”時期主流詩歌的一種重要的藝術資源。當時詩壇中較有影響力的詩人如嚴陣、張誌民、聞捷和部分“新崛起”的“工農兵”詩人都加入到了“政治抒情詩”的生產潮流中，有力推動了這種詩體樣式的發展、壯大與繁盛。
當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抒情詩”在自身的建設過程中也麵臨許多難以突破的藝術困境：一是，抒情主體的自我放逐，使得“政治抒情詩”鎖閉了個人情感空間的同時，形成一種封閉且自足的以歌頌為基調的“大我化”抒情方式，導致詩歌情感不斷走向空洞化。與此同時，詩歌的寫作者大多追求宏大的抒情結構，使詩歌情感急劇膨脹，毫無節製的情感宣泄，又造成詩歌情感的輕浮與無力。二是，“政治抒情詩”的書寫受現實政治或具體政策的強大規約，加之詩人對政治理解日益褊狹，不僅使詩人的思想和感受的敏銳度漸趨下降，也使他們逐漸喪失處理詩學與政治學矛盾的能力，以及超越現實政治的深邃的觀察力和預言力。三是，“政治抒情詩”詩學資源相對單一，為了抒寫抽象的政治理念，大量的政治標語和口號被引入詩中，詩歌藝術因傳達過於密集的政治話語的植入而呈現僵化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