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本時期小說

第一節 魯迅

魯迅（1881—1936）是中國現代傑出的小說家，其小說作品輯集為三部——《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編》。魯迅特殊的人生經曆、情感體驗和個性氣質，對中國社會、曆史、現實與文化的獨到觀察和感受，對進化論、以人為本、尊崇個性、階級對立等思想的接受，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魯迅小說深沉、複雜、睿智的審美特質。

貫穿《呐喊》與《彷徨》的思想主線是反封建，其中最突出的內容在於揭示封建製度的“吃人”本質。《狂人日記》用隱喻式的寫法，對這一內容作了總體概括。狂人看似一個精神病人，實則是清醒而深刻的先覺者。他對眾人想把他吃了的敏感，點破了中國傳統封建社會踐踏人性、戕害靈魂的“吃人”社會的存在實質。自己的大哥想暗中害他，把妹子的肉和在飯裏給家人吃，證明家庭也是一個“吃人”組織。他研究史書，發現上麵寫滿“仁義道德”，但字縫裏隻有“吃人”二字，原來中國的曆史和文化一直在“吃人”。《呐喊》《彷徨》中的悲劇人物，幾乎都可以看成是封建吃人製度的受害者，個別是被封建勢力直接殺戮，更多的是被封建思想所毒害。革命者夏瑜（《藥》）被封建政治勢力殺害，華小栓（《藥》）是封建迷信觀念的犧牲品，孔乙己（《孔乙己》）和陳士成（《白光》）是封建科舉製度的殉葬品，而閏土（《故鄉》）、祥林嫂（《祝福》）則是為封建宗法製度和封建禮教所戕害。

封建製度害人往往是通過製造封建思想來完成。國人長期在封建觀念的影響下，已經自覺地把它當作為人處世的準則，對它腐朽及罪惡的吃人內涵渾然不覺。這種蒙昧的精神狀態，使得國人把自身送上悲劇人生的舞台，同時也成為他人悲劇的製造者或幫凶。革命不能成功，社會難以進步，民族無法強大，悉因此故。魯迅對此堅信不疑，故在小說中竭力暴露蒙昧國民的劣根性，把他的反封建思想推向深入。《狂人日記》中對吃人者的心理概括：“獅子似的雄心、兔子似的怯懦和狐狸似的狡猾”，披露了魯迅小說描畫國民精神病症的最初動向。在《阿Q正傳》中，普通國民的精神弱點得到更為具體和豐富的展示。阿Q在未莊算是最貧窮、最卑賤的農民，既受到權勢者趙太爺和假洋鬼子的欺淩，也遭到普通人的譏笑和作弄。下人吳媽把他的求愛當作莫大侮辱，雇工王胡仗著身強力壯隨意毆打他，就連和他同樣弱小的小D也敢於和他對抗。這種處境讓阿Q多少感到沮喪和不平，卻沒有刺激他奮發自強，相反，他發明了一種“精神勝利法”，即以妄自尊大、自輕自賤、欺淩弱小、麻木健忘來消除內心不平。這種弱者的處世哲學看似情有可原，實則荒謬可笑，屬於精神萎縮與意誌沉淪。隻要世上還有不敢正視現實、不圖進取、自欺欺人的弱者，阿Q的精神人格就會繼續存在，在此意義上，阿Q形象作為一麵靈魂之鏡，具有某種普遍永恒的警示意義。國民身上林林總總的劣根性，在魯迅的小說中還有各式各樣的披露，諸如孔乙己、陳士成、閏土、祥林嫂、華老栓、看客、七斤夫婦、趙七爺、楊二嫂、愛姑等人的保守、愚昧、狹隘、麻木、無知、迷信、盲從、冷漠、庸俗、刻薄、自私、虛偽、欺善怕惡、外強中幹等都是明證。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揭露，不光搜羅和展示現象，還挖掘現象背後的根源。從橫向上看，魯迅注意考察民眾落後的思想觀念潛滋暗長的溫床，以此表明個體的精神病症絕非孤立生成，而是整個封建化社會共同培植的產物。從縱向上看，魯迅意識到國民劣根性並非成於一朝一夕，而是封建文化痼疾陳陳相因、代代相承的結果。

矚目國民悲劇、挖掘國民靈魂暗疾並透視其中成因，形成了魯迅對待國民的雙重態度，即“怒其不爭”與“哀其不幸”。魯迅既為國民的不幸命運感到深切的悲哀，又冷峻地審視他們的各種缺點，對他們未能覺醒與抗爭憤怒不已。魯迅小說筆下的中國下層民眾，幾乎都承載了這種相反相成的主體態度。在《阿Q正傳》中，魯迅以現代理性的立場，揭發了阿Q身上的精神病象，給予挖苦、譏諷和針砭，又以人道主義情懷，對他所遭受的屈辱境遇予以無聲憐憫。其他人物形象，諸如孔乙己、閏土、陳士成、祥林嫂等，對這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下層人物命運遭際的書寫，也都透露出魯迅愛恨交織的複雜心理。魯迅之所以“怒其不爭”，乃是因為國民的不幸命運與他們的各種性格弱點密切相關。這些性格弱點本來可以發揮主觀意誌加以克服和擺脫，畢竟個人雖然受到環境的極大製約，但並不完全是被動的存在，可以覺醒和抗爭。之所以“哀其不幸”，是由於魯迅發現下層人物的靈魂中有陰影也有光亮。孔乙己雖然執迷不悟，迂腐可笑，很愛麵子，還沾染了好逸惡勞、小偷小摸的惡習，但他也不乏可愛之處，喜歡和小孩子親近，很少拖欠酒錢，就是證明。少年閏土天真純樸，聰敏勤快，充滿活力，體現出鄉村少年所特有的淳樸與美好，即使人到中年，“苦得像一個木偶人”，頭腦迷信守舊，也依然葆有鄉下人的忠厚老實。祥林嫂觀念老舊，篤信神鬼，但其實是一個勤勞質樸、富有愛心的鄉下婦女。秉性善良的弱者落得境況淒涼、不得善終的下場，普通人對此尚且難免心生哀感，何況魯迅是一個深受五四人道主義、人本主義思潮影響的人。魯迅“哀其不幸”的更重要緣由，在於他發現在下層群體的淪落和罹難中，政治窳敗、社會黑暗、文化腐朽、人情淡漠等客觀因素難辭其咎，下層民眾可以說是黑暗中國的受害者和犧牲品。這種對待下層民眾的雙重主體態度，反映出魯迅小說創作兼具全麵性與深刻性的思想張力，也是其超越一般揭示底層社會病象小說的重要因素。

國民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不僅體現於國民身處其間不知其害，還在於國民對於想解除他們封建思想的先覺者的敵視。在《狂人日記》中，具有現代意識的先覺者與蒙昧落後的普通民眾，形成了尖銳的對立。顯然，狂人是一位先知先覺者。他從麵臨迫害的切身感受出發，敏銳地察覺到周圍的人都在有意無意地參與“吃人”，或者被吃，他渴望他們能夠覺醒、自新，使吃人社會土崩瓦解。但是他們根本不能理解狂人，隻是一味把他視為胡言亂語的瘋子。狂人越是向他們宣說新思想，他們越是認為他病情嚴重。狂人的遭遇表明，先覺者與普通民眾之間存在巨大隔膜，後者對前者的啟蒙、教導無動於衷，雙方無法同聲相應，甚至形成對立。在先覺者看來，民眾積習太深，因循守舊，麻木不仁，令其深感失望、悲哀和憤怒。而在民眾眼裏，先覺者趨新逐異、離經叛道，非我族類，因而本能地疏遠乃至敵視他們。在《呐喊》與《彷徨》的另一些小說中，啟蒙者與民眾的對立關係，也得到或隱或顯的反映。《藥》中先驅者夏瑜為革命斷頭所灑的血，不僅沒能感召民眾，贏得敬仰，反而被華老栓當做藥方，救治他兒子的肺病。先驅者舍身為民，民眾卻毫不會意領情，甚至視其為活該被殺的亂臣賊子。《示眾》著意寫“看客”爭先恐後，以獵奇的心態欣賞“囚犯”遊街示眾，正隱喻著庸眾對啟蒙者的特有態度。《孤獨者》中的魏連殳被同族人視為“吃洋教”的“新黨”，“向來不講什麽道理”，他的大半生就是在這樣的冷眼、誤解和敵視中度過。唯一的親人祖母死後，他徹底淪為靈魂與生存相分裂的孤家寡人。他像一匹狼在曠野裏發出慘傷、憤怒和悲哀的嗥叫。這種孤獨的心態，部分就是由啟蒙者不為民眾理解和接納造成的。

魯迅在小說中不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蒙昧的下層民眾，也指向了啟蒙知識分子自身。魯迅超乎尋常的清醒，不僅在於他深刻地揭出了普通國民靈魂的病苦，還在於他從不把自身所屬的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置於理性審視之外，敢於曝光這一群體身上的曆史重負及精神困境。在《狂人日記》中，狂人不僅發現周圍人群目露凶相、心懷鬼胎，結成一張吃人大網，同時發現自己也充當了吃人者的角色。“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強烈反對吃人的狂人竟然也曾參與吃人，這說明，先覺者未必沒有被封建意識所浸染侵蝕，他們與落後民眾在傳統觀念的承襲上，多少存在相似之處。隻要有合適的契機，舊觀念就會死灰複燃，消磨乃至腐蝕新式知識分子的意誌。《在酒樓上》的呂緯甫曾經是個踔厲風發的青年，“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的胡子”，“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但是後來變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靠教學生“子曰詩雲”度日，其人生軌跡就像蒼蠅一樣“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他的革新熱情之所以大大衰減，部分是因為遇到了很大的社會阻力，但主要還是因為他的思想沒能完全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他所熱衷的兩件無聊的生活瑣事：為弟弟遷葬、給鄰居阿順送花，均是為了寬慰母親，做個孝順的好兒子。小說通過剖開呂緯甫由奮發到頹唐的心路曆程，揭發了知識分子在通向現代的途中難以掙脫舊觀念的精神暗疾。

與呂緯甫相比，魏連殳（《孤獨者》）這個“新黨”對理想雖然更加執著，與黑暗社會鬥爭的意誌也更加頑強，但最終的結果依然是淪落。隻要世上有一個人“願意他活著”，魏連殳就有前行的勇氣和毅力，“願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然而當“願意我活下去的人”“被敵人誘殺”以後，他便失去了與黑暗現實作戰的心理支柱。在難以忍受的孤獨中，他帶著玩世不恭的心態做出妥協，“做了杜師長的顧問”，“躬行先前所反對的一切”。然而此時他的靈魂卻因喪失信仰而無法安寧，最終還是在精神危機中鬱鬱病亡。想做不斷前衝的鬥士，卻不能單身鏖戰；想退而求安，又經不住良知的拷問；能夠扛住物質生存的艱難困苦，卻無法抵禦情感世界的空漠荒涼；最後走向自我毀滅，雖不無抗議與報複的意味，但對黑暗社會終究毫發無損。說到底，魏連殳的靈魂深處依然是軟弱的，他與呂緯甫其實並沒有什麽不同，都不是能夠戰勝自身性格缺陷、直麵慘淡人生的“真的猛士”。

“夢醒以後無路可走”，是魯迅對先覺者困厄人生和精神困境的總結。先覺者感到“無路可走”，既是因為社會太過黑暗不易改良，舊觀念深入人心難以革除，也是因為五四知識分子大多缺乏“韌戰”的勇毅與耐力。他們在新文化運動高漲之時，能夠意氣風發挺身而出，而在落潮以後則經不住複雜現實的消磨紛紛潰退淪亡。如果說魯迅在下層民眾以及舊式知識分子身上看到新理念的生成之艱難，那麽在五四新式知識分子身上，則看到了新理念貫徹落實之不易。在《傷逝》中，子君在個性解放思想的影響下，敢於蔑視舊俗，自作主張，與涓生未婚同居。但在成立家庭以後，精神生活卻在操持家常事務中逐漸萎靡。至於涓生，在“讀遍子君的身體與靈魂”之後，很快對子君萌生厭倦之意，失業所導致的經濟窘困，加劇了他把子君視為負擔和拖累的看法。他提出分手之後，子君隻好回到父母那裏黯然而終。“愛情需要時時更新、生長、創造”，否則即使是自主婚戀也會變質、破敗。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持續不斷的艱苦努力。個人的解放依賴於社會的解放，也取決於個人能否戰勝人性的弱點。

魯迅披露的關於五四知識分子的各種思想局限、性格弱點和靈魂暗影，既是魯迅對同輩知識分子進行觀察、思考和分析的結果，也與魯迅對自我精神世界的審視與解剖不無關係。相對於批判別人，反思自己顯然更難，需要有更大的胸襟與情懷，需要有“抉心自食”的意誌和勇氣，還需要忍受自我厭棄的靈魂痛苦。魯迅和許多作家不同，他很少以置身事外或高高在上的姿態來寫五四知識分子，他透視這一群體精神病症的同時，其實也是在進行自我反思與批判，這一點從敘述的真切、細膩以及深度的情感投入中可以得到證明。然而不能據此把魯迅與他筆下的知識分子等同，盡管魯迅同樣經曆了五四知識分子所普遍遭遇的精神危機，但是魯迅能夠衝出精神迷霧，覓悟到超越性的精神之道。魯迅思想的深刻、性格的堅強、心智的成熟以及情懷的博大，在掙脫精神困境的過程中得到鮮明展現。在《故鄉》中，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我”在暗笑“閏土要香爐和燭台”之餘，忽然意識到自己心中一直潛藏的“希望”與閏土“偶像崇拜”背後的“希望”頗為相似，因為“我”的“希望”同樣未必能夠實現。這是一個能夠導致絕望的發現，但它並沒有全盤占據“我”的內心，因為“我”轉而想到：“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樣的想法裏麵實際包含著魯迅“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魯迅所服膺的一句詩“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其中含義在於：在理想圖景遲遲不能出現的情形下，“希望”容易轉變為“絕望”，然而“絕望”與“希望”一樣，都不過是心造的假象，唯一真實可靠或有價值的是不斷向前拓進。《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中的“我”同樣展現了魯迅在超越自我的過程中的另一個精神側麵。“我”是呂緯甫和魏連殳淪落的見證人，也是魯迅靈魂困擾的透視鏡。在兩篇小說的結尾部分都寫到“我”“愉快”而“輕鬆”地走自己的路，表明“我”已經超越了呂緯甫和魏連殳，也呈示出魯迅進行了一次內心的澄清與淨化，獲得了再次啟程前行的意誌與動力。這一精神飛躍的過程，是魯迅小說最為重要的一項精神遺產，具有永恒的啟示意義。

與魯迅小說深刻的現代思想內涵相對應的，是魯迅小說極具創造性的小說藝術。站在今天的立場，可能看不出魯迅的小說寫法有多麽新奇，但是如果回到當時語境，魯迅小說的創新所在則立時凸顯。這種創新主要根源於魯迅對國外小說藝術的大膽借鑒和充分吸收。魯迅從自己的人生體驗、個性氣質和審美取向出發，對俄國作家果戈理、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列夫、阿爾誌跋綏夫，波蘭作家顯克微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表現出更多的青睞。正是域外文學資源的持續引入，才使得魯迅的小說寫作突破了中國傳統小說的寫法，表現出新的特質。中國傳統小說往往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來講述故事，追求有頭有尾的閱讀效果，偏愛曲折、離奇、饒有趣味的情節，寫人物更多通過外在言行，很少進行複雜細膩的心理描寫。魯迅的小說在消化國外小說藝術的基礎上打破了這種傳統。《狂人日記》出之於前所未有的日記體，幾乎看不出故事發展的時間順序，主人公狂人的囈語式獨白、自由感想和意識流動成為敘述的主要內容。《孔乙己》與《孤獨者》沒有麵麵俱到地講述主人公一生的故事，而是選取主人公生平幾個重要的橫截麵作重點敘述，以見斑窺豹的手法來表現其命運遭際。《藥》的敘述結構獨具匠心，具有明暗兩條敘述線索。革命者夏瑜被殺作為一條故事暗線，被巧妙地織進華老栓給兒子治病的明線敘述中。《祝福》在“我”回魯鎮的故事鏈條中，以插敘的方式接入祥林嫂的故事脈絡。整體觀之，魯迅小說不追求故事情節的吸引力，並不刻意製造閱讀快感，有些小說甚至有意淡化故事情節，其中原因在於魯迅反對把小說當作消遣娛樂的工具，力圖把它納入思想啟蒙和改良社會的範疇，以促動讀者對現實的感受和深思作為敘述目標。當然，魯迅並不是崇洋媚外、數典忘祖的小說家。魯迅對中國小說有過深入的研究，在其撰寫的學術論著《中國小說史略》中，可以集中看出他對中國曆代優秀小說的出色品評和由衷讚賞。這種研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魯迅的小說寫作，使它有意無意地汲取了傳統小說的藝術精華，並實現了中國小說傳統在新的背景下的創造性承傳與轉換。從魯迅小說刻畫人物中常常運用儉省、凝練、含蓄、節製的白描手法，善於抓住富有表現力的典型細節，對人物形象進行生動傳神的勾勒，如實狀寫人物性格的各個側麵，好用冷嘲熱諷和富於抒情性的筆法中，都可以看到《世說新語》、“唐傳奇”、《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各時代優秀小說的深刻影響。

與《呐喊》《彷徨》主要從現實取材不同，《故事新編》主要是曆史題材的小說集，它與一般曆史小說強調對史實的充分尊重有所不同，按照魯迅自己的說法，即“隻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之所以采取這種處理方式，是因為魯迅的寫作動機中包含了深刻峻急的現實意圖，是為了表達對現實的觀照、反思、諷喻及批判。小說因此在整體上體現出古為今用、以今寫古、古今交融的寫作特點。《補天》重述了開天辟地、女媧造人、采石補天的神話。《奔月》主要寫後羿射術高超，勤於打獵，獵物幾近絕跡，隻好射烏鴉和麻雀給夫人嫦娥吃。嫦娥耐不住清苦的生活奔月而去，後羿連發三箭射月未果。《理水》取材於大禹治水的古老傳說，寫大禹勤勉為公，力排眾議，采取“導”而非“湮”的辦法治住洪水。《非攻》取自墨子止楚攻宋的曆史故事，寫墨翟如何遊說公輸般和楚王放棄攻打宋國的事件經過。這四篇在思想主旨上較為相近，主要讚揚了女媧、後羿、大禹、墨翟等英雄人物勤勞睿智、犧牲自我、甘於奉獻的卓越品質，以此作為映襯，促動人們去反思具有種種缺陷的今人。與頌揚背後的反思相一致的是，這幾篇小說對另一些人物進行了鮮明犀利的嘲諷及批判。這些人物包括《補天》中充滿道學氣的“小東西”，《奔月》中貪圖享受的嫦娥，心地險惡、忘恩負義的逢蒙，《理水》中不學無術、愚蠢無聊、阿諛奉承的眾學者，玩忽職守、敷衍了事、貪圖玩樂的考察專員等。上述反麵人物並無文獻史料的依據，作者的刻意虛構，顯然是因現實中林林總總的醜惡人事而起。

《采薇》《出關》《起死》三篇意在諷刺和批判道家哲學。《采薇》是關於伯夷、叔齊的故事。兩位隱士起先在養老院裏安度晚年，聽聞周王伐紂，即以為不忠不孝，意圖阻攔。遭到拒絕後，為表潔身自好，決定“不食周粟”，赴首陽山歸隱，路遇強盜搶劫，在山上則以吃薇菜度日，後遭人點破薇菜亦屬周地物產，隻好罷食，幸有母鹿喂其喝奶得以活命，但終因想吃鹿肉致鹿逃走而成餓殍。小說以亦莊亦諧的筆觸，無情地嘲諷了隱士及其人生信條的昏昧、教條、虛偽及荒謬，深刻地鞭撻了消極避世、逃避現實的人生取向。《出關》是關於老子出函穀關前後經曆的演繹，意在展示老子無人應和的尷尬境遇，進而表明對無為哲學的挖苦和否定。《起死》是對《莊子》中的一則寓言加以發揮和想象的結果，寫莊子在路上遇見一副漢子骷髏，讓司命神將其複活。不料複活後的漢子死纏著莊子不放，向其索要衣物。莊子急忙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道理想說服他衣物有否無關緊要。然而漢子根本不予理會，隻是一味糾纏。幸好巡警趕到救援，莊子方才得以脫身。小說顯然是諷刺脫離現實的莊子思想，但也被某些論者解讀為啟蒙者精神困境的形象喻說。老莊哲學其來有自，並非全無可取之處，魯迅對此未必沒有認識，然而魯迅寫作這些小說之時，正值國難當頭，社會上彌漫著消極求安的思想，因此魯迅是借批判老莊哲學中的出世思想來諷喻現實。

《鑄劍》是《故事新編》中最出色的一篇，沒有直接外露的雜文筆法，顯得更為含蓄雋永，其中浸染了魯迅深層的個性氣質。小說寫眉間尺為報殺父之仇，攜劍意欲刺殺國王，中途被宴之敖告知有人已經告密，國王正在緝拿他。複仇麵臨失敗之際，宴之敖主動要求代他行刺，隻不過眉間尺必須獻出人頭和劍給他才能辦到。後來宴之敖借演把戲給國王觀賞之機，把國王人頭削進鼎中，讓眉間尺人頭和國王人頭撕咬搏鬥，看到眉間尺人頭落了下風，又砍下自己的人頭到鼎中相助，直至國王人頭死去。這個複仇故事離奇怪誕，刺殺場麵驚心動魄，營造出特異的藝術氛圍，曲折地寄寓了魯迅“執意製敵死命”的戰士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