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囊呤
一
幼年就從史書上知道,在東北的苦寒之地有個五國城。可是,隻因為它太偏遠、太閉塞,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才有機會踏上黑龍江省依蘭縣的這塊土地。
10世紀時,分布在依蘭以東、鬆花江和黑龍江沿岸的“生女真人”,形成了著名的五大部族,通稱五國部。這裏是五國部之一的越裏吉部的駐地,位置在最西麵,當時是五國部的會盟所在,故又稱五國頭城。古城遺址在縣城北門外,呈長方形,周長兩千六百米。現存幾段殘垣,為高四米、寬八米左右的土牆,上上下下長著茂密的林叢。裏麵有的地方已經辟為糧田、菜畦,其餘依然籠罩在寒煙衰草之中。傳說中的屋宇、堂廨以及斬將台、練兵場等建築和設施,已經**然無存了。但是,這並不影響它的聲名遠播,原因在於北宋末年徽、欽二帝曾被長期囚禁於此。
這裏地形十分險要,整個宏觀環境也比較特殊。牡丹江、鬆花江、倭肯河從西、北、東三麵把它圍攏起來,左右還有東山、西山為其屏障,南麵卻是一馬平川,沒有任何遮攔。遠遠望去,人們說像個倒在地上的碩大無朋的“門”字,我仔細地端詳一番,倒覺得是個地地道道的大土囊,一個沒有紮嘴兒的口袋。
一個秋天的傍晚,江麵上吹過來習習的輕風,天邊霧靄朦朧,半鉤新月初上,除了一陣嘰嘰喳喳的細碎的鳥鳴,再沒有其他聲響。靜靜地,我獨自站在頹殘破敗的城頭,掃視著周遭的一切,念及八百年前的陳年舊事,心想,真是世事如棋,風雲變幻,偌大的一個稱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洪荒初辟的女真人的數千鐵騎踐踏在腳下,最後統統被攏進這個破破爛爛的土囊裏,“收拾乾坤一袋裝”了。一時百感中來,遂口占七絕一首:
造化無情卻有心,一囊吞盡宋王孫。
荒邊萬裏孤城月,曾照繁華汴水春。
生女真人世代居住在黑龍江中下遊及長白山地區,開始隻有十多萬人,分成不相統屬的七十二個部落,都在遼朝的統馭之下。到11世紀末,完顏部強大起來,統一了生女真各部。這時的遼朝上層貴族日趨腐敗,對生女真的壓榨也更加殘酷,激起了女真族人民的強烈憤恨。遂於1114年,在完顏部首領阿骨打的率領下,誓師起兵,展開了抗遼鬥爭。第二年,阿骨打立國稱帝,建立了奴隸製的金朝。看到在金兵進攻下遼朝已岌岌可危,北宋最高統治者以為,可以通過聯金滅遼,“火中取栗”,收回久被遼朝占領的燕雲十六州。
本來,在女真人的心目中,堂堂的大宋天朝盡管已經武備虛弱,但是,“痩弱的駱駝大於牛”,總還是一隻餘威尚在的龐然大物。可是,在聯合出兵過程中,他們發現,北宋政治上的腐敗和軍事上的無能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他們沒有料到,那些高踞廟堂的“白蟻”,已經把這樣一座摩天大廈蛀成了空殼,隻消一陣卷地狂風,便可以摧枯拉朽,柱斷梁頹。
於是,這頭貪欲越來越強、胃口越來越大的塞外凶獅,在1125年吞噬了遼朝之後,還沒來得及過細地咀嚼、消化它,便掉轉矛頭,兵分兩路,以雙鉗合攏之勢,朝著這個天朝“盟友”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東路由斡離不率領,從平州(今河北盧龍)直撲燕京;西路以粘罕為首,經雲中(今山西大同)進襲太原,最後共同的目標是奪取北宋的都城一東京汴梁。
可是,當時北宋的最高統治者,對金朝的進軍企圖卻茫然不曉,原以為無非是掠幾座城池,要兩塊地方,勒索一些金銀財寶,到手之後就會誌得意滿,乖乖地撤兵。直到金兵一路上殺將過來,眼看到了黃河北岸,徽宗趙佶才慌了手腳。他想到的對策隻有避戰,逃逸。於是,倉皇退位,交班給他的兒子趙桓,是為欽宗;自己則做了太上皇,稱為道君皇帝。名義上,說是要去安徽的亳州太清宮進香,實際上是要避地江南,逃之夭夭。他嫌汴河裏行船太慢,改乘轎子,坐上轎子還是嫌慢,又換乘騾馬。直到進了鎮江城門,才驚魂甫定,暫時放下心來。
這麵,金兵正長驅直人,逼近黃河大橋。宋軍守橋部隊遠遠望見金兵的旗幟,就急忙燒橋潰逃。而守衛在黃河南岸的兩萬宋軍,更是連金兵的影子都未見到,就已望風遁去。當金兵用小船一批一批地從容過河之後,竟沒有遇到一兵一卒進行抵抗。金軍統帥斡離不慨歎道:“南朝可真稱得上沒有人了。假若有一兩千人攔擊,我們還能這樣順利地渡過天塹黃河嗎?”
在兵臨城下之後,北宋賴以守衛京都的大將,竟是術士郭京,是一個自稱能夠施行六甲神術,可以生擒金兵統帥,並且有把握擊退金兵,一直趕到陰山為止的大騙子。士兵則是由郭京親自選擇的年命合於“六甲”的一些市井遊民,總共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另外還有一些自稱“六丁力士”“北鬥神兵”和“天闕大將”的人應募參加。除此之外,就是皇帝的衛士和城中的弓箭手了。欽宗天天眼巴巴地盼著這些“神兵”創造出一鳴驚人的奇跡,可是,誰曉得,這些“神兵神將”剛一出城,就被金兵打得個落花流水。郭京在城樓上眼見騙局已被戳穿,推說要親自下去“作法”,便匆匆地帶上一些殘存的流氓無賴,溜之大吉。
直到這時,宋欽宗還沒有從“和議”的迷夢中醒轉過來,仍然委派宰相頻繁往來金營,商議割地、納幣、貢獻珍寶等事宜,以求得苟延殘喘。在北宋朝廷接受了極為苛刻的議和條件下,金兵暫時從城內撤兵,進駐南郊的青城。而汴京城裏的昏君奸相,仍然行使著他們的行政權力,一麵按照金人的意旨,將城中所有的作戰物資盡數集中起來,然後統統獻給金人,並下令阻止各路勤王兵馬開赴京師,對自動組織起來製造兵器、準備抵抗的民眾進行無情的鎮壓;一麵在最高統治層又開展了緊張的內部鬥爭。接受親信的提醒和建議,欽宗趕忙派人將道君皇帝從鎮江接回,以防止他在那裏趁機製造分裂活動,名義上卻是“奉養盡孝”。這天,欽宗到龍德宮去拜見道君皇帝,獻上一杯禦酒,道君一飲而盡;隨手也給欽宗斟了一杯。欽宗剛要接飲,卻被身後一位大臣輕輕踢了一腳。欽宗悟到這是要他防備下毒,於是,伏地懇辭,堅決不受。道君傷心得痛哭了一場。
二
靖康元年(1126年)閏十一月,開封陷落;接著,趙桓向金主上表投降。金人通過北宋文武大臣中的民族敗類,將開封城內的金銀、絹帛、書籍、圖畫、古器等物,收繳上來,劫掠一空。翌年四月初一,金人擄走徽、欽二帝和在東京的所有嫡親皇室、宗戚,及技藝工匠、皇宮侍女、娼妓、演員等三千餘人,皇室中得以脫網幸免的隻有宋哲宗的廢後孟氏和身任大元帥的康王趙構。金兵同時還將北宋王朝所用禮器、法物、教坊樂器和八寶、九鼎、渾天儀、銅人、天下府州縣圖全部攜載而去。這就是舊時史書上的所謂“靖康之禍”。
說來也十分可笑,本來明明白白是兩個皇帝做了俘虜,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記載卻偏要說成“二帝北狩”。其實,即便用“巡狩”字樣來加以表述,也不是他們麾旄出狩,而是作為會說話的兩腳動物,乖乖地成了金人的獵物了。當然,這些都是現在的話。在古時,人們已經見慣不怪,因為《春秋公羊傳》上就煌煌大書著“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嘛。諱什麽?尊者要諱恥,親者要諱疾,賢者要諱過。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照著這個則律記載的。
趙佶一生中最後九年的窮愁羈旅,就這樣開始了。第一站是燕山府,時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見杏花》詞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國破家亡,自己被擄北去,橫遭摧殘的命運,婉轉而絕望地傾訴出內心無限的哀愁。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胭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情緒低沉,音調哀傷,體現了“亡國之音哀以思”的特點。李後主詞:“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趙佶則曰:連夢也不做了,其情豈不更慘!
十月中旬,趙佶、趙桓等人,又從燕京的憫忠寺出發,被押送到舊日遼國所建中京大名城(今內蒙古寧城縣)。大批被俘的北宋官員則被押往顯州(今遼寧北鎮市)。1128年秋,他們被押解到金國的都城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白城子)。金人隆重地舉行了獻俘儀式,命令徽、欽二帝及其皇後都要罩頭帕,著民服,外襲羊裘,其餘諸王、駙馬、王妃、公主、宗室婦女等一千餘人,皆**上身,披羊裘,到金朝的祖廟行“牽羊禮”。然後,又把這兩個當日的堂堂君主拉赴乾元殿,身著素服,以降虜身份跪拜勝國天子金太宗。這當然都是最為難堪的。
年末,金太宗又把趙佶、趙桓父子及皇室九百餘人遷徙到韓州(今遼寧昌圖縣八麵城),賜地十五頃,讓他們種植莊稼、蔬菜,在金人武力的嚴密監視之下,過著自耕自食的生活。此前,已將當地居民全部遷出。他們原以為可以終老於此,沒有料到,一年半之後,又被發配到千裏之外更加荒涼的窮邊絕塞——鬆花江畔的五國城。
這裏,流傳著徽、欽二帝“坐井觀天”的遺聞。經人考證坐實,這個所謂的“井”,就在慈雲寺西北百餘米處。我在城垣內前後察看一番,確實發現了一口古井。如果屬於當年舊物,我以為,也是供這些亡國賤俘飲用的水井,而根本不可能在裏麵住人。據分析,他們極有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還偶爾可見的“地窨子”裏。莫說是八百年前氣溫要大大低於現在,即使今天,在寒風凜冽的冬日,把兩個身體孱弱的人囚禁在鬆花江畔的井裏,恐怕過不了兩天就得凍成僵屍。相反,那種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涼,隻是潮濕、氣悶罷了。之所以稱為“井”,無非是形容其局促、塞陷的景況。
從流傳下來的趙佶的一首詩,也可以驗證這種推測:
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
家山回首三千裏,目斷天南無雁飛。
一般的井,隻有蓋而無門;“西風撼破扉”雲雲,自然也就無從談起。可見,當時絕非住在井裏。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曆史上,末代皇帝丟了江山之後,含憤自殺的寥寥可數。因為“知恥近乎勇”,若是一無廉恥,二乏勇氣,就不會像明朝的朱由檢那樣煤山自縊,選擇“殉國”一途。退而求其次,就是變裝出逃。可是,出逃又談何容易!到了窮途末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變成“率土之濱,莫非敵臣”了,往往是沒有跑出多遠,就被人家遞解回來。於是,就出現了第三種選擇,索性白旗高舉,肉袒出降。這在大多數亡國之君,被認為是較為理想的。他們的邏輯是:“好死不如賴活著。”如果新的王朝寬大為懷,隻要臉皮厚一點,還有望混上個“安樂公”“歸命侯”當當,可以繼續過那種安閑逸豫的日子。
其實,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甜蜜蜜的幻想,曆史上多數“降王”的日子都不好過。當了亡國賤俘以後,如果像前秦苻堅、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廢主赫連昌、後主赫連定那樣,很快就都死在勝利者的刀劍之下,所謂“一死無大難矣”,倒還罷了;假如類似南唐李後主和北宋徽宗、欽宗父子這樣,投降之後淪為俘虜,一時半刻又能喘上幾口活氣,那就免不了要受到終身縻押,心靈上備受屈辱不算,身體上還得吃苦受罪,結果是“終朝以眼淚洗麵”,那又有什麽“生趣”之可言呢!
三
曆史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像宋太祖不問任何情由,隻因“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便蠻橫地滅掉南唐一樣,金太宗攻占汴京,撲滅北宋,也是不講任何情由的。而且,南唐的李後主和北宋的道君皇帝,都是詩文兼擅,藝術造詣超群,“好一個翰林學士”;卻都不是當皇帝的“胚子”,他們缺乏那種雄才大略和開疆定國的本領。最後,隻能令人慨歎不止:“做個詞人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巧還巧在,他們敗降之後,又分別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兩個同樣凶狠、毒辣、殘忍的對手。當宋太宗用牽機藥毒死李後主的時候,他絕對不會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後,他的五世嫡孫趙佶竟瘐斃在金太宗設置的窮邊絕塞的囚籠之中。
說來,曆史老仙翁也真會作弄人。它首先讓那類才情畢具的風流種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寶座,使他們閱盡人間春色,也出盡奇乖大醜,然後手掌一翻,啪的一下,再把他們從榮耀的巔峰打翻到災難的穀底,讓他們在無情的煉獄裏,飽遭心靈的折磨,充分體驗人世間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難。
但這樣說,絕不意味著趙佶之流的敗亡,自身沒有責任。恰恰相反,他們完全都是咎由自取。可以說,趙佶的可悲下場,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墮人十八層地獄,受盡了屈辱,吃透了苦頭,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記得小時候讀過一本《帝鑒圖說》,據說是明、清兩朝皇帝幼年時的史鑒啟蒙課本。其中選載了五十多個帝王的善政與惡行。在三十六件惡行裏,宋徽宗自己占了三件。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信用奸人,窮奢極欲。這個曆史上有名的風流天子、無道昏君,在位二十五年間,整天耽於聲色狗馬,吃喝玩樂,荒**無度。凡是在這些方麵能夠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朝中大臣,宮廷閹宦,還是市井無賴,他都予以信任和重用。蔡京奸貪殘暴,無惡不作,卻能四次人相,祖孫十一人同時擔任朝廷命官。王黼多智善佞,五年為相,所蓄金帛珍寶和嬌姬美妾之多,幾乎能與皇帝媲美。宦官童貫和梁師成,一個掌握兵權達二十年之久,成為北宋末年的最高軍事統帥;一個掌管禦書號令,權勢熏天,連宰相都得把他當作父親看待,因而有“隱相”之稱。他們互相勾結,排斥異己,操縱了朝中的大權。而徽宗則樂得優遊歲月,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蔡京還挖空心思,從《易經》中找尋根據,以“豐亨豫大”相標榜。說當前朝廷的宮室規模,同國家的富強、君德之隆盛不相配稱,極力慫恿徽宗要“享天下之奉”,勿“徒自勞苦”。他們知道徽宗特別嗜好奇花美石、珍禽異獸,便勒令各地搜括、進獻,一時間,貢奉珍品的船隻在淮河、汴水中首尾相接,稱為“花石綱”。當這些花石運到都城之後,蔡京又鼓動皇上興建豪華的延福宮,分門別類放置。並用六年時間,在平地修起一座萬歲山(亦名艮嶽),周長十餘裏,高峰達九十步。山間布滿了亭台樓閣,開掘了湖沼,架設了橋梁。他們確定了一條營造的標準:“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就是說,其富麗堂皇不僅達到空前,還要能夠絕後。
童貫從市井中物色到一個善於飼養禽鳥的薛翁。他人園之後,便仿效皇帝出遊的架勢,每日集中大量車輿衛隊,清街喝道,在萬歲山中巡遊。車上張設黃羅傘蓋,並安放巨大的盤子,滿盛著粱米,任憑過往的禽鳥隨意啄食。飛禽飽食後便翔集於山林之中,自由來去,絕對不許捕殺。經過一個多月的訓練,飛禽習慣了與遊人狎玩,立於傘蓋之上也不再畏懼。一天,徽宗臨幸萬歲山,霎時,有數萬隻禽鳥聽到清道的聲音,迅速飛集過來,鋪天蓋地。薛翁於禦前奏報:“萬歲山禽鳥迎駕。”徽宗喜上眉梢,當即委之以官職,並給予厚重的賞賜。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我看過一出名叫《皇帝與妓女》的新京劇。劇作家宋之的根據《三朝北盟會編》《宋人軼事匯編》和《李師師外傳》,把“靖康之禍”中徽、欽二帝夥同朝中的投降派,殘酷鎮壓主張抗金的將領和民眾,甘心為侵略者效勞的種種惡行搬到了舞台上。妓女李師師和宋徽宗以及朝中幾個奸臣、抗金將領吳革、代表民眾的李寶等都有交往,劇情便以她為線索一步步地展開,再現了當時錯綜複雜、內外交織的矛盾、鬥爭。當然,由於戲劇本身是文學創作,有些情節出於合理想象,未必與史實盡合榫卯,但它往往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集中,更典型。五十年過去了,劇中有些情節至今還深深地印在腦子裏:
金兵攻下開封之後,欽宗簽下了降表,吳革率兵勤王自陝北前線歸來。就在他節節勝利,殺得金兵馬仰人翻,即將活捉敵軍渠帥的關鍵時刻,朝廷卻以“破壞和議”的罪名,要捉拿他歸案。吳革“情願做不忠之鬼,不願做亡國之臣”,抗命殺敵,結果,卻被偽裝助陣、實為內奸的投降派範瓊從背後施放冷箭射倒。當時,台下觀眾悲憤填膺,傳出一片唏噓之聲。
另一件事發生在金軍的囚營裏。羈押中的道君皇帝,像個醜角演員似的,強裝出笑臉,陪同金軍將領們踢球打彈,鬥雞走狗,或者吟詠歌功頌德的詩篇,背地裏卻心態悲涼,愁苦萬狀。這一切,被天真善良的妓女——其時也遭捕人獄,陪伴歌舞的李師師偶然見到了。出於同情和信任,她便把剛剛獲得的一個信息透露給他。原來,吳革在結義弟兄李寶等的悉心護理下,箭傷得到了康複,他們策劃在元宵節時,趁著金人歌舞狂歡之際,帶領一些勇士潛人金營,同三千在押囚犯裏應外合,刺殺金軍統帥,大張義旗,重整旗鼓。屆時,李師師通過獻歌侑酒,加以配合。
可是,李師師萬萬沒有想到,這個無道又無良的亡國之君,竟然把她出賣了。結果,一場精心籌劃的義舉,最後以吳革等被捕殺、李師師當場自刎而告終。趙佶及其左右侍臣的“邏輯”是:萬一舉事失敗,他們必然會受到牽累,到那時,想要屈辱苟活亦不可得;即使僥幸成功,最後起義軍把金人趕出去,得利的也不是他這個太上皇,而是南朝的現任天子。綜上分析,於是得出結論:“寧贈友邦,不予家奴。”
夠了,無須再羅列其他了。看來,讓這樣一個無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親身體驗一番饑寒、痛苦、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四
其實,對一般人來說,苦難本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是鍛造人性的熔爐。一個人當缺乏悲劇體驗時,其意識往往處於一種混沌、蒙昧狀態,換句話說,他們與客觀世界處於一種原始的統一狀態,既不可能了解客觀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認識自己。而對於趙佶之流來說,恐怕就不那麽簡單了。
一則故事說,徽宗當了太上皇之後,逃避金兵,跑到鎮江。這天,遊覽金山寺,見長江中舟船如織,因向一位禪師問訊:江上有多少隻船?禪師答說,隻有兩隻,一隻是尋名的,一隻是逐利的,人生無他物,名利兩隻船。顯然其中寓有諷喻的深意。但在當時的趙佶,是無法理解的。史載,李煜在囚縶中,曾對當年錯殺了兩個直臣感到追悔。且不知趙佶經過苦難的折磨之後,對於自己信用奸佞、荒**誤國的行為,有沒有過深刻的反思。
據傳,他在五國城寫過這樣一首感懷抒憤之作:
杳杳神州路八千,宗枋隔絕幾經年。
衰殘病渴那能久,茹苦窮荒敢怨天!
古代聖人有一句很警策的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看來,豈“敢怨天”雲雲,倒還算得上一句老實話。
有資料記載,欽宗趙桓在流放中也填寫過一首《西江月》詞:
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無虞。權奸招致北匈奴,邊境年年侵侮。 一旦金湯失守,萬邦不救鑾輿。我今父子在穹廬,壯士忠臣何處?
詞句直白、淺露,水準不高,達意而已。但是,如果真的出自趙桓之手,倒是從中可以看出,他在曆經劫難之後的些微覺醒。
1135年4月,趙佶卒於五國城,年五十四歲。二十六年後,趙桓也在這裏結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們都曾夢想能夠生還故國。《綱鑒易知錄》載,在燕山時,徽宗曾私下囑托侍臣曹勳,要他偷逃回去轉告康王趙構(即宋高宗):便可即位,救出父母。羈押中的康王夫人邢氏也曾脫下金環,使內侍交給曹勳,說:請為我向大王轉達“願如此環,得早相見”的願望。曹勳回去以後,即向高宗奏報,應迅速招募勇士繞行海上,潛人金國的東部邊境,偷偷接奉上皇從海道逃歸。結果,不但意見未被采納,曹勳本人還被放往外地,九年不得升遷。原來,這裏麵有一種非常微妙、隱秘的內情。
高宗趙構乃徽宗第九子、欽宗的弟弟。1127年4月,徽、欽二帝被俘北去,5月,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後來遷都臨安,建立了被稱為南宋的小朝廷。他同乃父乃兄一樣,也是最怕同金兵交戰的。他所信用的汪伯彥、黃潛善和充當金人內奸的秦檜,都是些主張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塊心病,就是如果抗金成功,父親、哥哥就會返回,那實在是難以接受的事實。明人陳鑒有詩雲:
曰短中原雁影分,空將儇子寄曹勳。
黃龍塞上悲笳月,隻隔臨安一片雲。
詩意是說,捎話也好,“寄環”也好,都是無濟於事的,阻隔就在“臨安一片雲”上,當然指的是宋高宗了。
與這種委婉的批評相對照,明代文學家文徵明在《滿江紅》詞中,則一針見血地對趙構等人的卑劣用心進行了尖銳、直白的揭露:“豈不念封疆蹙,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複。”清人鄭板橋也寫道:
丞相紛紛詔敕多,紹興天子隻酣歌。
金人欲送徽欽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不過,詩中的“金人欲送”的說法並不確實。不要說活人他們不想放回,就是死者的靈柩,金人也無意遣返。徽宗已知生還無望,臨終時曾遺命歸葬內地,但金廷並未同意。六年後,宋、金達成和議,才答應把趙佶夫婦的梓宮送回去。至於趙桓的陵寢,由於南宋朝廷無人關心,不加聞問,所以,究竟埋在哪裏已經無人知曉了。
徽宗有皇子三十一人,公主三十四人,除了趙構和早殤的以外,其他統統被俘獲到窮邊絕塞。在徽宗的近千名隨從、欽宗的上百名隨從中,有些年老體弱者拋屍於流徙途中,還有很多人慘死在金兵的劍鋒之下,有一百多名“王嗣”(徽宗的後代)成為海陵王的刀下之鬼一這是在金世宗即位詔書中羅列海陵王罪行時揭露出來的。被俘的宗親、後妃中唯一得以生還的是徽宗的韋後、高宗的生母,在高宗千方百計的營求下,得隨徽宗的靈柩返回中土。
現今五國城的東門和南門外,有許多荒丘,傳說乃趙氏宗室的墓葬。另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城內先後掘得許多用鐵櫃盛裝的北宋通寶。考古學家認為,可能是金人的擄獲品。在依蘭一帶,還流行有所謂“徽宗語”者,類似切音葉韻,傳說係當時徽宗與侍從所用之隱語。
有關徽、欽二帝羈身北國的情況,宋史、金史上隻是寥寥數語,《鬆漠紀聞》《北狩行錄》等幾部個人著述,由於掌握資料有限,也都是語焉不詳。誠如魯迅先生所說,過去的曆史向來都是勝利者的曆史,失敗者如果不遭到痛罵,也要湮沒無聞。就我所見的史料鉤沉,要推日本人園田一龜的《徽宗被俘流配記》較為詳盡,但其中有些說法,還須做進一步的考證。
本來,趙佶的詩文書畫都稱上乘,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中評說:“徽宗天才甚高,詩文而外,尤工長短句。”在書法藝術上,趙佶以其深湛的學養、悟性和獨特的審美意識,跳出唐人森嚴的法度,選擇和創造了能表現其藝術個性的“痩金書”體。趙佶的畫,同樣居於北宋繪畫藝術的峰巔。他從當皇帝的第二年起,便日日寫生作畫,常年不綴;還從宮中所存的幾萬件繪畫作品中精選出一千五百件,反複展玩賞鑒,再從裏麵選出上百件,日日臨習,直到每一件足以達到亂真的程度才肯罷休。他作為一個繪畫大家,舉凡人物、山水、花鳥、蟲魚,以及其他雜畫、風俗畫,各色俱備,技藝卓絕。
據說,在九年的窮愁羈旅中,他也未曾綴筆,僅詩詞就寫過上千首,但流傳下來的極少,書畫則已全部散失。這裏有兩個原因:一是金朝初期統治者對“漢化”存有戒心,因而對流人的創作鉗製極嚴,即使社會上偶有流傳,也必然遭到禁絕;二是作者本人出於全身遠禍的考慮,不得不忍痛自行銷毀。趙佶謝世之前,曾遭到一子一婿以謀反罪誣告,後來事實雖然得到澄清,但釜底遊魚早已被嚇得驚魂四散,片紙隻字再也不敢留存了。就藝術方麵看,李煜要比趙佶的命運稍好一些。
五
告別了五國城,我又沿著鬆花江、黑龍江,一路尋訪了九百年前女真部族生息繁興、攻城略地的叢殘史跡,最後來到金代前期的都城—阿城的上京會寧府,考察了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龍興故地。這座曾經煊赫百餘年的王朝都會,幾經兵燹劫火,風雨剝蝕,於今已片瓦無存,隻餘下一片殘垣土阜,在斜陽下訴說著成敗興亡。
值得記述的是,據《大金國誌》和《金史》記載,當時上自朝廷的宮闕、服飾,下至民風土俗,一切都是很樸陋的,充滿著一種野性的勃勃生機和頑強的進取精神。可是,後來這些值得珍視的遺產,在他們的子孫身上就逐漸銷蝕了。代之而起的是豪華、奢靡,玩物喪誌。他們在燕京,特別是遷都汴梁之後,海陵王完顏亮之輩,驕奢**逸,橫征暴斂,簡直比宋徽宗還要“宋徽宗”了。其下場之可悲,當然也和前朝一樣。
汴梁城的南郊有個名叫“青城”的小鎮,是當年金軍受降之處,徽、欽二帝以及趙宋的後妃、皇族都曾被拘禁於此。過了一百零七年,元人滅金,亦於青城受降,並把金朝的後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擄至此,並全部殺死。詩人元好問目擊其事,曾寫過一首七律,末後兩句是:“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到了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錢謙益在論及金源覆亡時,也曾慨乎其言:“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則亦化為弱主諛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可不鑒哉!”可謂蒼涼淒苦,寄慨遙深。
元好問還有一首描寫元人滅金,蒙古軍肆虐、掠奪的七絕: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鍾滿市排,
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
它使人憶起一百多年前金兵掠宋的情景。
本來,前朝驕奢致敗的教訓,應該成為後世的殷鑒,起碼也是一種當頭棒喝。但曆史實踐表明,像海陵王以及金朝的末代皇帝那樣重蹈覆轍,甚至變本加厲的,可說是比比皆是。時間還可以往前追溯一下。六朝時,南齊的末代昏君蕭寶卷,給他所寵愛的潘妃修築永壽殿,鑿金以為蓮花貼地,讓潘妃走在上麵,說這是“步步蓮花”。不久,即為梁武帝所滅。可是,新朝並未接受前朝的教訓,豪華的齊殿變作享樂的“梁台”,依舊是歌管連宵,舞徹天明。唐代詩人李商隱對此感喟無限,寫下了一首有名的《齊宮詞》:
永壽兵來夜不扃,金蓮無複印中庭。
梁台歌管三更後,猶自風搖九子鈴。
看過金代的興亡故跡,我也有無限的感喟。為此,發揚李商隱的詩意,步《土囊吟》一詩原韻,續寫七絕二首:
艮嶽阿房久作塵,上京宮闕屬何人?
東風不醒興亡夢,大塊無言草自春。
哀憫秦人待後人,鬆江悲咽土囊吟。
荒**不鑒前王恥,轉眼蒙元又滅金!
唐人杜牧名篇《阿房宮賦》中,有“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的警句,詩中闡發了其中的奧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