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山史影
一
說起彩雲之南的風景名勝來，人們會滔滔不絕地講滇池，講大觀樓，講石林，講西山，講蒼山洱海，講西雙版納，可是，十有九人忽略了滇中北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縣的獅子山，令人不免有遺珠之憾。
其實，獅子山不僅自然風景絕佳，而且頗富人文價值。我在這裏住了兩天，僅僅看了三大景區中的一個角落，但已覺得充盈豐滿，美不勝收。應該承認，這對一個景區來說，並不是很容易達到的。
若論幽邃、僻靜，風景宜人，生態環境良好，絕少汙染，同時又地處少數民族地區，這裏很像川西北的黃龍山、九寨溝，也很像湘西的張家界。不同之處，是這裏擁有十分豐富的曆史積澱、人文景觀，而且主要是圍繞著一個傳說遁人了空門的帝王的行止、出處展開的。這倒又一次為“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說法提供了佐證。
獅子山在武定縣城西南四公裏，號稱“西南第一山”，素有“雄奇古秀”之譽。在一百六十六平方公裏的風景名勝區內，有四分之三的麵積覆蓋著鬱鬱蔥蔥的長林古木，中間盤踞著一個碩大無朋的雄獅般的山巒，更顯得氣象非凡。
循著石級登上聳人雲天的憑虛閣，但見翠海接天，不知何處是岸，一片白牆赭瓦的龐大建築群，掩映其間。穿行在林海裏，兩側有寒流嘯壑，溪水潺潺，古樹棲雲，濃蔭蓋地。縱使外麵溽暑炎蒸，燎肌炙膚，此地依然清爽異常，確是理想的避暑勝地。林間草地上，山花野卉，姹紫嫣紅開遍，引逗得蝶舞蜂喧，把一個寂靜的山陬，裝點得霞擁錦簇，生意盎然。
山中的正續禪寺，始建於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其後於元延祐、明永樂、明宣德年間又經過多次擴建、續建，遂使殿宇層層，依山錯落，氣勢雄偉，頗具規模。但在明代中葉以前，對外似乎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文獻中也很少記載。後來，由於明初流亡出走的建文帝朱允墳曾在此間避難多年的說法傳播開來，遂使獅子山名聞遐邇，以至鬧騰得沸沸揚揚，數百年持久不衰。
漫步山中，幾乎隨處可見據說在這裏避難為僧的建文帝的蹤跡。一進山門，就看到迎麵照壁上繪有“建文遜國”故實的大型壁畫。我以為，這不過是近些年隨著旅遊事業的開發，風景區管理部門特意找人繪製，用以吸引遊人的，所以並沒有怎麽在意；可是，當走到大雄寶殿前，見到那株樹齡五百餘年、粗可五人合抱、標牌上注明“建文帝手植”的孔雀杉，就覺得非同凡響了。
在天王殿的南側，還有一處名為“帝王居”的宅院，顧名思義，乃建文帝當年棲遲之地，院內也有他的手植柏。轉到後山，在山半腰的林木蔥蘢處，隱約可見一處樸陋的建築物，名曰“龍隱庵”，據說這裏是明廷搜索期間這位流亡皇帝的臨時避難所。
走著走著，陪同人員又引領我看了建文帝親手栽培的白牡丹、虎頭蘭和木芍藥。對於這些，我可就不肯輕易置信了。現在，受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為了招攬遊客，人們慣常在一些以古跡著稱於世的旅遊景點上弄虛作假，牽強附會，以致許多景物弄得不倫不類、非今非古、真假難分。說句心裏話，對於這類做法，我是很反感的。
東道主可能察覺到了我的懷疑情緒，他隨手打開背包，從裏麵抽出一本陳舊不堪、已被蟲蝕多處的線裝古籍，名為《紀我所知錄》，作者為羅養儒。裏麵記載“建文住正續寺亦積有年，乃於寺之佛殿前植木芍藥二本”“此花在雲南頗少，唯見鶴慶之朝霞寺內有此佳種，建文當日或由迤西移其種而來也”。盡管這也屬於故老傳聞，但起碼是流播久遠，而且說得鑿鑿有據，總還稱得上“一家之言”吧，我不能再作無謂的懷疑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藏經樓下的帝王宮。有丹墀、品級階、九龍口，完全按帝宮形製設置。宮內有塑像三尊，大小與真人相等。中間為建文帝，身披袈裟，雙手合十；左右各塑一太監和老臣。藏經樓兩側有配殿，裏麵供奉著相傳隨建文帝出亡的護駕臣僚的牌位。
從一本名為《建文從亡十一先生記》的舊籍中得知，這座建築物落成於清康熙七年（1668年），建文帝的塑像為同時作品。宮門抱柱上雕著兩條夭矯的蟠龍，一條向上升騰，一條俯身下降，各臻其妙，栩栩如生。關於它們的寓意，當場我聽到了兩種解釋：一種說法，兩條龍分別隱喻搶班奪權、位登九五的朱橡與遜位出走、遁跡空門的朱允墳；另一種說法，象征著建文帝由天子淪為庶人的起伏經曆。
二
帝王宮外的廊柱上嵌有三副長聯，都是充滿詩情、理趣、禪機的史家上乘之作。
其一曰：
僧為帝，帝亦為僧，數十載衣缽相傳，正覺依然皇覺舊；叔負侄，侄不負叔，八千裏芒鞋徒步，獅山更比燕山高。
寥寥四十二字，概括了明初朱元璋、朱棣、朱允墳祖孫、叔侄三代君王的行藏、史跡與傳說。
上聯說的是祖父和孫兒。所謂“僧為帝”，是指朱元璋。他家世貧苦，十七歲，在故鄉投皇覺寺為僧，手持木魚、瓦缽遊方化緣，過了三年“乞丐”生涯，又回到寺裏。此時，皇覺寺已遭火毀，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濠州郭子興起義軍，以驍勇機智為子興所器重。朱元璋善於用兵，戰功卓著。經過十幾年的征伐，一步步擴充實力，剪除群雄，略地南北，撲滅元朝，於公元1368年在應天府即皇帝位，國號大明。
為了鞏固皇權，保持朱家天下的萬世一係，朱元璋可說是“機關算盡”，煞費苦心。他既擔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員對他不服，更害怕一同起事的文臣武將懷有二心。於是，從洪武五年（1372年）開始，連續頒布申戒群臣的《鐵榜文》《資世通訓》《臣戒錄》《誌戒錄》，篡錄曆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數百餘事，遍賜群臣，使知所鑒戒。
這充分說明，他對臣下一直是心存戒慮，防範甚嚴的。他不光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先後興起胡惟庸、李善長、藍玉三起大獄，株連文武臣僚被誅殺者近四萬人。大案而外，一些開國功臣也被相繼剪除，或被明令處置，或遭暗中毒害，絕大多數都不得善終。
與此相對應，是建立了皇室分封製度，分封諸皇子在各地稱王。目的在於依靠朱氏子孫輔翼王室，以確保朱明王朝的長治久安。而這一手，恰恰為日後的皇室爭權，埋伏下了隱患。
明初，封建諸王分內外兩線，有的分封在內線，如太原的晉王、西安的秦王、青州的齊王、開封的周王等；還有九個藩王分封到邊塞前沿，主要是防止境外的事變，其中以燕王朱棣勢力為最強大。允許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交給他們一支護衛軍和指揮當地駐軍的權力，以監視和控製各地的異姓臣僚。兵力多者達萬餘人，有的甚至“帶甲八萬，戰車六千”。燕王、秦王、晉王都曾屢次帶兵出征，節製沿邊諸將，威權日重。
洪武九年（1376年），訓導葉居升曾直言進諫，說：當前，朝廷賦予諸侯王的權力過大，要警惕出現下強上弱，尾大不掉的局麵。現在就應早做措置；否則，等出現離心傾向時再去減地削權，便會引起諸王的怨恨與反抗，像漢朝的七國、西晉的八王那樣，或據險自守與朝廷抗衡，或率兵人京製造叛亂，到那時就無法控製了。不要認為，這些人都是皇子，不會幹出這種事來。七國諸侯王於漢景帝皆為至親，不是照樣興兵作亂嗎？由此可見，分封製弊端甚多，希望皇上及早采取救治的措施。
應該說，這一建議是非常富有遠見的，而且提得正是時候。可是，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朱元璋，聽了之後卻憤怒異常，認為葉居升心懷叵測，有意挑撥關係、製造混亂。大嚷大叫，一定要把他殺死。最後，葉居升終於被擊死獄中，此後，就再也無人敢於進諫分封諸王之事了。
三
明太祖有子二十六人。太子朱標溫文爾雅，賦性仁厚。朱元璋覺得他有些柔弱，有意識地讓他處理一些複雜事務。這樣，就更明顯地看出，父子兩人為政之道，差異甚大。老皇帝主張以猛治國，通過嚴刑酷法來威懾官民；而太子卻主張仁政愛民，認為殺人越少越好。
一次，他向太祖進諫說：“陛下殺人過濫，恐傷和氣。”朱元璋沒有作聲，第二天，父子倆在東閣外閑步，朱元璋故意把一條帶刺的手杖扔在道上，叫朱標把它撿起來。朱標麵有難色。朱元璋說：“你害怕手杖有刺不敢拿，我把這些刺先給你削光了，再交給你，豈不更好。”
眼看著“手杖”上的刺削得差不多了，不料，太子朱標竟一病不起。這時，太祖已經六十四歲了。究竟傳位給誰，一時竟沒有了主意。他認為四子朱棣沉雄、果斷，頗有父風，有心立為太子，但群臣中多持異議。理由是，朱棣前麵還有兩個兄長，棄兄立弟，於禮不通。其實，更大的障礙還是，朱棣本係庶出，其生母是高麗國進貢給太祖的一個妃子。按照正統觀念，人繼皇位的必須是皇後所生的嫡子。
既然皇子中沒有辦法安排，事出無奈，隻好把太子朱標的兒子、十六歲的朱允墳冊立為皇太孫。朱元璋也料到了諸叔王未必服氣，便特意編寫一部《永鑒錄》，教育諸王安分守己，顧全大局；又頒布了《皇明祖訓》，把皇帝與諸藩王、臣下所應恪守與不該做的事，規定得一清二楚，還提出，皇親中如果發現謀逆之事，格殺勿論。
但是，這一切終究是紙上文章，一旦他撒手紅塵，任何約束力也就化為烏有了。諸叔王憑借手中的雄厚實力，言多不敬，行輒越法，根本不把這個年輕、文弱的小皇帝放在眼裏。特別是燕王朱棣，從青年時代起，即跟隨父親馳驅疆場，戰功卓著，成為諸王中的實力派、佼佼者，對於朱允墳的帝位造成了嚴重威脅。
早在太祖冊立皇太孫那天，諸王都按時侍立兩側，唯獨燕王朱棣姍姍來遲，到了之後，又重重地拍打著皇太孫說：“我這個侄兒真是幸運啊！”受到了太祖的嚴厲斥責。朱允墳即皇帝位，群臣人宮朝賀，朱棣竟無視禮法，從皇帝專用禦道上殿，而且不叩不拜。
監察禦史曾鳳韶以“大不敬”罪彈劾燕王，建文帝卻說，都是親人，不必追究了。戶部侍郎卓敬密奏建文帝說，燕王才智過人，酷似先帝。而北平向為強悍民族聚居之地，金、元兩朝都從北平發跡。應速將燕王改封到南昌，以絕後患。建文帝還是不以為然，說，燕王與我乃親生骨肉，何至於此！
但是，形勢畢竟是異常嚴峻的。麵對諸叔王特別是燕王聲威日烈、步步進逼的局麵，建文帝也日益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燕王返回北平後，建文帝即派都督耿瓛掌管北平都司業務，又安排都禦史景清為北平布政司參議，都是為了監視燕王府的動靜。當事態進一步發展後，他便接受齊泰、黃子澄等謀士的意見，頒布了削奪諸藩的詔令。於是，燕王朱棣借口奸臣跋扈，朝廷孤立，社稷危亡，援引《皇明祖訓》，以“清君側”為由，人京“靖難”。從而爆發了一場持續四年之久的爭奪皇位的內戰，史稱“靖難之役”。
朱棣攻占南京，登了帝位，建文帝下落不明。《明史》記載：“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 “或雲帝由地道出亡。自後，滇、黔、巴、蜀間，相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而成書早於《明史》八十多年的《明史紀事本末》則記為：建文帝從地道出逃，一些隨從人員從水關出城。鑒於多人聚集多有不便，隻留三人在建文帝身邊。他們乘船經吳江、京口，過六合，而後陸行，取道襄陽，最後到了滇南，又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人祥符，僑居西粵，經常往來於雲貴之間。
明末著名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記載，燕兵攻破南京金川門後，建文帝束手無策，想蹈火而亡。這時，翰林院編修程濟從奉先殿後取出一個鐵條箍緊的匣子，說：“太祖生前囑咐：太孫日後臨大難時，可打開此匣，以找出解救辦法。”建文帝忙叫人打開，隻見匣子裏裝的全是和尚的用品，有剃度用的工具，還有兩副袈裟、兩副度牒。建文帝悲歎道：這是運數已盡啊！於是，抓緊剃去頭發，穿上僧服，乘夜逃出聚寶門。整個亡命過程中，建文帝始終都是以僧人身份出現的。聯語中說的“帝亦為僧”，本此。
乃祖僧為帝，阿孫帝作僧。這倒不是朱家與佛門有特殊的夙緣，更非一場簡單的曆史性遊戲，其間存在著製度方麵的深層的原因。那位以撰寫大觀樓一百八十字長聯聞名於世的清代詩人孫髯翁，在《再遊獅子山吊建文帝》一詩中，有“滁陽一旅興王易，建業千官繼統難”之句，說的是朱元璋創業有方而交班無術，憑吊興亡，寄慨遙深。
清代大詩人、史學家趙翼則從更深層次上進行剖析，在《金川門》一詩中有句雲“乃留弱幹製強枝，召亂本由洪武起”“豈知釁即起蕭牆，臂小何能使巨指”。明確地指出，肇禍的根源乃在朱元璋身上，正是分封諸王製度造成了幹弱枝強、指大於臂，最後，禍起蕭牆，無法收拾。
聯語中“正覺依然皇覺舊”，分別講了孫兒與祖父出家的場所。建文帝避難滇中，在正續寺為僧，“正覺”是對正續寺的隱括。聯語作者拉出它來與明太祖早年出家的皇覺寺相提並論，一個廟貌“依然”，一個已經“破舊”，看來也不是閑筆，裏麵似乎隱喻著褒貶的意味，反映出一定的傾向性。
四
“寓褒貶，別善惡”，在下聯就更加明顯了。下聯是扯出叔侄來加以評斷。燕王朱棣從侄兒手中奪取了皇位，因此，聯語中“叔負侄”雲雲，容易理解。那麽，“侄不負叔”又當作何解釋呢？我以為，這裏至少有兩方麵的根據：
燕王朱棣起兵後，曾多次遭遇危險的處境。建文三年三月的一天，在保定的夾河，燕王的軍隊再次敗在大將盛庸手下，黃昏時節，走投無路的朱棣率領十幾名騎兵竟誤人盛庸的營地，被朝廷的軍隊團團圍住，如果此時斷然加以解決，那麽，所謂“靖難之役”也就燈吹火滅了；但是，當時竟沒有一個人前去抓捕和傷害燕王，這是因為建文帝事先向部隊作過交代，雙方交戰，不可傷害燕王，以免背上殺害叔父的惡名。結果，燕王得以安然脫險。此其一。
其二，當燕王的“靖難”軍攻人京師時，建文帝盡管逃身在外，也還是有一定的抵抗實力的。其時，江南一帶基本上還是他的天下，遼東仍控製在朝廷手中，孫嶽、鐵鉉、梅殷等幾個心腹重臣分別據守鳳陽、山東、淮上，旦夕間即可開赴京師，舉兵勤王。民間有個說法，建文帝為了解除內戰中黎民之苦而甘願遜位於叔父。這當然是臆測之說。但是，二百四十二年後，南明福王就曾稱之為“讓皇帝”，並正式追諡建文帝為惠宗，其後，清乾隆帝又追諡為惠帝，也似乎為此種說法提供了一個佐證。
“四十載衣缽相傳”，講的是祖孫遞嬗，太祖在位三十一年，建文帝在位四年，“四十載”是取其概數。這是從時間上縱論；而“八千裏芒鞋徒步”，則是從空間上展開。“八千裏路雲和月”，形容建文帝的亡命生涯，征程迢遞，遠哉遙遙。
從史書記載中得知，關於建文帝的下落，最先是由明成祖朱棣一錘定音的。他在登基之後給朝鮮國王的詔書上是這樣寫的：“建文為權奸逼脅，闔宮自焚。”後來，官修明史便據此作了記載。在朱棣看來，若是建文帝真的死於宮中大火，這當然是最理想不過的。不僅可以減輕他繼承大統時製度上的約束和輿論上的壓力，而且，也消除了前朝複辟的後顧之憂。因為他比誰都清楚，隻要這個皇侄還活在世上，就無異於悄然豎起一麵神聖的旗幟，在他的皇帝寶座旁埋下一顆威力強大的定時炸彈，對他的皇權統治隨時都會構成威脅。
為了遮人耳目，進一步坐實建文帝已死這件事，他又編演了一場“綴朝三日，遣官致祭”的把戲。但這顯然又引起了更多的人疑竇叢生，因為要“致祭”，就總得有建文帝的陵寢，要有禦製的碑銘。可是，這些全都沒有。明末崇禎年間，曾有人上疏請將建文帝人祀，崇禎就說：“建文無陵，從何處祭？”
實際上，朱棣本人也並不相信建文帝已經死去。為了尋覓這個皇侄的蹤跡，他處心積慮幾十年，寢不安眠，食不甘味。他在永樂三年派遣鄭和下西洋，目的之一就是在域外查探建文帝的下落。《明史》上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
從永樂五年（1407年）開始，又派遣戶科都給事中（相當於現在的公安部部長）胡濙以頒布禦製諸書和訪察仙人張三豐為名，遍行天下州郡鄉邑，暗察建文帝藏身之地，前後兩段在外奔波了十五年。為了同樣的目的，成祖曾多次命禮部榜示天下，申明僧侶、道人“俾守清規，違者必誅”；還以對照度牒的辦法，對出家人嚴加巡查。
《明史胡濙（ying2）傳》載，永樂二十一年，胡濙還朝，緊急謁見皇帝，當時成祖已經就寢，聽說胡濙到了，趕忙穿上衣服，召他人內。胡濙就把訪察建文帝的情況做了報告，直到漏下四鼓才出來。究竟是什麽內容，君臣竟談了這麽長時間？史書上沒有明說。隻是交代了這個情節：此前，傳言建文帝蹈海去，現在才解除了疑慮。
我們可以據此推想：是不是掌握了建文帝已經死去的信息？或者，雖然建文帝尚在人世，但已寄跡佛禪，無心俗務，或因健康狀況不佳，總之，對朝廷已不再構成威脅了。否則，朱棣何以“至是疑始釋”呢？一年後，朱棣即病死於北伐途中。
在二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朱棣無時無刻不被這個侄子的疑蹤攪擾著，說來也是堪笑又堪悲的。
五
至於建文帝究竟逃亡到了哪裏，至今史學界也沒有定論，可說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有的主張“在近不在遠”。上海學者徐作生先生通過多年實地勘查，並研究大量文獻資料，認定建文帝一直藏身於蘇州吳縣的穹窿山皇駕庵，其庇護人竟是曾輔佐朱棣得天下的和尚道衍（即姚廣孝），有皇駕庵的碑刻資料為證；並考證，穹窿山拈花寺後半山坡上的當地人所稱的“皇墳”，即建文帝的陵墓。有的則堅持“流落滇黔說”，認為武定獅子山即定居地之一。
我在武定訪問期間，為了揭開這個曆史上的疑團，或者說，要為“流落滇黔說”多找到一些史證，曾走訪了當地的史誌辦、圖書館，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可惜所獲甚微。其中較有價值的，是清初《武定府誌》的記載：“帝（建文）乃先人蜀，未幾，人滇。雖往來廣西、貴州諸寺，止於獅子山正續寺者數十年。”清乾隆時檀萃著《武定鳳氏本末》一書，也有“讓帝遁荒至滇，黔國公送之鳳氏所”的記述。但即使這些資料，也都是事隔二三百年之後的往事鉤沉了。
資料缺乏，載記寥寥，這原是容易理解的。魯迅先生早就說過，過去的曆史向來都是勝利者的曆史，失敗者如果不遭到痛罵，也要湮沒無聞。何況，有明一代，以至清初，很多時間它都被當作一個異常敏感的政治問題。不過，就我聞見所及，痛罵建文帝的還沒有，這對這位倒黴的流亡皇帝來說，也算是夠幸運的了。
我從史書及方誌中抄錄了一些傳說是建文帝遁跡禪林後的詩篇。其中有這樣一首七律：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
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裏遙。
款段久忘金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
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
當是初人空門時所作。盡管詩的文學價值不高，但確是一種真情的流瀉。
那天，我漫步在獅子山的林間小徑上，目注隱現在“雲標”中的寺廟，默誦著建文帝的述懷之作，覺得他雖然已經側身緇流，但對於往日的鳳輦龍袍、早朝陛見，仍然流露出絲絲縷縷的眷戀，未能完全釋然於懷。
後來，這位流亡皇帝經過南北東西的流離顛沛，滄海慣經，風霜曆盡，百般折磨過去，世事從頭數來，雖然未能如太上之忘情，腦子裏有時仍然浮現著朝元閣、長樂宮的影子，但一切一切畢竟已經是夢幻、泡影了。這種情懷，充分反映在他的晚期的詩作中：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發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忽忽幾十年過去了，鬆風吹白了鬢發，山溪滌**著塵襟。“絕頂樓台人倦後，滿堂袍笏戲闌時。”舊夢如煙，豈堪回首；風光不再，漏盡燈殘。漫步山野間，這位白頭老衲不禁慨然低吟：
杖錫來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
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
這裏與其說雜有某些頹唐之氣，毋寧說是翻過筋鬥、勘透機鋒之後的一種智慧與超拔，是經過大起大落的一種高揚的澄靜。
後人也許正是根據這番詩意，撰寫了一副對聯刻在“建文祠閣”的廊柱上：
滄桑變太奇，可憐一瓶一缽一袈裟，忽忽把君王老了，直到那華發盈頭，麵目全非，聽夜靜鍾聲，皇覺始歸正覺；
黃粱夢已醒，回憶走東走西走南北，處處都荊棘叢生，何如這曇雲滿地，莊嚴自在，看潭澄月影，帝心默認禪心。
六
由於建文帝的下落是個極為尖銳、敏感的政治問題，永樂年間被視為一個禁區。當時，本來知情者大有人在，但是，正如後代詩人寫到的，“國初殺氣渾不除，越三十年還相屠”，刀光血影中，人人都不寒而栗，噤若霜蟬。
明代中期以後，隨著形勢的變化和朝廷注意力由內向外的轉移，誅殺較少，禁網漸疏，加上朱棣的後代已不再擔心流亡皇帝會複辟，於是，士大夫中開始有人議論建文帝軼事；到了第十一代皇帝武宗臨朝之後，甚至有人上疏請求為建文帝追加廟號、諡號。據《明實錄》載，萬曆二年十月，神宗皇帝禦臨文華殿，曾與輔臣張居正談論起建文帝的下落問題。說明此事已正式開禁。
正是在這個前後，記載建文帝行止的書也陸續出現。傳聞明成化年間，浙江鬆陽縣人王詔閑遊吳中治平寺，聽到寺內轉輪藏上有窸窣聲，遂上去查看，原來是幾隻老鼠在啃一本舊書，翻開一看，裏麵載有隨建文帝出亡的二十幾位舊臣的軼事。王詔憐其孤忠，在每人事跡之前各加數句讚語，題名為《忠賢奇秘錄》，刊行於世。
到了萬曆年間，又傳出署名史仲彬的《致身錄》，記載了建文帝南京出走後亡命西南的經過。其他還有《建文朝野匯編》《罪惟錄》等多種。其中，集大成者為刊行於順治十五年的《明史紀事本末》，以專門一章係統記述了建文帝出亡過程和流落西南各地的行跡。因為作者穀應泰是清初官員，又是一位頗有成就的史學家，而且這部書又是以正史麵目出現的，所以，傳播甚廣，影響頗大。
但是，到了康熙十二年冬反清事件“朱三太子案”出現後，人們又開始諱言其事。清初，流傳明崇禎帝第三子尚在民間，一些人即以“朱三太子”為號召，舉兵反清。京師有個叫楊起隆的人，詐稱他就是“朱三太子”，組織旗下奴仆、佃戶，密謀起事。因事機漏泄，為清廷鎮壓，楊起隆逃匿。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四十年（1701年），先後又在陝西和江浙，發現詐稱與擁立“朱三太子”者，鬧得假假真真，使清廷大傷腦筋。這在當時是絕對忌諱的。因為如果有明室的嫡裔子孫在，就可以係故臣遺民之望，可以為反抗新朝者資為號召。所以清廷一經發現。便斷為偽冒，而格殺勿論。議論建文帝之事，頗有借古喻今之嫌，因此，人們都避開這一話題；有的甚至進而直接指斥“建文出亡說”之謬妄，以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
康熙十八年（1679年）詔修明史，自然會受到這方麵的影響。王鴻緒在《明史稿》及《史例議》中，大放厥詞以諂媚時君，明史館修撰之臣也希旨迎合，認定建文帝焚死宮內，絕無逃匿之可能，都與此有直接關係。
到了乾隆末葉，明亡已逾百年，所謂“朱三太子”被獲處死也過去了六十多年，朝廷已不再擔心明室嫡裔複辟的事，於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詔改明史本紀，把“建文焚死”改為“棣（永樂帝）遣中使出後（馬皇後）屍於火，詭言帝屍”。這樣，文士們才又舊話重提。乾嘉之際的趙翼在《金門川懷古》詩中，有“一領袈裟宵出竇，九江紈綺夜翻城”“從亡芒履千山險，駢戮歐刀十族空”之句，坐定了建文帝出亡之事，並敢於議論明成祖殘酷殺戮建文遺臣的暴政，即是明證。
七
聯語中“獅山更比燕山高”一語，寓意十分豐富而深刻。它涉及建文帝與永樂帝的曆史評價問題。由於作者認定建文帝匿跡武定獅子山，所以，這裏以“獅山”借代建文，而“燕山”則指的是永樂。
這種句法原是從唐宋詩人那裏學來的。唐人羅隱評價光武帝與嚴子陵，有“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台高”的詩句。範仲淹則把東漢開國功臣拉出來和嚴子陵對比，結論是：“世祖功臣三十六，雲台爭似釣台高！”這些詩句，都是通過對嚴子陵那種不慕名利、淡泊自甘的風範的頌揚，體現出濃重的士大夫自命清高、浮雲富貴、糞土王侯的思想感情。聯語中揄揚退位隱居的建文，而貶抑攘權竊位的永樂，與此有一定關係。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崇尚隱逸的傳統。幾千年前的《易經》上就講，“肥（飛）遁，無不利”“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特別是莊子，係統地宣揚了隱逸思想。他最先闡發了對後世發生極大影響的“身外之物”論。他說，外物偶然到來，隻是寄托，寄托的東西，來時不能阻擋，去時不能挽留。可是，人們並不懂得這個道理，“寄去則不樂”。因此，他感喟地說：“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莊子為人們描繪了一幅熱衷權勢者的畫像：權到手了戰戰兢兢，權勢丟了痛哭流涕；睡了做噩夢，醒著不安寧。磨墨墨磨，弄權權弄。究竟是人在當官，還是官在磨人？這種隱逸思想文化的確立，正是泥塗軒冕、歸釣江湖的嚴子陵被曆代文人捧得那麽高的社會思想背景，也是關於建文帝的這副聯語的意蘊所在。
由於這副聯語是懸置於正續禪寺的，因此，它對於是非、高下的判定，必然考慮到佛禪的“紅塵覺悟”。佛家認為，功名富貴不過是因緣和合的一種偶遇，用終極關懷的眼光看，並不具備真正價值和實際意義。建文帝王冠落地，遁人空門，由大起大落而大徹大悟，在佛家看來，當然要比不擇手段地追逐權位的永樂帝高超百倍。
如果不從莊、禪的角度，而是就史論史，專從事件本身來考究，聯語中的結論也可說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據明史記載，朱允墳繼位之後頗有一番作為，深得人心。他“天資仁厚”“親賢好學”，對祖父的誅戮功臣、雄猜忌刻，一直持有異議；親政之後有意識地調整那種君主集權政治，注重發揮臣下作用，提高文臣地位；同時詔行寬刑薄賦，舉遺賢，興教化，重農桑，賑饑民。這一係列的興革措置，為長期生活在高壓、緊張的政治環境裏的官民，提供了一種寬鬆、溫煦的氣氛，一時道化融洽，萬民稱治。不期這位頗得人心的青年皇帝，隻維持了四年統治，就橫遭慘敗，飲恨終生，自然引起了當時和後世許多人的同情與懷念。
明乎此，就容易理解：當朱棣揮師進入南京後，為什麽朝中諸臣拒不降燕，戰死及自殺者那麽多，僅棄官逃走的就有四百六十多人。許多人無視酷刑峻法，甘冒斧鉞之誅，抗命不屈，死得極為慘烈。史稱，“建文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田橫之客”。所表現的氣節，簡直比改朝換代、異姓稱王還要厲害。
對此，明代詩人朱鷺借憑吊死難遺臣方孝孺做了真實的描述：
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豈忍忘！
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
而對於朱棣，在明清兩代文人中則多有微詞。人們當會記得，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借一位儒士之口，說：“本朝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為出了個永樂帝，就弄壞了。”不僅朱棣本人，就連受他器重、輔佐他“靖難”奪位的僧道衍（姚廣孝）也遭到了時人的非議與厭棄。
據《明史》和《逃虛子集》記載，由於道衍助“桀”為虐，濫殺無辜，在他貴登高位之後，回到家鄉吳縣去拜望姐姐，姐姐卻閉門不納。訪問老朋友王賓，王賓也不肯相見，隻是站得遠遠地，連聲說道：“和尚誤矣，和尚誤矣！”親人、朋友的鄙視和冷漠，使他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此後便不再參政，潛心遁跡佛門。
傳說，在他的晚年還曾保護過逃匿在外的建文帝。但明朝的後世君臣對他仍無好感。嘉靖年間，明世宗以“姚廣孝係釋氏之徒，恐不足尊敬祖宗”為由，將他的牌位從太廟中搬出。
說句公道話，無論如何，永樂帝在曆史上還算得一位英主。他繼承太祖的基業，鞏固了明王朝的統治。同時，堅持“懷柔遠人”的方針，力求與周鄰國家和睦相處，避免戰禍，進而成功地建立了經濟與政治的聯係。他的名字將與鄭和下西洋、營建北京城、修纂《永樂大典》的豐功盛烈同其千古。而且，我們評議曆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既不應感情用事，也不能囿於封建倫理。無論叔侄哪個做了皇帝，應該說，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掌權，代表反動統治者利益的。
八
這裏想要指出的是，永樂朝的弊政為後世提供了許多深刻的教訓。成祖之失，一是晚年一意北征，勞師耗餉，招致邊境不寧；一是信用宦官，為政苛猛。永樂帝為偵察臣民的行動，除加強原有的錦衣衛外，又設置東廠，交由宦官掌管，秘密偵察朝內外官員動靜，閣臣一切活動，都由宦官秘密陳報；甚至派遣宦官赴外地監軍，以防範駐防軍將專權。
但是，最大的最不能令人原諒的過失，還是奪位之後，對建文遺臣和所有的逆命之士，大開殺戒，濫用酷刑，從開國元勳、碩儒、宿將，到諸司官吏、州縣衙役，一直到平民百姓，凡有牽連，就要滿門抄斬，甚至誅滅九族，轉相攀染，村裏為墟，直殺得朝野震怖，四海驚心，因而不免要受到後世的強烈譴責。
據史料記載，建文帝有兩個兒子，長子文奎在靖難之役中失蹤；次子文圭當時僅僅兩歲，但朱棣也不放過，告訴太監將他幽閉起來，隻許喂飯，不許教他說話，讓他成為會喘氣的廢物。結果，監禁了五十五年，出獄時果真成了白癡。建文帝的三個弟弟，有兩個死於鳳陽的牢獄，另一個由朱棣授意他人縱火，被燒死在家中。
朱棣在奪取皇位之後，有案可查的共殺戮了一萬四千多人，而且，手段也非常殘忍。胡閏被剝皮；鐵鉉被油炸；景清不僅本人被敲牙、割舌、剝皮，九族也誅滅無遺，連同村的人都全遭屠戮，這便是曆史上所說的“瓜蔓抄”。以文章、理學名世，人稱“正學先生”的方孝孺，由於不肯為朱棣起草即位詔書，並號啕大哭，擲筆痛罵，先被削掉下頦、割斷舌頭，後又千刀萬剮，並被誅滅九族及其門生，號為十族，共處死八百七十三人。
罪人的妻女則被發付到教坊去做妓女。一般的娼妓是靜候嫖客，而她們按照永樂定法，需要不斷“轉營”，每個兵營裏都要住上幾天，以便為盡可能多的男性所糟蹋。生出孩子來，被稱為“小龜子”和“**賤材兒”，更要遭受非人的待遇。對前朝逆命之臣及其遺屬，竟施以如此殘酷、如此殘暴的懲罰，在中外曆史上都是少見的。
持續十幾年的血腥屠殺，不僅斫喪了國家元氣，而且在民族心理上造成了劇烈的創傷，以至清初有人總結明亡教訓時，把這作為一個緣由。他們認為，由於朱棣殘殺無度，毀壞了正氣剛風，造成後來許多臣子隻知明哲保身，順時聽命，持祿固寵，再也無心顧念社稷了。
離開武定獅子山，已經三個月了。每當記起有關建文帝的種種傳說和後人對明初這場慘烈的流血鬥爭的評判，我總覺得，西哲的那句名言：“曆史，就是耐心等待被虐待者獲救的福音。”確是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