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夢留痕
一
真個是“江山也要偉人扶”！儋州，古稱“南荒徼外不毛之地”，隻因九百年前大文豪蘇東坡曾在這裏謫居三年，便聲聞四海，成了曆代騷人遷客、顯宦名流觴詠流連、抒懷寄興的所在。現在，每天都有大量遊人遠出嶺表，萬裏間關，前來親炙這位全能文藝大師的遺澤，領略其逆境中閃射出的人格異彩。
儋州地處海南島的西北部，宋代稱為昌化軍，治所在靠近北部灣的中和鎮。此間現存很多東坡遺跡，最著名的要算有“天南名勝”之譽的東坡書院了。當年隻是一所廳堂，為坡翁講學會友、詩酒談歡之地，後人為了紀念他，就地建起了亭、堂、殿、館一應俱全的書院。所存楹聯特多，粗粗算了一下，不少於四十副。這在蘇、杭、汴、洛的名城勝邑也是不多見的，何況是僻處天南海陬，遐方殊域。洵可謂洋洋大觀！
書院主體建築載酒堂，係由坡翁親自命名，取《漢書揚雄傳》中“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之意。建堂時日，史籍失載，從東坡離儋五十年後，南宋名臣李光貶謫昌化軍時曾會友賦詩於載酒堂，並由“荒園草木深”之句來看，可以推知此堂當建於東坡在儋之日。堂前現有載酒亭一座，為雙層亭簷結構；堂廡兩側蓮花池中遊魚可數，岸邊有挺拔的椰樹和清幽的翠竹，環境頗為雋雅。
十年前，儋州政府於書院西園雕塑了《東坡笠屐》的銅質全身塑像，再現了先生“勁氣直節，豪宕不羈”的風采。村民們望著藹然可親的東坡雕像，深情無限地說，先生說“我本儋耳民”“海南萬裏真吾鄉”，可是，一走就是八九百年，頭也不回呀！現在總算歸來定居，再也不走了。他們滿意於先生那副頭戴竹笠、身穿布袍、腳拖木屐的田夫野老打扮，認為雕塑藝術家充分地體現了民意。
後殿裏還有一座《東坡講學》的組塑。你看他，手把書卷，正襟危坐，目光炯炯，慰誨循循，真是形神畢肖。先生在幼子蘇過陪侍下，正與“貧而好學”的當地友生黎子雲細論詩文，顯現出文人之雅、直臣之鯁、智士之慧的綜合氣質。
東坡書院的一副楹聯，恰當地概括了上述的場景：
圖成石壁奇觀，戴雨笠，披煙蓑，在當年緩步田間，隻行吾素；
塑出廬山真麵，偕佳兒，對良友，至今日端拱座上，彌係人思。
聯語中“圖成石壁奇觀”雲雲，指的是鑲嵌在載酒堂石壁上的《東坡笠屐圖》。據《儋縣誌》記述：一天，東坡過訪黎子雲，歸來途中遇雨，便從路旁一農夫家借了一頂竹笠戴在頭上，又按照農夫的指點，脫下了布鞋，換上一雙當地的木屐。由於不太習慣，又兼泥濘路滑，走起來晃晃搖搖，跌跌撞撞。路旁的婦女、兒童看見老先生的這副裝扮，紛紛圍觀嬉笑，籬笆裏的群犬也跟著湊熱鬧，“汪汪”地吠叫不止。而東坡先生並不在意，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地說：“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南宋的周紫芝最先把這一生動自然、瀟灑出塵的形象繪成圖像，取名《東坡笠屐圖》。明代的宋濂和唐伯虎也都分別以“東坡笠屐”為題材題詞、作畫，使之得以廣泛流傳，風行中外。
在中和鎮，坡翁結交了許多黎族朋友，切實做到了他詩中所表述的“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杯同”，人鄉隨俗，完全與諸黎百姓打成一片。他常常戴上一頂黎家的藤織裹頭白帽，穿上佩戴花縵衣飾的民族服裝，帶上那條海南種的大狗“烏嘴”，打著赤腳，信步閑遊；或者頭戴椰子冠，手拄桄榔杖，腳蹬木屐，口嚼檳榔，背上一壺自釀的天門冬酒，一副地地道道的黎家老人形象。
走在路上，他不時地同一些文朋詩友打招呼；或者徑人田間、野甸，和鋤地的農夫、攔羊的牧豎嬉笑傾談。找一棵枝分葉布的大樹，就著濃蔭席地而坐，天南海北地嘮起來沒完。他平素好開玩笑，有時難免語重傷人，在朝時，家人、師友經常提醒他出言謹慎，多加檢點。現在，和這些鄉間的讀書人、莊稼漢在一起，盡可自由談吐，不再設防，完全以本色示人。
有時談著談著，不覺日已西沉，朋友們知道他回去也沒有備飯，便拉他到家裏去共進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幾杯老酒，結果弄得醉意蒙曨，連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正像他在詩中所寫的：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複西。
他常常踏遍田塍野徑，尋訪黎族友人，若是一時沒有找到，就拄起拐杖，疾步趨行，鬧得雞飛狗跳，活像著瘋中魔一般。這也有詩可證：
野徑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語說坡翁。
東行策杖尋黎老，打狗驚雞似病風。
東坡《海外集》中收有一些與黎族人民純情交往的詩篇。有一首詩是這樣陳述的：在集市上，他遇見一位賣柴的黎族同胞，形容枯槁，精神卻很飽滿；平生未聞詩書，但能超越榮辱名利的牽累，具有高潔的內心世界。由於言語不通，他們隻好通過手勢來傳輸情感、溝通思想。賣柴人很喜歡這個平易近人的漢族老先生，嫌他這身儒冠儒服不太適用，便慷慨地奉贈了一塊自家織出來的吉貝布料，讓他做成黎家式樣的服裝，以禦風寒。
據曾在儋州一帶工作過的朱玉書先生考證，吉貝，是一種高僅數尺的植物，秋後生花吐絮，潔白似雪，紡織出來曰“吉貝布”。早在戰國時代，黎族先民就把它作為貢品，深為當時最高統治者所賞識。
生活還很困苦的黎族同胞，能夠把這樣珍貴的物品慨然相贈，說明他們對詩人飽含著敬慕與愛戴的深情；而具有易感的心靈、長期遭受傾陷迫害的老詩人，則把普通民眾這種暖人肺腑的真情，同封建時代官場上的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甚至憑空構陷，落井下石的齷齪惡行加以比較，感到確實懸同霄壤，天差地別。他通過現實生活中的實際體驗，悟出了人生真諦：“情義之厚，有加以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
東坡先生於北宋紹聖四年（1097年）七月抵達中和鎮，開始其謫居生活，到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奉命渡海北歸，在這裏隻住了三年。但他留給當地黎、漢兩族人民的美好印象，卻如刀刻斧削一般，千古不磨，久而彌深。人們緬懷先生的遺澤，傳頌著許許多多生動感人的逸聞佳話。
為了紀念他，此間不僅有東坡村、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小學、東坡公園，甚至還把當地說的一種官話稱為“東坡話”，戴的鬥笠叫作“東坡笠”，吃的蠶豆名為“東坡豆”。村裏有一口“東坡井”，父老們口耳相傳：先生當日舍舟登陸後，發現村民飲用的竟是潦窪積水，汙濁不堪，以致經常患病，便帶領群眾踏勘地脈，就地挖井汲泉。數百年來，井泉源源不竭，水質甘甜，群眾飲用至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先生前來視察，還曾菌上一勺，親口嚐過。
無獨有偶，鎮西十五公裏處，緊靠海邊的地方，也有一口古井，名為“白馬井”。傳說東漢初年，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歸來，三軍在此登岸，正值盛夏炎陽似火，一個個口渴難挨，將軍的坐騎白馬，掠地長嘶，“踏沙得泉”，解除了將士幹渴之苦。為了紀念這位伏波將軍，感戴這番神奇的恩賜，後人便在泉眼上麵築圍成井，並在井上蓋起一座伏波廟，世世代代，香火不絕。
耐人尋味的是，同是掘井得泉，伏波將軍的行跡卻被後人神化，千秋築廟奉祀，淩駕於萬民之上，人們自然敬而遠之；而詩翁東坡則截然相反，他置身於群眾之中，力求做一個貨真價實的“黎母之民”，老百姓便也接納了他，把他看成是自家人。
九百年間，世事紛紜，滄桑變易，外邊世界走馬燈般的變幻無常，“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而坡翁以風燭殘年的一介流人，卻能世世代代活在黎、漢兩族人民的心裏，未隨時間的洪流**然汩滅。這一方麵說明了公道自在人心，曆史是公正無私的；另一方麵，也反映出他的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
二
東坡先生人儋之初，盡管朝廷有“不得簽書公事”的旨令，但畢竟還掛有一個“瓊州別駕”的虛銜，因此，州府官員依例把他安置在城南的州衙裏暫住。從詩人吟詠的：“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落枕前。”看得出，州衙的房舍原是十分破漏的。經過一番修葺，總算可以安居了。不料，後來被下來巡訪的官員所察知，立即出麵幹預，這樣，東坡先生隻好從官舍中搬出，到城南汙水池旁邊的桄榔林叢中買下一塊地方，在鄰裏和友生的熱情幫助下，“運甓畚土”“結茅數椽”。先生名之為“桄榔庵”，並率性吟詠：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疏影。
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
其實，房舍十分鄙陋，而且周圍環境也十分惡劣：“海氛瘴霧，吞吐呼吸。蝮蛇魑魅，出怒人娛。”至於清代畫手筆下的《桄榔庵圖》，已經脫離了當時的原貌，那上麵畫的是：一帶連山之下，林木掩映中，現出一座由高大院牆環繞著的三進磚石結構的典麗廳堂。其間顯然帶有文人想象的“詩化”成分，並不符合當時當地的艱窘實況。
現在，桄榔庵已經片瓦無存了，遺址周圍還有一些聳天直立、羽狀複葉叢生於莖端的桄榔樹，臨風搖曳，楚楚生姿，令人驀然興起思古懷人之情，仿佛依稀可見先生當日林間負手行吟的情態。而村民們盡管明明知道，這些林木都是後來長起的，並非東坡先生手植；但是，因為它們長在先生住過的庵舍四旁，便也愛屋及烏，像《詩經甘棠》篇所講述的：“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在這裏，村民們同樣以悉心愛樹的深情，寄托著對坡翁的思念。
舊誌載，東坡舊宅桄榔庵中曾有一副對聯:
煙景迷離，無攪夢鍾聲，僅許先生美睡；
風流跌**，有戀頭笠影，且招多士酣遊。
下聯講的是實情，上聯卻未必盡然。因為東坡先生畢竟是放逐荒徼的待罪謫臣，朝中那些居心險惡的政敵，是不會任他那樣“優哉遊哉，聊以卒歲”的。
殷鑒在茲，前車不遠。東坡謫居惠州期間，相依為命的愛妾朝雲，由於不服當地水土，染病故去，詩人衰年喪侶，晚境淒涼。一天，萬分孤寂、佗傺無聊之中，寫下了一首題為《縱筆》的七絕：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
哪裏料到，這樣一首抒懷小詩竟惹出一場新的禍端。宰相章惇以為東坡貶謫之後處境安穩，便奸笑著說：“蘇子瞻尚爾快活！”於是，又矯詔把他再貶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儋州）安置。此時的心態，坡翁自己講得很清楚：“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掛鉤魚。”在驚魂惴惴之中，縱然“無攪夢鍾聲”，也還是“心似驚蠶未易眠”。所謂“盡許先生美睡”，不過是人們的一種想象與推測，其實隻是善良願望而已。
這一年，詩人已經六十二歲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說發配到這素有“鬼門關”之稱的“風濤瘴癘”“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惠州住上三年二載，恐怕也得“子孫舁骸骨以還”了。實際上，執政諸人就是蓄意讓他葬身海外，否則，怎麽會做這樣的安排呢？這一點，先生本人也是了然於心的。因此，出發前，即已做好了不能生還的準備，兩個兒子陪送他很長一段路程，到廣州後與長子蘇邁訣別，然後帶上幼子蘇過，乘船溯西江而上，在藤州與弟弟子由相遇。因為知道這次是生離死別，分手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愁坐了一整夜，自有苦不堪言的痛楚。
他給友人王敏仲寫了這樣的告別信。大意是：我於衰邁之年，投置蠻荒之地，根本沒有生還的希望了。因此，已經和長子江邊訣別，處置好一切後事。到了海南之後，我首先要預備下棺材，然後再挖下墓壙，留下手疏給兒子，告訴他們：我死後就葬身海外，不必扶柩內遷。這也是東坡的固有家風啊！到了貶謫地之後，他照例給朝廷寫了一道《謝表》，裏麵也有“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的話。
到了儋州，麵對的果然是極端困苦的生活一“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而且毒霧彌漫，瘴癘交攻。東坡曾記下過這樣一段文字：“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為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另一位貶儋詩友對此做了更貼切的概括：“萬裏來償債，三年人瘴鄉。”這是他所麵臨的外部環境。
而他的內心，尤其苦悶至極。坡翁乃深於情者，一向篤於夫婦之愛。昔日貶謫黃州，有長期相伴、苦難同當的妻子王閏之偕行，“身耕妻蠶，聊以卒歲”，尚可時時獲得感情上的撫慰；後來到了惠州，雖然妻子已死，但仍有“如夫人”朝雲這個紅顏知己，生死相依，體貼備至，成為暮年遭貶時的生命支柱。可是，赴儋之前，朝雲即已葬身惠州，現在已是形單影隻，煢煢孑立，自然無限感傷，倍覺孤獨。這對一個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來說，無異於“孤樹加雙斧”，等待他的，難道還會有其他出路嗎？
誰料，結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這裏不僅逐漸安居下來，長達三年之久，最後得以生還；而且，還對這蠻荒艱苦的地方產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歸之後，還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回到內地，當友人問及海南貶居情況時，先生頗帶感情地回答：“風土極善，人情不惡。”
之所以如此，著名學者徐中玉先生在《蘇東坡在海南》一書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為詩人自己覺得已有了個“今我”。這種曆經艱苦、世變之後的憬悟，是他所覺察到的與“故我”不同的對生命價值、人生意義的新認識的表現。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時處順、取得精神解脫的症結所在。
人儋伊始，他還深陷於“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的感傷中，他說，我剛剛來到海島時，環顧四圍，水天無際，當時心情非常苦悶，想的是“我可什麽時候能夠走出此島呢”？但是，過了一陣子又覺得，天地本身就圍在水中，九州圈在茫茫的大瀛海裏，中國就在少海裏。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所有的生命無一不在海島之中。認識到這一層，他也就跳出了螞蟻般的身小視短的狹隘視界，獲得了一種超越意識，最後得出“俯仰間有方軌八達之路”的積極結論。“此心安處是吾鄉。”條件的優劣，境況的順逆，於他已不具備實質性的差異了。
除了這種“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還曾得到過高人的指教，從中意外地獲得一場活生生的人生頓悟。
據《侯鯖錄》《儋縣誌》等記載，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三月的一天，東坡負著大瓢，口中吟唱著《哨遍》詞，漫遊在中和鎮的田間，遇到一位家住城東、正往田頭送飯的七十多歲的老媼，兩人就地閑嘮起來。
東坡問道：“老人家，你看於今世事怎麽樣啊？”
老媼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世事不過像一場春夢罷了。”
東坡又問：“怎見得是這樣呢？”
老媼直截了當地講：“先生當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學士，也可以說是曆盡了榮華富貴；今天回過頭看，不就像一場春夢嗎？”
東坡聽了，點頭稱“是”，若有所悟，於是，自言自語道：“這就是‘春夢婆’呀！”
儋州自漢代設置郡縣以來，曆朝都有流人謫徙，可以考知名姓的第一位流人乃是隋代的宗室楊綸。他先被流徙廣西，後來逃往儋州避難。至於唐代、五代十國和宋初，貶謫儋州的達官仕宦，更是接踵而至。“誰知把鋤人，昔日東陵侯！”依我看來，這個“春夢婆”，當是某一顯貴流人的親屬或者後代。否則，不會對於世事滄桑有如此深邃的感悟。總之，不管是怎樣情況下出現的，反正對於東坡先生來說，這番警鍾式的箴言，不啻醍醐灌頂，以至一場當頭棒喝。
在同普通民眾融洽無間的接觸中，東坡的悟世思想不僅未被消解，反而益發強化起來。與黎族人民結下的深情厚誼，那種完全脫開功利目的的純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發生了深刻變化，獲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靈上的慰藉，以及戰勝生活困苦、擺脫精神壓力的生命源泉；掙脫了世俗的桎梏，實現了隨遇而安、無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偉大的詩人、作家一樣，蘇東坡的思想也是異常豐富、複雜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就已經熔鑄儒、釋、道三家的思想精華於一身，初步構成了他那複雜而獨特的思想體係。在爾後的起伏顛折中，有時候，儒家的弘揚內在精神，實現自我，積極用世，在他的思想中占上風；有時候，道家的絕對自由、超越時空的淡泊無為，又在心靈中居於主宰地位。屢遭貶謫之後，他曾盛讚《莊子》實獲吾心，把莊子思想當作自己的既存見解，從而進一步消解了仕途經濟的理想抱負。
“下視官爵如泥淤，嗟我何為久踟躕。”在對腐敗的官場、世俗的榮華以及爾虞我詐的人事糾葛表示厭惡、輕蔑與懷疑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豪縱放逸、渾樸天真、雍容曠達的精神境界，對生命價值的認識有了新的覺醒。正如一位當代學者所指出的，東坡在生存的諸多災難中，找尋到被失落的個體生命的價值，超越了時空的限製，獲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從而能夠站在比同時代人更高的層次上俯瞰社會人生，獲得一種自我完善感和靈魂歸屬感。
說到東坡的思想變化，我想起了他晚年的一首七絕。渡海北歸之後，坡翁在當塗遇到了詩人郭功甫，想起幾年前貶謫惠州時這位老朋友曾經有詩相贈，當時未及作答，這次，他欣然命筆，依韻作和。詩共兩首，其一雲: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
九萬裏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首句隱括了當時善惡顛倒、是非混淆的腐敗朝綱；次句是對友人贈詩中“今在窮荒豈易歸”的回答，顯現出一種百折不撓的豪邁感;第三句是說，他這隻“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的大鵬，想要憑借風力安然降落，為最後一句張本；第四句是全詩主旨，說他悔於從前高翔遠翥，以致活得太累太苦，決心要“收斂平生心”，追求“我適物自閑”“樂事滿餘齡”的精神境界，在淡泊寧靜中，過上一種平平常常、自然本色的日子。
寫這首詩的時候，詩人並沒有料到，三個月後他就一病不起，撒手塵寰了，這種並非奢求的享受一番平常生活的渴望，終於未得實現。
三
東坡書院中有這樣一副對聯：
北宋負孤忠，春夢一場，忘卻翰林真富貴；
南荒留雅化，清風百世，辟開瘴海大文章。
寥寥三十二字，對於坡翁在超越自我、戰勝逆境的同時，以其“清風雅化”，為開啟海南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作了有力的概括。
坡翁在多年放謫生活中，逐步實現了價值觀念的兩個轉換，或者說是疏通了兩條心靈的渠道。
一方麵的轉換，是心智由人世歸向自然，歸向詩性人生。在孔門聖教熏陶下，他自幼即“奮勵有當世誌”，立定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偉願和“尊主澤民”的理想抱負。針對國庫空虛、官冗兵弱等弊政，他曾寫過大量策論，想要通過改革，“滌**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但是，現實並不賦予他這種機會，“戴盆難以望天”，刀斧之餘，一貶再貶，仕進之途已經重重阻塞。作為樂天知命的達人，他欣賞陶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態度，適時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轉向自然，寄興山水，放情吟詠，找到了一個與汙濁、鄙俗、荒誕的現實世界迥然不同的詩意世界，痛苦的靈魂得到了藝術的慰藉。
他剛一踏上海島，就被這裏的奇異風光吸引住了。海南山間的急雨奔雷，開闊了他的胸襟，觸發了他的詩興：“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群龍；夢雲忽變色，笑電亦改容。”他熱情地讚美島上特有的颶風來臨時的奇麗景色：“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這同詩翁的豪縱不羈的情懷恰相映照。難怪弟弟子由讀後，激賞其“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天空海闊的浩瀚氣勢，使他冷靜地思考人生，達觀地對待人生，既引發出宇宙無窮而生命有盡的感慨，又產生了將有限生命統一於無窮宇宙的頓悟。南國的生機盎然的迷人春色更令他怡然心醉，升華了他的樂觀情趣和詩性人生，這也有詞為證：
春牛春杖，無限春光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紅。
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在這方麵，坡翁與晚年的謫仙李白有些相似。李白流寓皖南，通過同下層民眾的廣泛接觸和沉酣於壯美無儔的自然山水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長才未展、壯誌難酬的苦悶，平複了由仕途險惡所造成的心靈損傷，激發了澎湃的詩情，三四年間寫詩一百三十多首。東坡在貶謫期間，也同樣取得了詩文的巨大收獲，居儋三年共寫詩一百七十四首，各體文章一百五十六篇。
兩人晚期的詩文，作為解脫苦悶、宣泄情感、釋放潛能、實現自我的一條根本途徑，作用是一致的；但是，其中也有明顯的差異。除了時代的珞痕，比如唐詩重性情，以形象、韻味見長，而宋詩重說理，以議論、理趣取勝，李、蘇兩家自不例外；單就風格來講，雖然同是豪縱奔放，揮灑自如，都具備廣闊的襟懷、悠遠的境界、空前的張力，但太白一些詩作，憤激、清狂，反映出內心的苦痛與壓抑之沉重；相形之下，東坡為詩則顯得從容、逸宕一些，而且時雜風趣。他說:“吾儕老矣，不宜久鬱。”可見，內心同樣也有深重的憂傷，隻不過善於消解罷了。
坡翁另一方麵的轉換，是他立足於貶謫的現實，把實現“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廟堂之高”轉移到“江湖之遠”；從關心民瘼、敷揚文教、化育人才的實踐中拓開實現自我、積極用世的渠道。
他勸說黎胞開墾荒地，多植稻穀；推廣中原先進耕作方法，移植優良品種。針對當地以巫為醫、殺牛祭鬼的陋習，大力向村民宣傳衛生知識，介紹醫方藥物。同時，抱著對黎胞的深厚感情，勸學施教。坡翁有一首《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的詩：
幽居亂蛙黽，生理半人禽。
跫然已可喜，況聞弦誦音。
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
對於南荒徼外的兒童奮勉向學，詩人由衷地感到喜悅和欣慰。
當時，前來東坡書院負笈就學的，不僅有本地的貧寒士子，如黎子雲、符林、王霄等；有些遠在千裏、百裏之外的友生，也紛紛上門聽講，形成了濃厚的文化氛圍。一時“書聲琅琅，弦歌四起”“學者彬彬，不殊閩浙”。
自唐代開科取士以來，四五百年間，儋州未曾有一人登第。對此，坡翁深以為念。遇赦北歸時，他將自己所用的一方端硯送給了弟子薑唐佐，並題句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意思是，海南與中原地區雖為滄海隔開，但地脈未曾斷裂，文脈也應該是相連的。讀書士子要發憤圖強，勇破天荒，改變當地文壇落寞的現狀。詩句中對於海島人才的成長，寄寓了殷切的期待。坡翁的這一厚望並沒有落空，離儋不久，這裏便陸續有一些人擢第登科，並出現了海南曆史上第一個進士。《瓊台記事錄》載：“宋蘇文忠公之謫居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
東坡先生無分境況的窮通，一貫關心民生疾苦，熱心為百姓興利除弊，這是他發自內心的生命本色的體現，表現了封建時代作為一員開明的士大夫的優秀品格。如果說，過去在太守任上，這樣做是出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還帶有某種“恩賜”因素和“臨民”姿態；那麽，現在身在海南，則完全與黎民百姓融為一體，換黎裝，說黎語，甘願“化為黎母民”，既不是居高臨下，也不做生活的旁觀者，而是像他自己所說的：“我本儋耳民，流落西蜀間”，索性以本地群眾一員的身份出現。
說到詩翁謫居海南期間教民化俗的泱泱德政，人們自然會想到東坡書院的另一副聯語：
公來三載居儋，辟開海外文明，從此秋鴻留有爪；
我拜千年遺像，仿佛翰林富貴，何曾春夢了無痕？
這裏隱括了東坡的兩首詩。在《和子由澠池懷舊》中，提到了: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春夢”雲雲，兩典並用：一是上引的“春夢婆”談及的“昔日翰林富貴一場春夢耳”；二是東坡謫居黃州時曾寫過一首七律，內有“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之句。這裏用“秋鴻有爪”“春夢留痕”來狀寫東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業、道德文章，極為貼切。
縱觀兩宋以還的千年史跡，在久居邊徼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揚文教的善行來說，真正能夠和坡翁比並的人，原不是很多的。有明一代，遠謫雲南的楊升庵算是一個。據《蒙化府誌》記載：當地士人，無論認識與否，都載酒從升庵先生遊。一時，就學問道者塞滿山麓，肩摩踵接。從楊升庵在滇的詩文著述之繁富在明代首推第一來看，也與東坡有其相似之處。
其不同之處在於，楊升庵在傳道、授業，著書立說之外，還縱情聲色，流連歌伎，放浪形骸，有時竟達到頹廢的程度。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中說：升庵貶謫滇中，有東山攜妓之癖。當地一些部落的首領，為了得到他的詩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綾，當筵侑酒，就便乞書，楊即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瀘州，醉中以胡粉撲麵，作雙丫髻插花，由門生抬著，諸妓捧觴侍側，遊行城中，了無愧怍之感。這簡直就是胡鬧了。坡翁是絕不為此的。
當然，楊升庵這樣佯狂放誕，有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一麵，是對其終身流謫徼外這種過苛的處罰的消極反抗；同時，也是他全身遠禍、韜光養晦的一種方式。因為嘉靖皇帝對於楊氏父子在“議大禮”中的表現，尤其對升庵挑動群臣哭諫鬧事一舉，一直切齒懷恨，時時欲置之於死地。從這一點看，升庵的“故自貶損，以汙其跡”，實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可是，在坡翁來說，似乎全然不顧危機四伏的處境，也不理會這種韜晦全身的策略，否則，他也許不去浪吟什麽“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了。
一提起這兩句詩，我又不由得記起了那位專和東坡作對的奸相章惇。算是皇天有眼，這個太平宰相居然也成了謫臣，偏偏貶逐在離海南很近的雷州（海康），而且，東坡就在遇赦北歸途中聽到了這個消息。當時坡翁的心境如何，是快心愜意呢，還是報之以輕蔑的沉默？
按說是都有可能的，而且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卻全然不是。他實在是一位寬厚的長者，聽到這個訊息之後，他立即寫信給章惇的女婿，備極恤慰，及於家人。信中說：“子厚（章惇字）得雷，為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甚瘴。舍弟（指子由）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辟太夫人也。”
整人人整，磨墨墨磨，章惇作法自斃，原屬罪有應得。《宋史》把他列人“奸臣”一流，千秋萬世釘在恥辱柱上，更是天公地道。據其本傳記載，子由貶謫雷州，不許居住官舍，便花錢租賃民房。章惇聞知後，即以“強奪民居”罪名，下令追究處治。後因發現租券上分明記載著已經償付了租金，隻好作罷。這次，章惇謫居雷州，恰巧又到這家來“問舍”求住，戶主說：“算了吧，前次蘇次公來住，為了那個章丞相找茬兒，我們幾乎傾家破產。今後再也不往外租房了。”
天地間，竟有這樣的巧合，真令人擊掌叫絕。可惜我不會飲酒，不然，一定要開樽拍案，浮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