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江波上一絲風
一
那篇以信劄形式寫的絕妙的山水小品《與宋元思書》，吸引我花了幾倍於陸路行車的時間，乘船溯富春江而上，自富陽至桐廬，而後又暢遊了七裏瀧。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任意東西。”那該是多麽自在逍遙，任情適意呀！此刻，我對當年駕著一葉扁舟在富春江上恣意閑遊的吳均，真是豔羨極了。
吳均生當南北朝時代，精於史學，曾奉詔撰寫《通史》；而一部《齊春秋》卻使他招了禍，梁武帝惡其實錄，下令焚書、免職。看來，他的仕宦生涯並不是很順暢的。這從這封短簡的最後，偏要濃重地綴上一筆：“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穀忘返。”（意思是，即使像蒼鷹那樣直上青雲的追求高官厚祿者，仰見這樣奇麗的群峰，也會止息他們的久慕榮利之心；而那些整天忙於經營世務的人，窺望如此雋美的幽穀，更將在此間流連忘返）也可以察知一二。其間，固然有向友人極力張揚富春山水無窮魅力的用意，但主要的還是抒寫其對於避官遁世、退隱山林的向往之情，反映了作者的恬淡情懷，也透露出他的身世之感。
客輪繼續在碧綠如油的江流中緩緩行駛，航路回環曲折。但不管怎樣左彎右拐，眼前麵對的總是連綿起伏的屏風一般的翠嶺晴巒，尤其是七裏瀧，天光、水色、林影、嵐煙，澄鮮一碧，景色絕佳。早在兩漢之交，嚴子陵老先生就選中了這個地方，隱居度日，漁釣終生，他的好眼力，好運氣，著實令人歎服！
嚴光，字子陵，會稽郡餘姚縣人，早年曾同南陽郡的劉秀一起四出遊學，彼此結下了很深的友誼；劉秀起兵之後，他幫助拿過一些主意，因而深得這位傑出的政治家的器重。可是，當劉秀奪得了天下，登上皇帝寶座之後，文官武勇，風虎雲龍，從四麵八方聚集而來，唯有嚴光卻躲得遠遠的，改名變姓，高隱不出。
光武帝深深仰慕他的才情、人品，很想請他出來協助治理天下，便憑著往日的記憶，著人圖寫嚴光的形貌，下令各個郡縣按圖察訪。後來，有人上書報告，在富春山下，發現一個身披羊裘，漁釣澤中的男子，形跡頗似其人。光武帝當即派人訪查，果然是那個嚴光。於是，備下車輛和璧帛前往延聘，但是，嚴光卻推辭至再，拒絕出山，使者往返三次，才勉強登車來到京城洛陽。
官居司徒的侯霸，與嚴光也是老朋友，聽說他已到京，便遣人送信，邀他晚上在相府會麵。
嚴光問來人道：我的老朋友侯霸一向傻乎乎的，現在可好一些了？
來人答說：他已經位至三公，沒有看出來怎麽傻呀。
嚴光緊著搖頭說：我看他和過去沒有什麽變化。
使者忙問其故，嚴光笑道：你說他不傻，那他為什麽不想想：我連天子都不肯見，難道還能見他這個臣子嗎？
最後，應使者苦苦請求，嚴光口授了一封短簡給侯霸。大意是，位至鼎足而立的三公高位，很好。以仁義輔佐君王，天下人都歡迎;如果一味阿諛順旨，可要當心送掉自己的腦袋。
侯霸看過，便把短簡呈送給光武帝，光武帝笑說：我這個狂妄的夥伴啊，還是那個老樣子！說著，便馬上登車來到了嚴光住所。
當時，嚴光正在躺著休息，皇帝來了也不肯起來。光武帝無奈，隻好走進他的臥室，撫摸著他的肚子叫道：
“喂，子陵！難道你就不能協助我治理天下嗎？”
嚴光仍是佯作睡去，閉目不應，過了好一會兒，才睜開眼睛熟視，說：“從前唐堯以盛德著稱，但仍有巢父隱居不仕。人各有誌，何必相逼呢？”
光武帝無可奈何地說：“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為臣呀！”說罷，歎息登車而去。
過了幾天，光武帝再次親自前來敦請。他們在宮中憶敘了舊曰的友情，討論了治國之道，相對累日。談得困倦了，便同臥在一張**，嚴光竟“以足加帝腹上”，於帝王之尊，視之蔑如。第二天，太史慌忙奏報：有客星犯帝座，情況十分緊急。光武帝笑著告訴他：不必大驚小怪，是我與故人嚴子陵共臥一床啊。
光武帝任命嚴光為諫議大夫，但他堅決不肯接受，執意回去隱居，皇帝不便勉強，隻好聽其自便。這樣，嚴光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裏瀧中，釣他的酸菜魚去了。
十二年後，光武帝再次聘他人朝輔政，他仍然不出，最後壽登耄耋，安然故去。後人就把他隱居之地稱為嚴陵瀨，指認江邊兩座拔地而起的突兀石台為嚴子陵釣台，並在釣台旁邊修了一座嚴先生祠，曆代奉祀不衰。
參謁過祠堂之後，我應主人之邀，即興題了兩首七絕：
忍把浮名換釣絲，逃名翻被世人知。
雲台麟閣今何在？漁隱無為卻有祠！
江風謖謖釣絲揚，泊淡無心事帝王。
多少往來名利客，筋枯血盡慕嚴光！
二
七裏瀧既然是嚴子陵避官歸隱、耕讀漁釣的所在，當日無疑是非常闃寂的；今天卻已經熙熙攘攘，遊人雲集了。但桐廬人畢竟是高明的，他們在商品經濟大潮中，沒有趨時媚俗，像某些風景點那樣，在釣台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築或者遊樂設施、神怪景觀，而是以弘揚華夏文明為宗旨，堅持高雅、樸素的原則，把釣台建成一處兼具民族傳統和地方特色的高檔次的文化景區。從江邊的嚴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釣台原有一條六百多個石階的通道。為了增加文化內涵、減除遊人寂寞，他們依據山勢起伏，在綠樹、修竹掩映中，另建一條宛若遊龍的長達四百米的碑林長廊，選刻了曆代吟詠釣台的詩文名篇，書法家均屬當代國內一流，遍布三十一個省、區、市以及港、澳、台地區，題詩、作字的還有國外的一些漢學名家。
風景管理區還從六朝到明、清曾經遊訪、吟詠過釣台的著名文學家中遴選出二十一位，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一個個綽約生姿，神情畢現。
李太白悠然斜臥在青花石板之上，與他所愛慕的“高山安可仰”“風流天下聞”的孟浩然長結芳鄰。
陸放翁、辛稼軒，分別是南宋最偉大的愛國詩人、愛國詞人，他們風格、氣質十分接近，又生活在同一時代，隻是由於奔波南北，平生缺乏接觸條件，令人引為千秋憾事。現在，他們一前一後比肩而立，總算有了詩酒談歡，酌詩論文的機會。
在翠竹琳琅，亭閣參差的大自然懷抱裏，一切紛爭、矛盾都會得到淡化、冰釋。當年，北宋的司馬光與王安石，一為反對新法的領袖，一為變法的首腦。二人年歲相仿，遊處相知之日甚久，卻是一對政敵，議事每相齟齬。司馬光曾三次致書王安石，對新法陳列了四大罪狀，進行無情地攻擊；王安石也寫了《答司馬諫議書》，予以針鋒相對地駁斥。他們在同一年死去，直到最後也未曾和解。九百多年過去了，此刻，閑居於釣台之側的王安石，正意興悠然，撚須漫步，一改其生前的峻急、激烈之態；那邊，司馬光也在信步閑行，二人離得很近了。不妨設想，他們聚在一起，肯定會談起嚴光、釣台以及富春山水的話題，也許要說：嚴子陵真是個老滑頭，他可比我們逍遙自在多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他竟活了八十歲，了不得，了不得！
我們時而在石徑上漫步，仰瞻這些文豪、巨擘的豐采，同他們一起徜徉於青鬆翠竹之間，欣賞著水色山光，林巒佳致；時而沿著碑廊，騁心遊目，不斷地為那些警策的詩篇和靈動的筆勢拍掌叫絕，完全忘記了登山的勞累。
曆代吟詠釣台的詩文，各自的著眼點不同，見解也常有歧異，集中到一塊來展讀，頗似參加一次別開生麵的研討會。對於嚴子陵的品格風範和價值取向，多數詩人、學者是持肯定態度的。宋人黃庭堅的詩，可說具有代表性：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
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他的意思是，雖然子陵與光武是故知，卻不肯人朝享受三公之貴。那麽，是否就沒有支持光武帝呢？當然不是。嚴光以其桐江垂釣的一絲清風，便令漢家天子的身價重於九鼎。
有的詩以二者相比，結論是：“世祖（劉秀）升遐夫子（嚴光）死，原陵（光武帝墓園）不及釣台高。”有的詩說：“漢家世業成秋草，江月年年上釣台。”在久暫、存亡的對比之中，顯現出二者價值的高下。有些詩文借高士嚴光來譏諷那班熱心榮名、奔趨利祿之人。道光年間進士李佐賢有句雲：“經過熱客知多少，嚐被先生冷眼看。”
最有趣的是李清照的《夜發嚴灘》詩：
巨艦隻緣因利往，扁舟亦是為名來。
往來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過釣台。
宋室南渡後，女詩人隻身漂泊於浙中一帶，此詩就是她從臨安去金華，船經釣台時所作。
也有一些詩善作反麵文字，讀來饒有情趣。元人貢師泰有詩雲：
百戰關河血未幹，漢家宗社要重安。
當時盡著羊裘去，誰向雲台畫裏看？
可說是責問得有理，抓住了要害。是呀，如果都像嚴光那樣披著羊裘釣魚去，漢家江山還要不要了？那樣，雲台麟閣的功臣就再也沒有了。
還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
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
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
譏刺嚴子陵雖以漁釣避官，卻也有沽名釣譽的一麵。不然，為什麽偏偏要披羊裘以立異呢？想來即使起子陵於地下，恐怕也難於置辯。而且，自古以來，一提到“釣魚”，人們便會聯想到磘溪釣叟薑太公“直鉤釣王侯”的傳說，想到那位“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誌在建不世之功的“海上釣鼇客李白”；直到今天，人們還把以小取大的投機行為稱作“釣魚”。
但是，平心而論，綜觀嚴子陵屢征不就、決意歸隱的全部經過，又確實覺得這種“誅心之論”有些過於挑剔，不免為嚴老先生叫一聲“冤哉枉也”。明代詩人汪九齡有一首七律，劈頭就講：“竟日垂綸江上頭，先生原不為名鉤！”接著，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有力的辯白，好像是專門為此而作的。圍繞著“羊裘”問題展開一番討論，這也算得是騷壇上的一重公案吧？
三
看過了碑廊，我們又循著蜿蜒的石徑繼續往上攀登。經過幾度曲折，來到一處叫作中亭的地方。這裏恰在山腰正中，叢林掩映中現出一顆高大的石筍，旁麵伸出兩條岔路，分別通向左右上方的東台與西台。我們稍事喘息，便順著路標的指引，向著東麵的嚴子陵釣台奔去。
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滾滾江流，遙想子陵當年僻處江隅，過著耕樵漁釣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該曆盡多少艱辛，付出何等代價呀！過去看到一些描寫隱士生活的詩文，往往是北窗高臥，長鬆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尋梅，都是逍遙自在得很；而“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的詞中所描寫的，就更是充滿了逸趣幽思，詩情畫意。實際上，這種詩化了的隱逸生活，隻有少數人可能享得，大多數隱士是沾不上邊的，起碼嚴子陵不具備這個條件。
古代的隱逸之士為了逃避世俗的紛擾，總要寄身於遠離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棲隱在山林岩穴之中，過著一種主動摒棄社會文明的原始化、貧困化的經濟物質生活，自然難免饑寒凍餒之苦。做過彭澤令的陶淵明，尚且時時苦吟：“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饑來驅我往，不知竟何之。”更何論其他呢！
看來，隱士並不是好當的，也不是人人都能當的。對於他們來說，最大的困難還不是物質條件的匱乏與貧賤的折磨，而是精神層麵上的痛苦，所謂“隱身容易隱心難”。隱士幽居與烈婦守節有些相似，與其說要過物質上的難關，毋寧說，主要還是戰勝心靈上的熬煎。就是說，找一個遠離塵囂、擺脫紛擾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頓下來，比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寧寂，波瀾不興，卻須破除許多障礙，經過一番痛苦的磨煉功夫。
士者仕也。“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擺在中國古代士人麵前的，不是西方知識分子那樣開放的多元價值取向，而是一條人生的單行線，萬馬千軍都要通過登朝人仕這條獨木橋。任何一個隱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學的教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奮鬥目標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負，從小就在頭腦裏紮下了深深的根子。他們總是以社會精英自居，抱著經邦濟世、尊主澤民的理想，具有極其強烈的自我實現的願望。
而要實現這些宏偉的抱負，就必須憑借權勢，正如漢代學者劉向說的，“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說苑》）他說，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為什麽？就因為一者有權位，一者沒有權位。對於封建時代的士子來說，如何才能取得權位呢？唯有沿著立朝人仕的階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歸隱，卻是與此南轅北轍，大相徑庭的。
古代士人的隱心，分自覺與被動兩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現實政治鬥爭的劇烈打擊或深痛刺激之後，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開始還做不到心如止水，經過一番痛苦的顛折，“磨損胸中萬古刀”，逐步收心斂性，戰勝自我，實現對傳統的人格範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心靈的自由為旨歸，奉行“不為有國者所羈”、不“危身棄生以殉物”的價值觀，成為傳統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們自覺地向老莊和釋家尋繹解脫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門聖教，在闡發“自然無為”的道家哲理中體悟到人生的真諦，領略著人生的樂趣，並獲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禪門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責任感，進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僅對社會政治不動心、不介人；而且對身外的一切都不聞不問，使冷漠成為一種性格存在狀態。
隱心，就要使靈魂有個安頓的處所，進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轉移。隱逸之士往往通過親近大自然，獲得一種與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脫，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的陶醉感和脫掉人生責任的安寧感、輕鬆感。他們往往把山川景物作為遺落世事、忘懷人倫的契機，或者向田夫野老覓求人情溫暖，向浩**江河叩問人生至理，在文學藝術中頤養情誌，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來化解現實生活中的苦惱和功利考慮，使隱居中的寂寞、困頓和酸辛，從這些無利害衝突、超是非得失的審美愉悅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價值的補償。
隱心，還須戰勝富貴的**，陶淵明就有過“貧富常交戰”的切身感受。父祖輩望子成龍的期待目光；妻兒、親友們殷殷勸進的無止無休的聒噪；朝廷、郡縣的使者之車的不時光顧；同學少年飛黃騰達、誌得意滿的顯耀，都必然帶來強烈的**與浮躁。隱逸之士隻有堅守其特殊的價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著這種精神支柱的支撐，才能從身心兩方麵來戰勝強烈的**。
這裏就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了，“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碧流”（李白詩），那樣透徹、決絕，義無反顧地避官遁世，究竟出於何種考慮？
坐在釣台高處，披襟當風，登臨遠目，我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有一點是大家的共識：同所有的真正隱士一樣，嚴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礪為代價來換取一己之高潔。為的是獲得一種超然世外的心理寧帖，“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仲長統語）。
一個人在其生命與人格進入成熟期後，都會有麵對人生的自我設計。在那“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各種社會力量互相搏鬥、人際關係異常複雜的封建時代，人生總是難以安頓的。從他呱呱墜地、步人滾滾紅塵伊始，便被命定地拋向了隨時製約他的外部世界，周旋於各種社會角色之間，即使耗盡畢生精力，也難以適應自如。
嚴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和老莊哲學的影響，麵對風波險惡的世路和汙濁、腐朽的官場，設想通過避官遁世、歸隱山林，掙脫這個錦繡牢籠，給自己營造一個心理上的避風港，進而尋回自我的本根，實現其人格的自我完善。應該說，這並不是什麽過高的期求，但對一個封建時代的士人來說，卻須以終身的安貧處賤為代價。
當然，嚴光的毅然決然高飛遠引，還有全身遠禍的考慮，所謂“賢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漢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猶在眼目。正像後來的詩人所詠歎的：“遂令後代登壇者，第一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曆代帝王中雖為少見的未殺功臣者，但他的廢黜發妻郭後和太子疆，難免遭到時人的腹誹心鎊，後代的詩人就更不客氣了。明初的學者方孝孺寫過這樣一首詩，算是窺見了嚴子陵的深心：“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後，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從內容上可以判定，這首詩是批評光武帝的，詩人卻偏偏標為《題嚴子陵》，也透露了個中消息。
其實，殺戮功臣這類舉措和封建製度相關，原不宜以君王的個人品質、性格作簡單的詮釋。封建君主要維護其萬世一係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對那些可能造成威脅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嚴加防範，因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結局是難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對矛盾，它的性質與利害關係決定了最後必然導致衝突的爆發。而且，封建君主的獨裁專製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獨立與個性自由。嚴光要擺脫王權的羈縻，把握一己的命運，維護其人格獨立，就唯有逃開伴君如伴虎的官場之一途。
嚴光是很有政治遠見的。果然，在他死後四年，就發生了伏波將軍馬援蒙冤遭譴的事件。馬援戎馬終生，功高蓋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盡蠻煙與瘴雨，不知溪上有閑雲”（袁宏道詩），立誌為國家戰死疆場，馬革裹屍。最後，竟因從交趾載回一車薏苡粒，被誣陷為私運明珠、文犀，在“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的情況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嚴加治罪。其時馬援已死，妻孥驚恐萬狀，連棺材都不敢歸葬祖塋。成為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唐代詩人胡曾深為馬援鳴不平，有句雲：“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銜薏苡冤！”
勞苦功高如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慘痛下場，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於股掌之上，操縱其生殺予奪之權了。嚴光盡管隱身漁釣，對於朝中故人的情況想必也有所知聞：侯霸隻是因為舉薦了一個為光武帝所不喜歡的人，險些招致殺身之禍。而他的繼任者韓歆，因為直言極諫，觸怒了光武帝，最後，被退自殺。
四
從嚴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聯係到了隱士的類型以及中國古代的隱逸文化。
隱士本是一個群體，他們各個不同，但總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覺得有必要畫一幅能夠概括這些特點的粗線條的隱士肖像：
一是隱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層次和道德修養的士人一古代的士人相當於現代的知識分子。
二是雖然他們的智慧與才能高出於一般人，但卻不求聞達，不人仕途，潔身守素，遠居山林，許多人在經濟生活方麵都處於一種原始化、貧困化的狀態。
三是他們以放棄仕途的富貴榮華為代價，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審美體驗，看重個體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動的自由自在。
四是他們忽視物質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棄以利相交、虛偽誇飾的人際關係，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
五是他們往往都有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時代的士子隱居遁世的情況來考察，清人陳日浴說：“或有執誌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於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也；或有見於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續高士傳序》）這裏既含有對客觀現實的評價，也包括主體的價值判斷，應該說，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順序，首先應是“有激於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如傳說中的帝堯時期的巢父、許由。晉皇甫謐《高士傳》中記載，許由初隱於沛澤，因帝堯欲以天下讓之，而逃耕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後來，帝堯又召之為九州長，許由不願聞之，而洗耳於潁濱。適逢巢父牽牛犢來飲水，見許由洗耳，問明緣由，便責備他隱居不深，欲求名譽，以致汙穢犢口，遂牽牛犢至上流飲之。這類自甘退出社會舞台，徹底放棄對現實社會的價值關懷，絕對排斥人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當屬於原根意義上的隱士。嚴子陵也應屬於這方麵的典型。
他們認定社會現實、仕途官場是汙濁的，因而不願與時輩為伍，與俗流同汙，潔身自好，獨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祿、奉侍王侯之外，創造自身的存在價值，實現自我選擇、自我主宰，保持獨立人格、自由意誌。否定外在權威，卸卻自身責任，遠離功利，逆俗而行，成為他們處世待人的標誌。據《莊子》記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餘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締。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奮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對於此類隱士來說，這就是一切。
唐代詩人賈島對於與世隔絕的隱士生涯有過生動的描繪：“雖有柴門長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這使人聯想到莊子講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隱居於山洞之中，齊國君王來看望他，引得周圍許多人向他致賀。他據此進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現，他人才能夠知道；我必定是名聲外揚，對方才前來找我；我有了行動表現，名聲外揚，才招惹周圍的人前來致賀。經過這麽一番痛切反省，他終於大徹大悟了，從而變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實現了主體心智的全麵泯滅。
至於“有見於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最典型的應是莊子。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楚王聽說莊子是個賢才，便用重金聘他為相。莊子卻對使者說：“你看到過祭祀用的牛嗎？平日給它披上華美的衣飾，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時就送進太廟作為犧牲，把它宰掉。到那時候，牛即使後悔，想做個孤弱的小豬崽，還能做得到嗎？”寧可終生安貧處賤，也不去涉足“天下無道，禮壞樂崩”，置身於嚴重無序狀態的亂世，更不去當那時時有性命之虞的卿相。莊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亂世全身之隱者，還有阮籍、嵇康。魏晉之際是中國社會最動**、政治最混亂的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火並激烈，政權更迭頻繁，戰亂連年不斷，“名士鮮有存者”。生活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嵇、阮無時不存憂生之懼和避禍之念。他們佯狂隱跡，肆情放誕，或箕踞嘯歌，或縱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弭災避禍，保性全身。在這種所謂“魏晉風度”的影響下，當時仕與隱的界限比較模糊，先隱後仕，先仕後隱，亦仕亦隱，五花八門。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卻是一致的。
當然，有的也不能盡如所願。嵇康在山陽隱居二十年，不求仕進，不問功名，但是，最後終因隱身而不能隱心，還是做了司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聰明一些。司馬昭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裏，要娶他的女兒做兒媳，而阮籍既不情願結這門親戚，又不敢公然拒絕，便從早到晚喝酒，整日爛醉如泥，連續沉醉六十天，媒人無奈，悵然走開，司馬昭也隻好作罷。下場雖然不像嵇康那樣慘，但他內心的苦痛卻是無時或已，異常強烈的。他常常駕車載酒，漫不經心地向前行駛，突然馬停了，原來路已到了盡頭，不禁放聲大哭，把那無邊的積懣一股腦地拋灑出來。
在中國，曆代隱逸的士人，多是社會製度不合理的產物，總體上說，隱居避世也是對統治者反抗的一種方式。但是，這種反抗往往是消極的。麵對社會動亂、政治黑暗、憂患頻仍的現實，當一些仁人誌士舍身紓難、拚力抗爭之時，他們卻置身塵外，不預世事，徹底卸去兩肩責任，一味考慮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悅。雖然，較之同流合汙甚至助桀為虐、為虎作倀者高潔得多，但是，終歸難免“無補於世”之譏。
當然，人們也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社會大動亂時期，就創造、保存和傳遞文化成果、文化精神來說，隱逸的士人有時能夠起到那些人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在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明顯。曆代隱逸之士都奉《莊子》為圭臬。《莊子》一書對後代士人的精神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玄遠、曠達、淡泊、飄逸，成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從而也成為文學藝術的審美追求的高標。正是由於隱逸之士對政治與事功的背棄，實現了價值取向的調整與精力的轉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國文化博大宏富的萬千氣象。
所謂“有執誌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隱逸之士有大誌也有能力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但並不急於出山，而是審時度勢，擇主而從。隱居待時，一出即為帝王師，是這類士人的理想際遇。他們奉行“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的孔門聖教，在他們看來，出世與人世是統一的。隱居並非忘世，乃是養誌守道，為將來的聞達做思想與智能的準備，隱居山林的過程也是充實、完善自己的過程。正由於他們把“隱居”與“行義”看作兩個互相銜接的階段，所以，雖然身在山林，卻並不完全脫離朝政，而且，往往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時的呂尚，三國時的諸葛亮，元末明初的劉基等。諸葛亮躬耕隴畝之時，即常常會友交遊，縱談時政，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後經劉備三顧茅廬，出山建業，終於夙誌得償。
還有身在山林卻縈心魏闕、心係朝廷，甚至直接參與最高層決策的隱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稱的南北朝時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歲之前，曾被朝廷辟為諸王侍讀，後來，因求宰縣未遂，而掛朝服於神武門，辭官歸隱。梁武帝即位後，屢次召他人仕，均被拒絕。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都要找他谘詢，月中常有數信往來，時時參與朝廷政務，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員。
另有一類隱士，實際是以隱逸作掩護，而從事最前沿的政治。他們絕不與朝廷合作，以致處於尖銳對立狀態，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齊，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黃宗羲等。黃宗羲認為，沒有亡國之痛就是無人心，遺民的責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來表示抗議，但又不能止於抗議。一味地“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終究無濟於事。所以，必須“不廢當世之務”，也就是要落到實際行動上。這些遺民中的隱士，往往以道德抉擇代替理性判斷，有些人始於狂熱而終於冷漠，最後由絕望墮人虛無。這種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於以退為進、以隱求官者，如唐代的盧藏用之流，則不應納於隱士之列。若要算上，以備一格，也隻能說是假隱士。據《舊唐書》本傳和劉肅《大唐新語隱逸》篇載，盧藏用考中進士後，未得調選，便先去長安南麵的終南山隱居，學煉氣、辟穀之術，但心中卻時刻記著登龍人仕，被人目為“隨駕隱士”。後來，果然以隱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遺。品格十分卑汙，以諂媚權貴獲譏於時。有道士名司馬承禎者，嚐應召人京，屆臨還山之日，盧藏用想要誇耀一番自己曾經隱居的地方，便指著終南山說：“這裏麵可是大有佳處啊！”司馬承禎毫不客氣，徐徐答曰：“依我看來，不過是仕宦的捷徑罷了。”從此，“終南捷徑”就成了從事政治投機的諷刺語。
五
隱士的話題，可談的實在太多，還是回到嚴子陵吧。
這裏要提到兩部書，一部是《古文觀止》，裏麵選了範仲淹的《嚴先生祠堂記》；另一部是《留青日劄》，載有朱元璋的《嚴光論》。前者是人們所熟知的，在曆代讚頌嚴子陵的詩文中，可說是調子最高昂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真是至矣，盡矣，無以複加矣。後者就十分生僻了，絕大多數人都未必知道朱元璋還能夠撰寫史論，而且，著眼的居然是隱士嚴光！文章劈頭就講，嚴光的行跡，“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接著闡述理由：嚴光“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最後得出結論：“朕觀當時之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仕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斬釘截鐵，切齒之聲可聞。
其實，這種思想並不是這位朱皇帝的發明，宋代詩人楊萬裏在其《讀嚴子陵傳》一詩中就曾寫道：“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朱元璋易曹操為赤眉等，用事更顯貼切。當然，他所師從的不是文弱的誠齋先生，而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上，專門為帝王提供對付士人權術的戰國時的韓非。在韓非看來，許由、務光、伯夷、叔齊之輩，都是些不聽命令、不能使令的“不令之民”。他們“賞之譽之不勸（不能受到鼓舞），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恩威並用，軟硬兼施，都無動於衷，那還怎麽辦？幹脆殺掉。韓非首創以思想罪、獨立罪除殺隱士，後世付諸實踐的代不乏人，朱元璋乃其尤者。
看過嚴子陵祠堂和碑林之後，我曾想，應該把朱元璋這篇《嚴光論》刻出來，讓它與《嚴先生祠堂記》列在一起，使尋訪釣台蹤跡、研究隱逸文化的人，對於古代中國如何對待隱士的問題，有個全麵的理解。
其實，尊隱也好，反隱也好，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無非是維護統治、鞏固政權、治民馭下的兩種相反相成的手段。不管推行哪一手，都是為了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曆史上，一般是把光武帝劉秀劃為尊隱一派的。他有一封《與子陵書》，是古代小品中的名篇，後人評說:“兩漢詔令，當以此為第一。”全文隻有五句話：“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但是，“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譬之瘡痏，須杖而行”。我實在離不開你一可謂情辭懇切，語語動人。
光武帝還下過一個《以範升奏示公卿詔》。起因是這樣：太原隱士周黨被征召，麵見光武帝時，自陳“願守所誌”，拒絕行臣下拜君之禮。博士範升啟奏，要求以“大不敬”罪懲治周黨。光武帝在詔令中說：“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誌焉。”結果，不但沒有加罪，還賜帛四十匹，遣歸田裏。朱元璋的文章，直接針對著嚴光和周黨這兩個人，實際上，對於光武帝此舉，也是大不以為然的。
看來，朱皇帝畢竟是個粗人。他沒有看清楚，東漢開國當時是很需要這類高士的。當王莽篡漢之際，絕大多數公卿、士大夫都非常看重仕途、地位，而並不重視名節。因此，進表、獻符、俯首稱臣者實繁有徒。對此，光武帝深為戒慮。所以，開國之初，盡管百端待舉，萬事纏身，他還是拿出很大精力，去一一訪求那些不事二姓、避官歸隱者。為了提倡名節，對於那些“德行高妙，誌節清白”的隱士，不但厚予賞賜，旌表嘉獎，而且，調整了西漢末年的取士標準，把這類人列為四科取士之首。嚴光、周黨這些名士，正是這方麵的代表人物，是他所要樹立的標杆。
這裏有一點必須指出，就是這些名士有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完全脫離政治的漩渦，絕不會給朝廷帶來任何麻煩。這恐怕是光武帝尊隱的一個大前提。非徒無害，而且有益，這粧生意，光武帝當然樂得做了。
一篇《嚴先生祠堂記》，曲折道盡了光武帝和嚴子陵互為表裏，相得益彰的妙諦。一方麵是“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一方麵，歸臥江湖，“泥塗軒冕，天下熟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沒有嚴光，不能成光武之大；沒有光武，
也難以遂先生之高，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說開來，盡管隱逸之徒極力擺脫政治的羈絆，但是，常常不免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著統治者的工具。由於隱逸的實質是遠離政治紛爭，不介人社會矛盾，以極度冷漠完全消解其人世之心，進入一種無是無非的超然狀態，“萬事無心一釣竿”，因此，尊隱必然能夠收到緩解社會矛盾、減輕朝廷壓力的消釋作用。這叫作無用之為大用。
尊隱的另一種考慮，是隱士的“濾毒效應”。“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因此，“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愚諂暗，苟得忘廉”（見《梁書處士傳序》和沈約的《高士讚序》）。封建統治者清醒地看到，提倡隱逸的高風，有助於激勵士風、**滌時濁。唐明皇之所以特意頒發一個《賜隱士盧鴻一還山製》，目的就是要借助嵩山隱士盧鴻一的“固辭榮寵”，以敦士品，以厚風俗。既然鼓勵一大批士人遁跡山林，有助於樹立廉讓不爭的良好士風，進而可以減輕士人爭相人仕，“粥少僧多”的壓力，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我以為，嚴子陵的高風，經範仲淹提倡之後，在北宋初年得以大行其時，其根本原因在於它恰好適應了當時天下底定，四海承平，釋兵權、削相權、集皇權的政治氣候的需要。
閑翻史籍，看到有些帝王為了博取禮賢下士的令名，往往發優詔，備安車，禮聘隱士人朝，以裝潢門麵，點綴太平。如果一時找不到隱士，有的甚至要特意造作，結果傳為笑柄。據《晉書》記載，桓玄推翻東晉王朝，自立為帝之後，看到曆代均有隱逸之士，唯獨本朝沒有，“乃征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並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由皇帝出麵，親手製造“隱士”的假冒偽劣產品，這也夠得上曠世奇聞了。
六
憑眼睛看，兩座釣台相距很近，可要一一攀登上去，卻也頗費周折。原來，它們中間隔了一道塹壑，先要傍著一叢叢的長林古木，從東台下去，走到岔路丫口，然後折轉身來，拐個六十度的銳角，再沿著那條通往西台的曲折山路，穿過林莽，一步步走上去。
太陽漸漸地熱了起來，原來站在東台的高處，“桐江波上一絲風”，吹到身上甚是涼爽；現在回到山坳坳裏，頓時覺得熱汗涔涔。好在這段山路不算太長，耐著性子，很快就走到了。上到西台，依然是涼風撲麵，而且，視野更加開闊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西台的石亭竟逃過了“十年浩劫”，有幸保存下來，亭子前麵，立著刻有謝皋羽的名作《登西台慟哭記》的石碑。石亭的兩邊柱子上，鐫刻著清人徐夜的詩聯，是描寫南宋著名愛國誌士謝皋羽的“生為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這副對聯簡要地概括了謝皋羽的生平。
他為人耿介拔俗，少有大誌。早年應試科舉，不第。公元1276年，元軍南下，文天祥（因他晉爵至信國公，故稱“信國”）從海路至福建，任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傳令各州郡發兵勤王。謝皋羽率先響應，盡散家財，招募鄉勇數百人加人抗元隊伍，被委任為諮事參軍，與民族英雄文天祥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兩年後，文天祥在廣東海豐五坡嶺兵敗被俘，次年押解燕京，在三年的囚禁中，麵對元世祖忽必烈的威逼利誘、百計勸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公元1282年，慷慨就義於燕京柴市。
對文天祥之死，謝皋羽悲痛至極，終生引為恨事，從此避匿民間，杜門不出。但時時緬懷故交，經常夢中相見；每逢文天祥忌辰，都要痛哭野祭，寄托哀思。一次，他登上富春江邊嚴子陵釣台的西台，麵對渺渺蒼空，下臨滔滔江水，北望吊祭，哀慟欲絕。這篇感天動地、泣血吞聲的《登西台慟哭記》，記敘了這次祭悼亡友的經過和憤激、隱秘的心曲。此後，便往來於浙江中部，遍訪宋末遺老，曆遊山水名勝，四十七歲時病死於杭州，歸葬與嚴子陵釣台隔江相望的白雲村，這裏也是唐代著名詩人方幹的終隱之地。
正如作家黃裳先生在《釣台》遊記中所說，並立著的兩座釣台，似乎向遊人分別宣示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一種是在雞鳴風雨、暗夜如磐的破國亡家之際，以極熱的心腸，椎心刺骨，奔走呼號；另一種則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以至一頭紮進寂寂的空山，完全與世隔絕，表現出至重至深的超拔與冷漠。但事物往往是錯綜複雜的，不似畫圖中的顏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嚴子陵與謝皋羽，表麵看來，他們代表了上述兩種對立的思想境界，各據一端，如隔重城。其實，並不這樣簡單。綜觀嚴子陵的言行，他的避官遁世原有逃避“新莽”的意向在焉，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錢牧齋在序《釣台匯集》時就曾指出了這一點。
也是在《釣台匯集》序言中，錢牧齋說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世上的學者全都不了解嚴子陵的深心，揣度起他的“不仕光武”之故，各執一詞，卻都沒有說到點子上，唯獨南宋的謝皋羽深知此中奧義。“何地不可痛哭，而必於西台？以謂子陵之於西京，信國之於南渡，其誌其節，有曠世而相感者也。”錢牧齋認為，嚴光對於西漢，和文天祥對於南宋，有“曠世而相感”的深情，所以，謝皋羽才選中了釣台這個特殊地點悲歌痛悼的。
對於一度靦顏事清的錢牧齋，後世一向是薄其為人的，他的有關嚴子陵的發覆，人們也未必一體認同。但是，隱逸不仕，恰如錢氏所言，實在是一種頗為複雜的社會現象。如果隻從避離俗塵、尋求解脫這一角度來加以詮釋，必然會失之簡單，流於膚淺。世界上，大概沒有哪一個國度，曾像古代中國那樣出現過那麽龐大的隱士階層。如何對這一社會現象予以恰中肯綮的剖析，從中找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應該是研究隱逸文化的學人共同關注的課題。可惜，我這篇文字已經不算短了，隻能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