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努力的領導之道
在希爾維曼第一次與市長會麵之後，她似乎必須在從嚴執法和提供健康醫療之間做出選擇。
而迫在眉睫的個人問題則是她應該反對市長的提案，甚至用辭職來表示抗議。不過，她還是現實一些，效忠她的上司。希爾維曼拋開了這些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觀點，最終找到，一條保住自己職位、贏得政治資本，並且忠於她的信念和專業判斷的途徑。
她是怎麽做到這一點的呢?最根本的答案是她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沉靜領導之道的行為和策略。在四個關鍵方麵，希爾維曼遵循了本書中提供的準則，實現了它們的根奉目的——避免用英雄主義的、但卻往往徒勞的解決問題的手段，而是通過打好基礎，達成負責的、可行的妥協來幫助人們。
首先，希爾維曼從最開始就努力做到對整個情況抱著現實和務實的態度。對於擺在她和市長麵前無數的不確定因素、風險性和利益關係，她沒有欺騙自己。幾乎像所有其他人一樣，市長對“新年嬰兒”的悲劇非常關注。他看到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希望能夠立即找出解決的方法。
他同樣意識到一場政治危機一觸即發．希望能夠提前加以化解。市長最初的強化方案可以安撫媒體、挫敗對手、滿足公眾對於采取措施的要求。它甚至可能對解決問題有一定幫助。但是市長把問題想得過於簡單、甚至過於呆板了。
相反．希爾維曼的目光並沒有簡單地停在新年嬰兒事件和“鐵拳”方案上。她並沒有忽視這個悲劇——沒有人會這樣做——也沒有忽視采取措施的必要性。相反，希爾維曼通過思前想後、全麵考慮，弄清了問題的整個來龍去脈。她考慮的不僅僅是眼前的問題，還有更廣泛的政策選擇和政治反響。
市長就像是一名看到對方有個隊員想要射門的足球運動員——他的全部念頭就是阻止他。
希爾維曼知道她應該阻止那名對手。但是，像最優秀的運動員一樣，希爾維曼同樣對於場上其他地方存在的成脅和機遇有所準備。當其他人看到一個單獨的關鍵問題時．她看到的卻是一個過程，一係列事態的變化，並且意識到了它的模糊不定和變化無常。
沉靜型領導者深入鑽研問題，而希爾維曼正是這樣做了。與市長不同，她由於有著廣泛的、第一手的經驗，對醫生和有毒癮的孕婦對於一項強製性送動的反應十分清楚。她還知道被逮捕的會是哪些人，而事態會如何發展。這些使她直覺地感到市長正在走上歧途——無論在公共衛生政策上，還是在再次參加競選方麵。
結果，她的洞察力可能把市長從一次愚蠢的政治行為中解救出來了。這為希爾維曼贏得了政治資本，在市長的顧問麵前提高了信用，從而使她得到了製定新政策的領導角色。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的廣闊視角使她爭取到了急需的時間。她再也不需要在職位和信念之間做出選擇。
現在，她就可以開始尋找解決該市麵臨的緊迫問題的途徑了。
希爾維曼的行為背後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是她對自己相互衝突的動機持誠實的態度。這些混雜的動機影響了本書迄今為止討論過的許多沉靜型領導者，而對於尋求負責任的妥協方式的人來說，他們是不容忽視的。回想一下，對於理查德·米勒引起的指控問題，麗貝卡·奧爾森的感覺如何。在厭惡和忌憚他的同時，她同樣明白他應該得到公平的申訴機會。此外，盡管她強烈地希望保住她來之不易的醫院院長的新職位，她有時覺得或許自己應該去找另一份工作。對於他想在什麽程度上幫助傑羅姆，他對阿姆斯中心應盡的義務，以及他對自己究竟該如何是好的迷惑．尼克·拉索的態度是誠實的。負責的妥協是以充滿勇氣的誠實作為開端，而這種誠實通常會揭示一個人內心感受之間和利益之間的矛盾衝突。
在決定如何解決兩難問題的時候，理解這些矛盾衝突是有用的，甚至相當關鍵。從這些矛盾衝突可以導致偏見和成見的角度講，人們必須認清它們，如果有可能的話，克服它們。例如，希爾維曼當時就意識到反對市長的計劃會損害他們之間的關係，妨礙她的事業。這很容易就會使她傾向於依照市長的方案行事。
更重要的是，這些不同的感受能夠反映某種情況下的分歧和衝突，從這個角度講，它們能夠幫助人們充分而現實地理解他們麵對的問題。例如，當希爾維曼開始著手處理問題的時候，她認識到她自己對於許多吸毒孕婦沒有什麽好印象。當然，她明白她們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她很難想象的困難，但她同樣懷疑她們為什麽不想想那些行為會對自己和她們即將出生的孩子產生什麽樣的影響。這些感覺使希爾維曼理解了為什麽強硬的政策會得到這麽強烈的支持。它們還幫助她製定出一個計劃，從而提出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安撫了這些憂慮。而她自身的偏見同樣表現出她麵前這個問題是多麽棘手。對某個難以化解的矛盾反複斟酌並不是件有趣的事情，但直視它的存在無疑可以使人們避免忽視問題的複雜性，而屈從於一個過於簡單的、片麵的解決複雜問題的方式。
存希爾維曼的行為中，第三個關鍵的因素是她拒絕把自己的處境視為一個死板的、對或錯的選擇．或是一個對她基本原則無可回避的考驗。沉靜型領導者能夠看到他們麵前的問題中在倫理方麵的危機，但他們並不僅僅把他們的處境視為純粹的倫理問題．而是從其他角度來看待它：對他們的想像力、管理能力和他們從困難、有時甚至暗藏殺機的境地中突圍的能力的挑戰。
回憶一下，希爾維曼的第一個念頭是拒絕加人特別工作組，甚至以辭職來進行抗議。但她認識到這種戲劇性的舉動不會起到太大的作用．於是把她的注意力和聰明才智轉而用到尋找保護嬰兒避免染上毒癮和確定毒品法的嚴格執行的途徑上麵。希爾維曼從來沒有忽略她麵對的是複雜的倫理問題，但她也沒有把她的問題僅僅視為倫理上的選擇。幸運的是，她把它看做是進行一係列重要而艱巨的工作的機會，而不是采取英雄主義姿態的時機。
這就是為什麽希爾維曼像其他沉靜型領導者一樣，想方設法去爭取時間。她設計的妥協方案可不是在刹那間靈機一動想出來的——事實上，由於媒體對新年嬰兒的強烈關注和市長承受的政治壓力，她最初還認為自己的處境多少有點絕望。希爾維曼爭取來的6個月時間——通過突出強調政治上的危險——使她有可能搜集數據，聽取許多群體各自的意見，研究其他城市的經驗，找到更多提供醫療的床位。就像加略特·威廉姆斯，那位新任的銀行經理，用各種各樣的拖延手段來緩解加載在他員工身上的短期收益的壓力。和他一樣，希爾維曼需要爭分奪秒地為她最終的成功奠定基礎。
希爾維曼還把時間用在了深入鑽研她的問題上，她的做法與弗蘭克·泰勒和埃迪·卡特異曲同工，泰勒是為了給他的客戶安裝最新的服務器，而卡特則是為了了解瑞切爾·迪蘭的計劃，以及她會多麽毫不留情地實施它。希爾維曼的努力與他們基本類似，不同之處在於它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而不僅僅是幾天或幾個星期。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是，即使在市長接受她的計劃並付諸行動之後，她仍然在鑽研她的問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持久的努力意義重大，因為隻有這樣，希爾維曼才認識到，她和她的手下對吸毒、賣**和懷孕的惡性循環方麵的情況掌握得不夠充分，並因此對政策做出了相應調整。
像其他沉靜型領導者一樣，希爾維曼還花費了大量時間去投石問路、審時度勢。她試圖在複雜的政治局勢中尋找一條出路。她必須了解許多不同群體和個人的日程計劃。她麵對的問題涉及到許多一觸即發的問題，包括種族、性別、婚外孕、從嚴執法、所謂的福利文化，以及個人義務。希爾維曼的耐心的探索，目的在於慢慢地架起跨越相互鬥爭的群體之間鴻溝的橋梁。
從這個角度來看，傾聽、說服和交涉的方法，和時不時地提醒別人她是代表市長在工作，這些對於希爾維曼的成功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毫無疑問，希爾維曼卷入的是一場道德討伐運動。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既沒有表現出在道德上的熱情，也沒有自我犧牲的行為，而且也沒有劃清界限的舉動。相反，她幾乎完全是依賴於耐心的、沉靜的，有時甚至是精明的手段。當然，有人會說希爾維曼的事情是個特例。她在一個大城市的政府機關工作——這是一個眾所周知、十分複雜和政治化的環境。但是，如果讓我們討論說哪一種組織——公司、政府機構、教堂，或是非營利性組織——的政治關係更複雜，這個問題可以被無體止地爭論下去也不會有定論。事實上，每類組織，有著各自不同的政治遊戲。在計算機公司工作的弗蘭克·泰勒，在醫院工作的麗貝卡·奧爾森，在少年收容機構工作的尼克·拉索，以及在谘詢公司工作的埃迪·卡特，所有這些人都必須想辦法穿越危機四伏的雷區。大張旗鼓的道德討伐運動對他們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都會是一場災難。
如果不努力工作的話，希爾維曼麵前的局勢會相當不利。但是，希爾維曼的成功靠的不僅僅是不懈而認真的努力。她打造的妥協方案還依賴於第四個關鍵的因素：對某種情況下的各種基本力量進行重新思考、重新設想和重新構造。
這是所有成功的領導者所共同擁有的一種才能，無論他們的工作是在台前還是幕後。例如，1858年，亞伯拉罕·林肯對是否應該在美國被稱做“自由領土”的地方(最後成為美國的堪薩斯州和內不拉斯加州)推行奴隸製需要公開自己的立場。主張廢奴的人們反對推行奴隸製。而其他很有勢力的群體則希望允許在這片地帶實行奴隸製，或者至少讓當地的居民自己來做決定。無論是1858年林肯與道格拉斯的著名辯論中，還是1860年林肯成功當選為美國總統的選戰中，這個爭論始終都是焦點。
林肯反對在“自由領土”上實行奴隸製，相信如果禁止奴隸製擴張的話，它最終會走向滅亡。但是由於他對議員席位頗有興趣，並隨後打算入主白宮．林肯不希望失去任何一方的選民。許多美國人和他持有一樣的觀點，認為奴隸製是不道德的，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反對美國黑人在政治上和社會中的平等權利的。林肯被夾在了中間：他不想讓人認為他是一個廢奴主義者或奴隸製的支持者。
下麵這段話，表達了他的最終立場：舉國上下都對以最好的方式利用這些領土非常關心。我們希望它們成為自由白人的家園。
如果想要這樣的話，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就是不能在這片領土上實行奴隸製。貧窮的白人應該從那些實行奴隸製的州搬出來，而不是搬進去。新的自由州才是窮人應該去並在那裏過上更好生活的地方。基於這樣的用途。我們的國家需要這些領土。
請注意林肯是怎樣重新構造整件事情的。他把它從倫理問題上移開，把它重新定義為一個有關經濟機會的問題。他並沒有說他反對奴隸製是因為它是邪惡的——他說他反對它是因為它是不公平競爭。林肯認為，那些在新領土上開墾農場的白人不應當與用奴隸作為勞動力的大種植園進行競爭。林肯之所以反對在這些領土上實行奴隸製，是為了保護自由白人的經濟利益，而這些人的支持正是林肯所需要的。
林肯在關於是否在這片領土推行奴隸製的事情上，回避了意義深遠而十分敏感的道德問題，批判這種做法是很容易的。直接去麵對、碰撞這個問題可能是一種戲劇性的對領導勇氣的展現，而其結果很可能將給林肯的事業畫上句號。林肯將不會成為維護國家統一和發表《黑奴解放宣言》的偉大總統，而隻能在史冊的腳注中被提起一兩次。
林肯運用他的想像力和他多年的政治經驗，發明了一條把麵前的問越重新構造的途徑。結果是他既反對了奴隸製的擴張，又為他的立場提出了一條有力的經濟方麵的論據。這種立場的確會使他丟掉一定的選票，但是他的論據可能實際上增強了反對奴隸製擴張的力量——通過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說服一些人接受某一在道德上他們不會表示支持的立場。
那些努力地對兩難困境進行重新構建和組合的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他們傾向於認為沒有任何東西會像它最初看起來那麽簡單。如果用足夠的努力和想像力來處理一個問題的話，它的複雜性會顯露出來，而隨即其中隱藏的機會也會展現出來。這正是弗蘭克·泰勒為了給他的客戶安裝新的服務器所采取的做法。最開始看上去，似乎他不得不打破規則，然而通過大量的對他的問題的深入鑽研，他意識到他可以變通規則，把他的客戶設為試點。尼克·拉索使用的是同樣的方法——他懷疑與傑羅姆交談，給他買一頓晚餐是否真的屬於自作主張的越權服務行為。
沉靜型領導者會避免非此即彼的想法。他們認為大多數問題，無論最初看上去是多麽呆板和簡單，通常都有不同層次的複雜性。在這些複雜性中，通常蘊涵著許多對問題和局勢進行轉圜和富有想像力地進行重新調整的機會。
雪莉·希爾維曼麵對的，似乎是在從嚴執法和幫助孕婦和她們的孩子之間無可避免的選擇。
在對她的問題進行努力研究、時刻思考和反複斟酌之後，她意識到在一名孕婦去向社會工作者、護士或者醫生尋求幫助的那一刻．或許沒有執行《毒品法》的必要。從嚴執法是以後的事情，如果一名婦女沒有好好利用醫療機會的話，才有必要采取這種手段。
實際上，市長最初的方案認為．一名吸毒的孕婦與城市各種機構之間的接觸是一個單獨的關鍵點。在這一點上，他認為要麽從嚴執法，要麽無視法律的存在。但是市長眼中這個單獨的決定性的點，在希爾維曼看來卻隻是一個長得多的過程中的一個步驟，而它對提供醫療和從嚴執法是可以兼容並蓄的。
正確理解希爾維曼用來解決她的問題的那種創造性是非常重要的。她並沒有坐在那裏空想，等待腦海中的靈光一現。她當機立斷地采取行動。投身於沉靜領導之道的工作中去。事實上，如果她不是表現得像一個沉靜型領導者的活——通過深切關注問題，謹慎地利用她的政治資本，爭取時間，深入研究麵前所有的複雜問題，想方設法變通規則．沿著正確的方向投石問路——她很可能不會取得這樣的成功。所有這些步驟都直接有助於她取得的成就。一位成功的高爾夫球手曾經說過“我越是努力，越是會有好運氣”。在希爾維曼的案例中，她得到的回報是頗有創意地重新構造了一個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