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張賢亮親述文革：啥事都能和“反對毛主席”掛鉤

核心提示：而這些“走資派”不論在批鬥他們的會上或會下，個個都低頭認罪。盡管他們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認的，因為那可是“反對毛主席”的罪！**的一大特點是人們犯的任何罪錯都直接與“反對毛主席”掛鉤，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對毛主席”聯係起來。

“文革”鬧了十年，我準備隻寫一天。這篇文章我一開始就寫上寫作緣由的準確時間，是因為事件發生那天的準確時間我也忘了。我們常說我們是個健忘的民族，卻很少責備自己個人也健忘。但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是千真萬確的，有近萬人目睹，場麵宏大。事實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雖然河麵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間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衝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塗抹不掉事實。我曾將此事寫進小說《習慣死亡》，這書譯成了二十多種文字，但所有的讀者都把它當虛構的故事。我寫這篇文章也是要告訴讀者，那不是故事，沒有一點虛構的成分。

我記得1966年夏天，勞改隊外的社會上**鬧得很凶的時候，一天，我正在稻田裏薅草，勞改隊長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邊說：“你在這裏真走運！你知不知道銀川的‘**成就展’裏還貼著你的《大風歌》哩。你要是在外麵的話，非把你拉出去掛大牌子遊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確實感到很幸運。後來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謂“**成就展”是寧夏“走資派”舉辦的，展出我的《大風歌》，為的是企圖證明“文化革命”在寧夏已經進行過並取得“成就”了，以此來抵製這次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當時倘若我在社會上，肯定會受到“走資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擊。

可是我在勞改隊的好景不長，遺憾的是隻判了三年，1968年春節前到期，我第二次勞改釋放後又回到南梁農場。果然如勞改隊長說的不走運，一回南梁農場我就被“群專”，等於沒有釋放。

“群專”是“無產階級革命群眾專政”的簡稱。“文革”中，每一個機關單位工礦學校都把各自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集中起來管製勞動。勞動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課，全國遍地都設有大大小小的勞改隊，俗稱“牛棚”。聽來似乎是全國養殖業大繁榮，其實是雜七雜八的“牛鬼蛇神”統統關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帶出去無休止地勞動。

勞改生活我早已習慣了，進了“牛棚”不過是換了個地方勞動而已。但這種“牛棚”對我來說真感新鮮。1965年將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黨委書記、場長及一些隊長、政工人員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裏，天天被拿槍的造反派押著勞動。這裏必須補充一句，我1965年從南梁農場押走的時候，南梁還是屬於農墾部門管理的國營農場，1968年回來，它已經改製為軍墾單位，成了蘭州軍區下轄的農建十三師第五團，生產隊組都改成連、排、班的軍事編製。我所在的生產隊是武裝連，革命群眾都配備有槍枝彈藥，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綠軍裝。原來被管的管人了，原來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氣的挎槍的武裝戰士管。孔夫子的古訓整個顛倒過來，成了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確實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讓我詫異的還有，被看管的幹部勞動起來比我認真踏實得多。我早已在勞改隊裏練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們不，他們比革命群眾勞動還積極，人人都可評為勞動模範。認罪的態度也比我好。從革命群眾對他們的批鬥和大字報上來看，他們的罪名好像比我還重。經過1960年全國範圍的大饑饉和《資本論》的啟發，我的思想已開始有所覺悟，餓死了上千萬老百姓的社會叫什麽“社會主義”？！認識到錯的不是我而是當局，這點我已寫進了小說《我的菩提樹》。

而這些“走資派”不論在批鬥他們的會上或會下，個個都低頭認罪。盡管他們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認的，因為那可是“反對毛主席”的罪！**的一大特點是人們犯的任何罪錯都直接與“反對毛主席”掛鉤，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對毛主席”聯係起來。我的“右派”罪行雖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沒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聽聽他們罪名下的罪行，不過是執行了農業生產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種種正常的生產管理今天被視為是“資產階級管、卡、壓”，當然等於反對毛主席了。更讓我長見識的是，隻要他們低頭承認“反對毛主席”這項重罪，革命群眾好像就心滿意足了，並不會根據他本人承認的罪名給予判決，立即拉出去槍斃。

在批鬥會上呼叫得震天響的各種令人驚心動魄的血腥口號，表現出革命群眾獲得勝利的歡快心情。每次批鬥會的內容都一樣，並不能批出什麽新鮮材料來。可是盡管如此，也不厭其煩地隔幾天來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內心裏也感到不公：我並沒有反對毛主席，卻勞改三年再三年，他們反對了毛主席，隻是拉到台上鬥一鬥，頂多掛掛牌子坐坐土飛機。這叫什麽“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遊戲！

但是，在南梁農場的“牛棚”又名“群專隊”裏，我跟當初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場長、書記、幹部們居然能稱兄道弟，相互稱呼老張、老王、老李。夜裏睡覺前，我們還會聊些與政治無關的話題，在吃喝拉撒睡方麵彼此交流經驗，為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會爭論一番，頗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這時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樣：

“無產階級**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時移事移、幹部遭殃的時候，在“牛棚”裏我還感受到一種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進勞改隊前，我在南梁農場的綽號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從勞改隊又回到南梁農場的“牛棚”時，綽號變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公安局給我定的正式罪名僅僅是“反革命分子”，怎麽多了“修正”二字呢？原來，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我再次送進勞改隊之前，農場領導(就是現在跟我關在一起的幹部)曾命令我寫一份思想檢查，交代自己對右派罪行的認識。我一方麵為了表現思想交代得徹底，一方麵也是因愛寫作的壞習氣，何況紙和筆都免費提供，更有一種發泄不滿的心理作怪，竟洋洋灑灑寫了份近萬字的《思想檢查》，遠遠超出了領導的要求。結果，《思想檢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綱領”。這份“反革命綱領”的要點在宣判我的公審大會上曾向幹部農工宣讀過，等於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傳，搞得南梁農場人人皆知。誰知，三年後，鬧起了**，全國揭發劉少奇鄧小平，幹部農工們發現我的“反革命綱領”竟然和這些大“走資派”不謀而合：對內主張承認農戶家庭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開放城市農貿市場，允許包產到戶甚至單幹；對外主張與所有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國家。這種主張在“文革”中被概括為劉鄧路線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個偏僻閉塞的農場底層日日夜夜勞動，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層的“走資派”相通，這不能不讓人側目而視，覺得我“不簡單”。正好，“牛棚”裏地、富、反、壞、右、走資派都有了，還差個“修正主義分子”，我就頂了這個位置，平時以“老修”稱之。

任政治幹事的軍代表上下打量我一眼，問你就是張賢亮啊，我說我就是張賢亮。軍代表沉吟了一下，好像氣有點消了，揮揮手，叫我先到外邊等。這裏順便說一句，當時各單位掌權的都是由解放軍抽調來的“軍代表”，革命造反派實現“大聯合”成立“革委會”，就是由“軍代表”協調並主持的。

到政治部外麵，看見不遠處原來跟我在“牛棚”裏一起關過的原農場場長用目光向我示意，現在他已經是革委會裏的“銅像”了。“銅像”裝著無意地往我這邊挪動，我也慢慢向他靠攏。到跟前，他壓低聲音對我說，別怕，沒你們的事，你們就是去陪個綁。我問到底是什麽事？他說別問別問，到時候就知道了，又要搞運動了。我問啥運動，他說了句“一打三反”，就踅身挪走了。這座“銅像”後來在寧夏農業科技部門當領導，我平反後還與我有來往，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病逝。

這時我才注意到團部前的廣場上還有其他連隊押送來的二三十個五類分子，都蹲在樹陰下乘涼。大家都認識，但不能說話，隻能互相點頭致意。十幾名團部革委會成員走出來，就在我們麵前討論押送哪個“分子”去合適。聽他們說，銀川市召開的這場公審大會因為人太多，銀川市革委會打來了電話，每個單位隻準押送一個“分子”去“受教育”。古羅馬的貴婦人沐浴時要男奴隸伺候，別以為這是貴婦人跟男奴調情，其實在她眼中男奴隸根本不算是人，就像牧羊人要宰羊時也會在羊圈前討論先抓哪隻羊開刀一樣。我們這些五類分子是俎上肉，並不是人，革命者哪會顧及到我們的感受。他們在討論中能體驗到一種可以決定人命運的權威感，所以有說有笑，邊說邊笑，連“銅像”也在一旁插嘴，一派活躍的民主的氣氛。有人說叫這個去，有人說叫那個去，我聽聽都是長得有點討厭的“分子”，與“分子”本人的罪名無關，並沒人提及叫我去。但到討論要結束的時候才發現，押送我的武裝戰士也就是“迷糊”不見了，沒人把我押送回連隊，在小題大做的團部革委會成員眼裏，這就成了個問題，幹脆，還是叫張賢亮到銀川市參加公審大會吧。

革委會成員嘻嘻笑著散了會，團部的武裝戰士就忙開了。這些武裝戰士其實就是團部的農工，農場改製為軍墾部隊後，農工隻要把槍一背，就搖身一變成了武裝戰士。他們先去找牌子，“文革”時牌子多的是，很快就找到了。但那上麵是別的牛鬼蛇神的名字，又到辦公室去用張白紙寫了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寫的是：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張賢亮字是用紅墨水寫的，很鮮亮，雖然牌子上劃了兩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寫得真不錯，看來是練過書法的人的手筆。這樣的牌子似乎也沒委屈我，我還是樂意掛的。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圓形的鐵絲套，武裝戰士笑著叫我掛在脊梁上試一試。一試，並不重，但鐵絲略嫌短了點，牌子頂在我的脖頸上，可想而知原來掛的人比我矮。把鐵絲接長後，十幾個武裝戰士簇擁著我到一輛卡車邊上。這時，戰士們自己人跟自己人內訌起來。因為進趟城不容易，公審大會又像現在紅歌星的演唱會，誰都想去看熱鬧，但上級隻允許八個戰士押我去，說公審大會人太多，這八個名額還是軍代表爭取來的哩。因為“銅像”事先已經關照過我，到銀川也不過是陪綁而已，沒什麽可怕，在“牛棚”時我還給“銅像”陪過好多次綁。我就跟他們開玩笑說，算了，我不去了！把我的名額讓給你們吧！逗得戰士們哈哈大笑。大夥兒笑完了，也把人選決定了：女兵是不可少的，代表了“半邊天”，男的以級別高低往下論，排長班長都去，普通戰士留下來。

等了一刻鍾的樣子，排長滿頭大汗地擠回車跟前，罵道，他媽的，扣子也擠掉了！咱們來晚了，公審大會已經開完了，這會兒就等著看槍斃人了。讀者可以算算時間，從早上七點出工時開始，我在連部門口等連長和排長爭論，又跟“迷糊”一起走了十幾裏路，進了團部政治部耽誤了一會兒，然後是團革委會成員討論，找牌子，換版麵，到我們九人爬上卡車顛簸了三十多公裏路，車到銀川當然已是中午時分了。

排長說西門外就是“殺場”，公審大會是在銀川市南門廣場召開的(今天那裏還是開大會的地方)，他們的任務是把我押到那裏與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齊集中“受教育”，可惜我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機會。現在大隊人馬正在“遊街”，不久就會“遊”到“殺場”來執行槍決，聽說要槍斃一百多人哩。

實際上，我們這群站在後麵的人，包括押送牛鬼蛇神的革命群眾，都不能將槍斃人的精彩場麵盡收眼底。即使最前麵那排由正規士兵押著陪綁的牛鬼蛇神，距離空地中心地帶也有六七十米遠，何況士兵又選了荒地中的一塊低窪地執行槍決。

然而，向馬路走的途中，誰也不承認自己沒有看見，都繪聲繪色地述說自己“親眼”看見了什麽什麽樣的妙景奇觀：槍口是怎樣對著人腦袋的，槍子兒是怎樣鑽進鑽出的，人是怎樣倒下去的，血是怎樣噴出來的，腦袋瓜子裏的腦漿和著血“就像蘸上辣椒油的豆腐腦”，等等等等，這給我後來寫《習慣死亡》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七個男人一個個說得唾沫橫飛，隻有性感女兵懊喪地說老實話：她啥也沒看見，白來了一趟。

到了我們卡車跟前，司機抄著手靠在車旁罵排長，狗日的！你聽錯了，啥槍斃一百多人，公審大會上一共才宣判了一百多人！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判無期徒刑，有的判監外執行，有的戴上“帽子”交群眾管製，真正挨槍子兒隻有十來個。

這次公審大會也不叫“公審大會”，叫什麽“一打三反動員大會”。我相信司機的話，每次政治運動都以整人和殺人開場，“一打三反”當然也不例外。司機埋怨，早知道這樣就不來了。司機幾乎天天開車進銀川，他並不稀罕來銀川市的機會。

我們去“殺場”的九個人反而沒有等在馬路上的司機打聽得清楚，七個戰士怪罪排長，鬧著要排長掏腰包請吃飯。說，怪不得槍響一陣子就不響了，就他媽的槍斃十來個還讓我們往前擠，擠得滿身臭汗，都是你王八蛋的鬧騰的，早知道我們在車上看也一樣。

真是“鬧著玩”！但怎麽全民都會一起“鬧”一起“玩”，玩鬧得還非常投入，非常開心呢？到1970年，我已經勞動改造了十二年，在勞改農場與“牛棚”之間幾進幾出。

在這十二年中，我雖掛塊牌子被批被鬥過，卻從未挨過打、下過跪、綁過繩、遊過街、受過“逼供信”，更沒有遭到剪陰陽頭、戴高帽、塗花臉等等淩虐，自母親去世後已無“家”可“破”，我孑然一身，隻要我活著，也無“人”可“亡”，在政治形勢稍有緩和時，我在革命群眾中還相當愉快，田間俱樂部是我至今還留戀的場所，是我性啟蒙的大學堂，使我受益匪淺。

所以，我難以用一個受害的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觀察“文革”，卻很理解一般勞動群眾的心路曆程。我在那時就發現，批倒批臭了“資產階級管卡壓”，上下混同，重新洗牌的時候，勞動群眾確實有種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熱情洋溢，高呼“萬歲”，積極揪鬥“走資派”。

但勞動群眾是非常聰明並且講現實的，在他們發現真正被打倒的僅僅是些與他們毫不相幹，遙不可及，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高層人物，平時直接對他們實施“管卡壓”的幹部卻一個個被“解放”，“掛起來”的極少，一般都變成“銅像”，有的甚至官複原職的時候，他們就感覺上麵是跟他們“鬧著玩”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這場“革命”中，他們除了可以因為開會多而少幹活之外，在物質上並沒有得到什麽好處，生活水平沒有改善反而顯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於直接損害了勞動群眾根本的經濟利益。這樣，他們更加確定不疑地認為是上麵跟他們“鬧著玩”的了。

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達不滿，更不能反抗的條件下，他們就不自覺地以擁抱政治、貼近政治的形式來疏離政治、玩弄政治。勞動群眾是非常會“鬧著玩”、非常會“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對上麵提出的革命口號與提倡的高尚道德，他們非“鬧”得與其背道而馳不可。

最後，“鬧”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現實離毛主席的理想越來越遠。但這決不能怪罪勞動群眾，因為“文革”並不是勞動群眾發動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運動群眾”，隻能由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