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教皇的特使在那不勒斯最終與卡爾·羅斯柴爾德取得了聯係，但是卡爾所出的條件使得特使認為完全無法接受。但既然被派出來了，顯而易見在貸款沒到位之前教皇是無法返回羅馬的。卡爾為貸款設定了一個條件，那就是猶太區的大門和圍牆應被拆除，猶太人應能自由地在教皇區選擇他們認為滿意的居住地點，並且所有的猶太人打官司的程序特殊稅費以及單獨形式都要廢止。羅馬的猶太人社區幹事來到那不勒斯討論這些要求。卡爾同時還要求以教會的不動產作為抵押保證，因為他的兒子將這筆錢給了那不勒斯的奧地利部長莫裏茨·埃斯泰爾哈吉伯爵（Count Moritz Esterhazy），“考慮到如果沒有任何現任教皇政府物質或道德的保證，要達成金額如此巨大的一筆交易而沒有抵押是很困難的”。

第一類的條件立刻就被教皇拒絕了，他甚至拒絕對這些條件予以考慮。他申明他寧願遭受無止盡的經濟危機，也不願為了暫時的利益而屈服以招致指責。第二類的條件在戈塔的卡爾·羅斯柴爾德看來很有可能被接受。談判在那不勒斯熱烈地進行著，但是最終卡爾宣布，由於教會當局強烈反對提供抵押，他已經超越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條例，在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將會繼續接手談判。

於是皮爾斯九世直接給法國政府送去了請求，要求他們運用自己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影響力。當羅馬教皇大使將請求轉交到時，包括路易斯·拿破侖本人和巴黎內閣都請詹姆斯給予教皇能夠接受的條件。詹姆斯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不能失去的太多，因為教皇政府剛剛恢複任職，而他們的權力是由天主教來保證持續的。詹姆斯同時提到了羅馬猶太人的願望，也就是拆除猶太區城牆以及在他們解放進程中的特殊稅費和阻礙的問題。

這些條件讓教皇感到很不滿意，因為他們很顯然已經插手到他的管轄區域的內部事務裏了。然而，教皇不希望談判因為這些要求而破裂。於是他告知詹姆斯，他為他同族人所要求的許可已經大範圍地實行了，而他的神聖也不會讓他對自己現在所處的財政困難而對給予許可能對種族問題產生任何懷疑。隨後他給了詹姆斯一份書寫保證，由巴黎的教皇特使弗納裏尼（Fornarini）閣下轉交，表明聖父對自己區域內的猶太人有著最好的關照，並且特使還向他重申聖父不會不履行自己的諾言的。同時張貼布告，宣布廢除猶太區。

最後的困難終於解決了，羅斯柴爾德將資金以十分令人滿意的出價放入了教皇財政部裏。最後阻礙教皇回到羅馬的障礙也解除了。

在這些困難都得到滿意解決時，教皇向給他在這段日子提供庇護的那不勒斯國王告了別，在1850年4月12日，他回到了羅馬。

於是羅斯柴爾德支付了教皇返程的錢，卻沒有任何正式的改良他們族人環境的保證，而隻是些泛泛的條款。不久之後卡爾·羅斯柴爾德到了羅馬，這次他再次聽到了十分不幸的消息，別說其他的了，猶太人的生存區並沒有任何改善。

和加富爾之間的博弈

除了重新與奧地利建立良好關係外，羅斯柴爾德家族還常常參與撒丁王國的貸款談判，而撒丁王國是教皇政府的敵人之一。當時撒丁王國（注：意大利王國的前身）正遭受著戰敗於奧地利的嚴峻考驗，這使得撒丁王國負債累累，不得不步入國際金融市場成為貸款申請人。

當時銀行家尼格拉是撒丁王國的財政部長；雖然僅有一些數額不多的財政捐助，但他卻敢在這個困難的時候接管國家財政大權。他當時與卡米羅·加富爾伯爵（Count Camillo di Cavour）保持著十分良好的關係，加富爾當時雖然不在任何公共機構任職，但他卻已經是議會成員。

甚至在和平條約簽訂之前，財政部長就已經與羅斯柴爾德聯係，問他奧地利將會要求多少數額的戰爭賠款。但直到戰爭條約簽訂以後，他們才正式開始嚴肅的討論。詹姆斯從巴黎來到都靈與尼格拉處理事務，同時也與加富爾接觸。羅斯柴爾德和加富爾曾經一次共同與尼格拉吃飯。詹姆斯一開始有些懷疑；他詢問有關撒丁王國財政的內部安排，直到他確信撒丁王國對自己的事務處理透明有序時，他才更為順從。

加富爾向羅斯柴爾德表達了下述觀點：“他確實對國家事務深感焦慮，他反複告訴我，除了別的事之外，他認為皮埃蒙德州（State of Piedmont）的設立比奧地利有更為堅固的根基。”

通過他兄弟所羅門在維也納的經曆和匈牙利的事件，詹姆斯也認同這樣的觀點。尼格拉也在沒有加富爾的情況下單獨與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洽談，他希望能夠盡可能地給意大利的銀行家們留下一小筆貸款。加富爾希望能給都靈和日內瓦的銀行家撥出1200萬，其中一部分他想留給瑞士銀行家德拉魯（de la Rue），這人是他的朋友，並且與他有著密切的生意往來。在1849年10月4日晚上，尼格拉與羅斯柴爾德進行了一次長談，他隻要求能夠在這次貸款中給意大利銀行家留下6200萬貸款中的800萬法郎。而對此一無所知的加富爾，在同一天晚上來到羅斯柴爾德那兒請他給德拉魯60萬法郎的債券，或是告知銀行家能夠對同等數額承保。

“那個老猶太人，”加富爾給德拉魯寫道，“以微笑回複你英明的行動，如果你在都靈和熱那亞（Genoa）購買公債要比在巴黎好。我覺得一切進展順利，直到波姆布裏尼（Bombrini）告訴我尼格拉的背叛。在這些情況下，我不可能要求羅斯柴爾德給予更多關照，因為這樣會把我推向反對國家最佳利益的角色。我將不會從他那兒獲得那些想獲得債券而他卻不會免費給予任何家族銀行的債券。”

“我十分生氣，”加富爾接著寫道，“我有任何理由相信尼格拉被那個狡猾的老無賴羅斯柴爾德騙了……尼格拉把我排除在談判之外，隻有在簽署協議的時候才叫我。我安慰自己說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我會做的更好。我想出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將助我們擺脫羅斯柴爾德。我要用它對他的要求進行反擊，但是這卻無法更改協議的根本，因為那是已經確定了的。尼格拉最大的失誤就在他對我們自己銀行的貸款實力沒有足夠的自信……今天早上，一位朗道先生（Herr von Landau）說要代表羅斯柴爾德給我提供公債，而數目‘我想要多少就多少’。就像你所想的，我拒絕了，但是這卻讓我想到了一個主意，能在歐洲大多內閣中做成生意的方法。”

幾天後，貸款最終達成。意大利人民對此相當熱衷，財政部長被急於脫手自己錢的亂民們圍攻。僅都靈就吸收了超過九百萬。

“尼格拉被嚴厲批評為{光會喊口號的人}（on jette les hauts cris），”加富爾寫道，“可憐的人們有著世界上最好的初衷，他們衷心相信著國家將會滿足於八百萬。我相信，如果債款在這個月第一天公開買賣的話，正如我所設想的，如果倫敦和巴黎也接收買單，那麽我們就應該能擺脫羅斯柴爾德了。”

我們發現，雖然他沒有任何官方職位，加富爾卻已經在國家財政商務中擁有了巨大的利益，以及他憤恨地承認國家是多麽地依賴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已經打好了主意，如果他在這件事上有發言權，他將會讓國事來個徹底的轉變。

無論怎樣，撒丁王國這次貸款相當成功，這使得它無法不慶祝與羅斯柴爾德銀行的關係。

然而這筆貸款卻不足以緩解撒丁王國所有的緊迫債務，也不足以彌補預算的赤字。於是尼格拉不得不尋找別的貸款；但是這一次他的非官員財政顧問加富爾卻打算緊盯著他這位經驗不足的朋友、國人。“尼格拉總是和羅斯柴爾德粘在一起，”加富爾在1850年初如是寫道。“我應該好好看著他以免被迷惑。”

已經做好決定要承購第二筆貸款的羅斯柴爾德此時采取對尼格拉漠不關心的態度，為了確保更好的條件，他不遺餘力地要使第一筆貸款以盡量低的價格在交易所上市，所以第二筆貸款他就不會出很高的價錢。

證券的萎靡不振和羅斯柴爾德明顯的消極態度讓尼格拉驚慌不已。但他卻從未想過要找另一個家族提高貸款麵額。

“如果證券再不升值的話，”加富爾寫道，“就該怪尼格拉，因為由於他欠羅斯柴爾德2100萬，他不可能再下決心進行第二次貸款談判。你應該理解直到男爵能完全確保貸款時，他將會繼續下壓股市。隻有正直的人會給予反對。”

最終詹姆斯擔心自己會保不住手中的貸款，他決定親自再到都靈去一趟。

“我收到通知了，”加富爾1850年9月21日寫道，“偉大的男爵很快將會到達都靈。尼格拉對此相當緊張，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因為如果羅斯柴爾德把麻煩帶過來，那麽他離開時必然簽不成他的貸款協議，即使這要多花他百分之一的成本。”

加富爾在這時遠離都靈，雖然他已經大致是被視為部長的參選人並且能完全參與有關此事的討論。情況是，如果他個人參與到貸款談判中來，那麽他將給人留下這麽一種印象，那就是在沒當上財政部長之前就已經開始扮演部長角色了。

“我已經延長不在都靈的時間，”加富爾說，“這是為了不與羅斯柴爾德聯係。考慮到我現在尷尬的位置，我感到參與這次貸款談判對我來說很不合適。”

在加富爾寫這封信的那一天，撒丁王國首相兼外事部長安澤侯爵（Marquis d’Azeglio）召見加富爾，希望他擔任農業、貿易和航運部長一職。加富爾同意了，雖然，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他對航運一無所知。作為一個部長，他已經是內閣成員了，這個睿智的人毫不猶豫地介入了財政事務和尼格拉的部門，雖然他還無法在金融事務上施加什麽決定性的影響。

第二筆貸款，年金為六百萬，資金價值一億兩千萬，由尼格拉和羅斯柴爾德簽署。其中四百萬的年金羅斯柴爾德用於出售，尼格拉依自己考慮留下了兩百萬。結果使得撒丁王國的公共財政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緊密相連，而加富爾非常不滿的看到國家如此完全地受到這個家族的金融影響。

由於議會要求財政部發行18,000股的債券來完全支付奧地利的債款，加富爾決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尋求國家解脫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方式。加富爾想的是在維也納和法蘭克福出售這些證券。

然而加富爾的影響力遠不如他設想的那麽大。尼格拉始終是財政部長，而債券也沒被立即發行。尼格拉沒擔當起他的職責；債務和赤字的壓力不斷升級，而國家的財政也越來越處於羅斯柴爾德的勢力之下。

“我十分擔憂財政狀況，”加富爾在1851年3月底致信給首相說道，“尼格拉完全沒有能力。”

上任之後，加富爾對財政部長的反對情緒越來越明顯；如果尼格拉仍然要堅持他的計劃的話，加富爾的反對情緒就到達了頂峰，他要在與英國和比利時的金融協議談判中辭職。尼格拉自己感到了來自機構的壓力，結果是他而不是加富爾辭職。

1851年4月，加富爾被任命為財政部長，並且終於有機會證明他不僅僅是會批判，同樣也是很富於行動的一個人。他接手的任務顯然不輕鬆。僅在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承購的四百萬年金銷售出去，尼格拉收到了來自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預付時，撒丁王國欠羅斯柴爾德家族2500萬。對奧地利的戰爭賠款仍有差額，財政赤字達到了6800萬。

在巴黎市場情況如此不樂觀時，很難動用羅斯柴爾德承購的四百萬，他們希望動用尼格拉儲存的兩百萬，並且為此他們還給新財政部長提交了議案。現在加富爾有權對羅斯柴爾德保持自己的自由權和獨立了。他充分認識到要想以後獲得可觀的出價，就隻有向羅斯柴爾德證明他們在國家貸款上並不是壟斷地位，而且國家雖然在尼格拉的政權下運行但是卻並不是完全依附於他們的。

加富爾打算利用英國市場，並為此特地於1851年4月25日，即他任職財政部長六天之後，請求拜見撒丁王國駐倫敦的部長伊曼紐爾·安澤（Emmanuel d’Azeglio）侯爵。

“我們必須，”他寫道，“不惜一切代價把我們從羅斯柴爾德家族中所處的痛苦境況中解救出來。與英國簽署貸款協議是我們唯一能夠獲得獨立的方法……我並不是說要立即與羅斯柴爾德決裂，而僅僅是要給他看看，沒了他們我們一樣可以做到。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當他意識到我們已經打定主意時，他會參與到我們與倫敦證券交易所的交易中來。這樣一來，我將毫不反對與他談判，如果他僅是與其他英國銀行家達成協議的話。如果我們不能立刻成功與倫敦簽訂貸款協議，我們將再次陷入羅斯柴爾德的控製當中。”

“這個財政交易，”加富爾同時給代表李維拉伯爵寫道，“非常重要，它不能被高估；它在將我們從羅斯柴爾德家族中獨立出來的同時，在某些方麵，也會對我們的信用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獲得議會允許簽訂貸款的權力後，加富爾尤其傾向於同哈姆布羅和薩恩（Hambro and Son）家族洽談，這個家族起源於丹麥哥本哈根的一個銀行，自從1848年革命之後來到英國並本土化。這年7月，加富爾成功與哈姆布羅簽訂貸款協議。他對這個成功相當滿意，寫道：“如果我沒能成功從英國借到錢，那麽政府將會再次落入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控製中，並且被迫接受羅斯柴爾德家族開出的價格，特別在財政部做出如此之大的努力要脫離他們統治之後，出價一定是愈發的低廉。更何況，我作為新任的財政部長，我的個人名望也會遭到重創。”

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各個分支都對加富爾的花招相當的不滿，他們做了所有努力去挫敗這次洽談。

“這筆貸款，”加富爾給李維拉伯爵寫道，“簽訂的正是時候，因為在我看來我們的敵人什麽都有了，就是沒有團結起公眾的觀點。我相信在《泰晤士報》上的那篇文章是受羅斯柴爾德指示所寫。拜仁·羅斯柴爾德公開指出我們會失敗。確實，他一語雙關道：‘貸款是公開的，但不包括這樣的。’”

這倒是事實，因為票值為85的360萬英鎊貸款，最初有140萬英鎊都沒售出。然而，一切最終進展順利，因為後來這些剩下的證券卻以更好的價格賣了出去。哈姆布羅所簽訂的貸款價格比羅斯柴爾德先前的那個要好得多。加富爾現在能夠支付給奧地利最後一期的戰爭賠款了，並且向羅斯柴爾德展示了他並不是自己之前所想的那麽不可或缺。

現在加富爾對羅斯柴爾德家族要友善的多了，並允許他們轉給維也納仍需支付給奧地利的六百萬戰爭賠款。“因為，”他寫道，“迄今為止一直是羅斯柴爾德為我們支付給奧地利。我認為，不要完全與這個偉大的金融巨頭脫離關係，而是讓他們支付我們最後一筆賠款將是很好的。”

但是羅斯柴爾德卻對加富爾的行為越來越反感，他們打算讓他看看自己不是那麽好玩弄的。他們盡一切努力壓低已脫手的第一筆貸款的價格，並且在9月初，撒丁王國的年金實際上已經在巴黎交易所報價相當之低了。盡管這一切並不是沒事先想到過，但是加富爾還是相當的不滿。

“我的厭惡多過震驚，”加富爾給李維拉寫道，“對於我們債券的萎靡，我知道這肯定是大多要歸功於羅斯柴爾德。事實上，他並沒有直接參與其中操作，因為像他這麽狡猾的人是不會這麽做的，但是他的確是下挫了我們第一筆利率5%的貸款，並且也成功了。實際上，他在都靈售出了大量的證券，卻不是通過自己的代理機構，而是通過一個不為人所知的與他密切相關的一個家族……這個交易一直是秘密進行，並且導致了我們所經曆的蕭條，而這也反作用於巴黎市場，因為那個市場很不幸地對一切下跌趨勢都反應非常敏感。但是這種伎倆一定沒有什麽好下場；羅斯柴爾德，這六個月來自己沒有收購任何債券，將很快敗下陣來，之後就會享受惡果。我請求您，我親愛的伯爵，請告訴哈姆布羅先生要有信心，向他指明偉大的男爵已經宣誓要決一死戰的戰鬥不會嚇倒我們……我知道在撒丁王國駐倫敦大使館有位柯蒂，他聰穎並富有過人才智，是位很有天賦並睿智的人；他將會被指派為我們與哈姆布羅先生聯係的中間人。”

事實證明加富爾是對的；年金不至於跌得太慘。利率上去了，並且在1852年1月，他們在巴黎交易所的報價還挺不錯。羅斯柴爾德家族再次來到皮埃蒙德政府，詹姆斯派他的兒子阿爾方斯到都靈給加富爾伯爵提供一筆四千萬法郎的貸款（兩百萬的年金），而利率也十分誘人，為92。加富爾雖然沒打算再發行貸款，但是他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出這麽高的價格表示很滿意，而這當然要歸功於他在英國的成功舉措。他把這個議案交給了議會進行處理，他稱自己能不依靠更多的貸款而支撐到1853年初。但是不希望國家債務過早地增加的議會拒絕了他的提議，雖然這個提議能帶來不少好處。

與此同時，經過一段短暫的休整之後，加富爾在1852年11月4日成為了首相，同時留任財政部長一職。在1853年1月初的日子裏，正如預料的一樣，皮埃蒙德財政部再次需要用錢，加富爾決定出售尼格拉在1851年貸款中所儲存下來的兩百萬年金。

非常希望能夠承購這筆貸款的詹姆斯毫不猶豫地再次來到了都靈。他開價88，但是加富爾卻要95，最終他同意以94.50的價格成交，而這比哈姆布羅有史以來開出的最高價都要高出4點。

然而這些錢還是不夠，所以加富爾被迫還要一筆新的貸款，而這次他打算提升到3%。加富爾在原則上並不抵觸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僅僅想要為自己的國家盡可能地爭取更好的條件，於是他精心策劃要讓一位金融家在別人麵前出醜。哈姆布羅感到他實力太弱，不足以提供第二筆大額貸款，而柯蒂伯爵將此轉告給了加富爾。加富爾派他到巴黎與福德談談，看這位羅斯柴爾德的老對手“信貨移動者”是否沒有準備好要承購第二筆貸款。他給柯蒂了一封介紹信，這封信於1853年1月21日送抵福德。柯蒂告訴福德，加富爾的意思是隻要能給國家爭取到最好的價格，他願意與任何人簽訂貸款協議，這樣一來他才能獲得最高的出價。

“我相信，”福德回複道，“你們將會發現巴黎和倫敦的市場已經很好地處於貴國的控製之下。最近再次發生的低迷就是由羅斯柴爾德精心策劃的陰謀，每個人都清楚你們打算發行新的貸款。”

柯蒂的觀點是福德對撒丁王國保有最高的青睞，並且非常願意承購所有的貸款。第二天，Carti再次拜訪福德，跟他談了談他的聯盟（信用移動者），他說這真是不可思議，在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了。接著他問出價，柯蒂說70；福德說這太貴了，他將堅持更好的出價。雖然如此，這還是很顯然他非常急於承購這筆貸款。

與此同時加富爾收到了柯蒂的來信。

“親愛的伯爵，”他回複道，“我已經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了你與本傑明·福德（M. Benjamin Fould）的談話匯報；你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我給你的指令。我請求你在你離開之前再去拜訪福德一趟，要盡你所能讓他開出一個價來。你可以告訴他我很希望他能有所行動，但是你必須要清楚地讓他了解我一點兒也不著急，並且我願意遵從他的建議並且等到現在正在巴黎和倫敦交易所肆虐的風暴結束為止。”

柯蒂又從巴黎帶回了消息說福德仍然非常嫉妒羅斯柴爾德。福德曾經情緒激烈地跟他說：“加富爾必須在我和他之間做出選擇。”當他聽說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再次啟程到了都靈時，這位法國金融家變得非常激動；因為一方麵加富爾派他的特使柯蒂來和福德談判，而另一麵部長自己卻又在都靈和羅斯柴爾德談判著，他完全有理由做出這種反應。

在2月初，巴黎的一些報紙上出現了報道稱撒丁王國的新貸款已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簽訂。福德相當震驚地詢問柯蒂這是什麽意思，而柯蒂如實地回答說他對此事一無所知。然而福德的消息不僅僅是來自於羅斯柴爾德他本人，羅斯柴爾德從未懷疑過福德也與撒丁王國進行過交涉，並問他是否希望在撒丁王國的貸款中參個股，說如果是的話他將轉讓一部分給他。福德拒絕了，稱他希望繼續在此事中保持自由行動權。在與柯蒂交涉中他越來越顯示出了接手這筆貸款的願望。當柯蒂再次提議而他也參與到貸款中來時，福德以一種自滿、高傲的口吻莽撞地跟羅斯柴爾德說他很抱歉，但是他也參與談判了。羅斯柴爾德對此相當震驚，並問他幾個問題，其中包括價格問題。福德自然沒有回答，但是他卻為自己的回避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通過財政部長比涅奧（M.Bineau），羅斯柴爾德仍在努力著想要探求出福德的報價，以及他所被給出的價格，為此他很快派兒子到了都靈。柯蒂在2月27日拜訪了福德，告訴他加富爾的出價是73，聽到這個數字福德假裝很驚愕，並開出了他第一個價格66.66。柯蒂接著說這個數字是不可能的，他應該開出更為合理的價格，因為羅斯柴爾德正在都靈，並且準備爭奪在他眼皮地下的這筆生意。雖然在加富爾沒有提出任何邀請的情況下，年輕的羅斯柴爾德還是於1853年2月26日夜抵達了都靈。首相加富爾是從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都靈的代表G.朗道口中得知這一消息的。這個消息再次大大堅定了加富爾反抗的決心。

“我親愛的公爵，”同一天首相給柯蒂寫信說道，“M.福德想立刻拿下我們的貸款並且在巴黎和倫敦交易所人心惶惶的時候賺取利潤，逼迫我們接受他開出的不合理價格。但是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操之過急。你必須要盡量爭取時間。”

於是柯蒂不得不留在巴黎，加富爾還給他寫了一封很詼諧的信，建議他找一位年輕富有的女繼承人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與此同時，柯蒂和福德之間的洽談繼續著。福德以及他所代表的銀行都不太願意開出更好的價格。年輕的外交家運用最大的預防措施讓加富爾保持對事態的了解，以免通訊被阻斷。但就在關鍵時刻，巴黎和都靈兩地間的電報通訊中止了。

於是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在都靈給加富爾開出了70的價格，其中2%的傭金，而加富爾也接受了。“我相信，”他給他的銀行家朋友寫信道，“除了這個，不可能再有更好的價格了。你應該感到高興，福德的競爭給我們帶來了上百萬的好處。”

隨後加富爾在3月3日寫電報給柯蒂，說他已經與羅斯柴爾德達成了交易，因為羅斯柴爾德的開價比福德的要好得多。柯蒂中斷了洽談，並離開巴黎，而沒有執行加富爾有趣的建議。這之後的幾年，他常常心情愉快地告訴別人聰明的加富爾是如何將這些貪婪的金融家一個一個玩得團團轉的。同樣，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在今後年間，小心謹慎而充滿諷刺意味地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來往著業務，並像他自己說的那樣，總是害怕“羅斯柴爾德這個猶太人”。

加富爾十分讚賞柯蒂的工作。“我感謝你，我親愛的伯爵，”他寫道，“感謝你如此出色地完成了我所交給你的任務。雖然交易並不是通過你所達成的，但是你為其成功做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

通過他如此出色地解決了手頭的問題，加富爾，這位政壇新星、這位意大利統一的天才，證明了他自己在與羅斯柴爾德的較量中不僅是優勝者，而且也是金融天才。

和俾斯麥的交易

大概在同一個時期，俾斯麥，德意誌統一政治家，自從羅斯柴爾德作為聯邦的銀行家，他通過自己在法蘭克福議會（Diet at Frankfort）任職普魯士部長而與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聯係上了，讓他們管理自己的財政事務。

自從俾斯麥掌權以來，德意誌聯邦和它的分支機構法蘭克福議會就一直和睦地工作著，因為普魯士和奧地利有著共同目標。毫無疑問，人們對這個工作效率低下的議會牢騷滿腹，而議會在對外事務上的無能更是加重了人們的厭惡。1848年和1849年爆發的革命迅速讓議會炸開了鍋。統一德意誌的提議很快牢牢抓住了人心，在國民議會上發生的小插曲之後，普魯士和奧地利都有領導德意誌的打算。普魯士政府在埃爾福特（Erfurt）召集自己的支持者，而奧地利號召所有德意誌的州邦都重建並恢複法蘭克福議會，因為它在革命前一直運作著。

一年之後，起源於1815年的德國議會又重新建立了。

由於目睹了在自己身邊所發生的德意誌議會組閣進程的各個艱難變遷，阿姆謝爾·梅耶·羅斯柴爾德保留了十分謹慎的態度。雖然他是屬於聯邦的銀行家，而這也與他自身的利益息息相關，但他卻在自己1850年已經七十七歲高齡時盡最大努力遠離了一切紛爭。但是不斷地有人邀請他加入政壇。比如說，有人邀請他開辦一個金融政治報紙，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對此幫不上任何忙為由拒絕了。如果他們需要什麽報紙的話，他們通常的做法是求助於自由編輯，以此來發表理想的文章；但是他們從不自己創辦什麽報紙，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必須為自己找準一個確定的政治觀點以及明確的內容。於是在1849年3月20日，對於類似的提議，阿姆謝爾·梅耶回複說，他的家族“從來都是拒絕參與任何報刊的創立的”，而且他很誠懇地對自己無法接受此種建議表示遺憾。

普魯士的重回議會就需要指派一名代表。5月10日，奧托·馮·俾斯麥在年僅三十六的時候被任命，並抵達法蘭克福。雖然從個人角度上說，他還是保留著對奧地利的傳統情感的，但是他卻被自己國家將來必強盛這麽一個預感所鼓舞著，決定無論之前發生過多少事情，守住普魯士在德意誌的地位是他的職責，如果要為之而戰也在所不惜。

然而俾斯麥對法蘭克福的第一印象卻並不怎麽好；他覺得那裏“無聊之極”，而他的新外交任務什麽都好，就是與他合不來。他將與那些代表們的社交生活形容為一無是處，整天就是“一個懷疑、窺探另一個”；“沒有人，”他寫道，“能相信在這種外交環境裏充斥著多少欺騙和自負。”

俾斯麥正在尋覓住所，而暫時在一個裝潢簡易的房間會見訪客。第一個來拜訪的就是老阿姆謝爾·梅耶·羅斯柴爾德，他希望能夠與普魯士的代表以及奧地利的代表圖恩伯爵（Count Thun）建立起良好的關係。在俾斯麥看來羅斯柴爾德真是一個新奇的人，因為他對法蘭克福的獨特社交沒有什麽興趣。

“你不用擔心這裏的上層社會，”俾斯麥給他的妻子寫信說道，“隻要錢能夠做成的事，羅斯柴爾德就代表了最高地位，如果你打算從別人手中拿走所有的錢，那這些錢加起來也比不過羅斯柴爾德的。總之一句話，錢在這裏不成問題，而且——也許是上帝要讓我保持平凡，因為我在這裏感到相當的滿足。”

在羅斯柴爾德拜訪之後，他幾次邀請俾斯麥到這位年長的銀行家家中做客。為了不給俾斯麥留下拒絕的機會，羅斯柴爾德的第一次晚餐邀請提前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俾斯麥回複說如果到時他還活著他就去。“我的回答，”俾斯麥寫給他妻子道，“深深地影響著阿姆謝爾，他把這事跟所有人說，而且總是說：‘為什麽他不活著呢？為什麽他會死？這位先生還很年輕很強壯嘛！’”

老羅斯柴爾德對俾斯麥的印象被簡短地記述在他之後寫給他妻子的信中：

“我在老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家的花園裏給你拾打卷的落葉；我喜歡他，因為他是一個誠實的老猶太小販，不會做任何偽裝；他近乎苛刻的正統，並且除了符合猶太潔食戒律的食物之外一概不吃。‘那些麵包去給鹿兒吃吧，’在他給我展示他的養著馴鹿的花園時，他對他的仆人說。‘拜仁先生，這馴鹿花了我兩千荷蘭盾呢——我很榮幸，這花了我兩千荷蘭盾現金。你可以用一千買下它；或者如果你希望把它作為禮物，我會派人把它送到您府上去的。上帝知道我有多喜歡你，拜仁，你是一個心地善良、長相英俊的小夥子。’他是個矮小、瘦弱的人，並且歲數也很大了。他是他家族最年長的一個，但是卻也是很可憐的一個；他是無子嗣的鰥夫，並且被自己的仆人所欺騙，被自己法國化和英國化的狂妄侄子和侄女們所瞧不起，而他們將在他死後沒有任何愛或感激之情繼承他的財富。”

1851年8月18日，俾斯麥最後終於被指派為議會的普魯士代表，羅斯柴爾德就更盡逢迎之事去討好這位新代表了。俾斯麥仍未找到符合自己經濟能力範圍之內的住所。阿姆謝爾就找法子給他提供了一座很華美的羅斯柴爾德別墅，就在博背海姆大道上。

10月1日，俾斯麥搬進了位於波克恩海姆（Bockenheim）大道40號的別墅，但事實上別墅並不是屬於羅斯柴爾德的，它的第一二層在被卡爾·邁爾·馮·羅斯柴爾德占用，以備他第二次到訪法蘭克福。

當這些個人問題一解決，政治事務就占滿了俾斯麥的全部心思。普魯士在奧爾米茲（Olmutz）戰敗的消息讓俾斯麥傷透了心。他和在柏林的領導們都一心覺得普魯士有權力獲得德意誌的領導權；並且在全德意誌建立起自己的權勢。事實是，奧地利無可置辯地享受著法蘭克福先前的統領地位這件事，讓俾斯麥更加下定決心要維護普魯士的利益了。

顯而易見，維也納打算利用議會，而各州的絕大多數都支持奧地利，目的就是為了投票反對普魯士但是俾斯麥立刻決定要盡一切可能挑戰奧地利的統治地位。在他任職之後他所發表的一篇評論，非常富有俾斯麥風格。放手讓他去幹，他說，他將最終帶回奧地利這個戰利品。在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態度上，俾斯麥一直保持著保守而懷疑的態度，因為他感到自己有理由相信這個銀行家族與奧地利的關係密切過其他任何聯邦州。

當時羅斯柴爾德正在柏林處理財政事務，並表示出希望能夠被冠以“普魯士法庭銀行家”的榮譽頭銜。當柏林政府問及俾斯麥對這個請求的意見時，他回答說，在他看來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在為普魯士利益做出貢獻的時候獲得了適當的金錢回報。於是這個提議未能通過。

俾斯麥很生氣，因為奧地利取得了議會的首席，並且她的代表獲得主持代表的頭銜。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對抗時時凸顯，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都要牽涉到為榮譽而戰。其中一個就是關於艦隊的。法蘭克福的中央政權於1848年創建了一隻德國艦隊，普魯士給予了財政支持，而奧地利沒有。現在又需要基金了，而這個任務就交到了主持代表圖恩伯爵的手上，要負責將此提交給國會，這就需要對各州進行評估，但是普魯士反對給予更多的花銷，因為先前欠的分期款項還沒還清。這件事就一直拖著，直到艦隊繼續援助為止。這年末，俾斯麥差點兒就決定同意評估了，因為他收到了來自曼特菲爾（Manteuffel）的強製反對命令，而他也立刻返回柏林。這位普魯士代表於1852年1月3日前往柏林，並依據慣例，他去詢問了自己的對手圖恩伯爵的意見，而他正對普魯士政府的態度相當生氣，並且以缺席的方式，雖然不常有，來抗議普魯士政府一直以來造成的困難。現在軍官和士兵們都要求支付薪水。“這很必要，”圖恩說，“要盡快彌補財政赤字，除非我們已經準備好要應對一場兵變。”

於是圖恩在1月7日召開了議會會議，而這時普魯士的特使俾斯麥將會缺席；經過一陣激烈的討論後，決定從羅斯柴爾德銀行貸款26萬荷蘭盾以填補開支，用聯邦款項存入銀行用作擔保。圖恩在提出這個方案的同時，作為普魯士代表投票反對。俾斯麥和普魯士政府通過公使館的顧問維特茲（Wetzel）的電報保持對事態進展的了解。

決議做出的第二天，圖恩伯爵就開始與羅斯柴爾德進入秘密談判，以確定在什麽條件的情況下才能提早拿到錢。銀行家打算發放貸款6個月，利率為4%，不收傭金，僅希望不要要求將條款寫入合約裏，因為這樣可能會給人一個信息，就是他在艦隊處於不利狀況下要從中漁利。

議會隨後立即同意了提前支付六萬荷蘭盾，並給羅斯柴爾德家族送去了一封信，要求他們支付這筆錢。與此同時，俾斯麥在1月9日發電報給維特茲（Wetzel），派他去反對阿姆謝爾·梅耶，在10日，他更詳細地確認了這些命令，內容如下：“普魯士不需要用預期付款作為聯邦貸款；存在羅斯柴爾德銀行的聯邦款項不能被合法地從他們之前簽署的條約那樣轉換。你對羅斯柴爾德表達清楚反對將這筆錢花掉或挪用。我們仍有權對羅斯柴爾德給予我們或是聯邦有可能的支付表示反對。羅斯柴爾德在貸款事務方麵並不需要遵守總統的命令。”

在10日的晚上，當維特茲（Wetzel）會見圖恩伯爵時，伯爵“在艱難而難熬的一天後深吸了一口氣”，維特茲（Wetzel）告訴他他打算去拜訪他，並秘密通知他自己接到了來自柏林的命令，說是要給羅斯柴爾德施壓，讓他們拒絕給艦隊支付預付款。圖恩回答他說這是維特茲（Wetzel）的事，盡管他對當時在議會上代表普魯士的職責感到非常的不滿意，但是他並不對他的行為負有責任，隻不過是他的傳話筒罷了。他接著補充道，他懷疑羅斯柴爾德是否會聽取普魯士的意見，因為他已經接到了來自主持官員的規章，說是根據議會的決議，他不需要關注議會所舉行的會議談判，也不需要在意不同成員之間的分歧。維特茲（Wetzel）告訴圖恩說他也是這麽想的，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要執行這些命令對他而言更加困難。隨後他們就分開了。

圖恩當然希望普魯士代表一方的行動能確實給羅斯柴爾德一些影響，他讓自己的一名大使隨員拜仁·馮·內爾（Baron von Nell），在10日早上去拜訪羅斯柴爾德，努力探知出他的態度。馮·內爾先生及時給圖恩伯爵回報，說他發現羅斯柴爾德已經完全轉變了自己的態度，羅斯柴爾德告訴他自己不能與普魯士轉目為敵。最後羅斯柴爾德說他要對這件事再好好考慮一下，他希望在第二天的什麽時候，也就是11日，圖恩伯爵能夠見他一麵，這樣他可以當麵跟他討論這件事。圖恩邀請他12點時過來。羅斯柴爾德所處的情況非常不樂觀。他一點也不想得罪奧地利和普魯士中的任何一方，並且想繼續做議會的銀行家，和平安穩地做他的生意；現在他突然發現自己正麵臨著聯邦中兩大重要州的衝突，並被迫必須要選擇支持其中一方。

在他們1月11日的談話中，他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給圖恩伯爵說明了他現在所處的艱難困境。根據他所說的，圖恩給羅斯柴爾德傳達了一下要點：

“誰決定左右聯邦業務有關問題？是聯邦議會。官員所說的聯邦議會與第三人比如你傳達希望是什麽意思？那是通過主持議會的代表。你接收到的要求已經完全滿足了實施的必要條件。在我看來如果你說的話，普魯士不會有任何回音：‘我一點都不知道聯邦議會中發生了什麽。我的合法權力在主持代表手上，他根據議會所做出的決議給我傳達指令，而我是在我職責之內履行這些指令。’”圖恩同時讓羅斯柴爾德明白，如果他拒絕支付的話，圖恩將會被迫於第二天召集另一個議會會議。議會的絕大多數根本不可能允許個人不去執行政府已通過的決議，所以隻有唯一一種可能，那就是通過另一項決議，將議會的業務轉交給另一家法蘭克福的銀行處理，而這家銀行會在任何議會需要錢的時候支付。

這位年長的阿姆謝爾·梅耶對伯爵所說的感到非常震驚。他指出，為了擺脫困境，他將給奧地利賬戶支付六萬荷蘭盾。然而，圖恩說他同意這麽做。最終阿姆謝爾·梅耶屈服於伯爵和隨同人員所施加的壓力，並許諾支付。當老人離開圖恩伯爵接待室時，他會見了普魯士顧問維特茲（Wetzel），他也是來和主持代表商討同一件事的。

圖恩自己與普魯士外交家的印象深刻的討論描述如下：“我無法抑製要告訴他我究竟是怎麽想的。我一開始是闡述我對普魯士上次的行為感到多麽憤慨，而在這點上我根本無法抑製自己的情緒；根據我自己的責任觀和榮辱觀來看，我發現我自己從未給過第三人哪怕是一點點在議會會議上的分歧和爭議上的暗示，而這讓一切變得更加艱難，而且我隨後在近期和羅斯柴爾德的討論中動用了最大的自製力。我說我必須要讓他不要把我所發表的觀點當作是官方的。我感到我必須誠實地說，我從未想過聯邦政府居然會以降格聯邦權威的方式讓一個銀行家反對聯邦通過的議案，而使得他讓整個鎮上，甚至是全德意誌都知道發生了什麽。如果普魯士僅僅關心維護自己的原則的話，那麽之前在議會會議上所提出的反對就足矣了；然而，這一意外情況的發生揭露出了普魯士根本不在乎實現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目的，而是希望，在我看來，取得完全不合理、無法被接受的條例——比如說，普魯士將單方違背聯邦法律；而且如果是這樣的話，聯邦的存亡就處於危險關頭了，因為這些我們一直以來都努力保留在幕後的問題將會被迫提上議案，而由此所做出的決策將會導致滅亡性的後果。”

圖恩還讓顧問了解到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要讓他代替普魯士代表的位置是件相當痛苦且不可能的事。

主持代表確實對普魯士的行為感到大為惱火。“這從未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給州長寫信說道，“這將有可能，甚至是普魯士，采取這樣可鄙可恥的方式去求助於一個猶太人來對抗議會。我感到他們的行為將形勢變得愈發嚴重，而相互的理解和和解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議會自然不會接受這種情形，如果羅斯柴爾德不同意支付款額的話，我就不會為這件事再焦慮二十四小時了，這就好像一場戰爭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這次失敗僅僅會讓普魯士感到屈辱她將會比以往更加急躁易怒，而我也不知道她將會怎樣繼續自己的政策了。”

他接著說，他成功勸說羅斯柴爾德付款帶來了幾天平靜日子，但是普魯士的目的仍然是要羞辱議會。“正如我所說的，”圖恩繼續寫道，“我確信普魯士將不會讓極端的事情發生，就是說，違反條例，如果她看看別人，那麽這個頑固的決定就不會導致威脅而產生極端。在我看來，事件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頑固的態度是必須的了。”

已經屈服於圖恩壓力的阿姆謝爾·梅耶·羅斯柴爾德回複顧問維特茲（Wetzel）說，如果他將要顧及高層聯邦議會中的分歧的話，他將會以不正當的方式擴大業務債務的範圍，並且拒絕高層聯邦議會通過自己的主持代表的公認渠道所要求的他來提供預付款這樣一個要求。他無法去理會反對，並是被迫支付的錢。

維特茲之後報告說阿姆謝爾·梅耶無視之前的任何陳述支付了這筆錢。他說這個銀行家寧願犧牲這些錢也不願與奧地利發生爭執；對此圖恩伯爵相當氣惱，因為他將這個主張視為是對整個議會的侮辱，並希望解除自己普魯士代表的身份。

圖恩對於讓維特茲來報道也不滿，但是他直接給在柏林的普魯士同事俾斯麥寫信。在信中，他同樣說自己永遠不會相信一個歸屬於議會的德意誌政府會如此降低自己的威嚴和德國議會的榮譽，來讓一個猶太人對抗議會的決議。“我承認，”圖恩寫道，“在我的一生中，我都會對此感到羞愧。在維特茲顧問給我看這份主張的那個晚上，我本該為我們共同祖國的受辱像個孩子一樣哇哇大哭。”

俾斯麥的回複十分尖銳：“這並不是我們的錯，如果像你說的那樣，議會在與一位猶太人的談判中陷入了泥潭；這是那些通過違反憲法的手段把議會的業務交給一個猶太人去做，而且還背離了之前約定的目的去轉移現金。”

圖恩試圖用自己的觀點反對俾斯麥的“教員般的語氣”，正如他這麽稱呼的。當俾斯麥即將告別，說下次他準備用幾天時間收拾行李時，圖恩回答說他祝賀他這樣注重榮譽的人能夠逃離這樣一個痛苦難耐、吃力不討好的職位，因為政府對於自己之前共同代表的大會的榮耀和名譽並不在意，他們居然打算讓一個猶太人來反對決議。

俾斯麥明明白白地告訴羅斯柴爾德他對他們有多氣憤。他不接受他們的任何邀請，同時以一切方式表示出對他們所作所為的強烈反對。羅斯柴爾德從一開始以來所有安撫他的努力都白費了，俾斯麥並不局限於社會反抗聯盟，而是氣憤羅斯柴爾德將錢以議會的方式交付了，而不理會普魯士的主張，他同時保證說他的政府將會斷絕一切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業務往來。

卡爾·羅斯柴爾德，所羅門的兒子安塞姆，當然還有所羅門他自己，當時都到法蘭克福進行短暫的訪問，他們一個接一個的去拜訪俾斯麥，表達他們對所發生事情的悔恨。年輕的安塞姆把整件事都歸到他已經七十七歲的叔叔的老糊塗上，說他是著實被圖恩嚇到了才會最終勉強同意付款的。

與此同時，艦隊的問題以普魯士不用再做進一步的聲明，而把艦隊拿去拍賣的方式解決。實際上，普魯士之前所多支付的都由割讓給她的這兩艘艦隊所彌補了。

很快，羅斯柴爾德和俾斯麥之間就又恢複了友好關係,對此，俾斯麥曾寫道：“羅斯柴爾德家族從未真正反對過普魯士；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起源於我們和奧地利在一年以前關於是否要給予艦隊預付款這個問題的爭論，而他們較我們而言更害怕奧地利。現在，由於羅斯柴爾德在圖恩伯爵引發的這件事上，無法被視作為一個正直而堅定的人的勇氣去反對法律所規定的，並且家族的其他成員都為拜仁·阿姆謝爾的態度表示了歉意，而拜仁也年事已高（去世於1855年），我感到，考慮到這個金融巨頭所做的貢獻，他們在這件事上所犯的錯誤是可以被原諒的。”

在自己的計劃中，俾斯麥接著說。他不斷重複，無論是在談話中還是在信件中，雖有去年1月發生的個別例子，但是這個家族銀行一直在與普魯士代表的經濟來往中顯示出意願，他建議依據他們為政府所做的貢獻，應該被授予一定的榮譽。而正如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自己所說的那樣，之前的錯誤都是由於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年事已高，被圖恩伯爵所脅迫所致。

“這樣的想法一直縈繞在我腦中（俾斯麥寫道），這個金融巨頭的領導者們理應得到普魯士授予的榮譽，因為他們的價值已遠遠超過了個人榮譽所能媲美的。同時他們還為政府的良好關係做出努力，尤其是與那些和金融世家關係緊密的政府，這作為他們信用額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時除了純粹的業務關係，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金融交易上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我看來與奧地利政府的成功合作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所帶來的，因為我確信，除了能從交易中賺取利潤之外，皇家政府之所以能在法蘭克福的猶太問題上施加影響，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於羅斯柴爾德家族。這些努力……就是奧地利在夏季所做出的解放猶太人的努力，其實都要歸功於羅斯柴爾德……”

然而普魯士財政部長卻不像曼特菲爾那樣如此傾向於羅斯柴爾德。

於是，在柏林展開了一場爭論，一方是支持羅斯柴爾德的曼特菲爾，另一方是反對他們的財政部長，爭執最終以財政部長的勝利告終。1853年2月12日，銀行家梅耶·阿姆謝爾·馮·羅斯柴爾德最終以“殿下的青睞”被任命為宮廷銀行家，而曼特菲爾趕忙把這個消息告訴俾斯麥，他有理由相信俾斯麥將會很樂意第一個把消息告訴羅斯柴爾德的。

俾斯麥說他已經這麽做了，並且還增加了許多他從羅斯柴爾德那兒聽來的金融消息。當時羅斯柴爾德在法蘭克福市場擁有一筆到期的巨額存款，並且加上薩克森政府在他那兒存的一筆一百萬泰勒（舊德幣），他說所支付的不能超過1.5%。

“這一大筆錢，”俾斯麥寫道，“是由於羅斯柴爾德處於對現實的考慮，一方麵擔心戰爭，一方麵是因為關稅聯盟將來的不確定因素，因為企業的精神已經不複存在，因此金錢重新流回交易而沒有用於投資。羅斯柴爾德說如果能夠有可能以3.5%的利率使用這筆錢的話他將會感激不盡。如果普魯士政府在此刻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進行任何交易的話，將會使羅斯柴爾德有機會展示出他們友好的個人關係，我將再次貿然誠懇地重複我的建議，那就是給予拜仁·邁爾·卡爾的皇室支持應該授予其三等紅鷹勳章。在此刻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中最有影響力的人，我已經再次證明了他是多麽足以配的上這個榮譽，並且他本人也是多麽希望能得到這個榮譽。”

一直滿心以為自己會成為普魯士宮廷銀行家，並且勝過自己的老對手羅斯柴爾德的貝特曼，當聽說羅斯柴爾德被任命時感到驚愕萬分。他急忙趕到俾斯麥那兒，並且告訴他自己所遭受的回絕隻能以授予個人榮譽來彌補。而俾斯麥的態度卻並不讚成。“我不認為有這個必要，”他評論道，“而且看來他的意思僅僅就是一個托辭罷了，給予他聖約翰（St. John）的頭銜已經足以滿足他的虛榮心了，而這也是相當合適的補償。我不認為他是冠以此頭銜的合適人選……如果，他威脅道，他要因為自己的一時氣憤而從領事館辭職的話，那麽我們能找到很多想擔任此職的人選。”

從那以後，這個曆史悠久的銀行與俾斯麥的私人關係一直保持得很好，俾斯麥之後將在德意誌曆史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直到1859年俾斯麥的法蘭克福官方職責結束為止。

在他在法蘭克福任職期間，普魯士和羅斯柴爾德家族之間暫時出現的困難都沒什麽大的影響。在普魯士政府中有兩大反對黨。一個是曼特菲爾和內閣顧問尼布爾（Niebuhr）所在的支持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派別，一個就是財政部長的反對派，波德斯切維格（Bodelschwingh）毫不掩飾自己對他們的厭惡。

當被俾斯麥相當推崇的老阿姆謝爾·梅耶去世時，俾斯麥正在法蘭克福；他仍然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那裏的成員保持著最好的關係。在1859年，他離開了法蘭克福，前往聖彼得堡（St.Petersburg）任職，羅斯柴爾德希望他們能夠贏得這個人的青睞，因為他們的直覺告訴他們，這個人將來一定會幹成一番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