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盛宴

我國古代是否有五錠棉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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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約在宋元之際已經出現了五錠的腳踏紡車。這是科技史學者較為一致的看法。但是,中國古代紡車可以分為絲麻紡車和棉紡車兩種。絲麻紡車實際上隻是將長絲或績接成長條的麻縷加拈合股,所以還稱不上是真正的紡紗。棉花是短纖維,要紡成紗必須經過一個"牽引漸長"的過程,現代紡織工程學稱之為牽伸。牽伸過程可以用指縫夾持棉條來控製。由於一隻手有四個指縫,因此隻能控製四個錠子。四錠以下的絲麻紡車,稍加變更就可用於棉紡;但是。五錠絲麻紡車要改為棉紡車就成為一個難題。

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五錠棉紡車呢?最早涉及這個問題的是明代的徐光啟。他在《農政全書》中記述說:"(棉)紡車容三維(即錠),今吳下猶用之。間有容四繀者。江西樂安至容五綣。往見樂安人於馮可大所道之。因托可轉索其器,未得。不知五繀向一手間何處安置也。"徐光啟沒有親眼看到樂安的五錠棉紡車,搞不清楚這種紡車的牽伸過程是如何完成的,因而托馮可大去索取一台,但是沒有成功。徐光啟治學嚴謹,馮可大也是一位有名的學者(著有《月令廣義》、《經世實用編》等),上麵那段記載是可信的,但留下一個難以解開的謎。清人褚華在《木棉譜》中重新提出這個疑問:"善紡者能四繀三綣為常,兩綣為下,江西樂安人間能五繀。往見四繀者已將棉條並執食指中,不知五繀又用何法?"不少近、現代學者甚至據此判斷中國古代根本沒有五錠棉紡車。例如,嚴中平先生在《中國棉紡織史稿》中提出:"單人紡車的改良,始終沒有將棉紗的牽伸工藝由人手轉到機械上去,棉條既需人手來挾持,則一手絕不能挾持五線,足踏多錠紡車循這樣的途徑進步到四錠之多,可算已到了手工技術的絕頂了。"他認為:"終明之世,這種紡車的裝置,似未超過三錠。"《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一書也認為:"江西樂安的五錠腳踏紡車是用來加拈麻縷等纖維的合線車,似不能用來紡棉紗。"

筆者在《中國紡織科技史資料》第19集(1984年12月)上撰文提出了相反的意見。筆者認為,否認中國古代五錠棉紡車存在者,都忽略了手工棉紡車上使用工具代替人手進行牽伸的可能。文章從某種較晚本子的《天工開物》匕的一張五錠紡車插圖出發,結合王禎《農書》等其他文獻資料,作以下推斷:中國古代確實存在一種五錠棉紡車;這種棉紡車使用作出一種梳狀牽伸器代替人手;這種牽伸器是從宋元五錠麻紡車上的導紗器發展變化而來的。筆者曾做過簡化的模擬試驗。結果表明用梳狀齒和左手配合對棉條進行牽伸是可行的。這個觀點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讚成,其中包括《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的主要編寫者周啟澄。但是,由於資料的缺乏,文章對五錠棉紡車牽伸機構及工藝的描述帶有很大的假設成分。

中國古代五錠棉紡車的存在與否,也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例如,德國的庫恩博士(受李約瑟委托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紡織卷》)和美國的華裔學者康超(著有《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一書)都對此表示過極大的興趣。這個問題的真相大白,將有待於新的有關文獻和實物的發現以及更深入的研究。

(包銘新)

"蒙汗藥'是怎麽製成的

小時候讀《水滸》,特別喜愛"母夜叉孟州道賣藥酒"這一段,對孫二娘的特種武器--蒙汗藥印象很深。以後又讀過《醒世姻緣傳》、《小五義》等明清小說,更對這一神奇藥物耿耿於懷。請教過一些老者,或認為傳說;或斥之小說家妄言,不可輕信。

其實,蒙汗藥的存在未必不可信。古人對蒙汗藥早就有過存疑和研究,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力圖解開蒙汗藥的奧秘。綜合各家之言,蒙汗藥的藥物構成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押不廬"說。周草窗《癸辛雜誌》說:"回回國有藥名押不廬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押不廬,李時珍《本草綱目》曾予著錄,並指出這是一種草,麻痹效果雖"加以刀斧亦不知"。押不廬僅生於西土,其他地區很難覓得,蒙汗藥的主藥是否就是押不廬很難說。

二、"草烏末"說。草烏末就是草烏研磨的末。草烏是中醫常用的藥物。《齊東野語》記載:"草烏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後活。"經化學分析,草烏含有烏頭堿、新烏頭堿及次烏頭堿等,而烏頭堿對人體的各種神經末梢及神經中樞具有先興奮後麻痹的作用。明定王朱楠的《普濟方》中載有用於麻醉的"草烏散"就是以草烏末為主料。以草烏末作蒙汗藥的主料也不是不可能的。

三、"曼陀羅花"說。曼陀羅是一年生有毒草本,夏秋開花,花冠漏鬥狀。曼陀羅花又叫風茄花、洋金花、山茄花。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謂:"廣西曼陀羅花,遍生原野,大葉百花,結實如茄子,而遍生山刺,乃藥人草也。盜賊采幹而末之,以置飲食,使人醉悶,則挈篋而趨。"曼陀羅的葉、花、果、莖均可供藥用,各部分都含有東莨菪堿、莨菪堿及少許阿托品等生物堿。曼陀羅中起麻痹作用的正是這幾種生物堿,其中以花的含量為最高,約有0.43%。這說明曼陀羅花的麻痹效果較葉、果、莖更佳。南宋竇材《扁鵲心書》在記載"睡聖散"這一藥方時說:"人難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不知痛,亦不傷人,山茄花、火麻花共為末,每服三錢,小兒隻一錢,一服後即昏睡。"這條材料表明至遲在南宋,以曼陀羅花作為麻醉藥應用於外傷治療已相當普遍。正因為曼.陀羅花的藥理已被不少人所熟識,又易采擷,所以綠林好漢用曼陀羅花末製成蒙汗藥,使人食之不省人事,爾後竊取錢財。"曼陀羅花"說較"押不廬"說和"草烏末"說,根據要充分得多,因此有不少古人,甚至當代研究中醫學的同誌都認為蒙汗藥的主料是曼陀羅花。 、

除以上三種說法外。還有"醉魚草"說。醉魚草,又叫鬧魚草,馬錢科落葉灌木。花和葉含有醉魚草甙和醉魚草黃酮甙。其麻痹性能,對魚類尤甚。《本草綱目》卷十七說:"漁人采花及葉以毒魚,盡圉圉而死。"醉魚草對人類的麻痹性也很大,人食其花,不久便出現舌咽幹燥、頭暈、胸悶、呼吸困難、四肢麻木等症狀。主張"醉魚草"說不乏其人,但據古籍所記蒙汗藥"醉人而不傷人"的記載看來,"醉魚草"說似乎較難成立。

蒙汗藥的解藥更使人撲朔迷離,從《水滸》記載來看,蒙汗藥不僅有解藥,而且藥性甚靈。吃了解藥,不消半個時辰,受害者便如同從夢中醒來一般。但解藥是以什麽藥草製成的呢?史籍並無明確記載。沈括《夢溪筆談》說坐拿草心具有催醒作用,但這一說在宋蘇頌《圖經本草》、明定王《普濟方》、李時珍《本草綱目》等醫書中均無記載,僅見於《夢溪筆談》,難以為憑。當代中醫認為毒扁豆堿可以消解蒙汗藥的藥性,但是古代蒙汗藥的解藥是否是毒扁豆,不得而知。有人說,甘草綠豆湯作解藥甚靈。因為甘草是常見的中藥解毒藥。唐孫思邈《千金方》說:"甘草解百藥毒,如湯沃雪,有同神妙。有中烏頭、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方稱大豆汁解百藥毒,餘每試之,不及甘草。又能加之甘豆湯,其驗尤奇。"《本草綱目》說甘草對天仙子有解毒作用,而天仙子的主要成分是莨菪堿、東莨菪堿等生物堿。綠豆性寒,能散熱解毒,與甘草相配,效果更佳。甘草、綠豆都是易得之物,配製又極為簡單,以它們作為蒙汗藥的解藥是極為可能的。

蒙汗藥是以什麽藥物組成的?它的解藥是什麽?前人雖然作了大量工作,但沒有得出十分可信的答案。其中奧秘,尚有待於人們繼續探研。

(章義和)

我國度量衡最早出現在什麽時候

我國度量衡起源曆史悠久,內容豐富,不僅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寶貴內容,而且在世界度量衡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從我國古代的《尚書》、《周禮》到《夏書》、《史記》,直至曆代正史《律曆誌》中,都有關於度量衡的專門記述。對其曆史發展的探索研究,一代更比一代深入。然而,在涉及我國古代度量衡的起源時間問題時,往往看法分歧,諸說各異。這不僅使家喻戶曉的度量衡起源時間成為曆史之謎,而且給我國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造成一定困難。

截至目前,我國史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即父係氏族公社後期,隨著私有製和社會交換的發生,度量衡已開始產生並逐漸出現統一的要求。據此,度量衡產生於黃帝時代,.已成為我國曆史上的傳統說法。自古到今,不論前人的史書典籍或後人著書立說,均以"黃帝創始度量衡"為立論根據,說起源,講看法,探索中國古代度量衡的源遠曆史。《家語·五帝德》稱:"黃帝治五氣,設五量。"該文注解"五量"為權衡、鬥斛、尺丈、裏步、十百。(關於"五量",另有二說:一是龠、合、升、鬥,斛;一是度、量、衡、畝、裏)這是有關黃帝創始度量衡的最早曆史記載。關於黃帝如何具體創立度量衡的問題,史書中似乎也有不少記述。《呂氏春秋·適音》篇就說:"黃帝使伶倫取竹於昆侖之懈穀,以造黃鍾之律,更據以作權衡度量。"《漢書·律曆誌》說:"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穀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製十二笛以聽風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1934年商務印書館版本《中國度量衡》書中也說:"黃帝時代的度量衡,是照黃鍾律管的長短、容積,與所容黍粒的分量而定的。"該書在詳述黃帝用律管如何製作度量衡之後還說:"這就是當時度量衡的大概情形了。不過這時所謂律、管、黍粒的標準,還不能固定不變,不到幾時,就漸漸地紊亂起來。所以少昊才有'正度量',虞舜才有'同律度量衡',夏禹才有'循守會稽,審銓衡,平鬥斛'(見《越絕書》),'關石和鈞,存之王府"'(見《夏書·五子之歌》)的舉動。由此可見,黃帝創始度量衡,用黃鍾具體製定度量衡,已為史料記述,又為前人研究所證實。

對於這些黃帝創始說及其堯、舜、禹繼承並整頓度量衡的曆史,我國史學界不少人曆來深信不疑,尊為正宗。新中國成立後的有些學者專家,都對"黃帝創始說"多方讚賞,倍加肯定,不斷寫文章予以宣傳。邱隆同誌撰文認為:"黃帝設立了度、量、衡、裏、畝;舜召集四方君長把各部族的年月四季時見辰,音律和度量衡協同起來;夏禹治水使用規矩準繩為測量的標準。"《(經濟日報》1984年12月3日《源遠流長的我國古代計量》)丘光明同誌寫文章認為黃帝派人取竹製律,"以鳥鳴聲定律是完全可能的",並得出結論說:"《呂氏春秋》中的這段記載是有一定現實意義的。"(詳見《計量工作通計》1981年11期《黃鍾律管與長度標準》一文)就連國家計量局1980年主編出版的《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前言》中也說:"這些記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度量衡發展初期的情況。"

然而,很早以來,對"黃帝創始度量衡"的說法,有人就相繼表示懷疑。提出異義。歸納起來,這些懷疑、否定的意見是:

一、否認《呂氏春秋》記載,認為黃帝"設五量"的說法"不大可信"。明代音律家朱載堉在其名著《律呂精義》一書中說:"白呂不韋著書,始言伶倫解穀取則鳳鳴,雄鳴為律,雌鳴為呂,孰曾見聞?"並說: "後人撰前漢、晉、隋誌皆采其說以為實有解穀鳳鳴之事,蓋亦誤矣。"對朱氏上述見解,吳承洛先生認為言之有理,並在《中國度量衡史》書中說:"中國上古曆史記載,本每多渺茫托辭,朱載堉之言,自亦有理由。"另外,也有人認為黃帝"設五量"的說法,違背曆史實際,"不大可信"。並指出"五量"(指龠、合、升、鬥、斛)出現於漢代等。如這些看法屬實,"黃帝創始說"豈不成了難以成立的說法7 .

二、認為黃鍾作度量衡標準是漢代所定,不是黃帝創始的辦法。吳承洛先生雖曾承認"中國度量衡製度發生於黃帝",但他卻在《中國度量衡史》書中明確指出:"至漢世命黃鍾為度量衡之根本標準,取黍為度量衡之參驗校證.至是度量衡製度始為初步之完成。"此外,清末製定的《劃一度量製度》"總說"中也有"量之製莫先於《周禮》,尺之製莫備於《隋書》,權衡與法碼之製莫詳於宋太宗及明洪武正德之時"的說法。這些觀點都直接與"黃帝創始說"相對立。

三、認為律生度的說法穿鑿附會,"黃帝創始說"應該否定。持這種看法的,以韓伯生同誌的觀點最為清楚。他在《試談我國計量製度的沿革》一文中說:"黃鍾律管既然是一種樂器,以這個樂器本身,可以找到長度、麵積和容積,於是就被人穿鑿附會,不僅說成度量衡起源於黃鍾,並且還把黃鍾說成是我國最早的度量衡標準原器。"並進一步認為:"我國的史籍記載和曆代研究度量衡史的人,都傳說(度量衡)是起源於黃帝時所造的黃鍾。""直到解放前,在吳承洛所著的《中國度量衡史》中,還保持著'中國度量衡之製創始於黃帝'的傳統說法。"(詳見1964年第2期《計量工作》)很明顯,對"黃帝創始說",作者是持全麵否定態度的。

綜上所述,黃帝創始度量衡的說法,雖在我國曆史上流傳廣泛,尊為正宗,成了約定俗成的普遍看法。然而,毋庸諱言,圍繞"黃帝創始說"是真是假的問題,學術界始終存在明顯分歧,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麵對已成定論的東西,不少人仍認為"黃帝創始說"雖有典籍記載,又有史料為證,但其說漏洞百出,曆史渺茫,無從稽考,實屬子虛烏有,難以令人置信。因而,古往今來,持懷疑否定態度者,不乏其人,這就是這樁曆史懸案,爭來論去,至今尚未得出一個科學的結論。

(趙寒村)

宋代針灸銅人現在流落何方

在中國曆史上,最為精巧、彌足珍貴的醫學文物,當首推宋代天聖年間鑄造的針灸銅人。主持針灸銅人的設計和鑄造的是北宋名醫王惟一。

王惟一(987~1067年),精通醫道,尤其擅長針灸,此外又對金石雕刻頗為內行,史書上稱他"尤工厲石"。王惟一曾經曆任宋仁宗和宋英宗兩朝的醫官。他有感於當時針灸教學上使用的,都是平麵型針灸掛圖,所說穴位不夠清楚和形象化,並時有錯亂發生,因此決心設計鑄造出一種立體型的針灸人體模型。王惟一先後兩次上書皇帝,提出鑄造針灸銅人的要求。在征得朝廷批準之後,於天聖五年(1207年),"考次針灸之法",親自設計鑄造了兩座針灸銅人。此事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零五中曾有記載: "天聖五年(1207年)冬十月壬辰,醫官院上所鑄俞穴銅人式二,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當時的皇帝宋仁宗看後大為讚賞,即令一座留於相國寺供為禦覽。因為是宋仁宗天聖年間所鑄,故史稱"天聖銅人"。

王惟一主持設計鑄造的針灸銅人,是兩座身高如同常人的**男像,係用精銅雕鑄而成,其工藝設計可謂精巧無比。因此,針灸銅人不僅僅是實用的醫學模型,又是珍貴的曆史文物。在以後的各個朝代裏,一直被人們視為"國寶"。在醫學史上,針灸銅人更是世界上最早創製的人體經脈、經穴模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種如實地反映人體內髒和骨骼的解剖模型。關於天聖銅人的精巧構造,南宋遺民周密的《齊東野語》卷十四《針砭》篇中曾經作過較為詳細的描述:"……嚐獲試銅人像,以精銅為之,雎腑無一不具,其外腧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麵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甩之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臘,中實以汞,俾醫工以分析寸,案穴試針,中穴則針人當汞出,稍差則針不可入矣。"

但是,宋代針灸銅人自鑄成之後,卻命運坎坷,曆經滄桑,最後竟然不知其所終。

公元1128年,宋朝為金所敗,金指定要以針灸銅人作為和談條件之一。此後,一座銅人遂為金所占有。公元1234年蒙古滅金,1279年回師滅南宋,建立元朝,又從金人手中奪回針灸銅人,運回北京,放在三皇廟中的神機堂內供人們觀賞。以後在封建朝代的相互更替和戰火混亂之中,兩座天聖銅人都下落不明。

關於宋代針灸銅人的最後歸宿問題,學術界主要存在著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第一座天聖銅人可能已經毀於戰火,而第二座天聖銅人則在戰亂中,幾經輾轉,最後流入日本。現今陳列於日本帝室博物館(即今東京博物館)中的一具古代針灸銅人,就是第二座天聖銅人,如馬繼興先生在《仿製宋天聖銅人》(《中醫雜誌》1979年第9期)中,就持這一觀點,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在所有的日本關於古代針灸銅人的文獻中,均一致承認這是一座中國古代鑄造的銅人,而非日本所自製,並且認為其製作時代很古,因而崇之為不可多得的"國寶";第二,從銅人流入日本的時期來考察,可以肯定現存日本的這座銅人,是王惟一所鑄兩座銅人中的第二座;第三,再就該具針灸銅人實物的特征,結合有關曆史記載來看,則可以進一步證明該座銅人正是"天聖銅人"。

然而,也有學者並不同意以上觀點,他們認為:現存日本的,傳說是由"中國渡來"的那一具銅人,並不是真正的"天聖銅人",而僅僅是宋代以後中國曆代所鑄銅人中的一座。如萬方先生在《關於宋天聖銅人的兩個問題》(《中華醫史雜誌》1981年第11期)中,就作如此觀。他的主要理由是:首先,現存日本的銅人,其內部構造與有關天聖銅人的構造的曆史記載不合。據南宋周密在所著《齊東野語》中說:"銅人為背麵兩器相合,……中實以汞。"而現存日本的銅人卻為12個斷片綴合組成;其次,現存日本的銅人共有365個穴位,這比宋代天聖《銅人經》和元朝滑壽《十四經發揮》多出11個穴位,比明代《針灸大成》還多6個穴位。據史書記載:《銅人經》的摹印頒行在銅人鑄成之後,故此書題名為《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而鑄銅人和刊行《銅人經》的目的是消除差異,訂正訛謬,以求記載的準確和統一,為此,又將《銅人經》刻之於石。可以想像其整理工作是非常慎重的,三者的記載必然是一致的,絕對不可能《銅人經》與銅人本身所記竟相差1 1個穴位之多。再者,史料記載:天聖銅人的腧穴是"竊而達中",試針時,"中實以汞"、"虛中注水",則"關竅畢達"。"針入而汞(或水)出"。可是,現存日本的銅人中間卻不能貯水;最後,據曾經親眼看到天聖銅人和明代複製品實物的人說:明代重鑄的銅人比天聖銅人的質量更高。可以想見,在有實物可作借鑒的情況下,加之鑄造工藝水平的不斷提高,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今存日本的銅人質量卻遠比明代複製品為高。如果認為它真是"天聖銅人",就顯得不可思議了。

曆經滄桑的宋代天聖銅人,究竟在何方?是否確實已經毀於戰火?抑或可能仍然完好地保存於世?這些都還是千古不解的曆史之謎。可喜的是,針灸銅人的複製品於1987年製造成功,保存於河南開封相國寺中。

(馮兆平)

我國度量衡是怎樣發明的

古今中外,不論是昔日的度量衡,還是今日枝繁葉茂的當代計量,都有個選用什麽標準物確定自己量值準確一致的問題。千百年來,人們為此嘔心瀝血,進行了頑強的探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我國古度量衡在創立自己標準方麵,度過了漫長歲月,經曆了艱辛裏程。取得了矚目的成果,受到世人的稱讚。

據有關史料介紹,我國度量衡演變過程使用的標準物極多,概括起來,一是選用自然物,如人體、黍穀、絲毛和純水等。二是選用人造物,如律管、圭璧、貨幣和金屬等。在這些標準物中,人們除對"金屬和純水"的看法較一致外,對其他標準物在認識上都存在一些分歧。其主要分歧是:

一、圍繞"人體為則"的分歧。自古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以身為度"、"以體為法"是我國度量衡初創階段的標準和方法。《史記·夏本紀》說:大禹'身為度,稱以出"。《說文》稱:"周製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婦人手八寸,謂之咫"、"周製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日丈夫"。《禮記》中也有"丈夫以手為尺"等記述。由於人手指長近於寸,一手之長近於尺,兩手臂長近八尺等,故而才有"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以及"邁步為畝"、"手捧為升"、"舉權知重"等說法。吳承洛先生不同意上述"人體為則"的看法,他認為"人體實非為度量衡之標準",隻不過"尺度之長短,可以證之於人體,以易於鑒別"。他還說:"史稱大禹以身為度,後人尊前王之意,非禹之本製如是。宋徽宗以其指三節為三寸之標準,徽宗意其為帝王之身,妄自尊也。此均非定製之法。"(詳見吳著《中國度量衡史》一書)

二、圍繞"律生度量衡"的分歧。在我國曆史上,律生度量衡說法廣泛,影響深刻。雖然在律生度量衡究竟始於黃帝還是始於西漢問題上,人們看法不盡一致,但律生度量衡被公認為事實,並獲極高的科學評價。《孔傳》雲:"律者候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法製,皆起於律。"《史記·律書》也說:"王者製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漢書·律曆誌》則詳述了"律生度量衡"的辦法,說度"本起黃鍾之長",量"本起黃鍾之龠",權"本起黃鍾之重"。丘光明同誌曾撰文讚揚我國古代運用音頻原理作古度量衡標準這一重要科技成果,並說:"日本研究世界度量衡史的學者小泉袈裟勝,對我國古代運用音頻原理定長度標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還說:"另一位在國際計量局工作的專家也曾說,中國古代早已采用律管作為定長度的原器,而幾千年後的今天,世界上才提出了采用光波作為長度標準的方案。"(詳見《計量工作通訊》1981年1期《黃鍾律管與長度標準》一文)對於這個受到國際好評的重要科技成果,有人卻持否定態度。韓伯生同誌在1964年第2期《計量工作》發表《試談我國計量製度的沿革》文章認為:"黃鍾律管既然是一種樂器,從這個樂器本身,可以找到長度、麵積和容積,於是就被人穿鑿附會,不僅說成度量衡起源於黃鍾,並且還把黃鍾說成是我國最早的度量衡標準原器。"

三、圍繞"黍生度量衡"的分歧。自古以來,我國就有度量衡源於"累黍'的說法。《說苑》稱:"度量權衡以粟生。"並說"一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千二百粟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漢、隋《律曆誌》中均有類似記載。關於粟生度的解法,《中國度量衡史》書中引用明朱載堉的話說:"累黍造尺,不過三法,皆自古有對之矣。日橫黍者,一黍之廣為一分;日縱黍者,一黍之長為一分;日斜黍者,非縱非橫,而首尾相銜。"有人曾稱此為"三黍四律法",足見朱氏看法的重要。"累黍法"起源早,影響大,直到清初,康熙帝還以此為法,躬親累黍,以橫累百黍為律尺,縱累百黍為營造尺。然而,在黍生還是黍校度量衡的問題上,人們看法不完全相同。吳承洛先生就認為:"度量衡本生於黃鍾,而古黃鍾慮其失,又為積黍之法,由積黍以明度量衡。故度量衡製起於黃鍾,法寓於積黍。"因而曆史上才有"度量衡佐律而存法"的說法(詳見吳著《中國度量衡史》一書)。

四、圍繞"絲毛生度量衡"的分歧。《孫子算術》稱:"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厘,十厘為分。"另外,《易緯通卦驗》、《說文解字》中也有"十馬尾為一分"、"十發為程、十程為分"等說法。吳承洛先生認為這些"絲毛為則"的說法,反映了以數論說度量衡的記載,是"算家之所記"、"絲毛為定小數起數之源,及進位之法,後人借為度製寸位以下之命名,亦非為度量衡之法"(詳見吳著《中國度量衡史》一書)。

五、圍繞"圭璧貨幣生度量衡"的分歧。《周禮》稱:"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爾雅》稱:"肉倍好謂之璧。"《中國度量衡史》中也有"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等記載。正因為圭璧貨幣能生度量衡,因而曆史上才有不少人在前代度量衡標準物散失湮沒的情況下,以往昔殘留之圭璧貨幣為據,對古代尺鬥秤量值進行考證,並取得成果。如明朱載靖以莽大泉、唐開元錢之徑,參考"三黍四律法",求得自周起各代尺度的長短。吳大澄采用"璧羨度尺"辦法,考證了曆代的尺長。又如清末王國維對曆代尺長的研究和考證,同樣說明圭璧貨幣曾是我國古度量衡產生的重要依據。然而,吳承洛先生在其《中國度量衡史》中卻認為:"圭璧定度之製,周以後已不可考。"又說:"圭璧貨幣言度量衡者,為定圭璧貨幣大小輕重之法,先有度量衡之製,而後其為度量衡之數定、非度量衡之製定於貨幣。"並說"圭璧貨幣為人造之物,時有變化,不足為精密標準"。

總之,在我國度量衡源於何物的問題上,人們看法不盡相同,有的還相當對立。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此人雲亦雲者多,探清究竟者少,致使這個關係我國古度量衡起源、演變的重要問題,呈現出紛紜繁雜的"說不清"狀態。這種狀況,不僅影響了對古度量衡史的科學研究,而且對正確認識和評價"律管櫃黍法"的曆史地位和科學價值,也造成一定困難。因此,我國度量衡究竟源於何物,必將成為人們進一步探討和研究的課題,這個曆史之謎必將被人們揭開。

(趙寒村)

蚩尤時有金屬製的兵器嗎?

蚩尤是我國古代傳說中的一個曆史人物,雖然對他褒貶不一,有的稱他為古之天子,九黎國之君;有的說他是庶人中的貪者;有的又尊他為戰神、兵主。但在有其人的問題上,似乎大家是一致的。據說他帶領黎苗(有的說是東夷)集團與軒轅領導的華夏集團發生過多次暴力衝突,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涿鹿之戰。在衝突中,有的史料說蚩尤用五金作兵器,武器較好。但到底有沒有金屬製的兵器?還是曆史上的一件懸案。

認為蚩尤用金屬製兵器的記載有這樣一些材料:

《世本·作篇》載:?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這裏不僅記·載有金屬兵器.而且還列舉了所製兵器的種類。

《管子·地數篇》不僅記載了金屬製兵器的種類,而且還記述了金屬的來源和金屬兵器的威力,"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製之以為劍、皚、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製之為雍狐之戟、芮戈(短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屍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中還引《龍魚河圖》(古書.已佚)稱:"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作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

《山海經·大荒北經》也有"蚩尤作兵伐黃帝"之說。以上記載,進一步記述了金屬的來源和他製成兵器後相兼諸侯、威振天下的情況。

另外,還有一些記載,不僅把金屬兵器的發明、製作記到了蚩尤身上,而且還把他封為兵主、戰神,進行頂禮膜拜。

據《周禮·春官》記載:西周時,把蚩尤和黃帝並列,作為造軍法的戰神祭祀。"肆師"條下鄭玄注說"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培也。其神蓋蚩(尤)或日黃帝"。

《史記·封禪書》中記載了祀奉蚩尤的盛況。秦代,把蚩尤列為八神將中的兵主,"三日兵主,祠蚩尤",請蚩尤坐了第三把交椅。漢代,漢高祖劉邦在沛縣起兵時,曾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在取得天下後,又把蚩尤祠遷到了長安,設官祀奉。"後四歲,天下以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而黃帝反被冷落在一邊。

據《宋史》記載,在宋代還保留了對蚩尤的禮奉。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征河東時,還用豬羊祭蚩尤。"太宗征河東,出京前一日,遣右讚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榪牙。"

從以上這些記載看,蚩尤雖然是一個被殺的失敗者,但在死後人們還對他進行隆重的祀奉,並一直延續到3000多年以後,究其原因,恐怕也與發明、製造金屬兵器有很大關係吧!

另一些記載認為,兵器源於生產工具,在原始社會,人類的勞動、狩豬工具就是戰鬥工具,它隨著生產的發展逐步由石兵器、銅兵器,進而鐵兵器。據春秋時的冶金家風胡說:"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春秋)之時,作鐵兵。"(《越絕書·記寶劍》)

考古材料也表明,我國雖然在原始社會後期已經發明冶銅術,但還沒有使用銅兵器。如與蚩尤同時期的(山東)龍山文化遺存中,雖然已經出現有煉銅渣和孔雀石一類的煉銅原料,但還沒有銅製兵器。而要到年代稍後的(河南)二裏頭文化遺存中才出現有青銅製作的戈、矛、戚、鏃等兵器。經放射性\+C斷代,大約是公元前2l至前16世紀的遺物,也就是在夏王朝紀年內的兵器。

但是,也不能排除蚩尤時使用過金屬製兵器。因為以蚩尤為代表的東夷(黎苗)集團,活動的地區較廣,在這些地區內,蘊藏有五金礦產,當原始人用火焚林,或因雷擊引起森林焚燒時,有些**的礦苗,被大火熔為硬塊,後經雨水衝刷暴露於地麵,當人們發現了這種礦物熔品,不僅比石器堅利,而且也易於加工時,遂采為用器或製作兵器,也是很自然的。另外,有的還認為"自然界中存有天然的青銅,因此,很難說人工生產青銅始於何時"。(《武器和戰爭的演變》,美·杜普伊著,軍事出版社出版,1985年6月)所以,蚩尤是否有金屬製的兵器,有待今後考古工作的發展和考古知識增加以後,才能作出結論。

(龐成保)

《墨經》中的"衡"所指何物?

成書於戰國年間的《墨經》,積累了前人勞動的豐富經驗,匯集著墨家的重要科學發現,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一顆瑰寶。其中許多科學成就,如力學方麵的杠杆原理就是聞名於世的重要內容之一。正因為此,我國學術界才有中國不等臂秤發明至少比歐洲早三個世紀,發現杠杆原理也要比歐洲早一二個世紀,以及我國是最早使用杆秤的國家之一等說法。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在注釋《墨經》第一二七條"衡而必任"、"衡加重於其一旁","相衡則本短標長"等句的"衡"究竟指什麽時,往往是眾說紛紜、各不相同。從曆史角度講,由於文獻簡古、訓釋有別、疑義叢生,曆來就不大一致。就是近年發表的有關研究文章,仍是諸說各異,分歧明顯。這不僅影響了人們對我國杆秤創始年代的探討,而且對正確理解經典著作造成一定困難。

就目前情況看,至少有四種說法:

一、認為《墨經》中的"衡"指杆秤。看法來自兩方。一是有些研究《墨經》訓詁注釋的專家學者,認為"衡"係指杆秤。錢臨照先生早在40多年前寫文章認為"本條述及天平與秤可無疑義"。並說:"唯於'力矩'之原理僅及其輪廓,而未詳其奧,為可惜也。"(詳見北平研究院1943年編輯的《李石曾先生六十歲紀念論文集》中《釋墨經中的光學、力學諸條》一文)研究《墨經》的著名專家譚戒甫先生在其《墨經分類譯注》中也說:"此'衡'是說秤杆。秤杆必是平正的,故引申有平衡之義。"二是有些中國度量衡史研究者鑒於《墨經》問世前後,杠杆原理及衡器使用已相當普遍,又出土了許多春秋戰國衡器實物,認為《墨經》中"衡"講的就是杆秤,權就是秤砣"。有的還說:《墨經》中"已有關於杠杆原理的論述,桔槔、杆秤都是這種原理在實踐中的運用"(引自《文物》1979年第4期《談戰國時期的不等臂稱"王"銅衡》和《文物》1984年第10期《我國古代權衡器簡論》兩文)。

二、認為《墨經》中"衡"係指不等臂稱。目前,這種看法比較普遍。徐克明同誌的說法有代表性。他發表的《春秋戰國時代的物理研究》(見《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年第2卷第1期)一文中認為《墨經》"記載一個演示杠杆原理的不等臂稱實驗"。去年他又在《中國科技史料》1984.年第5卷第l期上發表了《先秦杠杆原理鉤沉》長文,反複強調《墨經》的論述及實驗物"衡","基本上是一種不等臂稱","是對不等臂稱的演示實驗和理論總結","第一步先將不等臂稱調正為等臂"、"證明它是不等臂稱的實驗模型"等。還指出"在春秋戰國時代,這些諸侯國家已經先後使用不等臂稱。它的出現是杠杆公式產生的標誌;沒有杠杆公式,不等臂稱是造不出來的。從春秋時代的齊國有不等臂稱的事實,可以推斷杠杆公式是《墨經》於公元前四五世紀問世以前就發現了的"。據此,文章得出結論說:"可以大致肯定:在中國,是在公元前5世紀以前的山東和河南出現了不等臂稱。大約在公元前四五世紀,墨家通過對不等臂稱的總結而初步得出杠杆原理。"文章還認為:錢臨照先生40多年前注釋的"秤","不是沿用至今的提係杆秤,而是不等臂稱(或不等臂天平)"。徐文還引用劉東瑞等人關於杆秤創始年代的看法,作為自己論證的依據。而劉等主張我國不等臂稱出現於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提係杆秤是公元五六世紀南北朝的產物。

三、認為《墨經》中的"衡"係指天平。除錢臨照先生有此看法外,邱隆同誌認為:"解放前和新中國成立以後,文物考古工作者就曾在湖南、湖北、江蘇、安徽等地的春秋戰國墓葬中發現了上百套(件)古代天平和砝碼。"並說"同時代的科技文獻《墨經·經下》記有完整的天平杠杆原理"。(見《中國財貿報》1981年8月22、29日四版《我國古代的衡重計量》)很明顯,他認為《墨經》中的"衡"指的是天平。由正明同誌在《天平的演進》(見《計量工作》1982年第l期)中也說:"我國古代的許多能工巧匠也早就製造和應用了天平,我國最早闡述天平原理的是戰國時代的《墨經》。"他還說:"從出土文物看,在湖南省博物館藏有戰國時代的楚天平砝碼是早期的實物。" ·

四、認為《墨經》中的"衡"既不是杆秤和天平。也不是不等臂稱,而是"衡器"。科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就持這種看法。什麽是"衡器"?據《禮記·月令篇》鄭玄注:"稱上曰衡,稱錘日權。"譚戒甫先生在其《墨經分類譯注》書中說:"稱上,今叫稱杆,稱錘,今呼稱砣。"而吳承洛先生在《中國度量衡史》中認為:"衡之為器,即今之各種秤類。"又說:"稱之名,周已有之。…'錘為稱權之名,周時已有。"丘光明同誌在其《我國古代權衡器簡論》(見《文物》1984年第10期)文中說:"我國古代對權衡器的稱謂缺乏嚴格的界限。'稱'不一定指不等臂稱,往往多指等臂式天平。權和錘可以指多種不同的形製。對於這方麵的問題,當前度量衡史研究著作中闡述得還不夠清楚,新出版的大型辭典中有些解釋也存在概念上的混亂。"劉東瑞同誌則認為:"'秤'原是衡器的通稱。"從上述多數說法看,都很難把杆秤排除在"衡器"之外。

綜上所述,在解釋《墨經》中"衡"所指何物的問題上,大家的看法存有分歧,說法各式各樣。這些說法,雖事出有因,各有原委,但稍作推敲,論據大都不夠充分,尚難形成定論,當然,要真正搞清《墨經》中的"衡"所指何物,是需要做許多研究工作的。然而,核心還是要解決我國杆秤創始的確切年代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往往是導致不同看法的梗阻所在。為此,隻有依據文獻記載和實物考證,盡快搞清我國杆秤創始年代,弄清曆史上不等臂秤與杆秤的演變和異同。這樣,《墨經》中"衡"所指何物的問題,解決起來就會容易得多。

(趙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