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個段子看元朝是怎樣一個朝代

1.元朝儒生受歧視？

元朝有一樁常讓後世讀書人淚奔的槽點，就是“儒生受歧視”。元代南宋遺民謝枋得形容為“九儒十丐”，“元朝讀書人堪比乞丐”的說法也從此流傳。可要細看元朝曆史，這話卻叫人哭笑不得：有這麽滋潤的乞丐？

在元朝的社會階層劃分裏，儒生其實也被單獨開列，劃分為儒戶。元朝滅南宋前，中國北方的儒戶隻有三千八百九十戶，待到南宋亡國後，中國南方的儒戶數量卻一口氣突破十萬戶。

比起元朝其他戶籍來說，儒戶簡直特權多多：身份世襲，每戶都至少要派一名子弟去儒學讀書，在學生員每天享受兩餐供應；免稅特權更叫人羨慕，哪怕平民身份的儒戶，除了繳納地稅等基本賦稅外，就不需要承擔任何徭役。而那些家產豐厚的“書香門第”，更趁機一代代兼並土地，鑽足了空子。所以哪怕元末天下大亂，各方餓殍遍野，江南有著儒戶身份的文人們，依然各種酒會詩會不斷，生活瀟灑自在。

當然，被後人較真的“元朝儒生受歧視”的說法，還是因為元朝不靠譜的科舉製度。元朝科舉廢廢停停，總共維持了四十一年。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元朝官僚體係裏原本就是“非主流”。而且就這“非主流”的錄取名額，每次會試錄取百名學子，“漢人”和“南人”都隻有二十五名。絕大多數的讀書人想進仕途？要麽花錢買官，要麽老老實實地從小吏做起。

不過即使有這麽苛刻的“歧視”規定，元朝的進士們忠誠度也不低。從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戰爭起，為元王朝“殉節”的元朝進士竟有四十二名之多。甚至在明王朝建國後，大批元朝貴族要麽撒腿跑路，要麽毫無壓力拍拍屁股投降時，反而是諸多曾在元朝有“功名”的前朝士大夫依然各種寧死不屈。

雖然比起元末農民戰爭的滾滾洪流，這些“寧死不屈”的橋段知名度並不高，卻也足以說明元朝式的“養士”，還真換來不少死心塌地的忠臣。

2.大元“最牛黑社會”

元朝紙幣流通天下，紙幣的設計也十分科學，除了有充足的準備金，更為嚴打假幣製定了完備法律。但在一個江西鉛山的“黑社會組織”——青蚨盟會麵前，元朝這完美的“防假幣措施”，竟一度變得不堪一擊。

青蚨盟會，是江西鉛山人吳友文創立的一家“假幣窩點”。比起之前其他的小打小鬧，青蚨盟會有著嚴密的組織形式，從製造假幣到發行假幣，甚至拉攏勾結官員，樣樣都有明確分工，竟還有專門的武裝打手。其成員數量在巔峰時期發展到數百人，“出品”的假幣除了在內地流通外，甚至還跨過長城界限，一路“暢銷”到嶺北（蒙古）地區，上當者不計其數。

如此操作，“青蚨盟會”當然賺得腰包發鼓。財大氣粗的他們，日常搶男霸女的壞事也不少做，如頭目吳友文的十多個小妾全是他從別人家強搶來的。就沒人反抗？鉛山州的大小吏員全被他拉下水，就連衙差也基本由他家的狗腿子“兼職”。告狀？你前腳去衙門喊冤，後腳狀紙就落到他手裏，後果可想而知。

這麽一個厲害的團夥，竟就這樣在元朝橫行了十年，直到清官林興祖擔任鉛山知州後才終於被重拳鏟除，但有多少假幣流入市場，早已是筆糊塗賬。

吳友文這樣的操作比起元朝的高官們，還是小巫見大巫。元朝宰相綽斯戩也瞅準了假鈔的油水，人家連“盟會”都懶得辦，直接把朝廷印鈔的雕版搬自己家去，想要多少錢就嘩啦啦開印，然後再換成金銀儲存——比起這樣的碩鼠，所謂“青蚨盟會”，不過是隻小老鼠罷了。

版圖空前的大元王朝，何嚐不是被這些大大小小的老鼠活活啃光？

3.元朝賦稅很輕？

元朝有一道常被後人唱“讚歌”的榮耀光環，就是“賦稅輕”。

明朝剛建國時，大批士大夫身份的“元朝遺民”們就曾不停地給元朝唱讚歌。明朝三個世紀裏，不少明代的“名流”們也紛紛跟風。比如明朝學者朱國楨就說元朝“賦稅甚輕，徭役極省”，萬曆年間的明朝政治家於慎行更大讚元朝“賦稅簡寬”。似乎這個國祚沒撐過一個世紀的大元朝，反倒成了愛惜民力的人間樂土。

從賬麵上看，元朝的賦稅也似乎不重。元朝滅南宋時，將南宋時代的一切徭役雜稅全數廢除，商稅也減成三十取一。南北統一後，元朝北方征收丁稅與地稅，南方征夏秋兩稅。

賬麵是一回事，實際情況，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首先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元朝“迄無田製”——作為中國曆史上版圖空前大的王朝，卻連土地清丈都沒做過。全國的耕地總數有多少？官府可以征稅的土地有多少？曆代元朝君臣都是一代比一代糊塗。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倒是曾經大規模地清丈過土地，但元朝各級官吏層層隱瞞，折騰到最後，還是雷聲大雨點小，然後就繼續糊塗。如此糊塗下去，後果也十分嚴重，元朝土地兼並成了常事，“私田跨縣邑皆無算”。

這樣一來，兼並的土地越多，國家用來收稅的土地就越少，收不上來的稅，當然就落到了窮苦老百姓頭上。特別是在出了名的“稅輕”的江南地區，那些享受特權的儒戶大量兼並土地，以至於“吳人兼並武斷……而小民皆無蓋藏”。

除此以外，元朝的各種“加稅”也是多如牛毛，理論上“三十取一”的商稅，從元世祖晚年起就屢屢加征，到了元朝中期已經暴漲百倍。14世紀初葉時，元朝的“茶課”賦稅也暴漲了六十倍。另外還有“河流”“山場”等“額外課”，幾乎是每年想起什麽加什麽，獅子大開口要錢，以至於“國之經用，亦有賴焉”，國家財政就靠這種“亂收費”。而且所有的“亂收費”都是“鑿空取之於民間”，也就是說都由苦老百姓買單。

更有多如牛毛的徭役差役，開國時廢了宋代舊製，但隨後又巧立名目，新增各種新徭役。哪怕在“稅輕”的江南地區，都是“浙右病於徭役”。且分布十分不均，“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所以單是元統二年（1334）的一場災害，浙江一地的災民，就多達五十七萬戶。

這才是元朝“賦稅輕”的真相，一個表麵繁榮的曆史畫卷下，管理卻十分低效，百姓苦不堪言。這樣的時代，為何還會被人念念不忘“稅輕”？因為對於那些士大夫來說，這樣的苦痛，他們是無感的——板子沒打到自己肉上，當然不知痛。

但對於幾百年後的讀史者來說，這樣的痛，不但痛徹心扉，更痛到值得深深思考，警鍾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