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閣老的鬱悶：怎麽漢唐都比我大明有錢呢？

明朝萬曆年間，退休回家的明朝內閣大學士於慎行在其著作《穀山筆麈》裏，寫下了自己的重大疑惑：都說唐朝安史之亂後元氣大傷，可唐朝皇帝單是給郭子儀賜宴，就花了十多萬兩白銀；中晚唐的藩鎮犒賞兵士，更是動輒砸百萬兩白銀；再往前看，漢朝漢武帝討伐外敵，也是動不動幾十萬人規模，看著都燒錢。回過頭來看看“我大明”，於慎行歎息說：別說日常的動兵調糧，就說萬曆朝鮮戰爭，不過派了四萬人過去，為了軍糧軍費，就恨不得把國庫掏空，勒緊褲腰帶都湊不齊。這如天上地下般的對比，簡直是“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怎麽“我大明”還沒有漢朝唐朝有錢呢？

其實，於慎行發這段感慨的時候，還是明王朝財政比較穩定的“萬曆中興”時代。如果再看看17世紀上半葉風雨飄搖的明王朝，在缺糧缺餉的困境裏，皇帝都活活窮到上吊的慘狀，就知道於慎行這聲歎息何止是痛苦的領悟，更是句虐心的神預言。

1.明王朝的經濟真的“不如漢唐”嗎？

那麽，明朝的經濟水平真的像於慎行疑惑的那樣“不如漢唐”嗎？事實並不是。北宋的社會經濟水平就已遠遠甩開了唐朝。而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的耕地麵積已達八百五十萬頃，比兩宋最高值還多三百萬頃，洪武二十六年的稅糧收入更是突破了三千二百萬石，是宋元兩朝最高數值的一倍多。

而到了於慎行生活的年代，明初洪武年間的這點產值更是不在話下。《明實錄》記載，明朝天順年間，山西陽城一地每年的鐵產量是明初洪武年間山西全省鐵產量的七倍。於慎行擔任大明“閣老”的萬曆年間，同是其著作《穀山筆麈》裏吐槽的北京城裏賣醬油的小販都“有千萬之資”。看著一身樸素衣著沿街叫賣，其實都是“土豪滿街走”。

同時這個時代也是明王朝奢靡風氣大起的時代。賣醬油的“有千萬之資”算啥？利瑪竇筆下的明朝官僚飲宴，吃一個通宵都是常事，每頓都充斥著新奇食材。《五雜俎》等史料裏的明代市集，每逢年節就無比熱鬧，各種寶貨吸引眼球，簡直是“人煙湊集……總四方土產奇珍”。士大夫們的生活極度考究，即使是官員家的女眷，戴的珠冠造價也通常值千兩白銀。年輕的讀書人也以追求奢靡為榮，比如昂貴的湖羅衫就在讀書人之間十分風靡。

可以說，無論是社會經濟水平還是城市商品經濟水平，於慎行生活的大明朝都不知甩開漢唐幾條街。可為何大明國庫會落到“不如漢唐”有錢的窘境呢？

2.銀子都去哪了？

是因為明朝收的稅太少嗎？在萬曆皇帝眼皮兒底下的盧溝橋，四十裏的路程上，老百姓要繳納“炭稅”“煤稅”“草稅”等各種名目，還有“橋有稅”“口有稅”“門有稅”。走這麽一小段路，就是“重疊如之”。每一份稅，都是重複征收。

這一套“層層扒皮”式操作，普通百姓是苦不堪言。賣醬油的“有千萬之資”不假，但這隻是個別行業。用另一位明朝內閣大學士朱賡的歎息說，更多的京城商戶是“十室九空”，受不了盤剝的都跑了，頑強堅挺下來的，也是“猶滿路哀告”，日子苦不堪言。

而跟此時的明朝農民們比起來，這一點苦更不算啥。明朝農民承擔的賦稅說是“稅輕”，但明王朝的慣用套路是“加派”，可不隻是明末“加派”遼餉。比如“養活藩王”這事，“加派”就是常見操作。單是在陝西白水縣，為養活當地藩王，萬曆年間每年就加派白銀七百五十兩。至於萬曆年間“賜瑞王田”“福王就藩”等家務事，也全靠“加派”來買單。據《白水縣誌》形容：具係宗室日繁，剜肉醫瘡。

也就是說，大明朝隻要多一個藩王，甚至藩王家多生了個孩子，大明朝的苦農民們就要被“剜肉醫瘡”般割一遍。參考下明末宗室藩王們呈幾何級數般的增長速度，就知道晚明的農民們究竟被割了多少刀。而且這“割”出來的錢，並沒有幾個銅板進入國庫。

當然，如果有人一定要說大明“稅輕”，那麽最心知肚明的，還是於慎行所處的士大夫階層了。按明初的製度，明朝的士大夫們基本沒有多少特權，特別是地方官，也隻是可以減免部分賦稅勞役，該扛的丁點兒不能少。但經過一代代大明官員的精準鑽空子，到了萬曆三十八年（1610），明朝士大夫們享受的賦稅勞役“優免”數額，竟比張居正改革時暴漲了十倍。這“優免”出來的錢糧，當然就甩鍋在苦農民頭上。

所以，也就有了《西園聞見錄》等史料裏明朝社會的咄咄怪事：“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有錢人一分錢稅不交，窮農民什麽稅都得交。一旦交不起，隻能舉家逃亡，待到逃都沒地方逃，反抗的烈火自然說燒就燒。至於大明的國庫，自然也就“燒”沒了錢。

於是，於慎行大惑不解的“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後來打進北京城的李自成用賬單寫出了答案。《後鑒錄》裏統計，李自成從北京掠得的七千萬兩白銀裏“侯家什三，閹人什四，官什二”。大明朝的銀子，原來都跑到這群蛀蟲家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