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廢墟之上的西歐封建社會

一、日耳曼部族的大遷徙

在羅馬帝國時期，被希臘、羅馬人稱為蠻族的人種和民族包括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匈奴族人。他們占據了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其中對羅馬帝國影響最大的是日耳曼人。

這一時期的日耳曼人在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上，尚處於從原始畜牧業向定居農業過渡的時期；在社會組織上還帶有明顯的原始遊牧民族的組織形式；在精神氣質上，則保留著濃厚的崇尚武力、能征善戰的傳統。日耳曼各部族早在公元前已開始向羅馬人居住的地區進行遷徙。正像曆史學家湯普遜所說：“日耳曼各部族的大移動，不是一個暫時的偶然事件，而是一個連綿進行著的並早在入侵之前已經開始的行動。”[1]日耳曼人遷徙的基本原因，“在於農業的簡陋製度，在於因生產過低所產生的糧食供應的缺乏以及在於愛好掠奪的品質”[2]。在羅馬帝國的早期階段，羅馬帝國有充分的力量保持對日耳曼人的控製權。為擴大自己的實力，羅馬軍隊還招募了不少日耳曼人。他們不但是極優秀的士兵，一些人還成為羅馬帝國軍隊的將領。日耳曼人通過參加軍隊，極其容易地進入羅馬帝國境內。另外還有大批的日耳曼人以“同盟者”的名義居住於羅馬帝國邊境各省內。他們通過承諾在戰爭時服軍役，從羅馬人手中獲得土地進行耕種。這些人在長期的生活中已經或多或少地受到羅馬文明的同化和影響。

隨著日耳曼各部族人口的增加，日耳曼部族生存壓力越來越大，向羅馬帝國境內的移動也越來越頻繁。4—5世紀，這種移民越來越多地是通過武力和戰爭的方式來進行。與這種方式相伴隨的是掠奪、屠殺、死亡、饑荒、破壞等。這時的羅馬政府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日耳曼人的進犯。羅馬平民幾乎是在全線向帝國中心地區撤退。對於已危機四伏的羅馬帝國來說，蠻族的入侵更加劇了帝國大廈的傾覆。

二、羅馬帝國內部的矛盾與危機

古羅馬到帝國時期進入了自己發展的鼎盛階段。然而，幾乎同時出現的是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與危機。羅馬人在自己曆史的早期階段（羅馬共和國早期），在經濟上已經以農業為主。羅馬人的骨幹部分是由自由農民階級構成的，他們還須擔負軍事服役。貴族同時是地主兼軍官，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控製著政府。這種以自由農民為主的勞武結合的社會組織形式到羅馬帝國時期已經不複存在。奴隸製成為國家的重要製度。羅馬帝國的奴隸分為兩大類：城市奴隸和鄉村奴隸。兩者都屬於主人，前者為主人的城市產業工作，後者在主人的鄉間住宅服務。占有奴隸就是占有財富，也是地位與權力的象征。小農被逼破產，很多人流入城市成為遊民或在地主的莊園裏成為隸農。大土地占有製大量增加，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自由農民階層和獨立的手藝人已被消滅殆盡。與土地壟斷相伴隨的是財富和權力的壟斷。到5世紀初，整個西歐都由有勢力的地主貴族所控製，羅馬帝國皇帝就是帝國內最大的地主。他們本身生活奢侈、糜爛，對奴隸和隸農殘酷盤剝、壓榨，階級矛盾十分激烈。

羅馬帝國曾經是國家權力和行政管理效率的代表，其比較完善的稅收製度保證了龐大的帝國機器的運轉。但是發展到帝國後期，由於行政費用的增加、物價的上漲、貨幣製度的腐化、富人用特權逃稅、壟斷和不公平的競爭等，賦稅負擔已成為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羅馬臣民除付直接稅和間接稅外，還被要求承擔多種義務性“公役”。所有這一切，都成為壓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負擔，也成為導致民間起義、暴動、集體抗稅等多種與政府衝突的直接原因。

羅馬帝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雖然在很長曆史時期內，羅馬人的民族情緒並不顯著，占主導地位的是對自己所在城市或鄉土的感情，但是，發展到羅馬帝國後期，隨著羅馬帝國中央權力的弱化，這種具體的鄉土感情日益聚合為與帝國權力相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從3世紀開始，一些省份已開始脫離帝國而獨立。一些大領地也越來越多地成為國家中的半獨立王國。周邊的下層階級和自由民，為了避免盜劫、蠻族掠奪，逃避苛捐雜稅和勒索等，不斷向大領地集中，尋求庇護，結果是阻塞了皇帝權力的施行，妨礙了司法和賦稅，使中央政府的權力化為烏有。所有這一切，破壞了帝國政府的完整性，深刻改變了帝國社會的結構，也嚴重削弱了國家的實力。

由於經濟蕭條，盤剝嚴重，社會動**，從3世紀起，羅馬帝國境內，特別是邊境地區不斷發生“棄田”現象，羅馬農村勞動人口不斷移入城市，加劇了這些地區業已存在的社會矛盾和下層百姓的生存危機。同時，越來越多的日耳曼人進入這些地區，又使帝國進一步直接麵對來自外部蠻族勢力擴張的壓力。

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的逐漸衰亡是個十分複雜的曆史過程。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隻是這個過程中的最後一幕。當羅馬帝國的大廈像破屋一樣逐漸倒塌下來的時候，日耳曼人充當了使破屋成為廢墟並在廢墟之上重建家園的主要力量。他們和本地人並肩雜處，在共同生活中，“羅馬人更加蠻族化了，同時日耳曼人更加文明化了。他們和教會一起，製定了新製度的式樣，並從羅馬製度的殘餘以及從他們自己的更有活力的製度中形成了一種新文明”[3]。

三、基督教會在由羅馬帝國向中世紀過渡中的地位和作用

與羅馬帝國的日漸衰落並最終滅亡相對應的是基督教會的日益發展並成為西歐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精神和社會力量。雖然基督教在4世紀初（313年）已經由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通過《米蘭敕令》獲得了其在羅馬帝國的合法地位，幾十年後（392年）又由狄奧多西一世正式立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但是，基督教真正成為統治西歐的力量是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是什麽原因使基督教不但沒有隨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反而在這一過程中更加發展了呢？是什麽因素使基督教不但幸免於與它所存在於其中的舊製度一起毀滅，反而成為在舊製度的廢墟之上建立新製度的力量之一呢？

宗教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基本觀點告訴我們：宗教其實表達了人們對某些特殊的（神聖的）、超自然的、屬於不可見的宇宙規律的力量、事物、存在或情景的恐懼、敬畏、害怕之情。從更具體的人類生活的角度來說，宗教起著一種調整的功能，特別是在人遇到不安定、痛苦、神秘或災難性的變化的時候，在人們不能自我把握並解釋這種現象和變化時，宗教對個人起著平衡情緒、調整心態、尋找和思考生活意義並努力適應變化的作用，對社會則起著保持秩序、延續傳統、形成群體凝聚力並更新社會精神生活的作用。[4]在羅馬帝國末期和中世紀早期，基督教“承襲了羅馬帝國的傳統”，“作為一個較高層次文明的使者，帶著羅馬法的威望和羅馬名字的權威來到蠻族中間”。“羅馬帝國政治製度的崩潰留下了一個任何蠻族國王或酋長也不能彌補的巨大空隙，而這個空隙被作為新興民族的導師和法律製訂者的教會填補了。”[5]

基督教會的精神力量並未受到羅馬帝國覆亡的嚴重損害，其精神傳統反而成為處於戰亂和分裂之中的西歐社會的巨大統一力量。新興蠻族王國取代了羅馬帝國的軍事和政治功能，但是所有其他事務，如道德權威、知識與文化、人們的精神生活關懷等都由基督教會負責。“這種文化領導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相互獨立性，是產生西方文化的自由而充滿活力的活動的主要因素之一。”[6]

歐洲中世紀的曆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係列複興（特別是精神和理智的複興）的曆史，它們通常是在基督教的影響下興起的，精神領袖（宗教首領或傳教士）的個人努力和以修道院、修會等為代表的團體製度在傳播宗教精神、促成智識複興方麵起著巨大的教育作用。

四、修道教育的發展與體製化

修道形式早在羅馬帝國時期已經出現，它集中表現了基督教的出世觀念、忘我精神、禁欲主義和孤寂形式。所謂修道就是一種訓練，是對人精神和肉體的訓練。早期的基督教和當時許多宗教教派團體一樣，認為人的精神追求與肉體欲望是相對立的，隻有克製肉體欲望才能換取精神上的歡樂。因此，禁欲、苦行、自我克製等從一開始就成為基督教信條中的組成部分。另外，早期基督教所生存的環境使教徒們時刻麵臨殉教的危險，一定的殉道準備和訓練也成為必需。這種主觀和客觀兩方麵的原因使基督教的修道製度迅速發展起來，各種各樣的修道院先後在各地出現。

修道院是一種群居集團。它與教徒的獨身修行不同，它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還具有巨大的集體影響與教育的力量。在西方基督教的曆史上，一般認為中世紀修道院製度的創立者和立法人是聖本尼狄克和聖格列高利一世。

聖本尼狄克（Saint Benedict，480—550年）曾於529年前後在羅馬與那不勒斯之間的卡西諾山岡（Monte Cassino）上建立起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他親自為修道院製定了詳細嚴格的“管理條例”（也可稱為“教規”）。這一條例的出現，標誌著源自東方的修道院製度被羅馬精神和西方教會的傳統最後同化，本尼狄克修道院本身也成為以後歐洲許多類似修道院的母院，它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麵為後人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模式。

本尼狄克稱這一修道院是“為主效力的學校”[7]，這充分說明這一機構的性質和目的。在條例中，本尼狄克嚴格規定了修道院的組織結構、管理形式、規章製度等，甚至修道院的環境布置、修道僧從早到晚的活動安排等也都有所涉及。但從條例的論述重點上，我們可以看出，修道院的根本任務是訓練教徒。本尼狄克並不是曆史上最早創建修道院的教士，他對基督教教育發展的主要貢獻在於他製定了一套詳細嚴格而又切實可行的規章製度，使各地修道院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由本尼狄克修道院所代表的西方拉丁式修道院隨著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Ⅰ，590—604年任教皇）接任教皇而在意大利、高盧等地迅速傳播開來。788年，查理曼大帝在法蘭克帝國內各修道院強製施行這一規程。至此，修道院已成為集生產、生活、教育、文化的保存與傳播等多重功能於一身的特殊機構，也成為西歐封建社會早期重要的社會組織和團體。

修道院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他們有大量的土地莊園，因為本尼狄克相信“靠雙手的勞動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教士”，“懶惰是靈魂的天敵”，修道士是最好的勞力。[8]整天辛勤的勞作不但使修道院的存在有了物質保證，而且不致使修道士們懶散。修道院是一個共同生活的大家庭，修道士不許擁有私人財產，具有絕對權威的院長就是嚴厲的家長，田產等為集體所有，修道院的土地經營管理方式在中世紀早期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對當時的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修道院是集體勞動的莊園，它不但宣傳勞動的責任和自食其力的尊嚴性，還把研究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作為自己的重要工作，因此，有人說“每一所本尼狄克修道院，基本上便是一個模範田莊”[9]，正是修道院把古羅馬關於農業、牲畜、養殖等方麵的科學方法和技術保留下來，並在中世紀早期在蠻族中傳播。修道院還是一個特殊的學校，院中不但建有圖書館、抄寫間等教育設施，還有嚴格規定的學習時間和學習任務。修道院在中世紀早期知識的保存與傳播上，在教育活動的開展和教育功能的履行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總之，修道院在中世紀早期混亂而野蠻的時代裏，為人們提供了一塊超脫現實、體現道德追求的精神淨土，“本尼狄克教規體現了某種精神秩序和規範的道德行為的理想，這種理想使得修道院成為充滿戰爭的世界中的一個和平之島。”[10]正像湯普遜所評價的：“不管修道院製度的基本動機怎樣，很少人會否認僧侶在‘黑暗時代’對社會的服務是具有重大價值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