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歐洲大陸地區神學家的教育思想

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大陸，戰馬嘶鳴，社會動**，古典文化被衝擊得七零八落，羅馬時期的公立學校製度隨著羅馬帝國的瓦解和城市的衰敗而消亡。有一批神學家，他們也是當時最傑出的學者，出於培養神職人員或保存和延續古典文化傳統的目的，在修道院或大教堂內創辦了中世紀西歐大陸地區最早的一批學校。這些學校此後自然成了教會的有機組成部分，教育的發展因此完全喪失了應有的獨立性。

由於處於曆史過渡時期，再加上個人生活經曆不同，所以這批神學家的教育思想存在著差異和分歧，突出表現在對待世俗學問的態度上。他們有的全盤接受，將它與教義、神學並重；有的以是否有益於基督教信仰為尺度進行取舍；有的則完全予以排斥，視之為“異端”。從後來的曆史發展來看，西歐教育在這一問題上選擇了中庸之道。其他方麵也往往經曆了一個類似的分歧—整合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羅馬教會的教育思想決定了中世紀西歐教育的基本麵貌。

一、波伊提烏的教育活動及思想

阿尼奇·曼留·塞凡裏納·波伊提烏（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約480—524或525年），出身於顯赫的羅馬貴族世家，早年在雅典接受了長期的良好教育，再加上本身聰慧超群，成熟較早，弱冠之年便已投入了社會政治生活。在東哥特王狄奧多裏克（Theodoric）統治時期（493—526年），波伊提烏官運亨通，成為國王的近臣。520年，他出任羅馬執政官。522年，他與著名的元老西馬庫斯的女兒結婚，同一年，他的兩個兒子與他一同被推選為執政官。此時，波伊提烏的權勢和聲望達到鼎盛。然而，好景不長，523年他被控叛國罪下獄，後被處死。

波伊提烏在他生活的年代是一位罕見的知識淵博的學者，是一位傑出的哲學家和神學家。作為最後一批受過古典文化熏陶的羅馬人，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他竭力想保存和延續這種文化傳統。在政治上，他試圖在異族統治下維護元老院舊有的權威，推行羅馬以往的社會政治製度；在思想文化上，他努力在新的社會和曆史形勢下發展和豐富基督教思想，使之合理化、現實化，並借助翻譯、整理、編纂和注釋古希臘文化的成果來培養人們的理性，以此來恢複被戰爭和異族統治所麻痹了的國民性。擔負著這種曆史使命的波伊提烏做了大量的著述，內容涉及教育、神學、哲學、科學等方麵。

在教育和科學方麵，他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翻譯了古希臘藝術和科學中最基本的知識，其中包括歐幾裏得的幾何學、畢達哥拉斯的音樂、尼科馬庫斯的數學、阿基米德的機械學、托勒密的天文學等，並整理編纂了《幾何原理》《算術原理》《音樂原理》等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在中世紀成了教授“四藝”（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的課本。五卷本的《音樂原理》是當時一部音樂思想的完整著述，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它一直是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音樂教科書，即使是在今天，這部著作在幫助我們確證古典音樂原理和方法方麵，仍有很大價值。

在哲學方麵，波伊提烏曾經立誌將亞裏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和柏拉圖的《對話集》譯成拉丁文，並設法使這兩位古希臘最著名的思想家的觀點協調一致。但實際上他隻翻譯了亞裏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後分析篇》《論辯篇》《正位篇》《解釋篇》《範疇篇》以及波菲利對之所做的注釋，此外還為《範疇篇》《解釋篇》撰寫了評注。這些譯著和評注在中世紀被廣泛地用作邏輯學教材，同時構成了早期經院主義者汲取亞裏士多德思想的主要資料庫。作為一名翻譯家，波伊提烏在技巧上，亦即在那種轉譯術語的準確性和藝術性上是非常卓越的，他為許多希臘哲學概念在拉丁文中找到了合適的對應詞，並第一次下了標準的定義。所有這一切，對於中世紀歐洲哲學的發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波伊提烏的神學著作有一些還需辨別真偽，目前有把握肯定的是他所著的關於“三位一體”神學命題的五篇論文以及他在臨終前撰寫的《哲學的安慰》（Philosophic Consolation）。研究他在這些著作中所表達的神學觀點，並弄清他所用的一些對基督教哲學有著重大意義的術語，如位格、實體、存在、上帝的永恒性等的確切含義，對研究基督教思想史和經院哲學是有益的。[12]特別是《哲學的安慰》這部著作，為信仰的理性化和過渡到經院主義哲學開了先河。

波伊提烏涉足了眾多的知識領域，在吸收前人觀點的基礎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知識分類法。他視哲學為知識的總匯，由思辨哲學和實踐哲學兩部分組成。思辨哲學是關於存在的學問，存在有神智、理智與自然三個領域，相對應的是三門學科，即神學、生理學（現在所說的心理學）和物理學。實踐哲學包括倫理學、政治學和家政學，分別研究個人、國家和家庭的行為。由語法、修辭和邏輯組成的“三科”是哲學的工具，其中的邏輯又是思辨哲學的一部分。邏輯與思辨哲學的關係猶如手與身體，手既是身體的工具，又是身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波伊提烏將七門自由學科中的另四科組成“四藝”，拉丁文原意為“四條道理”，波伊提烏將它定義為“通向智慧的四條途徑”，歸屬於思辨哲學。波伊提烏對人類知識所做的分類，符合古代知識狀況，為中世紀的教育規定了基本框架，古代知識則在這種框架中以百科知識的形式被保存下來。

波伊提烏與古代的許多哲學家、思想家一樣，沒有自成一體的係統教育思想，但從他的哲學思想中所折射出來的智慧之光仍給當時和後世的教育以啟示，這主要表現在《哲學的安慰》這部著作裏。

《哲學的安慰》是波伊提烏在囹圄之中所作。麵對命運的突變和死亡的臨近，他沒有求助於上帝，而是在“哲學女神”的引導下，極其冷靜地對人生中所麵臨的一些基本問題，如天命、善惡、幸福、自由意誌等進行最後的思索。經過思考，他認識到，人生的命運與自然的秩序是同一的，它們支配著萬事萬物的流逝往複，不依人的願望而駐足一處。一切靠命運降臨的東西，盡管它能給人帶來一時的快樂，都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一種善，“即是那一旦達到而不會再求什麽的。那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最高點，包括一切美好事物；如果遺漏了任何一種善，就不能稱為最高福善，因為還有可追求的東西”[13]。顯然，財富、權勢、名譽、享樂都不是至善，因為它們會引起更大的欲望。唯一能滿足欲望的幸福是美德，美德不假外物，超越一切外在幸福。隻有美德才是人通過自己追求、不依賴命運即可獲得的幸福，才是一切人應當追求的目的。相對於善的完全，惡就是缺陷，對於人來說，這種缺陷主要不在於意誌，而在於能力，因為每個人都不乏行善的意誌和願望，但往往缺乏行善的能力，不知道什麽是真正的幸福或至善，誤把外在幸福作為善來追求。人在善惡的選擇上存在著自由意誌，因為人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認識受到時間的束縛，不具有上帝的那種預知能力。因此，是上帝決定著合乎至善的必然秩序，他本身即代表著至善。作為人來說，他可以通過為善而獲得神性。

以上波伊提烏所探討的也是在他之前和之後的眾多基督教神學家所長期討論的問題。波伊提烏是名基督教徒，但他沒有盲目地信仰，而是本著理性的態度，運用邏輯推導的方法進行逐步深入的思考。盡管他的最終結論沒有離開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但對具體問題的解釋更為理智和現實，因此，對教育更富有積極的指導意義。他向教育指出，教育的目的應是培養美德，引導人們追求至善；作為教育對象的人是有理性的，有自由意誌的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是可教的，而且人人都可教；教育的具體實踐應該是提高被教育者行善的能力，首先是提高辨別善與惡、真幸福與偽幸福的認識能力。可見，波伊提烏雖然是中世紀前期的思想家，但其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精神卻是具有近代意義的，與中世紀那種消極、棄世、蒙昧主義的精神狀態完全不同。

二、卡西奧多魯斯的教育活動及思想

卡西奧多魯斯（Cassiodorus，約485—約580年）是波伊提烏的同時代人，出身於意大利南部一個屬於上層社會的家庭。他曾擔任過東哥特國王狄奧多裏克的秘書，並輔佐過其他兩位國王，其主要政務是撰寫文告和參與外交活動，這從他的文集《雜錄》（Variae）中可以反映出來。但政治生活並不是他長達90餘年的人生旅程的主要內容，作為受過古典文化教育，而又處於古典文化衰敗時期的人，文化教育才是他一生關注並為之獻身的事業。

卡西奧多魯斯不僅注釋過《聖經》，將多部希臘教父的著作譯為拉丁文，而且還獨自編纂了一些具有影響的作品，內容涉及文學、曆史、神學、教育等。曆史方麵最著名的是12卷的《哥特人的曆史》（History of the Goths），它記述了哥特人自神話傳說以來的發展曆程，是研究哥特民族的重要史料，可惜留傳至今的隻有後人改寫的簡本，曆史價值已大為遜色。神學論著《論靈魂》則記述了基督教思想家對“靈魂是否具有物質性”這一問題的長期爭論。對於後世來說，影響最大的還是他所編纂的《宗教和世俗文獻》（Institutes Concerning Divine and Human Readings），這本書在西方教育史以及圖書館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除了著述之外，卡西奧多魯斯還是當時推動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積極實踐者，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動對中世紀歐洲教育某些方麵的發展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卡西奧多魯斯重視學校教育，是中世紀歐洲最早將學校教育和修道院製度結合起來的實踐者，這一結合對於修道院作為中世紀早期歐洲文化教育中心地位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

6世紀初，由於長期的戰亂，羅馬時期的教育體係隨著城市衰敗而瓦解，整個社會的文化素質和學術水平發生極大的倒退。即使是那些算是有識之士的教士，也經常可以看到他們一手拿《聖經》，一手拿拉丁語法書進行傳道的現象。對此，卡西奧多魯斯和波伊提烏一樣，滿懷憂慮，他希望通過重建古羅馬時期那種係統的、由國家控製的學校教育製度的途徑，來恢複和發揚古典文化傳統。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他認為這也有助於提高教士的素質，促進對《聖經》的理解和對神學的研究。為此，他先後向國王和教皇發出呼籲，請求他們的支持和讚助，但每一次都沒得到積極的響應。大約在538年或540年，卡西奧多魯斯退出政壇，全身心地投入重建學校教育的工作中去。他先是著手在羅馬創辦一所基督教學校，在這所學校裏，由政府委派的教師負責教學，教學內容是宗教教育與自由學科的訓練的結合。但這一計劃因戰爭的爆發而受挫。於是他離開了羅馬，在意大利南部的維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用自己的家產創辦了一所學校。這樣，學校教育與修道院製度便曆史性地結合在一起，對此後修道院學校教育的發展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卡西奧多魯斯本人則作為學校的管理者，在此度過了自己的餘生。

為了給學校教學和研究創造良好的條件，卡西奧多魯斯非常重視圖書館的建設。一方麵他四處收集各種文稿，以充實館藏。收藏的對象不限於宗教，而涉及文法、曆史、地理、音樂、農業等方麵。不僅像盧克萊修、瓦羅、西塞羅、維吉爾、賀拉斯這樣的古典拉丁作家的作品赫然立於書架上，而且荷馬、希波克拉底、加侖、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歐幾裏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等古希臘作者的文稿也從東方被收集而來，並被譯為拉丁文。[14]此外，他在《神學和世俗文獻》一書中還介紹了圖書的管理、校對、抄寫和修補，並附上了當時神學和世俗學科中優秀著作的書目題解。這本書在中世紀相當長的時間裏一直是歐洲修道院圖書館的必備書。另一方麵卡西奧多魯斯十分重視圖書的抄錄工作。他在維瓦留姆修道院內設置了抄寫室，不僅以身作則，親自執筆，而且對修士的抄寫工作做出正式規定。他十分強調準確性，並要求書籍裝訂優質和美觀。

卡西奧多魯斯以上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對於中世紀西歐修道院發展成為重要的教育和學術機構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維瓦留姆修道院圖書館成為其後西歐各修道院圖書館的樣板。在中世紀早期，西歐幾乎每一座大修道院都開辦了學校和圖書館，這些修道院在城市大學興起之前，在保存古典文化、普及教育以及進行學術研究方麵發揮了主要的作用。

在知識問題上，卡西奧多魯斯十分重視包括七藝在內的所有的世俗知識，對於古典文化的挽救和傳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6世紀，西歐的古典文化在戰亂中遭受了極大的破壞，許多古代著作散失和消亡了。當時的一些基督教教父和教會首領卻極力排斥古典文化中的世俗知識，視之為妨礙基督教信仰的洪水猛獸，所以千方百計地限製世俗知識的學習和傳播。卡西奧多魯斯雖是一名基督教徒，但對世俗知識的態度卻相當不同。這一方麵是因為他是最後一批受過古典文化熏陶的羅馬人，對古典文化自然而然地有著某種眷戀，另一方麵是因為他看到古典文化和世俗知識對基督教信仰不僅無害，而且有益。在他的有關教育的著作中，他反複證明了學習研究世俗知識的重要性。在他看來，這些知識不僅有助於對《聖經》的正確理解，而且有助於提高對基督教文學的閱讀和寫作能力，因此傳授和學習世俗知識應是一名基督徒義不容辭的責任。卡西奧多魯斯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讓古人的學習任務成為我們的學習任務吧！”[15]這一呼喚足見他對世俗知識的重視。

從這一思想出發，卡西奧多魯斯對世俗知識的傳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整理、編纂、注釋、抄錄和翻譯古典文化成果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方麵。在總結前人所得的基礎上，卡西奧多魯斯編纂了《神學與世俗文獻》一書。該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經文的研究，涉及一些基督教神學家和曆史學者；第二部分是對七種自由學科的說明。對於每一部分和每一學科，卡西奧多魯斯都介紹了它的發展曆史和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觀點，並列出了值得收藏的書目。這本書不僅對當時的世俗知識起了普及作用，而且對於後人也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因為其中所列的許多著作現都已失傳。在這本書中，卡西奧多魯斯還正式使用了“七藝”這一名稱來概括七門自由學科，並引用《聖經》中“智慧建造房屋，用七根柱子支撐”這句話，把“七藝”看成是智慧的七根支柱，從而賦予其神學依據。從此，“七藝”就被一般教徒視為與教義相一致的世俗學科，成為中世紀基督教學校教育內容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卡西奧多魯斯自己創建的學校和修道院裏，世俗知識被列為必修內容，而且他還為學校的教師和學生製定了一定的標準。為了提高修士們的語法知識水平，以便他們在抄錄圖書的過程中發現原本中的語法錯誤，避免以訛傳訛，謬種流傳，93歲高齡的卡西奧多魯斯還從8位語法學家的著作中摘錄要點編成一本有關拚寫法的書，其價值在於保存了現已散失的著作中的精華。

卡西奧多魯斯是一個處於曆史過渡時期的人物，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史中也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在教育的組織形式上，他開創了學校教育與修道院製度相結合的模式；在教學的內容上，他讓世俗知識容身於宗教教育之中。這兩點都是中世紀西歐教育的重要特點。

三、格列高利的教育政策及思想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Ⅰ，約540—604年）在教會史上又被慣稱為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人們視之為站在古代和中世紀新舊世界分界線上的“偉人”，是古代羅馬的最後一位主教，中世紀的第一位教皇。他與安布羅西、奧古斯丁及哲羅姆並稱為拉丁教會的四大教父。

格列高利出身於羅馬一戶富有的貴族之家，祖父曾任羅馬主教。家庭的熏陶使之言行舉止具有一種羅馬貴族特有的自負和對基督教事業的神聖使命感。作為最後一批受到比較係統的教育的羅馬人之一，他卻似乎未學過希臘語知識。573年，他被任命為羅馬執政官，但受隱修生活的吸引，第二年他就拋棄了仕途的錦繡前程，捐獻出自己的全部財產修建修道院和救濟窮人，自己也歸隱於聖安得烈修道院，成為一名本尼狄克派修道士。579年，他出任羅馬教皇駐君士坦丁堡宮廷的使者。此後6年，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一方麵竭力維護羅馬教廷的利益，另一方麵代表羅馬基督教，反對東派教會的“異端”思想，維護正統教義。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6年的時間裏，他仍未學會希臘語。鑒於他的才華，唯一的解釋是，他從內心裏抵觸學習希臘語。586年，格列高利回到羅馬，擔任聖安得烈修道院院長。590年，他被推為教皇，任期一直到他去世。

在任期間，格列高利麵臨嚴峻的形勢。一方麵，羅馬教廷處於蠻族的包圍之中，在蠻族的衝擊和襲擾之下，教廷如汪洋中的一葉小舟，岌岌可危；另一方麵，教會內部紀律鬆弛，組織渙散，信仰失落。但正可謂“時勢造英雄”，格列高利以全部的精力和智力，沉著應對，表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整頓教產的管理，增加教廷的收入，保證了羅馬政教各方之需；他嚴肅紀律，力除教會之時弊，樹立教皇之權威，並且重建教皇代牧區，此為後來教皇國之濫觴；他與各方蠻族首領交好，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些外來的威脅，而且促使他們放棄阿裏烏主義，皈依羅馬正教；他著書立說，闡述基督教的教義、教會生活、組織結構等，為基督教的發展指出了方向。

格列高利不僅在基督教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從西方的教育發展史來看，他的教育政策和思想同樣具有深遠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他在中世紀基督教中的地位相聯係的。

格列高利影響後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對世俗學術和世俗教育及其與宗教教育的關係等問題的看法上。在這些問題上，羅馬教會內部態度不一。卡西奧多魯斯持世俗教育與宗教教育並重的觀點，伊西多爾把世俗教育置於宗教教育之下，讓世俗知識服務於宗教信仰，而格列高利則是敵視世俗學術、否定世俗教育的典型。在他看來，一切對人有用的知識，都已包含在《聖經》裏了，人世間一切疑惑都可以在《聖經》中找到解答，因此世俗學術的學習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會妨礙純正信仰的形成。在許多書信中，格列高利都毫不掩飾自己對文雅高深的古典世俗文化的敵視。在《意大利教父生平和神跡對話錄》（又簡譯為《對話錄》，Dialogues on 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the Italian Fathers）中，他宣揚“不學無術是虔誠之母”。在《道德論》（Magna Moralia）中，他說：“我不願為避免語句的生硬而找麻煩，對前置詞和詞尾變化的次序或確切意義，我不屈尊求解。一想到神諭的言詞要服從多納圖斯的規則，我就怒火中燒。”[16]在給法蘭西維恩（Vienne）主教德西德留斯（Desiderius）的信中，他嚴厲地告誡道：“我們聽到一個一提到就不免感到羞恥的消息。人們說你的‘弟兄們’（其實就是你）習慣於對某些人講解語法，對此我們不但非常不滿，而且十分憤怒……因為讚美朱比特的話語斷然不能出於頌揚基督的口中。一個大主教講些連對虔誠的俗人來說都不適宜的話，是多麽不成體統！”[17]

從後來西方教育的發展來看，以格列高利為代表的這種觀點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決定中世紀西方教育發展麵貌的主要因素。它所造成的後果是十分有害的。西方古典文化在中世紀初期，由於長期的戰亂和動**，已遭受極大的破壞。此時再加上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統治地位，並壟斷文化教育事業的基督教會對世俗學術的敵視和排斥，衰敗的趨勢進一步加劇，使得羅馬基督教世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為愚昧所蒙蔽，隻能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一直到11世紀，教會對世俗學術的態度才有所轉變。[18]

格列高利在否定世俗教育的同時，對傳播基督教，皈化蠻族，爭取信徒卻是一往情深，義無反顧。在他的努力和影響下，伊比利亞半島的西哥特人、羅馬的主要敵人倫巴德人先後皈依羅馬正教，承認教皇的權威。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個教育過程，隻不過它是一種非正式、非製度化的教育，即教化。因為這些蠻族在接受羅馬正教的同時，也更多地接觸了比自己的文化更為先進的拉丁文化，經過吸收、借鑒，從而加快了自身的文明進程。這在格列高利派遣傳教士遠赴不列顛島傳教的活動中清楚地體現出來。596年，以奧古斯丁為首的傳教團奉格列高利之命到達英格蘭的肯特王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基督教最終在英格蘭確立了優勢。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傳教士也把拉丁文明中的社會習俗（如反對近親結婚）、組織製度、羅馬法等內容帶到了不列顛島。[19]統一的教會組織的建立和完善促進了英格蘭的統一，學校的創辦（約600年開辦了文法學校，約602年開辦了歌詠學校）以及與羅馬之間交往和聯係的日益密切，使英格蘭的學術與文化得以不斷增進。

在傳播基督教的活動中，格列高利不僅富有熱情，而且非常講究方法和策略。他要求神職人員要注意防患於未然，及時提醒人們遠離罪惡，並且幫助人們樹立麵對罪惡的信心。他認為，盡管傳道詞都是勸勉之言，但仍要考慮時機、對象、方法，“應當預先想到他該講什麽，向什麽人講，什麽時候講，用什麽方法講，應當講多少”[20]，這些方麵，無不應周詳考慮，否則就會影響傳道教化的效果。在皈化蠻族的過程中，格列高利注意合理地利用異教的某些形式，穩健地進行改造，以減少阻力。他曾指示在英格蘭的傳教士，不要破壞異教神廟，而要對它灑聖水、設聖壇、陳設聖徒遺物，把基督教的儀式、節期同異教的獻祭慣例結合起來，指出把蠻族的過去一筆抹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足取的。這種務實穩健的方法在英格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異教徒在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儀式下接受了新的信仰。

格列高利的這種宗教熱情和務實作風與他的神學思想是有一定關係的。他的神學思想屬於奧古斯丁係統，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格列高利和奧古斯丁一樣，認為上帝早已擇定選民，但他又不過分強調預定論。他認為，人的得救不僅靠上帝，而且也通過個人的善功來補贖。他說：“我們做善功既靠上帝，也靠我們自己；靠上帝是由於他預先賜給的恩寵，靠自己是由於我們隨後產生的善良的願望。”這樣，在承認上帝先知先覺的同時，也十分“寬容”地為信徒開啟了自我救贖之門。在教義的論述、神學思想的闡釋上，格列高利比其他神學家更貼近平民大眾，更多地結合了普通信徒的思想。在《對話錄》中，他講述了許多好人來世享樂、罪人受苦之類的故事；在《道德論》中，他大量運用寓言來解釋《聖經》，這本書日後成了教會進行倫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教科書；《聖本尼狄克傳》則采用了人物傳記這種人們易於接受的文學體裁。這些著作都是以通俗的方法來論述基督教教義和神學思想的，故流傳甚廣，影響很大。

格列高利對西方中世紀教育的另一大貢獻是他創辦（或可能隻是改進）了歌詠學校。格列高利非常重視音樂在淨化靈魂、營造肅穆的宗教氛圍以及在增強讀經和讚美詩的感染力等方麵的作用，為此他曾收集和整理禮拜儀式音樂，用作彌撒經文和宗教祈禱或禮拜儀式時的伴唱，這些音樂被後人稱為“格列高利聖詠”（Gregory Chant）。為了訓練歌詠手，他創辦（或改進）了歌詠學校，學校除了教授音樂知識和訓練歌詠技巧外，還教拉丁語和閱讀方麵的基礎知識。這種學校後來作為—種常設的教育機構，逐步發展成為進行初級教育的學校。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格列高利一世的教育思想通過轉化為在中世紀西方意識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文化教育政策，對當時文化教育的發展和學術的進步造成嚴重的阻礙，但他對基督教事業的熱情推動和穩健領導，則促進了拉丁—基督教文化在西方的傳播。

四、伊西多爾的教育活動及思想

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Isdore of Seville，約560—636年），生於西班牙卡第根納（Cartagena）的貴族家庭。600年前後，他接替其兄林德（Leander），出任塞維利亞地區的大主教，任職時間長達36年。在職期間，他努力擴大羅馬正教的勢力和影響，勸化當時統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放棄阿裏烏主義，接受正教教義。作為西班牙教會的首領，他在宗教教規和教會管理機構的建設上也做出了貢獻。633年，他以主席身份主持召開了著名的托萊多（Toledo）第四次宗教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一係列重要決定，其中包括統一各地區的教儀，每個教區都必須設立一所學校，以培養神職人員等。伊西多爾著述甚豐，內容涉及語言學、自然科學、宇宙論、曆史等方麵，但絕大部分是關於基督教理論、禮拜、基督教徒和牧師的職責以及對《聖經》的評注等方麵的作品。由於以上各方麵的突出成績，伊西多爾在基督教世界享有很高的聲望，以至於9世紀有人假托他的名字編寫了教令集。1722年，教皇英諾森十三世追贈他為“聖徒”。

伊西多爾是宗教教育的積極實施者和推廣者。在任主教時，他創辦了一所有一定規模的以培養神職人員為宗旨的學校；他主持的第四次托萊多宗教會議，又做出了每個教區必須設立一所學校的規定。這都有力地推動了西班牙教育，特別是宗教教育的複興和發展，他也因此被譽為西班牙教育的重建者。在這些活動中，伊西多爾所持的觀點和看法集中體現了中世紀基督教的基本教育思想。

伊西多爾認為，人生的基本目的在於獲得上帝的拯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人必須不斷地修煉自己的德行。德行修煉的方法有多種，如懺悔、祈禱、冥想、勞作等，通過努力學習以獲得智慧也是其中的一種，盡管知識的對象隻是暫時的世界，但它對於獲得智慧，並最終獲得信仰是必要的。伊西多爾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明日就死又何妨，隻要學習，就像永遠不死一樣。”

然而，對知識和學習的重視並不意味著伊西多爾對所有知識的尊崇和對學習所有知識的鼓勵。在他看來，所謂智慧，就是瞻仰永恒的真理，即上帝。可見，無論是他的人生目的，還是他的學習目的，都是緊緊圍繞著基督教信仰的，因此，學習內容的選擇與安排必然以此為核心，《聖經》以及奧古斯丁等教父的著作於是成了學習的主要內容。對於世俗知識，伊西多爾與奧古斯丁相似，總的態度是排斥性的。他禁止自己教區內的僧侶閱讀異教著作，認為古希臘、古羅馬著作中的許多世俗知識是與基督教教義相違背的，應當堅決取締。他尤其反對詩歌，把誦讀詩歌的人視為“惡魔”。

盡管伊西多爾竭力防範世俗知識對基督教信仰可能造成的一切衝擊，但他也意識到基督教世界無法真正擺脫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的影響。為了消除人們頭腦中業已存在著的異端邪念，他認為在神職人員的培訓中安排一些世俗知識的內容，讓他們對世俗知識有一定的了解是必要的。從這一目的出發，伊西多爾根據基督教教義和當時培養神職人員的需要，在收集和整理古希臘、古羅馬作家以及基督教教父著作的基礎上，編纂了《詞源》（Etymologies）一書。

《詞源》又譯作《詞源學》《語源》，它是一部20卷的巨著。第1卷、第2卷論前三藝（文法、修辭學和辯證法），第3卷論後四藝（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第4卷論醫學，第5卷為通史簡編，第6卷論宗教法，第7卷論神學，第8卷介紹各地教會及各種異端派別，第9卷論語言、民族和諸王國，第10卷論天文，第11卷論人與人性，第12卷論動物，第13卷論天文，第14卷論地理，第15卷論城市、建築和原野，第16卷論礦產，第17卷論植物，第18卷論戰爭，第19卷論船隻的結構、建造以及服飾，第20卷論家具、飲食與食具。[21]從以上這些內容來看，《詞源》是本百科全書式的論著，它涵蓋了當時幾乎所有的知識領域，而且作者伊西多爾把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資料都收入其中，而不論其深淺和是否可信。

從這部著作中，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伊西多爾對各類知識的不同態度。對於權威，他絕對服從。他不敢對《聖經》提出疑問或者進行討論，也不敢對早期基督教領袖和神學家的著作提出意見，他所做的隻是對其中他認為最傑出的論述進行匯編，或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的闡發。在古希臘、古羅馬的世俗知識中，他看重七門自由學科，尤其是前三藝，認為這些知識有助於理解《聖經》和教父哲學。在他眼裏，“文法遠比異教好”，“如果能更好地吸收和運用語法學家的學問，那我們的生活將受益無窮”。因此文法在《詞源》中整整占了一卷。至於其他方麵的世俗知識，則完全服務於神學的需要，因此，《詞源》中出現了許多錯誤、荒謬和膚淺的資料。例如，天文學部分隻提到太陽比地球、月亮大，而對連他自己也表示懷疑的怪異事物的論述卻十分詳盡、生動，這足以說明這部書的科學性是多麽含糊！

《詞源》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使之在問世以後，對後來的文化教育產生了正反兩方麵的影響。從積極的角度看，在知識貧乏的中世紀早期的西歐，這部百科全書式的巨作一直是有關古典知識和基督教知識的標準參考書，成為當時西歐人了解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重要途徑，同時它也是當時教會學校中最有權威性的教科書之一。伊西多爾本人因此被教會奉為“優秀的聖師，公教會的新光榮”。而且，伊西多爾在書中第一次把“七藝”中的前三藝定名為“三學”（Trivium），把後四藝定名為“四學”（Quadrivium），從而使作為中世紀學校主要課程的“七藝”定型化。而《詞源》中所輯錄的許多錯誤的知識，以及作者從宗教偏見出發對古代作品所做的任意裁剪而對作品精神的閹割，對後世的思想文化的發展是十分有害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