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歐中世紀複興期的教育思想（11—13世紀）

西歐社會在8—10世紀時為走出“黑暗”所做出的種種努力終於在11世紀得到了回報。無論是教俗共舉的加洛林“文化複興”，還是教會內部的宗教改革運動，都在11世紀開始結出足以影響以後整個西方社會發展的豐碩果實，從而迎來了西歐社會在“黑暗時代”之後的一個新的發展高峰。在這一時期，複興的含義已遠非單純的文化意義所能概括，已從思想文化向社會的政治、經濟製度方麵拓展，在很大程度上，為以後西方社會的思想發展、教俗格局的重組以及社會經濟形態的轉型奠定了基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11—13世紀的複興是一次社會全方位的綜合的上升運動，是西歐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折，也是西歐社會從封建製度向資本主義製度進行過渡的一個關鍵時期。綜觀這一時期的複興，它既是曆史發展的邏輯產物，也是當時社會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時期西歐社會發生的兩大極為顯著的事件——十字軍東征和城市的興起——共同促進了社會整體的複興。

十字軍東征在基督教普世理想的宣召之下，伴之以強烈的功利和貪婪，開創了西歐社會由孤立、封閉向開放社會格局的過渡。作為一次以宗教統一為終極目的的宗教運動，十字軍東征無疑是一次失敗的運動。然而，它所帶來的對西歐社會的客觀上的衝擊，意義卻是不可估量的。文化上，它打通了與先進東方文化溝通的渠道，從而形成文化上的互補（當然，主要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及其東方發展向西方社會的回流），使西方社會文化複興找到了支撐點和內在的精神主線；十字軍東征對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的貪婪性，引入了一些新的經濟因素和製度性因素，強化了原本處於萌芽時期的社會經濟貿易形式；同時十字軍東征對貨幣的需求加速了西歐社會原有經濟形態的崩潰，為新型經濟因素的出現乃至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因此，在它的作用之下，西歐社會城市的複興得以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西歐社會城市的興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不可否認十字軍東征加速了這一興起的過程。

城市不斷出現，隨之而來的是新的利益集團的出現，原有的貴族式的等級權力分配關係已逐漸被打破，新型的權力分層以利益為標準正逐步形成。這樣，在新舊兩大利益集團之間便不可避免地產生利益重組的需要，進一步加快了舊的權力分層的崩潰，從而使社會分層出現了新的有利於新型利益集團的變化，這對於西歐社會從封建製度向資本主義製度過渡提供了強大的外部刺激力量，使11—13世紀的西歐社會處於兩種製度更替時的活躍時期。這種活躍不僅為各種社會因素的重組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同時，這種活躍的社會外部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也為思想、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多向度的選擇餘地，使這一時期的思想呈現出極為紛繁的局麵。

雖然這一時期教會仍然處於思想的壟斷地位，但麵對來自社會外部世俗因素越來越強烈的衝擊，教會被迫在思想文化領域為世俗社會打開方便之門，原先以信仰為核心的先驗教會思想體係隨十字軍東征所帶來的古典文化的重新出現，已不能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亞裏士多德學說的重新傳回西歐無疑加速了以柏拉圖學說為理論來源的先驗思想體係的解體，因而這一時期建立在亞裏士多德思想基礎上的經院哲學便逐漸成為思想的主流，湧現出了一大批經院主義哲學家，如洛色林（Roscellinus）、安色倫和阿伯拉爾等。他們在理性與信仰二者關係的探討上，或堅持先驗的信仰高於理性，或執著於理性高於信仰的理論，從而圍繞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形成了唯名論和唯實論兩大不同的思想流派。兩派學術上的論爭極大地推動了這時期西歐學術思想的發展。不同流派為了宣傳和弘揚自己的思想，紛紛借助相應的教會組織形式組建不同的思想群體。因此便出現了不同的教會流派，如弗朗西斯會、方濟各會以及多米尼克修會等，這些修會間的思想論爭無疑在教會內部帶動了思想的發展，也促使教會適應社會發展需要進行改革。

教會改革並不意味著教會對世俗權力的放棄，與此相反，教會迫切需要一大批與世俗社會有著緊密聯係而又擁有強烈宗教關懷的人才，以達到與世俗社會相抗爭的目的。然而，這些人才的獲得則必須借助於一定的教育機構才能夠實現。因此，中世紀大學在該時期也應運而生。從這個意義上講，中世紀大學是教會理念與世俗形式相結合的機構，其內在的精神動因具有強烈的宗教性。當然，中世紀大學的出現也離不開城市興起對教育所提出的新的需求的刺激，它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可否認，一方麵，中世紀大學的出現在教育發展史上正式確立起了一種新型的教育觀念和製度，為高等教育逐漸成為教育的重要層級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麵，中世紀大學在知識的傳播、創造及其專業化方麵，相對於以前的時代而言，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經院主義哲學家以大學為陣地展開的學術爭鳴，為後來經院主義哲學成為教會的指導性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以後一些新的哲學思想的出現提供了思想萌芽和理論準備。同時，中世紀大學培養出了大批人才，這可以說是西歐文化未來幾百年得以迅猛發展的重要動力之源。不管是教會的擁護者還是反叛者，他們都在中世紀大學的習染之下，或從正麵，或從反麵為西方文化貢獻出了重要力量。

以上所述表明：社會外部因素的刺激帶來了西歐社會的活躍和多元，這種社會特性又為思想的充分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為該時期西歐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內在思想支撐。因此，11—13世紀西歐社會的複興可以說是社會外部因素與思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