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歐中世紀複興的社會因素
11—13世紀西歐社會複興的深層社會動因有二：一是十字軍東征及其影響；一是城市的興起與社會分層方麵所發生的變動。
一、十字軍東征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一）十字軍東征的動力因素
十字軍東征作為中世紀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從1096年一直持續到1291年，共延續了近200年的時間，其間共發動了十多次對東部地中海地區的所謂“聖戰”，其持續時間之長、參與熱情之高以及波及範圍之廣都是極其罕見的。之所以出現這次對西方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曆史事件，是與其動力因素的多樣化、複雜性緊密相關的。
關於十字軍東征的動力因素，傳統上一般把這次運動更多地歸結為一種宗教因素作用的產物，例如，我國學者安長春在《基督教籠罩下的西歐》一書中就指出：“宗教動機是十字軍東征的起因和推動力，全部東征活動都是在討伐伊斯蘭教的旗幟下進行的。”[1]這種觀點一直是探討十字軍東征動力因素的主流觀點之一。也有學者提出十字軍東征作為一次波及整個西歐和東地中海地區達200年的曆史事件，它的動力來源非宗教的純信仰因素所能推動。對此，美國學者霍萊斯特在《歐洲中世紀簡史》中指出：“十字軍代表著中世紀以虔誠、好戰及貪婪三種動力為特征的融合，三者都異常重要。”[2]湯普遜也認為：“十字軍像任何其他偉大曆史運動那樣，是由於好久以來起著作用的複雜力量所產生的結果，也是由許多個別運動逐漸匯合而成的頂峰。”[3]誠然，宗教因素在表麵上直接推動了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產生，但作為一次規模龐大、持續時間長的曆史大事件，任何單一的動力因素都必然無法獨立承擔起如此重任，在這種單一因素後麵，還有一些更具根本性的推動因素在發生作用。因此，十字軍東征的動力因素是一個多層次、多向度的複雜因素的組合體，是宗教因素、經濟因素以及社會政治因素等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1.十字軍東征的宗教驅動
十字軍東征是一種聖地朝拜熱情與基督教普世理想二者共同作用的產物。自10世紀開始，西歐出現了到耶路撒冷朝拜的熱潮，這被認為是實現“救贖”的最為虔誠的行動。但這一時期耶路撒冷處於伊斯蘭教的控製之下，這使得大多數朝聖的教徒往往要曆盡千辛萬苦方能達到，這不可避免地在基督徒中醞釀出聖地收複運動的思想萌芽；同時這也是基督教對異教徒進行打擊以實現其“以基督精神歸化天下”的普世理想的需要。因此，可以說早在10世紀便埋下了十字軍東征的宗教動因。這種動因在11世紀隨一次正常的領土之爭而得以現實。11世紀下半葉，塞爾柱突厥民族在西亞興起，於1055年推翻巴格達哈裏發的統治，又於1071年在現在亞美尼亞境內的曼西克特擊敗拜占庭軍隊，並且占領了大量小亞細亞的土地，直接威脅著君士坦丁堡的統治。鑒於國家的危急情況，當時的拜占庭國王亞曆克修斯一世放棄與西歐教會間的前嫌舊怨，籲請當時的教皇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Ⅱ）援助。這為西方教俗社會向東方拓展提供了契機。為獲得行動上的符合教義的正義之名，西歐社會大肆製造塞爾柱突厥人玷汙聖地、迫害朝聖者的謊言，從而號召廣大教眾進行“聖戰”以收複聖地，拯救東方基督教徒。這樣就使十字軍東征在“聖戰”的名義下得以合法化。但他們所宣揚的對朝聖者的迫害以及對聖地的玷汙則與曆史事實不相符合，湯普遜認為這些宣傳僅僅出於反伊斯蘭教目的而利用教眾的輕信心理煽起他們的狂熱。事實上，早在869年，耶路撒冷教長狄奧多西在寫給君士坦丁堡一神職人員易格那提阿的信中，就曾讚揚了東方教會的寬大政策，他說道：“他們是公平的，因而我們在任何方麵沒有遭受到壓力。”[4]這種狀況即使在突厥人占領耶路撒冷後也未曾改變。由此不難看出，所謂的“聖戰”不過是利用宗教因素作為一種借口和幌子而已，這並非十字軍東征運動的本原動因，這也應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古語。
2.十字軍東征的經濟利益驅動
對利益的貪婪構成了十字軍東征的根本動因。這種貪婪一方麵表現為對東方財富的攫取欲望，一方麵也表現在對國內經濟困境的擺脫之上。
隨著地中海沿岸城市與小亞細亞等地的貿易往來的增加，以及朝聖者不斷帶回關於東方富庶景象的誇張性描述，東方的富足成為西歐整個社會所欽羨的對象。所以在宗教“聖戰”的契機之下，他們力圖將這種可望而不可即的羨慕變成現實，因而他們紛紛以巨大的熱情如潮水般地湧向東方。這種心態從十字軍士兵的信件和行為中即可得到鮮明的體現，“在十字軍兵士的行為裏或他們的信件裏，很少可指明，他們已經一般地放棄那些其他中世紀戰爭裏所反映的動機和欲望”，“他們熱衷於下列傳說（似乎是更起作用一點），東方神話式的財富、黃金、白銀、美女正在等待掠奪者的手，諸如此類的故事”。因此，湯普遜指出：“我們不能不重視‘愛好金銀和美女’的**力。”這種**力終於隨著君士坦丁堡的攻陷而變成現實，此時，所謂的聖戰和對異教徒打擊的幌子已不再能遮住十字軍本性中貪婪的攫取欲望，利益的驅動戰勝了基督的正義與仁愛。
同時，十字軍東征的利益驅動也源於他們試圖對國內經濟困境的擺脫。長子繼承製的施行，迫使無繼承權的幼子們“用他們的寶劍來尋找生路”；封建主在其所屬土地越來越少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奢華的生活，除“加緊壓迫農奴，使農奴貧困化來彌補自己的虧空”以外，還隨時準備“幹著任何危險的事情”來擺脫經濟上的困境；處於社會最底層受壓迫最多的農奴階層在教皇緩期償債和解除人身依附關係的影響下，也希望借此擺脫依附地位而獲得獨立的人身自由，因此他們往往具有更大的熱情，構成了十字軍運動的主力。所有這些階層無疑都把十字軍運動看成“是一個來自上帝的號召”[5]，看成他們擺脫困境的最佳選擇。對此，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期的一位觀察家曾清醒地指出：“有些人由於好奇心而到東方去；其他的人由於家中生活窘困而需要打仗，不管是反對基督教的仇敵也好，朋友也好，以此來終止他們的貧困狀態；還有別的人要逃避他們的債務，要逃避他們應該履行的義務，或要逃避為了他們的罪行而應得的處罰。”[6]由此不難看出，各個階層對經濟利益的考慮成為十字軍賴以形成的深層動因。
3.十字軍東征的社會政治驅動
從社會政治意義上講，十字軍運動又是一次西歐社會內部矛盾轉化和教會重新確立權威的運動。
在經曆了6—10世紀的權力不斷重組的過程之後，西歐社會開始步入一個較為穩定的階段，為了保持這種穩定的長期存在，教會曾發布“神命休戰”命令，力圖做出在聖日及聖季進行戰爭係屬非法的規定。但西歐社會幾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好戰特性無法保證這種休戰製度的順利執行，就連那些提倡休戰製的僧侶們也認識到：“封建社會對戰爭惡習已經根深蒂固，不可能把戰爭完全壓製住。”[7]為了把這種好戰本性引出歐洲社會，教會試圖通過與異教戰爭的神聖化、正義化來達到該目的。早在西班牙與穆斯林作戰時，這種反異教戰爭就被理想化為正義戰爭，這種思想在1150年的格累細亞的詔命中得以最終確立，“當時，軍事精神和宗教狂熱混淆在一起，僧侶和軍隊匯成為宗教—軍事團，而上帝戰爭代替了上帝休戰”[8]。因此，可以說十字軍東征做到了停止私鬥運動未能做到的事情，把封建貴族中大批最殘暴倔強之徒引向外地，使西歐社會免於劫掠，這無疑是西歐內部社會矛盾向外的野蠻轉嫁。同時，11世紀的歐洲出現了連續多年的自然災害。從1089—1095年西歐連續7年幹旱，使農奴階層麵臨生存困境。基柏特·得·諾根特曾記載：“法國人在這時期遭到饑荒，接續而來的歉收，使穀物價格飛騰上漲。唯利是圖的商人們，按照他們的慣例，靠著一般人的苦難，還在進行投機買賣。食糧又少又昂貴，窮人吃樹根野草來充饑。”[9]再加上這時的封建主為維持原有的奢侈生活而加重了對農奴的剝削，使得廣大農奴不堪重負。這種矛盾已經積聚到了行將爆發的邊緣。因此在這時發起十字軍東征無疑為廣大農奴找到了一條突破困境的出路，從而實現了把國內的尖銳矛盾轉嫁到西歐以外去的目的。為使這一目的得以充分實現，教會從精神和物質方麵給以利誘，例如，教皇烏爾班二世在1095年的動員演說中宣稱：“凡願獻身於這項神聖事業的人，都將獲得最高精神酬報：‘積極參與出征行列，以清贖自身罪愆，永葆天國不朽的榮譽。’”[10]同時他還許以物質**：“這邊有的不過是憂愁和貧困，那邊有的是歡樂和豐足。”由此不難看出，十字軍東征的發起是西歐教會和世俗貴族有意識地將矛盾轉嫁的產物。
如果說轉嫁社會矛盾是出於為社會穩定而考慮的話，那麽教會借助十字軍運動重塑權威則純粹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隨著西歐社會穩定程度的增強，封建主勢力逐漸增大，出現了要求與教會進行權力重新分配的呼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會對世俗社會的控製。此時拜占庭帝國的求援正好給教會提供了一個重塑權威的時機。因為從客觀上講，此時的西歐封建貴族階層尚無力承擔起討伐異教、援助拜占庭帝國的重任，隻有教會利用其精神力量集聚歐洲社會的各種力量方能擔此重任；從主觀上說，教會自東西羅馬分裂導致教會分離之後，一直有統一基督教、光複聖地的理想，但這種理想由於受不同社會因素的製約未能實現。突厥人對聖地的占領和亞曆克修斯的求援無疑將這種主客觀因素很好地結合到了一起，如果說這次東征能達成光複聖地的宗教目的，教會無疑擁有更為巨大的精神權威，同時它還可以將東西教會二者重新統一起來。出於這樣的考慮，教會不遺餘力地發動了十字軍運動。對此，美國學者霍萊斯特曾指出：“十字軍在許多方麵有利於教會，它可使教皇在這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置身於最前方，取得全歐洲的精神領導權。”[11]
（二）十字軍東征概述
十字軍東征自1096年始，結束於1291年，這一年穆斯林從基督徒手中奪回最後一個據點亞克，從而標誌著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結束，前後持續近200年。關於其間共有過多少次東征運動，由於各史家統計方法不同，因而眾說紛紜。有8次說，也有11次說等。在近200年的東征運動中，其中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次的十字軍東征具有極為廣泛、深遠的曆史影響。下麵簡要介紹以上幾次東征活動的情況。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6—1099年）：在拜占庭國王亞曆克修斯的求援下，當時的教皇烏爾班二世於1095年在克萊蒙特召開宗教會議，通過組織十字軍隊伍以“聖戰”的名義進行東征的決議。此後從1095年到1096年春，烏爾班二世在法國各地進行鼓動性演說，號召廣大教眾積極參加東征。在他的精神允諾和物質利誘之下，各地教眾群起響應，特別是社會底層的農奴階層響應更為熱烈，他們首先於1096年春組成一支六七萬人的隊伍開始了東征運動。這支隊伍由於缺乏嚴密的組織，沒有堅實的經濟實力作保障，加上沿路受到疾病和劫掠等的打擊，到達小亞細亞時已基本上喪失了戰鬥力，被突厥人輕易打垮，最後隻剩下3000多農民逃回君士坦丁堡。如果說這次農民十字軍運動是一次序曲的話，那麽，在1096年秋季出發的十字軍則標誌著教俗政權向外拓展的野心和決心。這支由法國、意大利和德意誌西部騎士組成的東征隊伍共3～4萬人，他們從洛林、裏昂、土魯斯與布林迪西分四路出發，於1097年春天在君士坦丁堡會合。在拜占庭帝國的幫助下，他們迅速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攻克尼西亞後，又於1098年攻克愛德沙、安條克，並於1099年6月進逼耶路撒冷城下，圍攻一個多月後於該年7月15日攻陷該城。這樣，曆經3年的東征以聖地的收複而告終。但十字軍在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後的表現則暴露出了其野蠻、血腥和貪婪的本質。據當時的參與者福爾克裏·沙特爾在《耶路撒冷史》中記載：“你如當時置身現場，就會親眼看到我們的腳踝都被死者的血汙染紅，但是我還要指明的是什麽呢？那就是沒有一人幸存；即使婦孺也不能幸免……而後，一應僧俗人等去往聖墓及聖廟大唱九度音程的聖歌，虔敬地做著祈禱，對他們向往已久的聖地進行朝拜與捐獻。”[12]這無疑表明十字軍東征宗教性的虛偽與其行為本身的野蠻和血腥。有阿拉伯編年史家曾這樣評價十字軍：“他們是一群凶狠善戰的畜生。”十字軍攻陷耶路撒冷城後，成立了耶路撒冷王國，由下洛林公爵哥德夫利以“聖墓保衛者”的名義統治該城，後其弟鮑爾溫繼位。王國下設安條克公國、愛德沙伯國和的黎波裏公國。王國依照西歐封建製模式製定了所謂《耶路撒冷條例》，規定了封建世襲製度以及領主與附庸的關係。同時，為了鞏固和強化對被征服地區的統治，教皇還組織了幾個宗教性的軍事組織騎士團，包括神廟騎士團、醫護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等，他們與耶路撒冷王國一道，共同建立起了穆斯林包圍圈中的基督教王國。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1189—1193年）：這次十字軍東征是由薩拉丁於1187年光複耶路撒冷所引起的。薩拉丁是以埃及為中心的新興伊斯蘭國家阿尤布王朝的首領，他多才且具有騎士氣概，他於1187年10月2日光複了耶路撒冷城，並收複了許多沿海城市。他領導的反十字軍的勝利震動了整個歐洲，由此引發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這次十字軍由三位傑出的國王領導：德國皇帝紅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國國王腓力·奧古斯都和英國獅心王理查。他們於1189年出發企圖收回耶路撒冷，但出師不利，由於德皇紅胡子腓特烈一世在小亞細亞乞裏西亞過河時被淹死，致使德國十字軍返回德國。英法兩國十字軍部隊繼續向耶路撒冷城進軍，並於1191年攻占亞克城，但由於英法兩國國王矛盾重重，所以攻下該城後法國國王即率法國十字軍返回了法國，並與德皇亨利六世締結反英同盟。這樣剩下獅心王理查已無力再攻下耶路撒冷城，遂與薩拉丁簽署一項條約，即允許基督徒3年內可到耶路撒冷朝聖和經商。更為不幸的是，理查在回國途中被德皇亨利六世所俘，在繳納了巨額的10萬英鎊贖金之後才得以重返英國。因此，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雖由於三位著名君主領導而得以留名，但事與願違，最終卻以鬧劇收場。自此以後，光複聖地耶路撒冷便成了曆次十字軍東征的理想和目標，但不想卻是一個未竟的理想。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1202—1204年）：這次東征與第一次有許多相同之處，都由教皇鼓動發起［由教皇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Ⅲ）鼓動而成］；這次十字軍也是由封建主加以統率的。這次十字軍東征在所有東征運動中是最為臭名昭著的一次，它最足以說明十字軍的掠奪本質。霍萊斯特曾不無嘲諷地評價道：“這是一次別開生麵的十字軍東征，它始終沒有到達聖地，但就其本身行動而言，取得了輝煌的勝利。”[13]這次十字軍的原定進攻目標是埃及，試圖攻占阿尤布王朝的心髒而迫使薩拉丁退出耶路撒冷。所以十字軍於1202年在威尼斯集合，準備通過海路向東進軍。當時的威尼斯總督恩裏科·丹多羅同意提供艦船運輸35500名軍人和4500匹戰馬，但提出讓十字軍繳納85000銀馬克的運費及分得十字軍掠奪財富和土地的一半。十字軍無法交付這筆運費，這樣威尼斯總督同意十字軍隊伍傾其所有交納運費，對於不足部分提出附加條件，即十字軍在征途中須代威尼斯攻占新近落入匈牙利國王手中的拉紮口岸。這樣十字軍於1202年攻占拉紮，攻占拉紮之後十字軍並未向埃及開進。由於這時拜占庭帝國內部發生權位更迭的混亂，廢帝伊薩克二世的兒子阿曆克塞逃往西方向教會求援，這樣就為十字軍轉而攻打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借口。本來丹多羅由於和埃及密切的商貿往來便不願意十字軍攻打埃及，而拜占庭帝國由於和威尼斯在地中海東岸地區的激烈商貿競爭，引起威尼斯不滿，試圖將拜占庭帝國排擠出威尼斯的商貿範圍之內。出於這樣的考慮，在援助拜占庭帝國的借口之下，丹多羅與十字軍首領北意孟菲拉侯爵卜尼法斯以及德意誌皇帝特使一起，積極策劃向拜占庭帝國的進攻。1203年5月，十字軍從安德羅斯島向君士坦丁堡進發，6月底殲滅拜占庭艦隊，7月初進抵君士坦丁堡戰略中心金蘭灣，迫使篡奪帝位的阿曆克塞三世出逃，從而恢複了伊薩克二世的統治，但不久即被推翻。一無所獲的十字軍和威尼斯人並不甘心就此罷休，他們決定攻占該城，推舉自己的皇帝以瓜分東羅馬帝國。於是，十字軍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並於1204年4月13日攻陷該城，推舉佛蘭德斯伯爵鮑爾溫九世為帝，建立起拉丁帝國，在經曆了約半個世紀的統治之後，於1261年崩潰。十字軍對君士坦丁堡城的洗劫可以算作十字軍運動史上最為醜惡的一頁，他們大肆搶掠財富，焚毀城內珍貴的文化典籍，焚燒圖書館，破壞藝術品，這些行徑致使君士坦丁堡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恢複到以前高度發達的水平。至此，十字軍的貪婪性和侵略的目的暴露無遺。
第五次十字軍東征（1212年）：有的史家並未將這次十字軍東征計入東征之列，但不管怎樣，這是一次在第四次東征之後的又一次以光複聖地為目的的東征運動，在此為了寫作的方便，暫將此稱為第五次十字軍東征。在第三次東征失敗和第四次消滅同一宗教信仰的拜占庭之後，西歐人開始對基督教信仰產生了懷疑，由此出發生成一種觀點，認為隻有純潔無罪者才可重新奪得聖城。在這種思想的驅使之下，西歐人於1212年組成了兒童十字軍共5萬人，其中包括3萬德國兒童和2萬法國兒童。這次東征的結局是不言而喻的，以悲慘的結局告終。他們蜂擁到歐洲南部各海岸港口，“出於宗教熱誠，竟然相信地中海的海水會在他們麵前幹涸，為他們鋪設一條通往聖地的神秘道路，許多兒童明智地回到家中，其餘的則被售予穆斯林為奴”[14]。童子軍東征無疑是十字軍東征史上最為愚昧的一次東征，體現出狂熱群體意識中的宗教理想的愚人性和理性缺乏下的人為悲劇性。這以後，西歐社會逐漸喪失了對東征的熱情與信心，雖然也組織了幾次十字軍東征，但無論就其規模、影響還是聲勢來講都無法和前幾次相提並論。1261年基督教徒在“聖地”的最後一塊領地亞克被光複，宣告了持續近200年的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終結。
（三）十字軍東征的文化影響
對十字軍東征文化影響的評價是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文明是由相當複雜的因素造就而成的，很難把精確的價值歸之於某一單一因素的作用。美國學者湯普遜也指出：“在對所謂十字軍的結果作出評價時，我們所感困難的，是區別於哪些事情似乎是起源於十字軍的；哪些現象是在十字軍時出現，但它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十字軍所產生的。”在文化影響上我們也“不可能來區別：什麽文明是從十字軍產生的，什麽文明是在十字軍時期發展起來的”[15]。在評價指向不明的同時，評價出發點的不同也帶來了有悖曆史事實的評價。在以往關於十字軍東征文化影響的評價研究中，人們所注目的焦點往往在於東西方文化間的交流之上，而這種交流又尤其側重於西歐社會對東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以此為出發點，人們往往易於做出積極的評價，如大部分學者所持“如果沒有十字軍東征，便沒有了歐洲社會的文藝複興運動的產生”等諸如此類的觀點。毫無疑問，十字軍東征為西歐文化、文明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推動，但這種側重於單方麵文化吸收的評價是否更多地打上了學界長期存在的“歐洲中心論”的烙印，因為文化影響是相互的，在一方受益的同時，作為一次“軍事與精神”交織的十字軍東征運動，給文化輸出方的伊斯蘭文化所造成的影響同樣應該是評價關注的焦點。如果以此為起點進行評價，十字軍東征則扮演了一個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可以說它對東方文化的打擊是致命的，所造成的影響是負麵和消極的。因此，基於以上考慮，我們認為從西歐文化和東方社會兩個不同的出發點進行評價是能夠較為客觀反映十字軍東征的文化影響的，可以說它既有消極的影響又有積極的作用。
1.十字軍東征對東方文化的消極影響
正如以上所說，不能把文明價值的判定歸結為某個單純因素的作用一樣，我們也不可能把十字軍東征看成是導致東方伊斯蘭文化衰落的罪魁禍首，但十字軍東征客觀上對伊斯蘭文化的衰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這種衰落的過程。事實上，曾經在西歐處於文明蠻荒之境時期的高度發達的伊斯蘭文明，隨十字軍東征在13世紀末的終結而塵埃落定，逐漸退出文明的舞台而成為人們追憶的曆史。這種時間上的一致並非巧合所能夠詮釋得了的。隻要看看十字軍對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文明的野蠻破壞便可以找出二者若明若暗的聯係了。當1204年4月13日十字軍攻入君士坦丁堡城時，這個當時的文化之都遭遇了滅頂之災，並且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能恢複到其頂峰時期的輝煌。湯普遜在《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中這樣寫道：“搶劫情況，是歐洲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君士坦丁堡原來是基督教國家中從古希臘時代以來一脈相承古代高度文化和物質文明的一個大城市代表。現在，幾乎全部珍奇遺產都被破壞無遺。……物質的毀壞雖比不上人類所遭受的文學和藝術上的損失，但也是令人痛心的。圖書館、宮殿和浴場化為瓦礫場所。”[16]另據史載：十字軍曾在君士坦丁堡縱火三晝夜，把藏書豐富的君士坦丁堡圖書館付之一炬。他們掠奪藝術珍品，對於運不走的雕塑等藝術作品則采取野蠻的破壞手段；後來裝飾在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的青銅飾金的四匹駿馬，是亞曆山大時代最偉大的藝術作品之一，就是當年十字軍從君士坦丁堡賽馬場運回威尼斯的。十字軍對同屬基督教文化的拜占庭帝國尚且如此的喪心病狂，對於異教文化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的。在此姑且不論十字軍在耶路撒冷城所造成的血腥與野蠻，單就他們對伊斯蘭文明所帶來的影響而言也是無以複加的。他們的足跡所至，帶來的是一片死寂與荒涼，造成大量的伊斯蘭教徒離開他們曾引以為豪的文化之鄉。因此，近200年的東征嚴重破壞了這一地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大大阻滯了這一地區社會曆史的發展。這樣，文化的衰落也是十分必然的結果。從此意義上講，十字軍東征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不可不謂之大。
2.十字軍東征對西歐文化的積極影響
現在很難說十字軍東征帶來了什麽具體的文化影響，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十字軍東征在客觀上打開了一條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使兩種文化得以進行直接的接觸。這應該是十字軍東征客觀上在文化上帶來的無意識的影響。人們也許會驚訝於兩種不同信仰、相互攻訐和抵製的文化卻能在這一特定時期走向融合，對此美國學者道森解釋道：“毫無疑問，盡管這兩種文化互不相容，但西方的年輕民族有時卻能接受較為古老的文明的更高和更為精致的文化。……而且，如果在一個最大限度地抵製異教教義侵入的教牧社會中尚且如此，那麽，世俗社會在不直接與宗教或政治相聯係的事務上更願接受較高文化的影響，這就更加可能了。”[17]由此表明文化的交流是不以意識形態為障礙的，而是一種先進與落後二者間相互流通的結果。所以十字軍東征的強烈宗教性並未能阻止異教文明的流入，相反在客觀上促進了這一進程。十字軍東征所造成的東方文化的西漸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古希臘和阿拉伯文獻的翻譯，一是人員特別是學術人員之間的交流。其實這兩種方式也並非十字軍東征時代的獨創，早在加洛林＂文化複興＂時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便有了這種文化交流方式的存在，隻是程度和規模要比十字軍東征時期小得多而已。這一時期翻譯了大量的科學、哲學方麵的典籍，例如，1138年、1175年托勒密的天文學著作《四分法》和《大綜合論》被分別譯成拉丁文，從此，托勒密的地心說成為天主教公認的權威性學說；數學家花剌子模的《印度記數法》於12世紀被譯成拉丁文，他的代數方麵的著作也於此時傳入西歐，並被作為大學教科書直到16世紀；12世紀時，阿維森那的醫學名著《醫典》被介紹到西歐，直到17世紀仍被認為是大學的權威性醫學著作。在哲學思想方麵，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大多於十二三世紀被譯成拉丁文。例如，他的《分析篇》《正位篇》《詭辯駁斥篇》《分析後篇》和《物理學》等著作於12世紀被譯成拉丁文；《形而上學》《尼可馬可倫理學》《論靈魂》《論天和世界》等也於13世紀被陸續介紹到西歐。亞裏士多德思想的引入，使西歐天主教的官方哲學從此發生巨大的變化，由此而產生出的經院哲學成為以後西方天主教會的主流思想。同時，這一時期大量的阿拉伯哲學思想也紛紛被介紹到西歐，開闊了西歐人的視野和眼界。所以，站在西方社會的立場上來看，十字軍東征所帶來的積極的文化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正如一位學者所評價，如果這一時期沒有十字軍東征，歐洲也會取得進步，但經曆了這場運動之後歐洲的變化是如此顯著的，以致會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十字軍運動是影響歐洲文明最大的一個因素。
二、城市的產生與社會階層的分化
城市曾隨古羅馬的衰亡而逐漸衰落，在整個中世紀早期，城市不再是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中心。到了11世紀，隨著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城市作為重要的社會存在又重新登上曆史舞台，並對人類發展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被認為是中世紀時期一個轉折性的標誌事件。美國學者湯普遜就認為：“沒有一個運動再比城市的興起具有更持久的意義。城市運動，比任何其他中世紀運動更明顯地標誌著中世紀時代的消逝和近代的開端。”[18]從此，城市開始逐步成為當地社會的工商業中心，並進而形成了相應的利益集團和商人行會、手工業者行會等。經濟實力的壯大以及獲取更大發展自由的願望促使這些利益集團向封建教俗貴族提出權力重新分配的要求，因而無論是以和平還是以暴力的方式產生出了城市自治運動。這一運動無論是對資產階級作為新興階級登上曆史舞台還是對西方自治思想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湯普遜在評價歐洲中世紀的城市興起時曾這樣說道：“城市的興起，論過程，是演進的，但論結果，是革命的。”[19]關於這一時期的城市發展概況，一位法蘭西的曆史學家寫道：“在城堡密集的地方（這些城堡因設防而日益集結，因戰爭、搶劫和饑餓而變得荒涼）出現了許多更大的城市，這些城市都具有力量雄厚的郊區，由於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城市人口稠密。在7—10世紀這個時期，城市好像啞巴似的死氣沉沉；在13世紀，城市像蜂房似的終日嗡嗡：街道很狹窄，不規則也不衛生，但是很熱鬧，到處擁塞著貨物包、小販攤和兜售貨物的商人。地上樹起了壯麗的紀念碑，紀念碑的出現應歸功於城市的富人和那些樸素的無名建設者的天才。”[20]由此不難看出，當時的城市既有作為經濟中心的繁華和濃厚的商業氛圍，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初創時的局限與不足。但不管怎樣，城市的興起畢竟標誌著一種影響西方社會以後發展的新興模式和力量的出現，標誌著兩種不同生產關係在此時的碰撞、融合，進而使西歐步入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因此，探討這一時期的城市興起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城市的產生
關於城市的起源具有各種各樣的爭論。“像任何其他巨大而又複雜的現象那樣，城市的根源深植於過去的曆史裏，而所有的城市已不是出於同一的根源的。城市運動的多種根源和它史料的歧異，是個麻煩的問題。”[21]現在關於城市的起源就有公社起源說、莊園起源說、市場法起源說、免除權起源說、衛戍起源說以及加洛林朝地方製度起源說和德意誌行會起源說等諸多觀點。這些假說無一例外都帶有特定區域、特定階層的局限，這一時期的“城市運動不是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它是出現於中歐和西歐的各個地區和各個民族之間的一種社會經濟現象，無關種族、語言或邊界”[22]。因此，這些假說不能解釋在不同地區同時產生的這一社會現象。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從不同地區城市興起的共同點出發加以分析。“在這個時代，歐洲城市生活的興起表現出若幹相似點；不論它們位於北意大利或北法，位於法蘭德斯或德意誌，這種生活興起和城市的經濟生活發展是有著密切的聯係的。”[23]從這個意義上講，中世紀城市是一種經濟社會現象，因而它的產生和出現也應是中世紀經濟社會力量的產物。綜觀這一時期城市的產生，有三方麵的因素共同促成了城市的複興。
1.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增加促成了城市的產生
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農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生產力水平已有了極大程度的提高。隨著農具和耕種方式的改善，特別是用馬牽引的帶輪的鐵犁和二圃、三圃製的廣泛流行以及大麵積墾荒的出現，生產率得到了增長。主要穀物如大麥、小麥的產量急劇增加，由8—9世紀時的種一收二，提高到種一收五六的水平，因而出現了大量的農業剩餘產品；同時新的動力來源如風磨和馬力的使用也帶動了其他專門行業如紡織、製革、采礦等的興起。這些專門行業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專門技能的部門，致使以前的封閉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逐漸被打破。農業生產者開始運用自己的剩餘產品同手工業生產者交換自己所必需的物品如生產工具等，這樣就產生了商品的交換，並且這種比重逐漸增大。隨著交換地點的固定，便出現了定期的集市，這成為以後城市賴以產生的基礎。在這裏逐漸聚集起了固定的手工業者，他們成為城市最早的市民。因此，可以說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是中世紀西歐城市興起的重要前提。同時，隨著西歐社會在11世紀時期戰爭的減少和社會趨於穩定，人口數量開始大幅度增加，這就為農業以外的手工業、製造業等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滿足了這些行業發展初期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得以生產出更多的剩餘產品用以交換。這樣無疑擴大了商品交換的規模，使手工業者隊伍逐漸龐大，從而使城市得以在以前集市的基礎上迅速膨脹。
2.農奴爭取獨立的鬥爭促成了城市的興起
馬克思認為“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24]。這表明西歐城市的產生是農奴和其他依附農民與封建領主進行階級對抗的結果。11世紀十字軍東征給農奴解放帶來了契機，從此農奴爭取自由、獨立的鬥爭便在西歐社會內部此起彼伏。開始時，一些具有特定技能的專業化手工農奴為了擺脫莊園主的剝削和壓迫，便采取逃亡的方式來達到解除依附關係的目的。他們逃到一些交通要道如渡口、港口、關隘以及一些主教駐地、寺院和封建城堡附近聚居下來，利用其手工技能製成手工業產品以交換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物品。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地方人口逐漸增加，來往商人和商品交換行為增多，使得這些聚居地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城市。以後農奴的逃亡行為隨城市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大而成為階級對抗的主要方式。當時，西歐流行過一句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對此，湯普遜曾評價道：“城市的迅速發展曾引起農民狀況的改善。”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使得很多城市專門製定了許多有利於逃亡農奴的法令。例如，1168年聖托美爾城規定，農奴入城後，領主不得追捕；1127年英王亨利三世給克勞徹斯特城頒布特許證明文規定：農奴在城市住一年零一天便成為自由人。除製定相應的法規外，有的城市走得更遠，甚至主張廢除農奴製，例如，意大利的衛爾夫派城市提倡釋放農奴，並且在很多場合還允許農奴以金錢來贖買他們的自由。由此不難看出一種新的生產關係與舊製度之間的激烈衝突與對抗。自由農奴在城市聚居數量的增加，一方麵增大了消費群體的基數；另一方麵又提供了眾多的勞力資源以從事手工業活動。這些無疑都極大地促進了城市商品交換行為的增多，使城市逐步擺脫了封建城市的封閉特性而走向開放型的發展，這顯然是與新型生產關係的發展相符的。
3.貿易的發展促成了城市的產生
美國學者湯普遜認為，貿易發展是城市發展的基本的共同原則，是城市起源過程中的一個具有原動力的積極因素。由此可見貿易發展在城市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中世紀時，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的發展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然環境的影響，地理因素“對於一個中世紀城市生活的發展是具有最大影響的。尤其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和它周圍的自然資源使城市獲得了經濟特征和重要地位”[25]。綜觀中世紀時歐洲最早的城市無不與其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有關。這時期最先出現的城市主要集中於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地以及北歐波羅的海沿岸的港口，如後來的漢薩聯盟等。這不能不說與這兩地發達的海上交通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以意大利諸城市為例，由於與東方各國貿易往來的地中海航道的打通，再加上十字軍東征掃除了意大利各城市的貿易競爭對手，這一地區城市不僅數量多，而且發展較快，成為歐洲資本主義因素萌芽最早的地區。他們從近東和遠東地區販入香料和奢侈品，以此為中轉地，然後向歐洲大陸腹地傾銷這些商品。可以說，意大利這些港口城市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貿易集散地的發展和壯大，而北歐萊茵河附近城市的興起也不例外。
（二）歐洲城市社會階層的分化
社會階層的分化往往是以不同的經濟地位為標準的。如果說在中世紀城市出現之初還具有一些平等、民主的意味的話，那麽隨著城市的發展，不同經濟地位的階層開始在城市內部和外部同時出現了分化。城市內部出現了早期的資產階級、市民階層以及那些處於城市生活最底層的雇工、學徒工人等；城市外部則是整個市民階層與封建地主或者教會二者間的分化。內部社會階層的分化是借助於行會的出現得以實現的，而外部社會階層的分化則是城市自治運動的結果。因此可以說城市自治運動和行會的出現提供了城市社會階層分化的外部環境。
1.城市自治運動與社會階層的分化
城市出現之初，大都受到封建教俗領主的製約，這種製約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城市經濟生活的自由發展。隨著城市工商業者經濟地位的提高，他們迫切需要打破這種限製以獲得自主的發展機會；又由於封建領主對城市居民的各種攤派、稅收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從而激起了全體城市居民的反抗。這些城市居民和工商業貴族結成城市自治聯盟，反對領主對城市的控製，實現城市的自治。道森曾這樣評價自治聯盟：“它是中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創舉之一。自治聯盟不隻是商人的聯盟，而是一個城鎮所有居民的聯盟，他們都受到保衛共同和平、維護共同自由、服從共同首領這一誓約的約束。”[26]在共同誓約聚合之下的城市自治聯盟，或采取贖買的辦法，或采取武裝鬥爭的手段，或二者兼用，於12世紀開始掀起向封建領主爭取自治權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一部分城市取得了獨立的自主權；而一部分城市則與封建領主相妥協，取得了不完全的自主權。取得完全自主權的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德意誌的城市則形成了獨立的共和國。在這些共和國內，政權由一個顯貴團體行使，並逐步發展成為一個主權團體。它製定條例、法律，對外有宣戰、媾和的權力；對內行政權由行政長官負責行使，這些行政長官或叫“城長”，或叫“市長”或“統領”。這樣就形成了城市貴族與城市居民二者的社會分層。那些隻具有不完全自治權利的城市，由於領主仍然擁有極大的城市控製權，所以一般城市的行政長官如市長等都是領主的代理人，代理人代表領主行使一切權力，如宣布判決、課征賦稅等。城市必須向領主履行一定的義務如交納賦稅等。在這種類型的城市裏，城市貴族的自主性也有著不完全的體現，由他們中間選舉出的執政官或“士紳會議”，可以行使一定的行政權力如通過城市的法令等，並且依照封建領主的授權可以按照他們自己的習慣法受到審判，但沒有權利建立自己的政府。這樣，就在貴族及其代理人和城市居民之間形成了一個第三等級，這標誌著資產階級開始逐步插手城市事務的管理。
2.行會的形成與社會階層的分化
如果說城市自治運動帶來的社會階層分化屬於宏觀層麵的話，那麽隨行會出現所造成的社會階層分化則可看成是微觀層麵上的一種分化。行會的起源和城市起源一樣錯綜複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早期中世紀世界，下層社會到處覺得有組成某種集團的必要性”。對此，根特曾做出如下審慎的論斷：“在早期，我們祖先中間，盛行著一種較為持久的、實際的而又合理的目的所表現的自由結社與組織的精神，關於這一點是無須尋求更遠的根源的。它無須乎外地的榜樣，但隻要當他們的一般文明狀態允許並需要它的時候，它就興起了，並按照情況與目的采取了各種不同的形式……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來自周圍鄉村的移民居住著的。他們由於變更了他們的住處，離開了他們的親屬，因而離開了那些患難與共、休戚相關的人們。行會在某種程度上所提供的，正是他們親屬的作用。”[27]這種借助於共同利益紐帶的集團實際上成了中世紀城市居民獲得獨立身份的一種手段。對此道森認為：“中世紀的行會生活，是公社生活的一個縮影，它的高度穩定性，使得其成員身份在個人的生活中比城市公民身份本身更為重要，因為主要是通過行會，普通人才能行使和實現他的公民權。”[28]由此可見行會在中世紀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縱觀中世紀的行會發展，其種類繁多，大體可以分為手工業者行會和商人行會兩大類。
手工業行會是手工業者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由不同手工業作坊主聯合起來反對外來競爭和壓迫的一種組織。這種組織一般由同業的作坊主聚合而成，這些作坊主稱為行東。整個行會由會員選舉行頭（行會主席）或監管來負責行會的日常事務，如產品的規格、質量和數量，學徒的年限及勞動日長短等。這些決定具有對內的一致性和強製性。行會實際上是一個由行頭、行東和會員組成的嚴密的集團，這樣有利於增強競爭力；同時在每個作坊內部也有嚴格的分層，包括作坊主、幫工或學徒三個層次。一般學徒學習年限為2—7年，由作坊主視其表現決定是否升為幫工，在學徒期間沒有工資，隻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幫工則可領到少量的工資，在為作坊主工作幾年後，依據相應標準被確定是否有資格獨立開設作坊，成為匠師。這些標準大都由行會統一製定，隻有審查通過之後方可被行會認可。實質上，作坊主與幫工、學徒之間是一種典型的宗法性師徒關係，幫工和學徒處於行會的最底層，與作坊主之間具有緊密的人身依附關係。
隨著城市商業的發展，商人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特別是外來商人之間的競爭。為了保證對市場的獨占地位和對商業的壟斷，商人之間也組成聯盟，從而形成了商人行會。一般每個城市擁有一個獨立的商人聯合體，也有按經營範圍結成的商人行會，這時期還出現了跨城市、跨地區的商人聯合公會。商人公會中有相應的領袖，他們決定商人行會的所有事務，而加入行會的商人成為會員，擁有相應的權利和承擔一定的義務。這些商人公會的領袖與高利貸主、城內的大房地產主共同構成了城市貴族。他們控製了城市議會，把持了城市的對外貿易等發展大權，成為城市的上流階層，商人行會會員則構成了城市的市民階層。
城市的社會階層在手工業行會和商人行會的共同作用下，基本上分成了城市貴族階層、市民階層和雇工階層三類。城市貴族階層以後出現分化，大部分成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另有一部分則成為封建主貴族而被淘汰；城市市民階層由行會的行東及會員、商人行會的會長共同構成，他們由於具有獨立的經濟發展權，最終大部分也上升為資產階級；而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則是雇工階層，他們是最初的無產階級，與市民階層與貴族階層都有著極強的人身依附關係。正是這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構成了以後新型生產關係向舊有製度鬥爭的主力軍。他們由於具有對自由的深切熱望，所以形成了西方典型的市民精神。對此，法國布道家紮克·得·維特裏約在1200年時大力稱道這種精神，他說道：“市民能深思熟慮，對公共事務勤勞而又熱心，他們拒絕屈從別人，並防止任何人侵犯他們的自由。”[29]由此，西方社會逐步步入了一個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