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波齊奧和布魯尼對教育思想發展的貢獻

弗吉裏奧的教育思想在當時的意大利上層社會獲得廣泛回應，被越來越多地付諸實踐，1420年弗吉裏奧離世時，很多貴族家庭都聘請了家庭教師對其子弟進行新式的人文主義教育。在教育理論的發展方麵，弗吉裏奧也非後繼無人，不少學者緊跟其後在教育理論探索方麵繼續前行，克裏索羅拉的兩個學生波齊奧和布魯尼是其中最優秀者。在15世紀的整個前半葉，波齊奧和布魯尼是當時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波齊奧對教育思想的主要貢獻是發現了昆體良《雄辯術原理》的全本，進一步促進了古典教育思想的複興。布魯尼對教育思想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他第一個論述了如何對女子實施人文主義教育的問題。

一、波齊奧發現《雄辯術原理》全本

西方教育史家波溫認為，在弗吉裏奧的《論紳士教育》之後，沒有比波齊奧於1415年發現《雄辯術原理》全本更能促進人文主義前行的事件了。[45]

波齊奧（Poggio Bracciolini，1386—1459年）出生於佛羅倫薩的一個藥商之家，曾參加薩留塔蒂領導的人文主義團體，努力搜集古典作家的文稿，並加以整理注釋以利時人閱讀。從1403年起他在羅馬教廷擔任書記員和秘書，在羅馬期間，他搜集了大量古羅馬銘刻，記錄了古羅馬的文物建築遺跡，寫了《時運無常》一書，開辟了對文物古跡進行考古學和曆史研究的先例。波齊奧文風尖銳，將典雅與滑稽融為一體，對當時的一些社會問題進行揭露和諷刺，對教會和貴族多有不恭之詞。他的《論貪婪》以對話的形式討論發財致富問題，認為人們忙忙碌碌皆為求利，教士關於禁欲的說教含欺騙成分，實際也是為掩蓋其追求財富的行為。他認為財富是國家繁榮的基礎。《論高尚》則認為人之高貴與否在於是否擁有美德，他嘲笑貴族身份是靠祖先從事強盜事業得來的，貴族不務正業如同野獸無所事事。《反對偽善者》則攻擊僧侶遊手好閑，靠偽善達到貪財好色的目的。這些觀點都具有典型的人文主義色彩。1453年波齊奧回到佛羅倫薩擔任文書長，並寫了《佛羅倫薩史》，高度評價佛羅倫薩的政治和文化成就。1459年他逝世於佛羅倫薩。

波齊奧是15世紀意大利最偉大的古代手稿發現者，他搜集、整理、抄寫古典文獻的活動對佛羅倫薩和意大利的人文主義運動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的最有名的一次發現活動是他在康斯坦茨宗教會議期間完成的。

1414年到1418年，在瑞士的康斯坦茨召開了著名的康斯坦茨宗教會議，會議的目的是解決教皇皇位之爭，從當時的三位教皇中，選出一位能被世人普遍接受的教皇，結束教廷分立的局麵。革新教會管理也是這次大會的議程。前一個目的得以實現，而後一個目的則沒有實現，致使教會繼續腐敗，並最後導致了宗教改革運動。波齊奧當時是教廷的秘書官，因職務關係而參加這次會議。他對會議本身沒有什麽值得一書的作為，令他名垂青史的發現古代文稿一事是他在休會期間完成的。瑞士的聖高盧（St Gall）附近有一座本尼狄克教派的修道院，建於8世紀，因其圖書館的藏書而一直享有盛譽。波齊奧亦聞其名，故從康斯坦茨啟程赴此，道路崎嶇難行，曆盡艱辛，然不虛此行，收獲頗豐，其中最主要的收獲就是發現了昆體良《雄辯術原理》的全本。波齊奧在給布魯尼和尼可洛的信中，毫不掩飾其狂喜之情：

我確切相信，如果我們不來營救，他（昆體良）一定會很快地被毀掉；因為不可想象一個偉大、無瑕、優美、文雅和智慧的人，能夠如此長期地忍受監牢的悲慘景況，忍受監獄看守的殘暴和這種淒涼而汙穢的地方。在那裏我發現了他。他看來的確非常哀傷而且憤怒，好像一個定了罪的囚犯，長著蓬亂的胡須和粗糙的頭發，他的麵部表情和裝飾表示著對給予他的不公平的判決的抗議。他似乎是在伸出雙手，向古羅馬人呼籲，要求把他從不應有的判決中拯救出來。他不堪忍受的是，他曾經用他的雄辯術維護了許多人的生命，但是現在卻無一人來給他的冤屈平反，沒一個人出麵把他從不公正的懲罰中營救出來。用特仁斯的話來講，你不敢希望得到一個機會，對於他是如此幸運，對我們更為幸運的時機偶然到來了，我們在康斯坦茨的閑暇時間想到要去訪問監禁他的監獄。聖高盧修道院距康斯坦茨大約有20英裏[46]路。到那裏去，一方麵為了消遣，一方麵為了搜尋圖書。我們聽說，在那裏的女修道院有一所大的圖書收藏所，我們便直接出發到那裏去。在一所連現在的圖書目錄也不能包羅無遺的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裏我們發現了昆體良，雖然由於疏忽和年久而積滿了灰塵和汙垢，但卻還算完整。但是你要知道這些書並非按照他們的價值保存著的，而是放在極其汙穢和黑暗的城堡主樓的底部，這種地方，縱然是定了罪的犯人也很難勉強進到裏麵。我堅信，任何人隻要察訪一下囚禁此種罪犯的那些野蠻人的監牢，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比那些很久以前曾空談過他們的悼詞的人來說，還要幸運些。[47]

從此可看出人文主義者對古代作家的崇敬之情，對古典文化的敬仰之心。昆體良辭世時，念悼詞者還在，但是一千多年之後的現在，念悼詞者已早被人忘卻，但昆體良還活著。故此波齊奧說，昆體良較之昆體良的念悼詞者更幸運。布魯尼在給波齊奧的複信中，對波齊奧的發現驚喜不已。

這是你的榮耀，由於你的努力，這些著名學者的著作才得以重見天日。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忘記，當歎息那些失散而無法找到的手稿，卻又重新被發現時，他們將多麽感激你……由於你，我們全部占有了昆體良，過去我們隻能說占有他的一半，而且他的原文不全並有訛誤。啊，珍貴的獲得，啊，意外的享有，我將真的能夠讀到昆體良全部著作嗎？這些著作，在它被發現以前遭到破壞並被刪改得支離破碎，現在卻成了我的安慰品。我祈求你立即把它送來至少在我死前能夠看到它。[48]

在教育理論匱乏的時代，《雄辯術原理》全本的發現無異於雪中送炭，盡管隻是複興古人思想，但其意義不亞於教育思想的創新，甚至比創新還重要，因為當時敬仰古人遠勝於敬仰活人。昆體良教育思想在人文主義者中間的傳播，為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營養，“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堅信，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找到了這個失傳甚久的聖杯，在這個聖杯之中，盛放著古代的教育智慧”[49]。

以崇尚古典作家及其作品、複興古典文化為特征的人文主義在發展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早在15世紀初就有反對的聲音。異聲來自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學者，他們出於維護民族語言（俗話）的考慮而反對人文主義。他們在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之後想使民族語言成為一種有價值的文學語言，而人文主義強調複興古典文化，關注拉丁語、希臘語及其文學，他們認為推崇古典語言將會窒息民族語言的發展。另一方麵是宗教人士，他們出於宗教的目的而反對人文主義。一位多明尼克派教士基於其宗教保守主義觀念，認為人文主義頌揚異教文化而忽視了教會的教化之天職，有離經叛道之嫌。

這兩種指責對人文主義的發展並無大礙，因為並未擊中要害。首先，人文主義者並不反對俗語，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如此，即使是布魯尼，他於1436年也為佛羅倫薩的俗語辯護，誇讚其完美。一些學者認為人文主義的古典色彩與俗語的發展相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不理解人文主義的真實意圖，他們隻看到皮毛，未及人文主義之精髓。其次，人文主義者並不反對天主教。意大利人文主義者批判天主教會是實，但批判教會與否定天主教是兩回事，人文主義者往往都有虔誠的宗教信仰。一個天主教人士因人文主義者複興古典世俗文化而指責他們離經叛道，會使人文主義者自己也感到冤枉。事實上，人文主義者都不否認宗教的意義和價值。布魯尼在其著作《學習和文學》中就非常強調宗教科目的重要性。

二、布魯尼的教育思想

人文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既有友聲，亦有異音。在15世紀的第二個25年裏，布魯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是人文主義最傑出的捍衛者。布魯尼出生於阿雷佐一個糧商家庭。1390年或稍後來到佛羅倫薩學習法律，後參加了薩留塔蒂的人文主義團體並師從克裏索羅拉學習希臘文，還擔任過美第奇家族的家庭教師。1405年到羅馬教廷擔任教皇秘書，1415年返回佛羅倫薩擔任公職，1427年起任佛羅倫薩文書長，直到1444年去世。布魯尼是市民人文主義的新一代代表人物，圍繞市民人文主義這一主題他寫了大量著作，其中最重要者是他用拉丁文寫的《佛羅倫薩人民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他把佛羅倫薩從古羅馬時代一直寫到當代，把佛羅倫薩的曆史寫成佛羅倫薩人民繼承和發揚古羅馬共和傳統，在各方麵不斷取得成就的曆史，打破了中世紀史學家把曆史看作按神意而活動的結果，強調共和製度在保障公民自由和激發愛國主義熱情方麵的優越性，強調共和製度與古典文化傳統對城市繁榮發展的貢獻。布魯尼開創了從世俗角度和以政治觀點為指導撰寫曆史的近代史學之風，在倫理觀上他較前人更進一步，認為學者應積極投身於社會，不應與世隔絕，過隱居和閑散的生活。他鼓勵對財富的占有，認為占有物質財富利於行善，窮困將會限製德行的發展。布魯尼本人就曾投資於保險業、商業、銀行業，置有多處地產，他是佛羅倫薩最富有的人之一。

布魯尼精通希臘文，他用拉丁文重譯了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和《政治學》，還翻譯了柏拉圖的幾部著作。這樣，布魯尼的知識背景就與彼特拉克等人有了顯著的不同。這種不同在其教育思想中也有較明顯的反應。在教育方麵，布魯尼認為非凡的才華隻能從淵博的知識中產生，一個人應廣涉時事，博覽群書，使思想豐富多彩；要首先學習最重要的最有用的東西，要成為對未來充滿智慧的人。

布魯尼關於教育的論述，集中體現在他的一封題為《學習與文學》（De studiis et literis，英文為 On Study and Literature）的信中。這封信是寫給一位名叫巴普蒂斯塔（Baptista di Montefeltro，1383—1450年）的女士的。

巴普蒂斯塔是烏爾比諾伯爵的幼女，她22歲時嫁給了皮卡諾（Pecaro）城的一位貴族。這是一粧不幸的婚姻，1429—1431年其夫執政，因無能而受人憎恨並被驅逐出該城。巴普蒂斯塔遂返回烏爾比諾，寡居和隱居近20年直至去世。婚前，巴普蒂斯塔就愛好詩歌，心醉神迷於古典文學。婚後，她對文學的熱情絲毫未減，寡居期間更是專心於文學。巴普蒂斯塔不僅善寫，而且擅長於演說，是當時深受人文主義影響的具有較高人文修養的優秀女性。

布魯尼給她寫這封信的具體時間不好判定，一說是在她1405年婚後不久[50]，一說是在1423—1426年[51]。從信的內容看，後者似更可信。因為信的開頭就說：“傑出的女士，您在知識界享有的較高聲譽促使我給您寫這封信，一是向您已獲得的成就表達敬意，二是鼓勵您繼續努力。”[52]巴普蒂斯塔結婚時才20出頭，享譽知識界的可能性不大，而在信中，布魯尼對她褒揚有加，因此，此信大約寫於1423—1426年。

在信中，布魯尼對女性受教育，對女性潛心求知並無偏見，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由於收信人是一位女性，他在提出其人文主義教育方案時必定要考慮到女性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他沒有提及修辭學和體育，“因為修辭學是為直接的公共活動做準備的，而體育是承擔軍事義務的基礎”[53]，公共活動和軍事離女性較遠，故布魯尼未予討論。如同信的標題所表明的，布魯尼討論的是文學的學習問題，這個問題是人文主義教育問題的核心。

布魯尼所理解的文學是非常寬泛的，包括曆史、古典文學作品，甚至還包括基督教作家如奧古斯丁、哲羅姆等人的作品等。

布魯尼認為，一個人要贏得聲譽，要進入卓絕之境，要更好地享受生活，需學習廣泛而多樣的知識。然而，不同知識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故在時間和精力分配上也應相應有差異。布魯尼認為曆史最重要，忽視曆史的人談不上有真正的教養。了解我們的曆史的淵源及其發展、了解過去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們的責任。曆史的價值不在於回首過去更在於它能助益於現在，曆史能使人洞察現在，能給人提供有益的借鑒。曆史有道德教化之效，它為道德規則提供了具體的事例。對於君王而言，曆史是一麵鏡子，益於其確定治國方略。布魯尼認為，在流傳至今的有永恒價值的古代文學作品中，曆史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古人的曆史著作文風清新優雅，讓人油然而生敬意。布魯尼認為，勤勉的女士是完全能領會這些作家的作品的。布魯尼指出，曆史是對史實最簡潔的描述，其內容並不錯綜複雜，因而易於學習。而一旦我們掌握了這些史實，它們就會存留於我們的記憶之中。

接著，布魯尼又討論了古代演說家的作品。他說，沒有人比古代的偉大演說家更衷心地歌頌美德、更強烈地譴責罪惡。從他們那裏，我們還可以學會怎樣安慰、鼓勵和勸誡他人，學會怎樣給他們提建議。如果說是哲學家提供了演說中的一些原理和原則，那麽演說家則賦予這些原理和原則以血肉、以情感、以令人信服的感染力，正是從演說家那裏我們學習到優雅絕倫、扣人心弦的表達。在演說詞中，我們還可發現豐富多樣的詞匯、清新流暢的風格、蓬勃向上的生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這些皆可裨益於我們的寫作和交談。

布魯尼非常重視詩歌。在這封信中單討論詩歌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他認為詩歌是每一位有教養的女士都必須非常熟悉的學科。古代偉大的思想家莫不被詩歌所吸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西塞羅、塞涅卡、哲羅姆、奧古斯丁等人在其著述中常常引述詩句，表明他們對詩人的熟知。詩歌之所以重要，既在於其題材的豐富多樣，又在於其形式的優雅動人。古代詩人的詩作涉及麵甚廣，事物的本質、萬物的起源、戰爭的技巧、和平的藝術、道德的準則、宗教的情感、日常的重要事務莫不在其描述之列，因此，布魯尼認為，詩歌是知識的重要源泉，布魯尼要求今人通過詩歌學習古人的智慧以利現世之人生事務。同樣重要的，詩歌還具有非凡的感召力，“所有這一切都表達得如此優美，如此高雅，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尊崇”[54]。布魯尼認為詩歌的節奏、格律與人的情感世界有著特殊的聯係，沒有什麽其他的力量比詩歌更能打動人的精神、影響人的情感。引申開來，可以看到，實際上布魯尼將詩歌視為一種重要的教育力量，不僅詩歌的內容有教育意義，而且詩歌的形式也具有教育意義。正因為對詩歌有這樣的認識，布魯尼指出，詩歌在知識方麵能給人提供有價值的幫助，在表現形式上較之其他形式的文學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在精神方麵能給人帶來使人高貴的愉悅，若有人對其價值漠然置之或無動於衷，那他就不配稱為有教養之人。

布魯尼愛詩如命，然而當時卻有一些人反對學習古代作家的詩歌，理由是古詩的題材選自愛情故事和罪惡故事，不利於敦化人之德行。布魯尼問道：“你們能找到關於永恒和摯愛的更好的範例或者使女性具有最高美德方麵更好的題材嗎？”[55]布魯尼也承認在古典詩歌之外也有一些詩歌對人有教育作用，但布魯尼認為這些詩歌數量較少而且缺乏文學的魅力，對人難以產生強烈的感染。布魯尼認為忽視古典詩歌之美而僅注意其瑕疵是不公正的。

布魯尼認為，不同的知識的價值是不同的，對有些知識，他極力壓製學習者學習的熱情，而對另一些知識，他極力激發學習者學習的熱情。如前所述，他極力激發人們去學習曆史、演說詞和詩歌，那麽他不願讓人學習哪些知識呢？他認為有些知識適度知道即可，沒必要精熟於心，沒必要投入過多的時間，算術、幾何、占星術就屬此類，這些知識具有錯綜複雜的特性，優雅的大腦被其吸引是不值得的。令人驚異的是，布魯尼將修辭學也劃入此列。原因是布魯尼認為對婦女進行教育要針對其特點和職責，各式各樣的辯論和論戰如公眾討論、法庭辯護等皆在婦女的職責之外，與其無關，故沒有必要要求婦女學習與辯論和論戰密切相關的修辭學。

文以載道，布魯尼所看重的曆史、演說詞、詩歌等都是由文字來構成的，那麽文所載之“道”是什麽呢？布魯尼認為“道”就是其中所蘊含的宗教與倫理精神，他說：“在對一個基督教女士進行教育時，應將宗教和道德置於首位。”[56]前文討論曆史、演說詞和詩歌時已涉及此問題。布魯尼看到了詩歌對培養宗教情感的作用[57]，看到了曆史、演說和詩歌的倫理價值。他要求女士學習教會文學，尤其是要研讀奧古斯丁的作品。但他同時又認為一位有教養的基督教女士沒必要完全沉迷於教會文學，沒必要使自己成為一個教會作家。布魯尼對宗教問題論述甚少。在談及道德問題時，布魯尼回溯至古希臘羅馬時代，認為禁欲、節製、謙虛、公正、自信、高尚等古希臘羅馬留下來的品德，應受到真誠的尊敬。人必須探討這樣一些問題，即有什麽樣的德行才能使人幸福？如果幸福與否取決於美德，以美德為主要或唯一因素，那麽幸福是否會被痛苦、監禁、放逐所破壞？如果承認這些可以阻礙一個人幸福，是否可以進一步說正是它們使人陷入悲慘之境？難道幸福意味著趨樂避痛？抑或意味著對正直的感知？抑或意味著躬行美德？這些問題最值得探討，對男人對女人皆然。

布魯尼重道亦重載道之“文”。他說：“一個人隻有行萬裏路、讀萬卷書方能達於教育的高境界。詩人、演說家、曆史家和其他賢哲皆各有其長，各自都會令人受益，我們必須潛心研究之，這樣我們的知識才會變得豐富、多樣、優雅和好用，才能在各個領域對人的言行有所幫助。但是，為了有效地運用我們的知識，我們必須把它們表達得更有力量。學問的兩個方麵的確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相得益彰。擅長於表達，但孤陋寡聞，不熟悉事實和真理，那是無益的；反之，知識麵甚廣，但不能將其優美地表達出來，就如同把知識放在一個容器中使其難見天日，或者因表述不清而使其顯得殘缺不全。的確，完全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擁有艱深且多樣的知識，然而如果他不能用適合這個學科的語言去表達它，這種擁有又有何益處？無論如何，若一個人既有淵博的學識又有優雅的表達風格，我們就應讓其獲得出類拔萃及永恒榮譽之最高稱號。”[58]

內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布魯尼二者並重。他要求在研讀古典作品時要注意體會其表達形式的優點並要求學習者學習這些表達技巧。為此，他在教育方法方麵提出了若幹具體的要求。

布魯尼非常強調基礎知識的學習，認為如果基礎知識掌握不好，是不可能建立起一座知識大廈的，既不能領悟他人作品之妙，也不可能優雅地表達自己。他要求閱讀時要細心，留心詞匯的使用、詞形的變化、修辭和比喻的運用以及所有的寫作技巧如格律和反襯等，從此體會文字的風格和韻致。在閱讀時應注意作品的選擇，應選擇一流的古希臘、古羅馬和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來讀，格調不高的作品隻會給人帶來負麵影響。在許多名家中，布魯尼對西塞羅和維吉爾讚佩有加。他說，在古典作家中，西塞羅會給人帶來恒久的歡樂，其思想之豐富，語言之多變，風格之有力，無人堪比。維吉爾僅次於西塞羅，維吉爾是我們民族文學的光榮和驕傲。[59]

布魯尼提倡大聲朗讀，認為用清晰、準確的音調朗讀作品，有助於體會作品的節律之美，有助於抓住作品的要旨、把握作品的框架，有助於提高個人的閱讀能力。

布魯尼認為每個學生都應有個人的練習本，在他之前，從未有歐洲學者提出通過練習本進行教學的建議，他是提出這種新課堂教學方法的第一人。[60]布魯尼是從克裏索羅拉那裏學會使用筆記本的，當時在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筆記本已被使用。布魯尼必定是從使用中嚐到了甜頭，故推薦此種方法。筆記本的普遍使用受物質條件的限製，必須有價廉的充足的紙張供應。但由於紙的生產量有限，紙價甚貴，當時紙張的使用是很受客觀條件限製的。因此布魯尼的建議明顯是對上層社會而言的，是有所指的。幾個世紀之後，大眾教育才普遍使用紙張來做練習用。

總體而言，布魯尼的教育思想缺乏廣度，這可能與其隻是討論女子教育這一問題有關；同時也缺乏深度，教育思想中有新意之處、獨特之處並不多見。